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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說，政治是醜惡的、是肮髒的。玩政治的人，也即是政客，人品是卑劣的，是上不得台麵的。
可是在我們中國人的教科書和日常生活中，就提倡人們去講政治，政治因而，就成為一門藝術，一種時尚，要人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玩政治的人，也都是偉光正，直到他最終被放倒的那一刻。
政治鬥爭，不講道德，沒有法理，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成功者是王，失敗者為寇。
是人都要吃喝拉撒睡，都有其兩麵性。台上是君子，台下是禽獸，十有八九。但屎盆子最終，總要有人來頂。
以前是曹操、秦檜、楊貴妃。當代就成了林彪、四人幫。
還有一個，是北京的陳希同市長。
附：[轉帖] 我所讀到的“四人幫”
說起來不怕笑話，我至今還記得的、小時侯最早唱的一首歌就是什麽“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從我懂得分辨好壞開始，我就認定“四人幫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壞的壞蛋”，我的眼裏他們比“文革”中加在劉少奇身上的“叛徒、漢奸、工賊”的形象還要醜惡無比。
例如，我很早就聽說王洪文閑得無聊往地上扔手表，李銀橋的回憶裏也說解放後江青越來越難伺候，這些都進一步加深了我對四人幫的厭惡。所以後來看到一位當年工作人員說當年四人幫買什麽私人東西也是自己掏腰包，從來不敢想著往公家報銷。姚文元早上還是自己路上買早點吃，邊吃邊走好趕會議，我也覺得不過是裝清廉而已。
後來遇到一位學法律的朋友，他說過一點他的法律思想：如果被審判的一方根本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資格，那麽就和對一個稻草人射箭一樣,很難說審判是合理的。
他還說，要把私人事務和公共事件分開，也要把犯罪和正常的權力爭奪分開。例如扔手表，隻要是他自己買的，如果人家隻是想試試手表的質量，也不好指責太多。而文革時期真正審判的幹部比例好象也不是太大，大部分就是靠邊站，和現在的新老交接很難說有什麽區別。
我忽然想到，這麽多年裏，對“四人幫”的揭批以及道德上的審判，幾乎是我們民族人人參與的一個曆程，然而，我印象中幾乎沒有聽到被審判的“四人幫”對自己有什麽辯解，尤其是在當年法庭以外的重大政治事件方麵。
那位朋友也說了一點懷疑，就是“文革”中大量的醜惡現象真的都應該由四人幫集團負責麽？或者林彪、康生幹的壞事都算他們幹的麽？或者所有事情他們都是始作俑者並且壞到極點麽？
例如《光明日報》1976年10月4日的社論《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我一直以來相信這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信號，但是現在的史實已經證明，社論不是出自“四人幫”指令，而是“梁效”們早已確定發表的。當時的寫作者後來都免於追究責任。
以遇羅克的事情來說，我一直相信他是因為反抗江青的反動“血統論”而受到迫害的，後來有人卻告訴我說當時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是從來明確反對“血統論”的，鼓吹“血統論”的是保皇派子弟，也就是“中央文革”要打倒的一方。
前幾天讀羅點點（羅峪平）的《紅色家族檔案》，書中提到，羅瑞卿大將自殘後不幸坐監，一場大病需要做手術，結果沒有做成，我開始以為又是江青他們搞的鬼，但是作者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迅速批示搶救，而羅瑞卿的老對頭林彪卻居心叵測想整死羅瑞卿。
我忽然想到，“文革”中真的所有整人的事情都是“四人幫”幹的麽？或者有別的人呢？例如軍隊裏那些被整的將帥，江青曆史上基本沒有軍事領域恩怨，怎麽好象所有將軍的遭遇卻算到“四人幫”頭上？說江青整了文藝界我是相信的，畢竟她在上海時結下一批恩怨嘛。
再例如，賀龍元帥蒙冤我也一直聽到的是江青怎樣設陷阱，但是讀師東兵的《秦城冷月》等書，卻說是江青最早提出給賀龍恢複名譽的。
《秦城冷月》裏還有一個小插曲，姚文元在監獄裏打聽中國中國農業生產情況，聽到1979年糧食大豐收時，他連忙請獄警轉告中央：請中央領導同誌注意一定不要敞開供應，1958年我們就是因為豐收敞開供應釀成嚴重後果……
我“啊”了一下，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四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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