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小平的緣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黃汲清被關進地下獄室180多天,後來又下放到江西峽江縣坑西村的“五七幹校”。 黃汲清沒有被磨難壓倒,但是,當他回到北京,看到一手組建的“大地構造研究室”和技術隊伍已不複存在,滿耳又充斥著有關大慶石油發現的不實宣傳時,他感到了痛苦…… 要說出真話!他兩次向黨中央向鄧小平致信。1977年6月,黃汲清第一次寫信給鄧小平。小平見信後要求地質總局先拿一個“說法”,於是地質總局呈上了“關於黃汲清同誌的情況”的說明。在那份“情況說明”上,1977年8月小平作出了“總之,要搞百家爭鳴!”的重要批示。 但這批示沒有直接與黃汲清見麵。於是,1978年1月,黃汲清再次致信。信中黃汲清顯示出一個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氣度: 我查閱了有關鬆遼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報告和資料,確知它們都采用了我的地質構造理論和學派術語,而並無地質力學的理論和術語。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我的態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誌……在他擔任地質部長期間……為我國東部幾大油田的勘探和開發鋪平了道路。 第二、我認為地質力學作為一個中國人獨創的學派和其他學派一樣都應當積極發展…… 這封信得到了小平的再一次批示和支持。於是1978年11月的全國科協大會上,黃汲清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宣布了大慶油田的發現真相:“大慶、大港、勝利油田的發現與地質力學完全無關!”他的真話震動了整個科技界。 1982年10月,國家科委對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做出貢獻的科學家,進行了永載史冊的表彰:李四光、黃汲清、謝家榮等23人榜上有名。黃汲清名列第二,那是國家對他的褒獎!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70年的地質生涯,黃汲清踏遍祖國山山水水,發表了250餘篇文章,20部專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80年,他指導學生編製的1∶400萬《中國大地構造圖》及其說明《中國大地構造及其演化》,榮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 黃汲清1945年曾在重慶出版一本遊記《天山之麓》,是在新疆考察地質時所寫的。文筆清新,敘述簡約從容,寫新疆的風土人情,政治經濟文化變革,都有獨到見解,今天研究新疆的人,都大可一看,內涵遠非今天所謂文化散文可比。對一個科學家來說,這雅興令人心生敬意。 今年6月的紀念大會,50位兩院院士參加,共緬恩師黃汲清。劉東生院士讚恩師“以地質為人生”,陳夢熊院士說秉承了前輩“培養人才注重基本功”的原則,而年過九旬的葉連俊院士,淚水漣漣,講述當年他們同在重慶住防空洞的事:日本人的轟炸,炮火連天,無法阻止黃汲清的埋頭著書。那時還年少的葉連俊問黃先生何以能潛心寫書,黃先生平靜答道:“世事如此,今日不知明日,說不準哪天就被炸死,所以現在要抓緊把我所學所知寫出來啊。”話語中的那份從容與情操,激勵了葉連俊一生。 這位以“做一個為祖國建設事業有用的人”為治學格言的學者,1995年3月22日安詳逝於北京,平靜地離別了他深愛近百年的祖國。 (方正) 人物檔案 黃汲清(1904-1995),世界著名地質學家,四川仁壽人。根據他的陸相生油等理論,“中國是貧油國”的論斷被打破,相繼發現了大慶油田等高產油氣田。1994年,為當代中國最傑出科學家設立的“何梁何利獎”,頒發給了錢學森、黃汲清、王淦昌、王大珩四人,除黃外,另三人都是研製“兩彈一星”的元勳。 黃汲清1914年至1916年就讀於仁壽一中,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係,1935年獲瑞士濃霞台大學理學院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名譽院長。他提出的“多旋回構造運動”學說,在國際地質界引起轟動。1957年,他領導了鬆遼平原、華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發現大慶油田的功臣。1985年他被美洲地質學會授予名譽會員稱號,1988年被蘇聯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羅斯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完)
附: 大慶油田的發現者並非李四光 大約從1978年開始，“平反”和“昭雪”便成了中國新聞媒體的常用詞語。中國人民突然發現，曾經被允許知道的事情充滿了太多的假象。在很多地方像空氣一樣普通的“真相”對於他們一度比黃金還要稀缺。從1940年代延安的“搶救運動”到1950年代的廬山會議到1960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代張誌新的死亡，無數的冤屈得到了伸張。現在又輪到了赫赫有名的“大慶油田”。讀完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秘密檔案———大慶油田發現真相》(以下引文隻注明頁碼)，我惟願這是最後一個被平反的冤案。 比較起慘遭迫害的55萬右派分子和大躍進餓死的數千萬人來說，“大慶油田”被冤屈的隻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還不算特別慘。我們更多地關注的是“真相”的後麵，這一小群人為什麽會受委屈。大慶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國石油之父”黃汲清運用他獨創的“大地構造理論”和“陸相生油論”，首先提出並且堅持在鬆遼盆地進行勘探才最終發現的，為什麽卻把功勞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質力學”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進喜的頭上？原來，黃汲清的理論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國民黨政府經濟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時第一個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會冒‘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唱讚歌’之嫌’”(182頁)。多麽荒唐的邏輯，卻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高層官員的真實想法，是那個時候的“主流意識”。那是一個亟欲在現實生活的所有方麵都要和“舊社會”徹底決裂的時代，是一方麵標榜“曆史唯物主義”、另一方麵又不承認曆史事實的時代。於是，在當時的地質部黨組寫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這個偉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部長運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和他舉世聞名的地質力學理論，實現了大慶油田的重大發現”，“李四光的名字從此響徹雲霄，名垂史冊。並且至今餘暉昭昭”(182—183頁)。 被“真相”的作者稱之為“一個天大的謬誤”(169頁)就這樣被政治家們輕而易舉地合作出來了。客觀地說，“洞察一切”的毛澤東並非有心要製造這一“謬誤”，他“到死都不清楚大慶油田的真相”(186頁)。他不過“順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屬們的“好意”。因而就出現了與那個時代的整體氛圍很不協調的一幕：在知識分子飽受歧視和打壓的同時，李四光幸運地成為了毛澤東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尋常的關懷和嘉獎。雖然“地質力學理論至今也未得到國際地質界的承認和采用”，“大慶等東部油田的普查與發展與地質力學的理論無關”(296—297 頁)，李四光卻在人神共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來了“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刻”(285頁)，在“四人幫”倒台後又專門為他拍攝了一部故事電影《李四光》，時至今日中學地理教科書還在介紹“地質力學”。 毛澤東同誌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一是剛愎自用，聽不進不同意見，二是受了所謂的“蒙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懷，大慶油田的發現應該屬於後者。在當時那個特殊的時代，毛澤東的威信至高無上，有人卻敢於“欺騙”偉大領袖，而且還“欺騙”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說穿了也不奇怪。這種“欺騙”看似忤逆，實則是迎合。1958年那麽多地委書記、省委書記敢於爭先恐後地以畝產五萬斤、八萬斤蒙蔽“上頭”，就是因為他們摸準了“上頭”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僅不會因“蒙蔽”而倒黴，反而可能有好處。地質部黨組的“蒙蔽”也是這樣。他們的報告把“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置於發現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國人獨創的”地質力學。這樣的報告當然不會不對領袖的胃口。用當時的話說“地質力學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地質領域的具體化”(284頁)。這樣的報告叫人多麽舒坦。不“批準”多難呀。地質部黨組的報告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好評”，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國有那麽多種科學和科學家，曾經受到了這種“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這種反常的難得的“知遇”實際上源於一種“蒙蔽”，領袖對這種“蒙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會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看了這本書後，應該再補充一句：在那個時代，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知遇”。 (三晉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