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後半個多月，鄧小平離開崇義，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紅七軍情況。
對這件事，鄧小平自己在1968年寫的《我的自述》中寫道： “……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誌說，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隻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個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鄧小平離開崇義去上海的時間，是1931年3月10日。
這天一大早，他與許卓一起，先到傑壩，看望安置在那裏休養的100餘名紅七軍傷病員，並且與贛南特委的同誌商討建立根據地的工作。特委的同誌建議紅七軍到信豐去，因為信豐縣與南康縣邊界地區是老蘇區，建立紅色政權已經兩年了，又是贛特委機關所在地。紅七軍到那兒去，可使那兒的紅色政權得到鞏固，特委也可更好地領導整個贛南鬥爭。鄧小平與許卓接受了特委的建議，決定鄧小平赴上海後，部隊立即轉移到信豐去。
在傑壩，鄧小平和許卓還提出，請贛南特委派一名交通員護送鄧小平去上海。特委當即物色了人選，隨他們一道先回崇義縣城，再準備出發。
當日黃昏，就在他們快要接近縣城時，突然傳來急驟的槍聲。經了解，得知國民黨軍隊正在進攻崇義縣城，歸路被截斷。鄧小平斷定：部隊肯定已經轉移。他想，既然前委已決定自己去上海匯報，特委交通員又在身邊，就沒有必要再追趕部隊了。他征求許卓意見，許卓讚同他的想法。於是，鄧小平便與許卓分手，乘夜改道前往上海。
鄧小平離開崇義赴上海的情形，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在父親告別許卓時，聽見遠處有槍聲，他再度叮囑，必要時，部隊可向井岡山靠攏。
“此後，父親化裝成一個買山貨的商人，由行委派一個交通員帶著，步行幾天經粵贛交界處的大庾，到了廣東的南雄。
“南雄當時是我黨的一個主要的交通站，由一對姓李的夫婦主持。父親在交通站上住了一夜之後，即由他們派另一位廣東的交通，帶領步行到韶關，然後乘火車到廣州。在廣州的一個旅館住了半天後，又由交通代買了到香港和由香港到上海的船票，當晚由廣州到香港，並很快再由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一路平安。”
鄧小平到上海後，很快與黨中央接上了頭。4月29日，他向中央提交了關於七軍工作的書麵報告。他是原廣西左右江根據地和紅七軍的主要領導人，以為中央會很快聽取他關於紅七軍情況的匯報，會給紅七軍以後的工作作出明確的指示。可是，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竟相當冷漠地將他置於一旁。沒有聽他一次匯報，甚至沒有見他一麵！
這是為什麽？原因是王明“左”傾中央早已聽取了有違紅七軍曆史事實的一麵之詞。原來，在鄧小平之前，原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和另一位原在紅七軍工作名叫閻衡的人，早已向中央作了匯報。他們在匯報中夾雜著許多“左”的觀點。在他們看來，紅七軍千裏轉戰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不是李立三“左”傾盲動的過錯，而是紅七軍前委對中央“左”的方針政策貫徹執行得不力。而這些責任，當然應由主持紅七軍工作的同誌負責。王明“左”傾領導者們本身“左”得出奇，加上有了“先入為主”，作為對立三“左”傾錯誤作了抵製的鄧小平，當然隻能得到冷遇了。
豈止是“冷遇”，事情遠沒有完結。在王明“左”傾領導者看來，鄧小平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這件事本身，就是難以容忍的“錯誤”。他們懷疑鄧小平是不是擅離職守？鄧小平後來在《我的自述》中寫道：
“關於我離開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麵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
事實勝於雄辯。鄧小平離開崇義向中央報告工作，明明是經紅七軍前委集體討論決定的，而且從當時的實際看，他此行也完全必要。這有什麽可非議的？好在了解實際的許卓堅持實事求是，如實作了證，要不博古等人定會揪住不放的。
令人憤慨的是，事過35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為了打倒鄧小平，竟又重翻老賬，硬誣鄧小平當時是“逃跑”回上海。
鄧小平受組織派遣執行任務，為的是讓黨中央能更好地了解紅七軍情況，使紅七軍今後有更明確的鬥爭方向。況且，鄧小平離開崇義時，還對紅七軍的行動作了周密布置呢。這怎麽是“逃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當時進攻崇義紅七軍的共有兩路敵人。一路是駐守贛州的國民黨軍第六十師一個團和第十二師三十四旅一個營，由三十四旅旅長馬昆率領，從贛州出發經南康和長龍、楊眉寺進攻崇義縣城，另一路為南康、上猶、崇義三縣國民黨警察隊和商團糾集在一起，從上猶的中稍、磨刀坑進攻崇義，企圖合圍紅七軍五十五團。敵軍兵力比紅七軍五十五團多數倍。
紅七軍初來乍到，尚未建立靈通的情報偵察網絡，對敵軍進攻察覺過遲，直到黃昏時分待敵離縣城很近了，才發現已三麵受敵。幸虧李明瑞有豐富的戰鬥經驗。他指揮五十五團一部離縣城5華裏處與敵接火，稍後，紅軍大部撤進縣城。
當晚，細雨綿綿，濃霧迷漫，一片漆黑。李明瑞指揮部隊，以少斷後，大部撤至縣城北門新村。
第二天清晨，敵人包圍了縣城。李明瑞瞅準戰機，指揮部隊先向東打一陣槍，接著又朝西邊猛烈射擊，扔幾顆手榴彈。隨後，帶領部隊在兩個連掩護下，乘濃霧神速撤出縣城，朝過埠、金坑方向轉移。軍政治部主任許卓也趕上了部隊。
愚蠢的敵人從西路殺進縣城。蒙蒙大霧中，西路敵軍都誤以為對方是紅軍，猛烈對射起來，直到大霧散盡，方知中計。此時紅七軍早已不知去向。而街頭卻躺滿國民黨軍的屍體。按照鄧小平臨走前的叮囑，紅七軍五十五團撤出崇義城後，帶上留在傑壩的傷病員，經上猶的營前，到達遂川縣的大汾，準備向井岡山靠攏。
在遂川縣大汾，李明瑞、許卓得知湘贛邊界的永新縣是湘贛革命根據地中心，立即帶著部隊朝永新奔去，終於在4月上旬與分別三個多月的紅七軍五十八團重新會合。
原來，三個月前，當鄧小平、李明瑞等率紅七軍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一部渡過樂昌河後，被阻在河對岸的五十八團大部，由軍長張雲逸帶領，先在粵北大山中隱蔽數日，然後在地下黨的引導下，輾轉湘南，又到了井岡山下的酃縣，打敗當地民團，與前來接應的湘贛紅軍獨立師第三團會合。隨後，經茶陵縣到達永新，與在永新活動的中央蘇區紅軍第二十軍會師，並很快得知五十五團的消息。
紅七軍兩個團又會合在一起了！
4月中旬，奉中共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部指示，紅七軍與紅二十軍、湘贛紅軍獨立師一起，組成紅軍河西指揮部。三支紅軍部隊並肩馳騁於湘贛蘇區，配合河東的紅一方麵軍，進行第二次反“圍剿”。
同年7月，紅七軍與紅二十軍一起，離開湘贛革命根據地，東渡贛江，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與紅一方麵軍主力匯合。從此，他們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領導下，參加保衛、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