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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津:中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 與大慶油田的發現

(2005-01-13 10:57:16) 下一個


網站記者報道:趙文津先生 就《人物》雜誌發表的“黃汲清與中國石油大發現”一文嚴重失實的問題,以讀者來信方式對該雜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希望大家能就這一段曆史多多提出證據和總結找油的經驗。

最近趙文津先生依據自己的調查成果寫就了《談李四光與中國石油的大發現》一文,全文約15000字,進一步探討了這一曆史事件和工作經驗,該文不久將在一權威雜誌上發表。 網站記者報道:趙文津先生 就《人物》雜誌發表的“黃汲清與中國石油大發現”一文嚴重失實的問題,以讀者來信方式對該雜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希望大家能就這一段曆史多多提出證據和總結找油的經驗。最近趙文津先生依據自己的調查成果寫就了《談李四光與中國石油的大發現》一文,全文約15000字,進一步探討了這一曆史事件和工作經驗,該文不久將在一權威雜誌上發表。
 

[摘要] 本文根據主要當事人寫的回憶錄等資料, 從多方麵對這一曆史事件做出論證,並總結了這一時期找油成功的基本經驗,以為新世紀地質找礦工作的戰略轉變引為借鑒。

  主要結論是:

  1,中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是黨中央和國務院早已做出的重大決策,1956年陳雲,特別是1958年鄧小平副總理對此做出了全麵的闡述,中央令地質部1954年開展石油普查,地質部黨組於1957年做出石油勘探戰略東移的決定,石油部是1958年餘秋裏任石油部長後決定石油勘探隊伍東移的;

  2,李四光於1939、1953、1954年先後指出,強調沉積條件( 即長期的沉積條件,有利於有機物生長和轉化成油)和構造條件是決定著油氣田形成保存的基本條件,指出東北和華北盆地是有巨大遠景的。

  3,兩部分工合作為早日拿下鬆遼油田作出貢獻。 地質部1955-1959年開展的大量前期調查為摸清鬆遼盆地全貌和確定突破井起了重要作用,而石油部的綜合研究與強力會戰使大慶油田早日呈現在全國人民麵前;

  4,正確的戰略東移,使我國在石油勘探初始階段勘探技術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在東部獲得了連續突破。對比之下如果當時仍然集中力量進行西部油氣勘探,可能會因技術經濟的困難而陷於長期相持的境地;

  5,石油勘探技術發展,是又一關鍵因素。21世紀中國全國盆地已作了大量普查勘探工作,油氣分布的規律已有較多了解,找油的條件更為困難,特別是造山帶構造很複雜,今後油氣資源的突破仍然是抓突破的戰略方向、抓石油勘探技術的進步。

  [關鍵詞] 石油; 石油勘探; 大慶油田

  [中國分類號] TE121;TE1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1742(2004)1-0000
  

  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新中國發展中的特別重大事件的之一。

  大慶油田位於中國東北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西邊安達縣境內,195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前夕打井出油的,日產原油可達10000t, 震動了全國,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高產油田。在中國遭遇外國封鎖,國內缺油,汽車依靠背著大氣包運行之際,它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國防意義、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是對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信心的一個巨大鼓舞。 現在大慶年產原油5000×104t,已經穩產了20年了,對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黨和政府及全國人民給予了高度評價。

  毫無疑問,總結我國高效率地發現與開發這一大油田是十分有意義的事。但是,由於缺乏全麵的了解, 加之與各個部門及個人的厲害關係不同,大家對其發現和基本經驗的看法有很大,有人說是在“在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指導下取得的”,有的人說是在“潘鍾祥的陸相生油理論的指導下取得的”,還有人說是在“黃汲清的多旋廻槽台理論指導下取得的成果”,更有人說是“我們不知道是依靠什麽地質理論指導,隻是按照國外經驗,物探工作要走在地質工作之先,開展大區域的普查,先將中國東部大盆地的構造弄清楚,然後再從石油地質角度進行評價,所取得的成果”等等。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大談新看法,不顧客觀的曆史事實,使問題變得更加混亂。

  為了對這一重大的曆史事件有一個較全麵的了解, 筆者收集了各方麵的說法加以分析, 提出個人的認識, 供大家參考, 不當之處, 歡迎提出意見。
  
  1 中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方針的提出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任石油石油工業部部長的餘秋裏在文獻[1]中介紹了當時中央關於發展石油工業的戰略部署:“毛主席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啊!’朱德總司令曾當麵對康世恩說:‘石油重要啊!沒有油,坦克、大炮還不如個打狗棍,打狗棍拿著還可以打狗,坦克、大炮沒有油就開不動啊!’

  餘秋裏同誌強調地說,“早在1953年,毛主席和周總理就曾親自向著名地質學家征詢對中國石油資源的意見。周總理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李四光談話的情況時說:‘地質部長很樂觀,對我們說,石油地下蘊藏量很大,很有希望!’”[1]

  “在1956年2月,毛主席聽取李聚奎、康世恩同誌匯報時說:‘美國人老講中國地層老,沒有石油。看起來起碼新疆、甘肅這些地方是有的,怎麽樣?石油部你也給我們樹立點希望!’……並強調指出:‘要在全國廣泛開展石油勘探,要有全國規劃。’1956年,當時分管石油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同誌,曾召集地質、石油兩部的負責同誌,研究李四光同誌關於加強石油勘探的意見,進一步提出:‘要在兩三年內找到一兩個廣大的油區。’” [1]

  “1958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國務院辦公廳通知,2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誌聽取石油工業部匯報。會上,小平同誌反複講了石油勘探的戰略重點布局問題,提出石油勘探工作應當從戰略方向來考慮,把戰略、戰役、戰術三者結合起來。石油勘探要選擇突擊方向,在建設西部石油基地的同時,要把石油勘探的重點放在東部地區。他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東北地區能夠找出油來,就很好。把錢花在什麽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總的來說,第一個問題是選擇突擊方向,不要十個指頭一般平。全國如此之大,二十、三十個地方總是有的,應該選擇重要的地區先突擊,選擇突擊方向是第一個問題。’” [1 ]

  從這段介紹的情況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1)中國石油勘探全麵鋪開與重點向東部轉移的戰略方針完全是毛主席、黨中央集體提出和確定的,是鄧小平副總理對此方針作了全麵傳達和表述的,同時解釋了這一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毛主席在確定這一方針以前,早在1953年就此問題征詢了李四光的意見,李給予了完全肯定的回答。這說明李四光先生在闡明中國東部有找油前景,為中央提供了很好的谘詢建議,也為中央製定“中國石油勘探的戰略東移的方針”提供了科學依據。

  毛主席、周總理僅僅提到了1953年聽取了李四光先生的谘詢意見, 得到了“中國石油很有希望”的印象, 他們並沒有提到過別的專家向中央提出過什麽建議和意見。在肯定李四光看法的同時,毛主席也批駁了洋人的“中國無油論。”

  3)李四光先生當時向毛主席提供了什麽谘詢意見,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查到原文。但是,那時地質部尚未開展石油普查,李四光先生提出的意見應當肯定是他本人的意見。

  4)李四光先生的石油評價理論是什麽?我們現在可以查到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1939年在英國發表的《中國地質學(英文稿)》, 其中有樣一段話:“在新華夏地槽的北部和南部,我們有證據表明在白堊紀時發育了一個內陸盆地。如果在華北平原我們鑽打得足夠深一定會遇到白堊紀沉積這是毫無問題的。在這個平原進行勘探,如用地震方法勘探,將可能揭露出有重要經濟價值的礦床(deposits)的存在。”[2]

  第二篇是1954年發表在《地質學報》第4卷第4期,第339—410頁的“轉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係複合問題”[3]。

  第三篇是1954年發表在《石油地質》1954年第16期上,“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勘探的前景”一文[4],這是第二篇文章內容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李四光著重論述了自己進行石油資源預測的理論依據。鑒於這一內容很重要,現引證如後。他說:“ 在提具體問題以前,我先提出兩點,這兩點對我們石油勘探工作的方向,是有比較重要的關係。第一是沉積條件,第二是構造條件。這兩點當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聯係的。為了方便起見,我把這兩點分開來述。

  對於石油生成的沉積條件,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比較長時期,同時不是太深,也不是太淺的地槽區域,便於繼續進行沉積和便於轉變為石油的機會。因為需要不太深也不太淺的條件,所以我們要找大地槽的邊緣地帶和比較深的大陸盆地。對這些地域的周圍,同時還要求比較適當的氣候——適當的溫度和濕度,以便利有機物的生長。這種氣候的存在和動植物的生長,是可以從有機物質在岩層中,如化石的多少表現出來的:如由煤、油頁岩等等表示出來,就是說從岩層中所含的有機物的多少,可以看出沉積的情況。以上是關於第一點的概略說明。

  其次,構造條件方麵,這三方應該從三方麵考慮:即大型構造,如盆地、台地、地槽;中型構造,如斷層、節理、片理、小的斷層和結構麵等;更小的構造,如顆粒的排列方式,孔隙存在的情況,包括用光學和其他適當的方法來檢定岩石顆粒排列的方向——這是屬於岩組學的領域,從這一方麵得出的結果,往往對闡明流質在岩層中運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幫助。這三方麵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應該相輔而行的。
  
  根據以上所述大地構造條件,我們對中國石油勘探工作的遠景計劃,似應考慮到下列幾點:

  (1)青康滇緬大地槽的邊緣區域,包括柴達木盆地、西藏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西康南部與雲南北部褶皺不過於強烈的地區,都有發現比較大規模的油田的可能。

  (2)對伊陝台地與阿寧台地兩個地區的構造,應該加以詳細地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勘探的遠景研究,在了解了它們的構造型式的基礎上布置詳細勘探工作,很可能發現比較重要的局部油田。阿寧台地工作的開展,對新疆油田勘探工作的部署,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參考資料。

  (3)華北平原與鬆遼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進行的(筆者注:這就是1939年文章中提出的新華夏地槽)。
  
  中國其他地區的一般油田構造條件和沉積條件,就已經了解的範圍來說,都不及上列各區,但也不應該因此而排除若幹小型油田區存在的可能。”
  
  從上述文章可以看出,李四光先生預測石油遠景的理論是:依據的一是沉積條件,即如果有好的沉積條件,並保證有足夠的有機質;二是存在有機質轉化成石油的熱條件;三是要有構造驅動和流體流動的條件。條件具備後,油氣物質就可以在一定的地點、一定的部位形成油氣藏。這裏,李四光先生完全沒有通常的“海相”與“陸相”生油的一套概念,這是打破了石油地質學家們“常規”概念的。
  
  2 中央為推動石油勘探戰略東移方針采取的重大措施

  2.1 由地質部承擔石油普查任務

  早在1954年12月,國務院做出責成地質部從1955年起承擔石油普查任務的決定。為此,地質部將普查固體礦產為主的普查委員會轉為專門領導石油普查的機構。

  1955年1月,地質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根據當時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工作基礎,組成5個石油普查大隊,包括24個地質隊,17個物探隊,1個化探隊,分別在準噶爾、柴達木、六盤山、四川等地和燃料工業部共同進行大麵積石油普查。……。

  1955年初,在全國石油勘探會議上,總結了幾年來的工作經驗,認為普查落後,科學研究不夠,是工作盲目、被動,仍未找到新油田的原因。地質部、中國科學院都派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共同協商研究,確定了任務分工。

  1956年2月,地質部召開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決定將石油普查隊伍擴大成14個石油普查大隊,包括90個地質隊,24個物探隊,1個化探隊,29個淺鑽隊,在全國開展石油普查。

  時任地質部副部長的何長工回憶說:“國務院於1954年12月,確定地質部也要擔負油、氣資源普查勘探的任務。……1954年地質部雖然已在華北平原為普查石油作了某些物探方法的大剖麵試驗,但采取‘戰略展開,全麵偵察’的方針,明確提出以華北、四川、鄂爾多斯、柴達木、準格爾盆地為石油地質工作的重點地區,那是1955年1月地質部召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以後才確定的。同年,華北、東北平原小比例尺的綜合方法的地麵物探工作,1:106航空磁法測量工作也先後展開。這一年的秋天,在鬆遼平原開始了地質路線踏勘工作,沿鬆花江和哈爾濱-沈陽鐵路線、錦州-阜新一線做了調查。……1957年冬,地質部黨組作出‘戰略東移’的決定。” [5]

   “從1956年起先後部署了橫貫鬆遼盆地的包括物探、鑽探手段的區域剖麵10餘條。1956年地質部航空磁力測量隊904隊在鬆遼盆地進行了1:106重力測量;112物探隊的重力分隊和電分隊,分別開展了1:106重力測量和電法剖麵測量。

  建立地層層序,研究沉積狀況是油氣勘查的首要任務之一。由於鬆遼盆地第四紀沉積厚度大部地區在200m左右,因此利用地質淺鑽,揭露掩蓋下的地層可發揮重要作用。到1957年底已在5條區域剖麵上進行了物探和鑽探,並取得比較理想而豐富的地質成果。……。

  為了消化、分析和綜合研究各種勘探方法取得的資料,157隊於1957年成立了以熊壽生、丁正言為技術負責人的綜合研究分隊(包括專題研究),進行科學研究……。112物探隊也組成了以馮鶴齡、陳進莊為負責人的綜合研究組,開展研究工作。

  鬆遼石油隊在1957年的地質報告中指出,鬆遼盆地是自中、晚侏羅紀以來,在海西褶皺帶基礎上先是由一些北北東向為主的斷裂形成一些較小型含煤地塹盆地,到白堊第三紀發展為持續沉降的大型沉積盆地,其中的中新生代沉積厚度達4∽5km;建立起白堊第三紀鬆花江群的地層層序(1959年改稱白堊紀鬆花江群),並指出該套地層的沉降韻律和旋回結構特征,構成一種良好的生油、儲油和蓋層關係。同時在劃分盆地內構造單元(隆起、凹陷)的基礎上,提出了東部隆起和中央坳陷及其兩側斜坡過渡地帶是最有利的含油地區。這些新資料、新成果和新的認識,為進一步開展石油普查提供了更為充分的地質依據。從而滿懷信心地認為,鬆遼盆地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含油遠景區,並建議進行基準井鑽探。”[6]

  很顯然,地質部在1957年取得的鬆遼盆地石油地質遠景評價資料,為中央製定石油勘探戰略東移的方針起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
  
  2.2 黨和政府部署石油勘探東移戰略
  1958年1月黨中央、毛主席委任派餘秋裏為石油工業部部長,以加強石油工業, 加快石油勘探戰略向東部轉移。

  餘秋裏回憶說:“195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辦公廳通知我當天下午到毛主席辦公室開會,並特別囑咐,要早一點到,毛主席要和我談話。接到通知後,我一直在考慮,主席和我談什麽呢?聯想到前幾天開會時,周總理把我叫到一邊,對我說:‘秋裏同誌,我們準備讓你和李聚奎同誌對調一下,請你出任石油工業部部長。’我當時思想上毫無準備,稍加考慮後說:‘總理,這個任務我可承受不了啊!’總理說:‘你考慮考慮,毛主席還要找你談話。’我想,毛主席找我談話,是不是談這件事呢?下午,我按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準時來到毛主席辦公室。主席讓我坐下來以後對我說:‘總理他們建議,調你到石油部當部長,我們都讚成,總理和你談過了吧?’我說:總理和我談過了。我考慮,我從來沒有搞過工業,石油在地下,情況很複雜,這個任務我恐怕承擔不了。軍隊中比我強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選一個人?主席沒有直接回答我的話。他問:‘你今年多大年紀了?’我說:‘43歲。’主席哈哈一笑說 :‘43歲,兒童團嘛!’主席幽默風趣的談話,使我們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

  接著,主席神情嚴肅地說:‘我過去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是什麽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主席又說:‘李聚奎同誌是個很好的同誌,他年紀大了。你年輕,精力充沛。中央決定,你們兩個換一換。’

  這時,參加會議的同誌陸續來到了毛主席辦公室。我向主席說:‘主席,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實踐中去學習,努力把工作做好。’

  主席說:‘好!就這樣定了。你如果缺幹部,可以指名要,軍以上幹部你願意選誰就選誰。’

  主席和我談話的時間不長,位給了我深刻的啟示,給了我信心和力量。‘我心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恭恭敬敬地學’成了我的座右銘。[1]

  在餘秋裏同誌主管石油部後,“2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誌聽取石油工業部匯報。會上,小平同誌反複講了石油勘探的戰略重點布局問題,提出……在建設西部天然石油基地的同時,要把石油勘探的重點放在東部地區。他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東北地區能夠找出油來,就很好。把錢花在什麽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
  
  2.3 中央批準整建製地將解放軍轉業到大慶。石油部黨組於1960年3月13日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東北鬆遼地區石油勘探情況和今後工作部署的報告》[7],3天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根據石油部黨組的要求,由沈陽、濟南、南京抽調3萬退伍官兵,參加大慶石油會戰。
  
  3 石油部認真貫徹石油勘探戰略東移方針。

  3.1 首先統一領導班子的思想。餘秋裏回憶說:“在1958年三、四月份,我們先後召開了5次黨組會議和兩次部務會議,傳達、討論小平同誌的指示精神,並做出了具體部署。”[1 ]

  “1959年元月,才從四川會戰前線趕回來的康世恩,不住地抽煙,他的內心有一種抑製不住的衝動和焦慮。他要集中精力思考的首要問題,是下一步石油工業勘探的突破口究竟在哪裏?哀兵必勝,誌在必得,一定要在東部地區找到石油,貫徹鄧小平關於戰略東移的指示。這就是康世恩此時的心態。” [7]

  這表明,1998年10月那個時間康世恩同誌仍然是一門心思在四川,想到西部油氣的進一步突破問題,另一方麵也表明他並沒想到向東部轉移和實施新的戰略突破問題,心中很是“焦慮”。但是康世恩是堅決貫徹中央石油勘探的戰略東移方針的,並從1958年以後發表一係列講話談東部找油問題。

  當時石油部最主要的問題是破思想上的‘中國貧油論’和‘東北無油論’。

  餘秋裏是這樣講的:“我和黨組的同誌分析,有些同誌對發展石油工業缺乏信心,根本原因是‘中國貧油論’還束縛著這些同誌的思想。要正確貫徹以天然油為主的方針,必須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徹底破除“貧油論”的影響。” [1 ]

  當時作為石油部門領導人之一的康世恩同誌是這樣描述的:“本世紀初的1913年,美國美孚石油公司派地質師克拉普和富勒到盆地進行地質調查後認為:‘從岩層類型及其年代看,中國東北部的絕大部分是不可能有石油的’。隨後美國地質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勃拉克?韋爾德到盆地進行地質調查後認為:‘中國東北地區也和華北地區一樣,不會含有石油。’到了1937年,日本人內野敏夫、相穀文雄等陸續多年在東北找油而一無所獲,後來不得不著書宣稱:‘東北地區找油希望不大。’這些外國專家的結論當時在我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東北無油’似乎已成定局。” [7 ]

  注意,這裏用了一個“‘東北無油’似乎已成定局”,這和餘秋裏的上述估計是一致的,即不僅‘中國貧油論’而且“東北無油”。這是當時石油部內的主要思想障礙。要推動中國石油勘探戰略東移必須破了這一思想障礙,而破這一思想障礙單靠行政命令是做不到的。

  康世恩同誌在《關於大慶會戰向石油工業部黨組擴大會議的匯報》中進一步說,“日本人在鬆遼搞了14年石油勘探,花了數百萬美金,可是沒有找到石油。我們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找到了這樣大的油田。這是什麽道理呢?除了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社會製度限製了他們以外,迷信海相否定陸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他們為什麽迷信海相呢?這和世界上所有迷信海相地層的人一樣,都是在對自然鬥爭的觀點、方法上,在石油地質理論上,有根本的錯誤。其錯誤的根本點是:(1)把現象當本質,表麵地看問題;(2)把特殊當一般,孤立地看問題;(3)迷信書本,否定實踐,從偶像出發。我們大量的實踐證明,石油生成的根本因素不在於海相或陸相,而是:(1)有大量的有機物質;(2)有適當的還原環境,使這些有機物質在這個還原環境下密閉起來,在適當的溫度和壓力下生成石油。這兩條才是能否生成石油的本質問題,才是生成石油的真正的根據。” [8]

  看來康世恩同誌的十年經驗總結,又回到李四光先生1954年報告的起點。李四光先生當時就不是強調海相地層或陸相地層生油的問題,而是強調沉積條件和有機物的生成與轉化。康世恩同誌現在也強調了石油生成的根本因素不在於海相或陸相。但是這兩個條件僅僅是符合李四光先生提出的沉積條件的內容。李四光先生還提出要有有利於油氣形成聚積構造條件,這也是很重要的,構造可以使油氣聚集起來,也可以使油氣散失掉,形不成經濟意義的油儲。

  康世恩同誌對石油地質學家對海相生油的認識統統地簡單地批判為“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和社會製度”與“迷信海相否定陸相”這樣二個重要的原因。這顯然是不妥當的。說中國地學家錯誤根本上是:(1)把現象當本質,表麵地看問題;(2)把特殊當一般,孤立地看問題;(3)迷信書本,否定實踐,從偶像出發。這種批判也是不全麵的。此外,把大慶油田的發現僅僅歸之“我們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找到了這樣大的油田”這也未免太含糊了。
  
  3.2 清除“東北無油論”的影響

  餘秋裏說“為了領導好這場(破除‘貧油論’影響)討論我多次拜訪地質部長、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和地質部的專家學者,虛心向他們求教。他們向我介紹了石油地質理論知識,介紹了在鬆遼平原等地區開展地質勘探的一些成果。他們說,從航空磁測資料看,存在適於儲油的隆起。我還多次和石油部的專家座談,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通過這些活動,我學到了一些石油地質知識,相信中國找油的前景是廣闊的,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1 ]
  
  餘秋裏還提出,過去“著名地質學家潘鍾祥等人在解放前後,多次提出過陸相生油的論點。1941年,他根據西北和四川發現的油氣田情況,著文指出:‘石油不僅來自海相地層,也能夠來自淡水沉積物。’1957年,他又作了進一步論述,認為‘陸相不僅能生油而且是大量的。’1953年,著名地球物理學家翁文波和地質學家謝家榮、黃汲清、邱振馨 等人編製了中國含油氣遠景圖,把鬆遼盆地定為三級遠景區,認為該區主要是侏羅紀、白堊紀和新生代沉積,雖未經過鑽探,但已發現油苗多處,是很值得注意的地區。” [1]

  這說明,不隻是李四光,還有5位地質大師都肯定東部的找油遠景,他們既提出了理論,也作了工作規劃和具體建議,這是強調中國專家的中國有油論之意!也是破“中國無油論”之說;但是整個過程總結起來令人深思的東西還有很多,是不宜忽視的。

  在1954年以前,康世恩在石油管理局當局長的時候,也曾多次派人到東北地區進行過調查,發現了石油、瀝青和油頁岩等礦苗。1957年6月,由石油部西安地質調查處還派出了以邱中建為隊長的116地質普查隊進入鬆遼盆地。他們廣泛收集資料,實測地層剖麵,對鬆遼盆地的地質和地球物理資料進行綜合研究,並編製了鬆遼平原及周圍地區的含油遠景圖。邱中建在地質調查報告中提出:“這是一個含油遠景極有希望的地區。”

  但是實際上大規模石油調查評價工作還是在1958年以後開始的。

  1958年1月,在餘秋裏被任命為石油部長,領導石油勘探戰略東移之前,康世恩提出“按研究的不同程度,把鬆遼盆地與塔裏木、吐魯番等地區列為勘探的第一類地區,認為“經過地質和地球物理普查,初步研究了這些地區的大地構造、地層條件、油苗分布情況認為是有含油遠景的,值得進一步勘探”。 “我認為鬆遼盆地大有希望,1959年我們要集中一些勘探和科學研究力量,上鬆遼盆地大幹一場!”[7] 當時,“鬆遼石油局的技術力量十分薄弱,主任地質師隻有張文昭一人,地質師、工程師僅有7人,且平均年齡隻有24歲。康世恩了解這一情況後,立即決定,“由石油部研究院總地質師餘伯良率領部分科研人員,與鬆遼局的研究人員,聯合組成鬆遼盆地綜合研究大隊,任命餘伯良為大隊長,胡朝元、鍾其權為副大隊長。” [7]
  
  3.3 石油部為什麽重視西部找油?

  當時蘇聯處於第二巴庫油田不斷突破,不斷發現新油田的形勢下,蘇聯專家(如中國石油部顧問、專家組長安德列耶柯夫等以及來訪的許多蘇聯石油專家)都熱衷於介紹推薦第二巴庫在俄羅斯地台上找油的經驗,而中國黨和政府又要求“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

  1955年下半年康世恩率中國石油代表團訪蘇,學習並借鑒蘇聯俄羅斯地台發現第二巴庫和西西伯利亞油田的勘探經驗,提出要重視地台區的綜合勘探和評價研究。[2]康世恩也說,“他們十分重視在地台區找油,在全蘇石油產量中,第二巴庫已占了很大比重,因為地台區岩性變化小,構造條件除不整合一種因素外,其它條件比較簡單,易於找到油田。第二巴庫的勘探經驗,對我們四川、準噶爾、鄂爾多斯很有用處。”[8]

  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油區麵積達290km2。已探明有10×108t儲量,是新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大油田,大家都在思考著如何取得更大的突破。
  
  相反,地質部門從1955年開展石油普查以來,雖然開始工作重點也是在西部的新疆三大盆地、青海柴達木盆地、鄂爾多斯盆地北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但是從1956年起就大力加強了東部工作,並於1957年做出石油普查戰略東移的決定,將原新疆、青海的隊伍陸續調往東部,加強華北、鬆遼、華東等地區了。為什麽行動早一些呢?因為:

  1)地質部的主要領導是李四光,石油地質業務的指導是黃汲清和地礦司總工程師是謝家榮先生,他們對中國東部的石油前景是樂觀的。除李四光1939年1954年就提出新華夏地槽(geosyncline)有很大找油前景外,黃汲清先生,作為當時石油局總工程師,在1957年石油普查專業會議的《對我國含油氣區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中提出, 未經普查的區域遠景評價的6條準則是:a)大地構造類型與構造單元的劃分,地槽和準地槽褶皺帶,一般無油。地台和準地台的蓋層含油。地盾區不含油。山前凹地沉積和山間盆地是油氣聚集的場所。正在形成的準地槽沉積也很重要,在這裏,有很厚的未經變動的沉積岩層;b)關於沉積岩層的厚度問題。一般愈厚愈好,下限是1000m,超過1000m者好;c)沉積區域的大小和形狀問題。一般愈大愈好,形狀規則者好,形狀不規則者不好;d)沉積岩褶皺和斷裂的程度。一般是褶皺和斷裂愈輕愈好;e)海相和陸相。海相優於陸相;f)地台式油田和山前凹地式油田。兩者各有優缺點總的說來地台優於山前凹地,因為前者褶皺和斷裂少,構造簡單,沉積厚度小,鑽探容易等。今後在工作中要上台。注意在地台上找油,但也不要放鬆山前凹地。

  黃先生把含油與可能含油區域分成三類: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很小的區域;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不大或不定的區域;可能含油,經濟價值一般可能很大的區域.黃先生在此將華北平原、江蘇平原、鬆遼平原及雲夢盆地,列入第三類中的正在形成的沉積地區。

  翁文波先生為黃先生的書作序中提出:“他在《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1943年)中明確提出了大型盆地多層係、多期次生油假說,與因戰火阻隔滯留美國的潘鍾祥教授幾乎同時提出了陸相生油說,並以此指出在我國的找油找氣的方向。”

    1955年石油普查會議結束後,黃教授與謝家榮教授一道專門提出鬆遼平原的找油工作及其方向和工作方法,並堅持當年布置普查勘探工作”[10]。
  
  謝家榮先生(當時也是石油普查委員會的技術負責人),早在1954年就提出:“中國的含油氣地區分為三大類:油氣苗很多,構造合適,有些並已生產的確定油氣區,包括準噶爾盆地、塔裏木盆地、柴達木盆地等;從大地構造推斷,希望很大,但油氣苗分布不廣或尚待證實的可能含油區,包括桂滇黔地台區、華北平原、鬆遼平原、華東平原等;構造尚為合適,但油氣苗零星分布的比較次要的可能含油區,如兩湖盆地、長江中下遊區等。”

  2)地質部當時的任務是做全國區域地質調查和大盆地的普查評價,重點是在新區做工作,為石油部門準備鑽探構造,而東部盆地地質調查工作尚少。

  3)地質部門的蘇聯專家強調地球物理工作要走在地質普查工作之前,強調在盆地,第四紀覆蓋普遍更能發揮地球物理方法的作用。當時任地質部物探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的顧功敘先生回憶說“1955年開始,國家計劃部門通過李四光部長要求地質部承擔全國性的石油普查任務,以探索今後我國在國民經濟中發展石油資源的前景。當時有中國地質條件不適於生油儲油的論點,因此國家對此問題十分關注,急於在心理上有所準備。1956年全年地質部係統的地質、物探隊伍立即奔赴全國許多認為有找油遠景的地區開展初步工作,其中有柴達木、準噶爾、四川、鄂爾多斯、華北平原等地區。當時地質部物探局方麵認為,鬆遼平原麵積巨大,全部覆蓋采用物探普查,是物理前提最為理想的工作地區,估計可以發揮重要地質作用。同時又因1956年在上述幾個物探普查地區的工作,並未見到可以重視的發現,為了多區探索,再開辟鬆遼平原新區是合理的。此建議得到地質部領導的同意,1958年初就由中方配備大批人員和儀器裝備,成立了鬆遼平原“二物”石油物探普查隊。1957年首先進行橫過平原的重力、電法、磁法的綜合物探剖麵測量,然後在其基礎上再做地震剖麵。至1958年底,物探工作所取得的觀測資料已能說明一些地下深部的地質構造情況,特別是發現了“大同長垣”,並在其上進行地震詳測,圈出幾個具體地質構造,為1959年用深鑽井驗證提供了可信賴的依據 ”。[11]

  有關鬆遼盆地北部地質構造及大慶長垣構造略圖示如圖1,2,3。
  
  
  3.4 石油部貫徹“戰略東移”方針

  餘秋裏是這樣說的:為了“從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加強新區石油勘探,把戰略重點轉移到東部地區,找到豐富的石油資源,改變油田分布不均狀況,加快石油工業發展,既是需要,也有可能,條件正在成熟。……經過討論,作出了幾項部署:

  5 月決定撤銷西安石油地質調查處,在該處原有力量的基礎上,成立4個石油勘探處,即東北石油勘探處,華北石油勘探處,鄂爾多斯石油勘探處和貴州石油勘探處。5月27日,成立鬆遼石油勘探局、銀川石油勘探局、貴州石油勘探局。

  在全國建立10個石油勘探戰略地區,即準噶爾、柴達木、河西走廊、四川、鄂爾多斯,以川中、克拉瑪依為重點;開辟5個新區,即 鬆遼、蘇北、山東、貴州、吐魯番,把鬆遼、蘇北列為戰略偵察的第一位。[1]

  康世恩同誌是這樣描述的:“同年(1958年)3月,根據鄧小平批示精神,石油工業部把鬆遼盆地作為石油勘探戰略東移的主戰場之一,開展了大規模的地質勘探。4月,在西安地質調查處成立了鬆遼石油勘探大隊;5月,又成立東北石油勘探處;6月,在此基礎上成立鬆遼石油勘探局。鬆遼石油勘探局成立以後,很快打了鬆基1井和鬆基2井兩口基準井,提出了鬆基3井的井位。”

  隨後,組織了大規模的隊伍調動, 從全國各地抽調人員和設備到鬆遼盆地, 使鬆遼石油局的不足5000人, 鑽機20多部, 很快發展到了17萬人, 300多部鑽機,當時生活、後勤都跟不上,就發揚了“革命加拚命”的精神,這是很不容易的![7]
  
  4 兩部合作攻克大慶出油關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領導具體對兩部領導做了工作,使雙方認識到國家大局的需要,團結起來,為早日出油而共同奮鬥,形成全國團結奮進的局麵。

  在中央的具體推動下,兩部為了中國早出油,支援國家國防與經濟建設的共同理想團結起來。主要作了三方麵工作:

  1)兩部做了明確的分工,1954年12月國務院的決定中明確指出,“除由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繼續加強對可能的含油構造的細測和鑽探外,由地質部、中國科學院分別擔任石油和天然氣的普查和科學研究工作,以扭轉石油勘探工作的落後局麵。”[6]

  在鬆遼盆地的具體分工是“根據兩部協議,地質部所屬鬆遼石油普查大隊和長春物探大隊主要負責鬆遼盆地的石油地質普查、地質淺井鑽探和地球物理勘探;石油部所屬的鬆遼局負責有利地帶的細測、基準井和深探井的鑽探,並開展區域地質綜合研究,準備可供鑽探的構造。” [1]

  “1958年2月,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共同作出了三年攻下鬆遼(1958—1960)、盡快在東北找出油田的任務。”[6]由於兩個部的找油隊伍團結協作,並肩戰鬥,鬆遼盆地的油氣勘查工作進展很快。

  2)資料共享;

  3)重大事情及時協商。(如一起定井位)

  總之,兩部合作十分密切、融洽。從餘秋裏、康世恩、何長工及顧功敘等當事人的回憶中看出。

  “按照重力勘探資料,1958年7月9日至11月1日,鬆遼石油勘探局的鑽井隊首先在盆地東北斜坡地區,即安達縣任民鎮以東14km處鑽了第一口基準井——鬆基1井,井深1879m,鑽穿了白堊係地層,到達盆地基底的古老岩層上,一無所獲。同年8月6日,又在盆地東南部的隆起區即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登婁庫構造打了鬆基2井,遇到了一套致密的下白堊係地層,僅見到了少量的油氣顯示。” ,“對鬆基3井的井位,有多種意見和爭論,有人主張把鬆基3井定在西部泰康(現杜爾波特蒙古自治縣)附近的隆起上;也有人主張把井位定在西南部的開通地區,理由是急需了解深部地層。”, “1958年9月,石油部和地質部參加鬆遼勘探的有關技術人員聯合召開會議,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經過分析利弊,達成共識,同意鬆基3井井位定在大同鎮高台子隆起上。”[7]康世恩和石油部勘探司的同誌反複審查了這個方案,覺得大的方向是對的,但要定下井位,證據還不夠充分,資料也不夠齊全,建議進一步收集資料。為此,鬆遼石油勘探局從地質部長春物探大隊拿到了最新地震剖麵圖,經過分析對比,地震資料和電法資料一致,證實了地質構造的存在。於是,他們於9月下旬再次向石油部呈報了鬆基3井井位的補充依據。” “康世恩和石油部勘探司的同誌為了穩妥,要求用新的勘探成果完善和修正原來的認識。10月份,鬆遼石油勘探局基準井研究大隊隊長鍾其權等人,到黑龍江明水縣長春物探大隊駐地,了解大同鎮地區新的地震成果。地震隊在現場提交了大同鎮高台子地區的地震構造圖,圖中清楚地表明高台子構造的確是一個大型隆起帶上的局部圈閉。根據這一新的資料,鍾其權等人對原定鬆基3井井位做了小的移動,定在高台子與小西屯之間,隨後又到現場進行踏勘,在井位處下了木樁為據”。[7]

  “康世恩特別強調了第3口基準井對鬆遼盆地的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指出:重力、磁力、地震資料都是第二性的,要找出油來還要靠打井,真正看看地下是什麽東西。……。康世恩把鬆基3井的情況向餘秋裏作了匯報,並陪同餘秋裏一起到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家拜年。正月初四,何長工家洋溢著節日的氣氛。一進門握手寒暄之後,何長工的妻子聽說康世恩開了一夜的會,馬上進廚房端出了蛋糕。康世恩對何長工說:‘現在看來鬆遼很有希望,我們準備在這個地區大幹一場!’ 餘秋裏用手指著鬆遼盆地地質圖作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我們打算用3年的時間攻下鬆遼!’ 何長工開懷大笑:‘哈哈,看來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樣吧,4條地質綜合大剖麵由地質部來承擔,鬆基3井等基準井的任務由石油部來完成。咱們攜手並肩,團結一心,爭取早日拿下鬆遼’。地質部的大力支持使康世恩信心百倍。[7]

  鬆基3井由鬆遼石油勘探局32118鑽井隊於4月11日開鑽。

  “工人們於8月29日冒雨完成了鬆基3井固井作業,經過電測檢查,固井質量合格。9月7日開始下提撈筒抽汲,8日在撈出的水中發現有油氣味和油花。以後幾天,隨著撈出液量的增多,開始見到較多的原油,這一情況使井隊和試油組的專家們大為欣喜,於是想先了解一下這口井的出油能力,決定暫停撈水,轉而準備采取深層撈油求產能的措施。康世恩當日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去電報指出:……嚴厲要求,隻準撈水不準撈油,‘一定要撈個水落油出’。9月26日上午,液麵恢複到井口並開始外溢原油。……經測試原油日產量13.02t,……自四川石油會戰失利以來,他心裏積鬱的焦慮一掃而光,拿起用慣的紅鉛筆,在鬆遼盆地的鬆基3井井位上,畫了一個大大的紅色圓圈”。[7]

  “1959年下半年,地質部長春物探大隊提供的最新資料表明,在鬆基3井所在的高台子構造以南,還有一個麵積大約300km2的大背斜構造,叫葡萄花;東麵,也有個構造叫太平屯。而且經過淺井鑽探,發現葡萄花構造上有多層油砂。於是,當鬆基3井噴油後,部署在葡萄花構造的一口探井很快於10月1日開了鑽。

  國慶節前後的幾天,部黨組連續三次召開會議,會議前夕,地質部現場地質隊又送來新的地震資料。康世恩看到後,格外高興。這些資料進一步反映出,高台子、葡萄花、太平屯 這些局部構造,在整體上被一個更大的構造帶——大同鎮長垣所控製。這個長達100餘km的構造帶,橫臥在鬆遼盆地中央,像個大魚盤似的,葡萄花、高台子等構造就像盤中排列的大小不一的土豆,盡管地震勘探仍在進行,長垣北部的情況還不太清楚,但大致輪廓已經出來。

  根據各方麵資料分析,康世恩認為大同鎮長垣是一個有利於含油的二級構造帶。因此,‘為了迅速擴大戰果,應該立足於這個二級構造帶,堅持甩開勘探的原則,撒大網,撈大魚,圍殲葡(萄花)太(太平屯)高(高台子)。’康世恩的提議得到與會同誌的讚同,經過充分討論研究,決定先部署63口探井,其中大同鎮長垣內部56口,外圍7口,分兩步上。”[7]
  
  餘秋裏回憶講:“1959年2月11日(陰曆正月初四),我和康世恩、沈晨同誌到地質部何長工副部長家裏參加了地質、石油兩部的協作會議,到會的還有地質部曠伏兆副部長、孟繼聲局長和兩部的有關工作人員。會議討論了鬆遼盆地石油勘探的形勢,總結了鬆遼盆地找油的有利條件,統一了思想認識和工作部署,批準了兩部聯合編製的1959年勘探總體設計,進一步明確了兩部的勘探分工。”[1]
  
  顧功敘1989年的一篇回憶說,題目是“一段值得回憶的曆史”,顧說:“1959年春節的早晨,當時筆者接到電話,通知立即去地質部何長工副部長家中開會,到會時隻見地質部方麵有何長工、曠伏兆兩位副部長,石油部方麵有餘秋裏、康世恩兩位部長,此外還有不少有關的司局長和工程師約三四十人。何、餘兩位部長首先宣布開會目的,根據物探資料所推測的鬆遼平原深部地質構造情況,要在鬆遼平原布置7個深鑽井來加以驗證,部長們指出打深鑽井是很昂貴的,必須慎重定好井位。記得當時開會的地方室內沒有掛圖的裝置,餘秋裏部長就跪在鋪開的地圖上,用他未割除的右臂指著鬆遼平原地圖講解,無臂的左袖筒掛在一邊。他清楚地說明了確定7個鑽井位置的理由。會開到下午兩點鍾才結束,7 個井位基本商定下來。當時何部長家中雖逢春節,但早上無茶水招待,中午更無飽肚的食物供應,而人們的精神狀態卻十分飽滿振奮。散會時餘部長說他決定當晚就同老康(康世恩部長)帶領一批人員赴鬆遼平原,具體布置深井鑽探工作。這種強烈的創業意誌和嚴謹的務實精神,不禁令人無比感動和崇敬。1959年下半年傳來消息,打在大同長垣上的鬆基3井發現工業性油流,並認為前景可觀,從而開始了全平原上的物探與鑽探大會戰,證實了鬆遼平原下蘊藏著大量石油。此後的發展大家都很清楚了,不再贅述。”[11]
  
  何長工同誌深情地回憶說:“東北石油大隊經過地震檢查,發現從葡萄花到薩爾圖以北是一個地下長垣,並從中圈出了葡萄花、太平屯、杏樹崗等局部構造。鬆遼石油地質大隊通過大量淺鑽,證實了構造的存在。根據地層含油情況,還作出了這個地區找油希望很大的推斷,並提出了基準井井位。結果,在大慶長垣構造上,石油部、地質部在兩個不同構造上,分別於1959年9月下旬先後幾天內,試油取得成功。石油部的鑽井,還獲得了自噴的工業油流。……。

  回憶那些年,在鬆遼、華北找油的日子裏,地質部和石油部之間,每年開一次會,共同討論年度工作計劃的部署,並協調相互間的工作。兩個部之間,還及時互通情報。每次碰頭會議,氣氛崇尚團結,也開得活躍。有時在餘秋裏同誌家開,有時也在我家裏商量些事。我曾開玩笑地說,這叫做‘國家的大事在家裏開會’,是開‘國家’會議。餘秋裏、康世恩和我可以說對找石油都是著了迷的。”[5]
  
  從以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回憶中,筆者深深地感受到兩個部的領導和有關同誌團結奮進的精神。地質部超前做了大量的鑽探和地球物理的工作,到1957年底已在5條區域剖麵上進行了物探和鑽探,並取得比較豐富的地質成果。完成綜合性大剖麵10餘條,全鬆遼盆地的1:106航空磁力測量,1:106地麵重力測量和電法剖麵測量,局部重點地區的地震剖麵,打了淺鑽井276口,進尺7.14X104等。石油部1958年以後開展了深井鑽探和資料的綜合研究,地質部無條件地奉獻自己已取得的或將取得的寶貴資料。但是,大慶出油了,兩部合作也就終結了。為了大慶油田是石油部一家,還是石油部和地質部兩部共同戰鬥的成果,爭論很激烈,雖然在1980年三方(包括中科院)共同獲得了國家一項大獎,但是不知為什麽現在竟有人不顧曆史客觀事實,直到今天還在不負責任地亂說,頗令人不解。
  
  5 結論

  1)石油戰略東移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是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領導具體推動和指導下實現的。1958年2月27日鄧小平在聽取石油工業部匯報會上,反複講了石油勘探的戰略重點布局問題。在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條件下鬆遼盆地的突破帶來一係列油氣田發現的重大成果。可見選準戰略突破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筆者認為現在國家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能源、礦產資源及環境問題十分突出,中央又提出了新的戰略突破方向,可是現在許多人還很不理解,從曆史經驗來看,不弄清楚這一重大問題將來會誤大事吃大虧的。

  2) 對外國的先進經驗要一分為二。外國的好經驗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大慶油田的突破正好說明這一點。現在看來,如鄂爾多斯地台上的大氣田是地台上的油氣田,也許是符合俄羅斯第二巴庫的經驗;中國是有油的,甚至還有很多,中國的專家,如李四光、謝家榮、黃汲清等專家的看法是正確的,是可信賴的;中國油田多數是構造複雜的,四川、塔裏木盆地現在發現的油氣藏構造都是很陡很複雜的構造,含氣層位也是多層係的,沒有新的有效物探技術是查不清上下構造之間的關係,用當時初級的地震勘探技術硬攻可能是很難攻下來的;外國的好經驗,我們學得好不好,僅取決於我們自己。任何時候都應當培養自己的專家,相信自己的力量。

  現在不僅是海相地層有油,陸相地層也會有油,甚至於在一定條件下,變質岩和花崗岩內也可以有油,但是這些經驗不能亂用。

  3)地質或石油地質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的野外調查研究是基礎,是第一性的。一個地區有礦無礦,要靠調查,結論隻能產生在調查之後。因為認識是來源於實踐,認識不可能憑空產生的;鬆遼盆地20X104km2的麵積內其深部是什麽情況,靠地表觀測是得不出正確結論的。一些地質人員迷信自己的地表觀測,對深部調查不重視,那是很難獲得對地下情況真實了解的。大慶油田,現在看來地層構造都相對簡單,也很難對地下情況有個細致的了解。應重視地球物理和淺、深鑽探的結合,這是了解深部情況的主要手段。對盆地的評價應在進行工作之後進行,不要認為是“陸相地層”就把對它的評價放在一邊,這是要誤事的。

  4)發展地球探測科學技術很重要。找石油天然氣與找金屬礦產一樣,好找的和較好找的都找了一遍又一遍,隨著找礦的深入發展,應該有新的思路、新的找礦方法才會有新的突破。筆者認為中國礦產還是大有可為的。因此發展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地質實驗測試技術、探礦工程技術等是要抓緊的。中央提出地質隊伍應建成精兵加現代化,這是很正確的。但現實情況很不理想,已錯過了大好時機。過去在四川石油會戰的失利,可能與當時的勘查技術、攻關戰略等都有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什麽時間也不應忘掉。

  5)團結奮進很重要。大慶早日出油,沒有石油部和地質部的緊密合作是做不到的,因為當時石油部的地球物理調查資料和淺鑽資料較少,不足以選定準基準井的井位,鑽井打不準,就不能早日出油。地質部的隊伍毫無保留,隨時將自己調查所得的新資料交給石油部門的隊伍使用,是一種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愛國主義精神。而當前調查資料和調查用設備很難共享,這是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資料不能共享,不但浪費資源,誰也不能研究區域性的地球問題,因此,不但要從思想認識上,同時要在管理上製定合理有效的措施,以解決好我國的資源共享問題。這方麵外國已有很好的經驗可以借鑒。
  
  參考文獻

  [1] 餘秋裏, 餘秋裏回憶錄[M], pp.505-509-515,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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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四光, 旋轉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係複合問題, 李四光文集第七卷[M], pp207-347(原載1954年地質學報第34卷,第4期,第339--410頁), 武漢, 湖北出版社

  [4] 李四光, 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勘探的遠景, 李四光文集第七卷[M], pp367-369 (原載1955年石油地質,第16期,第1--40頁), 武漢, 湖北出版社

  [5] 何長工, 何長工回憶錄[M], pp.481-483,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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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康世恩, 康世恩傳[M], pp.99-105,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8] 康世恩, 康世恩論中國石油工業[M], p.89, 北京, 石油工業出版社, 1995

  [9] 顧功敘,一段值得回憶的曆史[N], 石油物探信息報, 1989-10-01

  [10] 黃汲清,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 黃汲清石油地質著作選集[M],pp.112-125,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3

  [11] 顧功敘, 顧功敘文集[M], 北京, 地質出版社, 1999

  [12] 張文昭, 當代中國油氣勘探的重大突破, 石油勘探文集(第三集), p.3, 北京, 地質出版社, 1999

 

附一、風中散人:就這個故事,我請教了幾個老師,我所聽到的一些故事:

1 李四光過去多得到丁文江(老地質學家)的提拔,解放後,他批丁文江很積極,所以一些同輩人不滿意他,當時批丁的人很多,而丁現在被認為是中國優秀品質的科學家,他不向任何政治勢力獻媚。文化革命中,李寫了政治上批判其他學者的文章,包括批判多旋回,不過主要是批陳國達的“地窪學說”,因為蘇聯人推崇這個學說。後來的板塊構造理論與地窪學說最為接近,而且成為板塊構造理論的一部分。1949年後由於由於蘇聯人認為地殼運動以垂向運動為主,李的學說以水平運動為主,所以並不吃香。也受到排擠。但是毛澤東不滿蘇聯,所以李四光得到毛的支持。

2 1949年前,李四光是受壓的,它的地質力學是用泥巴做實驗,被譏諷為“玩泥巴”的,後來的油氣田分布發現與這種泥巴試驗的變形結果一致。因為泥巴是準塑性材料,地層在長期應力作用下也是準塑性的。現在看來,力學分析有科學道理,不過李把力源找錯了,固定就是南北方向擠壓,沒有後來的板塊構造受力方向多樣性。

3 有消息說,大慶油田後來發現了“海洋性的標誌微體古生物——有孔蟲”所以油田可能是海相沉積而不是湖相的。黃先生說鬆遼平原存在第三係海相沉積,可能是找到油的關鍵。不過陝北油田的湖相環境似乎是可靠的。有人說也發現了有孔蟲,但是沒有被證實。黃先生強調重點是海相是有道理的。1978年陸相理論已經成為民族驕傲,所以黃隻講了陸相。另外趙文津的說法不對,黃強調“地台”(穩定的構造環境)與陸相沒有任何矛盾。

4 李四光的女兒李琳院士是個很正派的人,有一次科學會議上她發言批判當時的最高領導人的說法,也批判科技部973偏離科學研究規律。

5 李四光一生學說有三,一、發現區分石炭紀、二疊紀地層的標誌性古生物——蜓;二、提出地質力學,認為在長期應力作用下,地殼會變形,變形的結果有幾種標準模式,叫構造形跡,地球上在長期南北向應力作用下會形成巨型構造形跡,叫構造體係;三、發現廬山有第四紀冰川。現在人們說李四光三大貢獻被否定了一個半(構造體係和廬山冰川)。我老師說,就怕我死了,連被否定的都沒有。

(第一個否定廬山有冰川的人是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姓王的老師,可是他1979年就就英年早逝了。他可以印證華東師範大學的曆史輝煌,可惜活著的人不去宣傳)

所以李四光作為偉大科學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黃先生也是傑出的科學家。電影有些偏向。

 

附二、風中散人:又請教了老師,老師說:

形成石油有兩個條件,第一是什麽沉積環境可以成油,第二是什麽大地構造區可以形成這樣的沉積環境和不破壞保存油的圈閉構造。

趙文津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什麽沉積環境可以成油沒有說。黃的陸相成油學說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因為他善於分析物資成分;李的地質力學回答第二個問題,因為他善於構造分析。所以黃有“首議之功”,不過他一致不能解決倒哪裏找油,李四光是“畢其功於一役”。

我個人認為,在石油問題上,黃先生理論貢獻大,李先生實踐貢獻大。當然李先生的整個地質力學,理論意義更大。可惜李先生的理論有些曲高和寡,現在沒有人有他的力學水平和地質學基礎了,未能適應板塊構造學說的衝擊而成為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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