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少群
最近我們以極大的耐心,翻閱了反共文人王健民寫的《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江西時期)》(以下簡稱《史稿(江西時期)》)。初意本以為此書既然冠以"史稿"名稱,總應該有些引人可讀的價值。但是,讀完這部洋洋七十萬言的"巨著"之後,立即否定了上述想法。該書除了竊取我們黨的一些曆史文件之外,大部分是抄錄的國民黨官方發布的反共材料和共產黨的叛徒們所散布的攻擊共產黨的一切汙言穢語;出自作者筆下的文字,也全是對共產黨的最露骨、最刻毒的攻擊之詞。所以,這不是什麽曆史研究,而確確實實是在搞反共宣傳。
由於十年內亂,中共黨史上的一些重大的曆史事實,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弄得顛顛倒倒,麵目全非;由於我們一些製度上的缺陷,一段時間黨史資料限製得過嚴;同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公開了毛澤東同誌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所以一開始,有些黨史工作者對這本書中所列的一些文件資料和所謂"史實"是頗感興趣的,在教學和研究中往往不加分析批判地引用。這就造成了混亂,且至今未能得到澄清。我們本應對這本書花點工夫做一些研究,對其觀點、資料到體例、"史實"等,都做一些剖析。由於個人水平所限和刊物篇幅的限製,這些想法一時尚不能實現。現在我僅就該書中對某些史實的嚴重歪曲的地方加以揭露和批駁,以期引起廣大黨史工作者的注意,大家都來對這本書作進一步的剖析,以肅清其流毒。
在《史稿(江西時期)》中,作者儼然以內行、專家自居,羅列了很多所謂我黨的"史實"。這是一段時期內有些人比較感到興趣的東西。但隻須稍加查對,即可發現這些所謂"史實",其歪曲混亂的地方幾乎多到和大到無以複加的地步。這不完全是出於無知,而是由王先生的立場、觀點所決定的。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對這些"史實"一一去加以考核,隻需從中指出若幹加以說明,以證其偽,即可窺一斑而知其全豹了。
現在我先錄出書中以下十二處原文,然後再加以駁議。
一、"農曆元旦,......在宜章縣立中學宣布成立'紅軍第四軍'(未得中共中央指示,自定番號),......朱德自任軍長。改一四○團為紅軍二十八團,王爾琢任團長,陳毅為黨代表;將粵湘裹脅農民編為二十九團,胡大海任團長,龔楚為黨代表"。(第182頁)
這裏說的是朱德、陳毅於一九二八年一月領導湘南年關暴動後部隊改編的情況。番號都說錯了。宜章暴動勝利後,起義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朱德任師長,陳毅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隨後將宜章農軍(沒有廣東農民)編為第三師,胡少海(非胡大海)任師長。作者張冠李戴,把後來井岡山"朱毛會師"整編部隊的情況套過來了。井岡山會師後成立的是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紅四軍"的稱號是中共中央六月四日來信後才改稱的。宜章改編時哪裏來的"紅四軍"?哪裏來的"紅軍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
二、"其時(指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引者),中共中央代表杜修經攜指示到達。......當晚召集會議,規定紅四軍任務,並成立'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指定毛澤東、朱德、龔楚為常委,陳毅、王爾琢等為委員"。(第182頁)
熟悉黨史的人,知道這裏講的是井岡山根據地時期召開的永新聯席會議的情況。但是,作者卻弄得錯亂不堪,簡直一句也不對。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杜修經的確到了井岡山根據地,但不是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而是"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59頁。】,同來的還有"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59頁。】。杜修經來是傳達省委六月二十六日指示信,要紅四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8頁。】。當晚,毛澤東主持在永新縣城召開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8頁。】七月四日,毛澤東專門將會議內容向湖南省委寫了報告。在這個會議上,也根本沒有"成立"前敵委員會,而且還撤銷了毛澤東特委書記的職務,派楊開明為代理書記。關於前委組織,早在這年三月間即"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58頁。】,直到十一月六日才"重新組織",並"依中央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誌(宋喬生)、一農民同誌(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6頁。】。這是前委重組後的情況。不但沒有聽說"陳毅、王爾琢等為委員"的事,而且前委此時無常委,也更朱聽說過"龔楚為常委"的事。
作者在這裏還把湘南的"三月失敗"說成是"五月中旬"(第182頁),因而"朱毛會師"的時間也被弄錯了。不僅如此,作者又依據龔楚《我與紅軍》中所述,將紅四軍編製情況也說得十分混亂。如紅四軍編為六個團,書中說成"三個團";原毛澤東所部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改為三十一團,袁文才、王佐所部改為第三十二團,書中卻說"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與袁文才、王佐部合編為一團,仍冠以第三十四團番號"。(第183頁)
三、"七月底,毛澤東狃於七級嶺之役,欲向湘南擴張(毛文歸咎於杜修經之錯誤領導),進攻郴縣"。(第185頁)
這說的是井岡山"八月失敗"的原因,作者卻作了徹底的歪曲。"八月失敗"明明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59頁。】,"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使邊界和紅軍一起失敗"【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9頁。】。這一情況毛澤東當年十一月就向黨中央寫了報告;更重要的是還有當年七月四日毛澤東給湖南省委的報告可資證明。如照書中所說,毛澤東是應親自帶隊去湘南的,但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實。
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六月,德懷......編為'紅軍第三軍團',自任總指揮,兼共黨前敵委員會書記,滕代遠為政委,鄧小平為參謀長,轄兩偽軍:紅五軍,軍長鄧萍,紅八軍,軍長李燦",(第254頁)
紅三軍團是根據一九三○年五月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的決定成立的。出席會議的五軍代表滕代遠、何長工等人,於六月間回到鄂東南,在五軍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這一決定。依中央指定,軍團總指揮為彭德懷,總政委滕代遠,參謀長鄧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說三軍團參謀長為鄧小平,實不知根據何來?鄧萍自有其人,非鄧小平也。鄧小平此時正在廣西領導紅七軍為恢複右江根據地而進行艱苦的戰鬥,怎麽會跑到三軍團來當參謀長!?而且與三軍團同時成立的紅八軍,軍長是何長工,也不是李燦。
五、"至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傅伯翠......被指為'社會民主黨',被殺"。(第259頁)
傅伯翠當年確遭受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排擠、打擊,但卻並未"被殺";他至今還健在,並任福建省政協常委。
六、"同年(指一九三○年--引者)九月,中共派鄧小平輾轉來'左右江蘇區'傳達命令,調該股集中'江西中央蘇區',執行'新的戰鬥任務'。所謂'新的任務',即十九年受'立三路線',集中力量進犯長沙、南昌、武漢等大城市。小平於六月由'江西蘇區'出發,循間道,遲至九月中旬始達"。(第260-261頁)
按照作者的說法,鄧小平是左右江蘇區立三路線的不折不扣的執行者了。你看王先生說得多麽鑿鑿有據:鄧小平何時自何地出發,何時到達,傳達的是什麽內容等,似乎是不容你不信的。但一經查對,卻大謬不然。作者隻顧信口雌黃,卻不知曆史的事實是無情的。我們且分以下三點加以說明。
第一,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應願與中共合作反蔣的廣西將領俞作柏、李明瑞的要求,派鄧小平(當時化名鄧斌)來廣西工作。鄧小平與張雲逸等一起,籌劃發動了當年十二月的百色起義,創立了廣西右江蘇區和紅軍第七軍。一九三○年二月,李明瑞、俞作豫領導發動了龍州起義,成立了廣西左江蘇區和紅八軍。這其間,鄧小平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曾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一九三○年三月間從上海經越南返回龍州,領導紅七軍(紅八軍已合編入紅七軍)恢複了被桂係軍閥占去的右江革命根據地。以後一直領導著紅七軍的工作,直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才離開紅七軍,又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
第二,人所共知,一九三○年六月前後尚無"江西中央蘇區"的提法。四五月間,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在贛南一帶活動,開創了贛南革命根據地。六月初,紅四軍大隊即開往閩西,經過長汀整編,將紅四軍、紅三軍,紅十二軍合編為紅一軍團;六月底即按李立三主持的黨中央的命令,從汀州出發去攻打南昌和長沙。這有毛澤東當年七月間寫下的《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為證。這就是說"六月"間贛南已無紅軍大隊。那麽,鄧小平跑到"江西蘇區"去幹什麽?!即使當時有個"江西中央蘇區",那裏一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二還沒有成立後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鄧小平從那裏能領受到中央的"命令"嗎?而且,六月間中央已命令紅一軍團離開閩西去攻打南昌,怎麽又會"命令"紅七軍到"江西中央蘇區"去"集中"?這不是徹頭徹尾的胡編亂造嗎?
第三,一九三○年八月,立三中央的確向左右江蘇區派來一位中央代表,此人姓鄧名崗,又名鄧拔奇,而非鄧小平。鄧崗到後,立即召開紅七軍前委會議,傳達了中央六月十一日決議案,規定了紅七軍的任務,命令紅七軍去進攻柳州、桂林,最後奪取廣州,以配合奪取武漢。會上,鄧小平、張雲逸曾表示不同意中央的指示。但由於中央代表鄧崗聯合前委成員、紅七軍參謀長龔鶴村(即叛徒龔楚)和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等,把持了領導權,迫使部隊北上作戰;並在十月間召開的紅七軍第一次黨代會上,免掉了鄧小平的前委書記職,改由陳豪人擔任前委書記。部隊在轉戰廣西、廣東、湖南邊界時,雖然打了不少勝仗,消滅了大量敵人,但損失也很嚴重,並丟失了右江根據地。直至一九三一年七月間才進入江西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師,成為中央紅軍的一部分。那位中央代表鄧崗,於一九三一年部隊到達全州時,看到形勢不妙,難以收拾(時部隊減員三分之一),乃借口向中央匯報工作,偕陳豪人化裝成商人離開部隊前往上海了,將前委書記的擔子又扔給了鄧小平。鄧崗後參加黨的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殺害;陳豪人中途脫黨去香港,淪為叛徒。
由上述可知,鄧小平在此前既沒有去過中央蘇區,也沒有奉黨中央的派遣來左右江蘇區傳達立三路線。
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蘇"大會時,"毛澤東在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早被開除"(第290頁),"五中全會推選政治局委及候補者......,毛澤東未入選。政治局常委為......"。(第520頁)
這裏說的都不對。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第一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年十一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於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形成"左"傾盲動主義對中央的統治,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被開除。一九三○年九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毛澤東又兩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此後沒有再被開除的事。一九三四年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是"未入選"。五中全會政治局未設常委,因此,書中排出來的那一串常委名單也就都是臆造的了。
八、"民國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八月初中央局寧都會議,討論反四次圍剿的問題,周恩來主席,......中共中央主張'先發製人',而澤東獨立主張'誘敵深入'。當受到周恩來、項英、王稼祥、任弼時、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等激烈反對,結果,澤東被迫俯首認錯"。(第543頁)
這段關於寧都會議情況的敘述,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徹頭徹尾的捏造。
第一,寧都會議的時間是十月而不是八月(這點可以不論,我們也是在近兩年才弄清)。第二,會議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他是中央局書記),並作了會議結論。但整個會議卻為執行"左"傾冒險主義主張的同誌假中央指示所控製。第三,整個會議確是圍繞反第四次"圍剿"的方針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是周、朱、王不是"激烈反對"而是讚成毛澤東的意見的,周恩來因此受到執行"左"傾中央指示的同誌的非議。王健民對此故加歪曲,無非是意存挑撥。第四,毛澤東在會上確是處於被"批判"的地位,但他絕對沒有"被迫俯首認錯",而是堅持聲明自己的主張,公開批評了中央和中央局的錯誤主張。--以上所述,均有曆史文獻可資佐證,非王先生所能篡改得了的。
九、"民國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底,......共軍關於(反四次圍剿)戰略問題之抉擇,曾一再研討,毛澤東與周恩來各持己見,......雙方意見分歧,爭執甚烈。最後經其第三國際代表團裁決,支持恩來建議"。(第584頁)
這段敘述完全是根據叛徒龔楚《我與紅軍》一書中的捏造。關於反四次"圍剿"的戰略方針,當時確有較大爭執,但並不是"毛澤東與周恩來""雙方意見分歧"。寧都會議前,是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主的前方領導人與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的後方中央局領導人之間的爭執;寧都會議後,十月中旬毛澤東就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專做政府工作,軍事問題已不過問,怎麽會產生與周恩來的激烈爭執!?此時的爭執是有的,仍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前方領導人與後方中央局領導人之間的爭執。蘇區中央局執行的是上海臨時中央(一九三三年初遷入中央蘇區與中央局合一)的方針,而中央的方針也就是駐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方針。其主要精神是:采用"進攻戰略",攻城奪地和與敵軍主力決戰。周、朱、王不同意這個方針,而主張誘敵深入,各個擊破,避其主力,圍城打援,以運動戰和伏擊戰消滅敵人。後來由於戰機緊迫,周、朱、王堅決違反了中央關於硬攻南豐的指示,"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205頁。】。收錄在《周恩來選集》上卷中關於反第四次"圍剿"的九封電報,是對這個爭論過程的最好說明。何來"第三國際代表團裁決,支持恩來建議"之說?
十、"民國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引者)五月,政府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日軍暫行停止南進,華北緊張局勢稍形緩和。政府鑒於偽紅軍與日冠之互相呼應,知欲抵禦外侮,非先求內部統一不為功,於是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之策,......"。(第594頁)
這純粹是胡說。當時,國民黨內的一些愛國之士也知道《塘沽協定》是一個典型的喪權辱國的賣國協定,蔣介石以北方四省領土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反共政策的支持;而作者卻說這一協定取得了"日軍停止南進,華北局勢和緩"的奇效。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當時一再明白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作者竟造謠說"紅軍與日寇相呼應",因而國民黨政府才確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作者這樣說,不僅表明他是擁蔣反共的,而且還頗有"親日派"、"漢奸"的嫌疑!
十一、在第十九章之《處分毛澤東》一小節中,作者連寫帶抄,更是大造其謠言。
書中這樣寫道:福建十九路軍事變失敗後,"第三國際加以追究,於是國際派將此錯誤責任置於澤東身上,而予以'留黨察看處分',所有職權全被剝奪,黨務會議自無權參加。澤東乃於八月初......去於都。在於都,澤東抑鬱無聊,高級共幹無與往還者,有之,惟駐於都之贛南軍區司令員龔楚"。(第557頁)
接氯ィ??蔚爻?劑伺淹焦ǔ?凇段矣牒煬?芬皇櫓卸悅?蠖?筆鋇乃??心情"的詳細描寫(見第558頁,此處不再錄出)。
這是作者在書中的最得意之筆,又是抄自自稱親曆其事的龔楚的回憶錄,這確是頗能混淆人們的視聽的。但是,謠言畢竟是謠言,終究不能成為事實。我們查證了當時的曆史資料,又訪問了還健在的、蘇區職務比龔楚高的、當時又與毛澤東同誌很接近的老同誌,事實證明:所謂毛澤東受"留黨察看處分"事,純屬子虛烏有,完全是叛徒龔楚撒下的彌天大謊。
誠然,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黨中央時期,的確對毛澤東進行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通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開的江西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召開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剝奪了毛澤東對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後,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開展的反"羅明路線"和反"鄧、毛、謝、古"的鬥爭,矛頭也都是指向毛澤東的。但這些都不能動搖毛澤東在蘇區黨政軍民中的崇高威信。毛澤東也沒有屈服,仍然堅持和他們的錯誤領導進行鬥爭。他在黨的會議上,甚至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公開批評過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瞎指揮,這當然使李德和博古很惱火。變相打擊則有之,公開處分毛澤東,那是辦不到的。
福建事變失敗後,黨接著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進而被推為正式委員。這一方麵說明黨內高級領導人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另一方麵也說明,即當時的共產國際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主張的正確(中國黨中央的領導人選,當時是要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的)。這是顯而易見的。當然,以後一段時間,黨和軍隊的領導大權,仍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所把持,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概不采納。但是卻也絕對沒有發生過"處分"毛澤東的事。因為:第一,的確沒有這樣的事實。龔楚拿不出半點實質性的憑證。龔楚在他的書中,連"買了一隻大母雞,兩斤豬蹄",毛澤東說了什麽話和當時的表情,"一盞熒熒的豆油燈"等等細節都寫得細致入微,有聲有色。但是,關於毛澤東受處分是哪年哪月宣布的,什麽會議上通過的,有什麽文件為憑,龔楚卻避而不談,說不出半點頭緒。這是撒謊者慣用的手法:隻寫事情的細微末節,特別是兩個人之間的對話,這叫做死無對證,隻能我說了算;不寫事實本身,因為一旦查無實據,謊言就會被揭穿。如果真有這樣的事實,而且龔楚又能拿得出證據,試想他還不和盤托出,以博讀者歡心!?龔楚作為共產黨的無恥叛徒,是不會替共產黨保這個密的。
第二,也沒有這樣的可能。毛澤東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要給他"留黨察看"的處分,同時就必須撤銷他的政治局委員職。這就不是那麽簡單的事,即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不能作最後決定,必須得中央全會批準或追認,而且還得報共產國際批準。龔楚和王先生他們是清楚這個程序的。以為略去不說,即可瞞人耳目。須知這是不可能得逞的。
既然不存在這樣的事實,那麽王先生所說的毛澤東"所有職權全被剝奪,黨務會議自無權參加","抑鬱無聊","高級共幹無與往還者";龔楚說的毛澤東很"傷感"、很"頹廢",甚至"淒然淚下"雲雲,也就更是無稽的謠言了。為了進一步揭穿這些鬼話,我們仍可以舉出以下幾件事實來作說明。
第一,毛澤東一直擔任著中央政府的主席,直到長征途中仍多次以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布宣言和聲明,這是到處皆可查到的。說"所有職權全被剝奪",這就是瞎話。
第二,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分經常參加軍委會議,並多次與李德發生激烈爭論。因為六屆五中全會後,關於紅軍的作戰方針問題,黨和軍隊的許多領導人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一九三四年一月間,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召開軍委會議和前敵指揮部會議,對一九三三年十至十二月的戰鬥進行總結,對下一階段作戰方針進行討論。當討論到"短促突擊"的方針時,"毛澤東......激烈反對這種戰術"【注:粵托·布勞恩著:《中國紀事》第60頁。】。這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後來的回憶,也確確實實是他的"親身經曆"。因此,說毛澤東"黨務會議自無權參加",也不確實。
第三,一九三四年夏,正值第五次反"圍剿"戰事緊張之際,毛澤東同誌多次來到粵贛省黨政軍機關所在地、南線前沿門戶會昌城,對戰事和粵軍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指示粵贛省委黨政軍負責同誌注意對粵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後來終於促使廣東軍閥陳濟棠主動和我軍舉行軍事停戰談判。由朱德和周恩來主持同陳濟棠的"這次談判,為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突破蔣軍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注:《朱德選集》第17頁。】
第四,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晚七時,毛澤東就粵贛地區作戰及七軍團在瑞金待機問題給前線負責人周恩來發了一封電報,除分析了南線戰事情況外,並向周恩來提出"聲東擊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曉攻擊,包其一部,打其援敵"的戰術建議。
從第三、第四兩例可知,龔楚和王先生沆瀣一氣對毛澤東的所謂"心情"的描寫,全是編造出來的鬼話。
十二、一書中關於遵義會議整個一節的敘述(第645-658頁,其中有九頁為抄錄的遵義會議決議)均混亂不堪,且充滿攻擊之詞。因為《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載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的《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幹情況的調查報告》一文,對於遵義會議的曆史情況已說得比較詳細,故而這裏不再就書中所述一一駁斥了。讀者有空可以去詳加對照。
最後我們還想再說幾句。王健民的《史稿(江西時期)》,洋洋七十萬言,篇幅浩大,想要在一篇近萬字的文章中對其作徹底的剖析,是很困難的。我們隻是開個頭,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中共黨史研究》198403
http://www.cass.cn/zhuanti/y_party/yb/yb_m/yb_m_0037.htm
附錄:作者黃少群的勘誤聲明: 關於陳豪人一事資料來源的聲明 [黨史研究1980_1987:19841228]
詳見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f/yf_e/yf_e_015e.htm
我在《黨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上發表了“是曆史研究,還是反共宣傳” 一文,其中在左右江蘇區和紅七軍一節裏曾提到:"陳豪人中途脫黨去香港,淪為叛徒"。
這則資料來源於廣西"左右江革命史資料調查組"於1978年10月編寫的《左右江革命史資料匯編第一輯史料綜述》(送審稿)(鉛印書)。該書在第13節紅七軍北上江西的戰鬥曆程中好幾處提到陳豪人的事。在第217頁注中有一段說到:“陳豪人則中途脫黨,跑到香港。參加所謂第三黨,墮落為叛徒,後被國民黨特務殺死”。拙文根據這則資料摘引了兩句。
最近收到陳豪人家鄉福建省有關同誌及其家屬的來信,說明陳豪人解放後被定為烈士,發有烈士證,並介紹了烈士的生平及其犧牲的經過。閱後深感不安,認識到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而這完全是由我的治學態度不夠嚴謹所造成的。因為,作為一個黨史研究工作者,對一些重要曆史資料(特別是牽涉到人的問題),應該特別慎重,要經過反複核查,有了確鑿證據,才可使用,而絕對不能輕信輕引。
我在引用這則資料時,並不知陳豪人其人其事,也未經過核查,隨手就抄上了這是值得引為深刻的教訓的為此,特請編輯部刊登以上聲明,並謹向烈士家屬及廣大讀者致以深切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