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我的父親鄧小平 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作者：毛毛 鄧林
1930年2月7日，父親再次經香港取道越南，回到了廣西龍州。
當他還未走出越南的地界，遠遠望去，就看到鎮南關上高高飄揚著紅旗。他知道，龍州起義一定舉行了，紅八軍也一定已經成立了。
他一到龍州，才發現紅八軍已分頭到各縣去剿匪反霸，隻有第二縱隊司令員宛旦平在紅八軍司令部。宛旦平向鄧小平詳細匯報了紅八軍工作情況和龍州的形勢。
隨即，父親召集了一個廣西軍委和地方黨委的幹部會議，根據他在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的精神，作了幾次詳細的報告，指出左江各方麵的工作尚未抓住中心工作。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決定了職工運動、農村鬥爭、發展黨的組織、反帝鬥爭、土地革命、擴大和發展紅軍等問題的方針政策。會議同時決定，八軍暫時組成一個前委，總的方向是與七軍會合，集中力量向湘、粵邊進展，以期與朱、毛紅四軍會合。
不久，父親他們得知七軍在右江的隆安戰鬥失利，主力已退出右江，不知何往。此時，重掌廣西軍政大權的桂係軍閥，以四個團的兵力進犯龍州。八軍此時已認識到龍州是絕對不能守的，因此為了保住與右江七軍的聯係，決定打下左、右江之間的重要通道靖西。
紅八軍第一縱隊於3月11日包圍了靖西的敵人。據第一縱隊司令何家榮回憶：“鄧政委親臨前線和我同在南門外陣地（即現在的靖西大橋附近）指揮作戰。在圍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際，鄧政委因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譚晉連長率領第八連護送他過右江。握別時他指示第一縱隊領導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掃除左、右江聯係的障礙，並隨時注意龍州方麵的情況。鄧政委由第八連戰士護送，經過代垌、把荷、東江、巴麻、思林、武篆，安全到達韋拔群同誌處。”
父親離開紅八軍後，第一縱隊久攻靖西不下，撤回龍州。這時，敵人已調重兵襲擊龍州，紅八軍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進行了英勇抵抗，最後放棄龍州，由俞作豫軍長率領退至憑祥。敵人尾隨追擊，第二縱隊司令宛旦平、營長雷獻廷等犧牲，俞軍長所率部隊僅剩七百餘人。龍州被敵人占領，紅八軍和龍州革命政權至此失敗。
紅八軍軍長、共產黨員俞作豫為了找黨組織而去香港，不幸為叛徒出賣被捕押送廣州。1930年8月18日，俞作豫軍長及廖光華、王敬軒三同誌被陳濟棠殺害於廣州黃花崗。俞作豫年僅30歲。在慷慨就義之前，俞作豫無比悲壯地寫下了“十載英名宜自慰，一腔熱血豈徒流”的絕筆詩句。
紅八軍失敗後，其攻擊靖西的第一縱隊，在司令何家榮和參謀長、共產黨員袁振武的帶領下，幾次企圖與紅七軍取得聯係，均因敵人強大圍攻而不得，乃退至貴州邊界，但仍堅持戰鬥。最後，這支紅軍隊伍，曆盡千辛萬苦，轉戰滇桂、黔桂邊境數月，曆經半年的時間，剩下300多名戰士，在參謀長袁振武的率領下，終於於同年9月間在廣西河池地區與李明瑞、張雲逸率領的紅七軍會合。當袁振武緊緊握住李明瑞總指揮的手時，兩軍的戰士們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激動得熱淚盈眶。
紅八軍第一縱隊餘部，從此並入紅七軍建製，一起參加了平馬整編。
1930年3月，父親和紅八軍第一縱隊的一個連，從靖西一帶衝到右江。這時，右江沿岸已完全為敵人占領，紅七軍已退入東蘭一帶。4月，父親終於在重敵重圍之中，迂回到了東蘭縣武篆區。
到武篆後，父親一麵設法同已向北行動的七軍主力取得聯係，一麵與韋拔群一起進行土地革命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工作。父親曾說過，他在右江地區開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黨中央工作時，從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的報告和紅四軍到上海的同誌向中央進行的口頭報告中學習的經驗。
父親在武篆的魁星樓住了兩個月左右。到了5月底，他們估計紅七軍主力可能向河池方向移動，父親便決定去河池一帶尋找紅七軍。第六天，父親趕到河池，終於與李明瑞、張雲逸會合。
父親在河池召集了一個黨員大會，決定回師右江，在右江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和改造紅軍，總的方向還是迅速向外發展。並決定乘紅七軍從貴州回來一路上取得的勝利成果，一鼓作氣，揮師百色，收複百色。
父親回到廣西後，還辦了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的批準，根據李明瑞的要求，接受李明瑞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一決定，當父親一到龍州後便宣布了。從此，李明瑞，由一位具有愛國民主主義思想的舊的軍事將領，成長為一名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革命戰士。1930年6月初，紅七軍在李明瑞總指揮、鄧小平總政委和張雲逸軍長的帶領下，向百色進發。6月8日，紅七軍一、二縱隊向百色發起進攻。由於敵人工事堅固，兩天仍未拿下。李明瑞、張雲逸親到前線指揮，令二縱二營營長、共產黨員馮達飛用山炮轟擊。在紅軍猛烈攻擊之下，勝利收複百色。
收複百色後，前委決定繼續擴大戰果，紅七軍乘勝戰鬥，又收複了奉議、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縣縣城，全部恢複了右江蘇區。在紅七軍於軍事上取得一係列的勝利的同時，右江地區繼續開展土地革命，擴大群眾基礎，鞏固紅色根據地的建設，整個右江地區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右江紅色烈焰的熊熊燃燒，早已引起了蔣介石的忐忑不安。 7月初，蔣介石命雲南滇軍龍雲，取道龍州、百色，沿左右兩江進攻南寧。但在平馬附近的果化一帶，冒進的滇軍一部遭到早已埋伏在那裏的紅七軍的伏擊，惡戰一場，滇軍死傷五六百之多。經過這一戰鬥，氣勢洶洶的滇軍真好像當頭挨了一棒，以後再未敢與紅色區域為難。
與滇軍一戰之後，紅七軍也傷亡200多人，因此部隊便開到平馬，進行整訓。
紅七軍在一開始建立的時候，就注意到部隊的改造和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同時在部隊建立士兵委員會，廢除軍閥作風。七軍的各連隊，在發展黨員的基礎上都建立了黨支部，在戰鬥中發揮了黨組織在軍隊中的戰鬥堡壘作用。七軍前委之下各縱隊設立隊委，各營設營委，各連設連支部，從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黨的領導係統。在建立黨組織的同時，前委還十分重視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提高理論水平。
在平馬，為了提高軍隊政治素質，紅七軍軍部舉辦了一期為時三個月的教導隊，以培養連排基層幹部。鄧斌政委親自主持開學典禮，親自作了形勢報告，還親自給學員講課。紅七軍在對部隊進一步進行政治思想、組織和軍事整訓的同時，在地方黨委的配合下，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頒發了《土地革命宣傳大綱》及《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等指導性文件。
由於進行了土地革命，廣大貧苦農民歡欣鼓舞，熱情高漲，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農民踴躍參軍。由於貧苦青年農民的參軍，紅七軍的部隊成份大大地得到了改變，精神麵貌為之一新。
為了保衛土地革命成果，保護秋收，紅七軍決定在整訓之後於10月初出發向河池地區行動。
紅七軍老戰士莫文驊回憶：“整訓結束，根據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勝利完成。廣大貧苦農民不僅在政治上當家作主了，而且在經濟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發了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生產積極性。許多翻身農民紛紛要求參加紅軍和赤衛隊。有幾千農民報名參加了紅軍，這就使紅軍隊伍由三個縱隊擴大為四個縱隊，全軍發展到八千人。這時紅軍兵強馬壯，躍躍欲試，為迎接新的戰鬥，開辟新的局麵，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按父親的說法，此時，“是紅七軍的極盛時期”。1930年9月間，紅八軍餘部到達河池，與紅七軍勝利會師。從此，紅七軍、紅八軍，匯成廣西革命的一支英勇的武裝力量，開始了新的征程。
自1930年2月間父親向上海黨中央匯報廣西工作離滬回桂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央失去了與廣西的聯絡。4月，中央給七軍前委一封信，稱“自小平同誌去後，中央沒有得到你們的報告，僅從反動的報紙得到你們一些消息。”6月16日，中央給軍委南方辦事處並轉七軍前委發了一封指示信，上麵稱：“關於七軍問題，自小平同誌回七軍後，中央即未曾得到報告，自退出龍州百色後除龍州部分失敗情形有同誌到滬報告外，關於從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蹤，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報紙載說已到柳州附近，但詳情亦不知道。”
一省或數省先勝，進而建立革命政權，革命高潮已經到來，這就是“立三路線”的戰略布局。在這封信中，黨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線的觀點，認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國爆發的極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幾省之內勝利”，在南中國要爭取廣東的勝利，“堅決的進攻敵人的柳州桂林向著廣東的西北江發展”。同時批評七軍前委對於李明瑞、俞作豫的態度是“非常錯誤而且危險的問題”，是“沒有遵照中央正確指示做法，故結果遭受機會主義的失敗！”可以看出，上海立三中央因對七軍前委一些作法不滿，又聯絡不上，情緒十分焦急。
因此，黨中央為了在廣西更有保證地貫徹“左”傾方針，特派鄧崗（又名鄧拔奇），前往廣西指導工作。
9月31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鄧崗（拔奇）來到紅七軍。10月2日，紅七軍前委在平馬召開前委會。會上，鄧崗傳達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紅七軍前委決定，七軍由四個縱隊改編為三個師，十九、二十兩個師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動，在河池集中全軍舉行全國蘇維埃代表的閱兵典禮，以鼓舞士氣，並召開全體黨員大會。韋拔群率領第二十一師留在右江地區堅持右江根據地的鬥爭。
10月4日，紅七軍主力七千餘人浩浩蕩蕩，威武雄壯地整裝北上，向桂黔邊界的河池地區進發。
這支紅軍隊伍，正是朝氣蓬勃、士氣旺盛之時，他們怎麽會想到，他們的總政委、前敵委員會書記鄧小平的心裏，卻是思緒萬千，很不平靜！
原來，中央南方局代表鄧崗到來後，傳達了黨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要取得一省或幾省先勝利，進而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命令紅七軍進攻柳州、桂林，最後奪取廣州，以配合紅三軍團奪取武漢，要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除了軍事部署以外，鄧崗還傳達了中央對廣西右江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說右江特委所執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傾富農路線。
黨中央的新的戰略部署和對右江土改工作的批評，引起了父親的沉思和憂慮。
對於革命形勢和現階段革命任務的不同看法，對於紅七軍這支七千多人的紅色革命武裝力量的前途命運的擔憂，不容他不深刻的思考，不容他不心存憂慮。
1930年秋，紅七軍到達廣西北部黔桂邊境的河池地區。
10月10日，紅七軍前委在河池召開了全軍黨員代表大會。在會上，鄧崗堅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讓紅七軍首先攻打柳州。紅七軍的參謀長龔楚（鶴村）和政治部主任陳豪人也積極支持這一主張。
而父親，則明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父親說過，他這時的心理是，聽到中央代表傳達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的中央精神，的確很興奮，但他冷靜地考慮到，當時的廣西，已被桂係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複了統治，紅七軍雖在右江地區開辟了根據地、壯大了隊伍，但軍力隻有幾千人，當時打百色都已十分艱難，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是沒有把握的。
但是，打柳州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須堅決執行。怎麽辦呢？父親曾和一些同誌交換過意見，發現大家的思想很不統一，有的認為不行，有的不表示意見。最後，在會上，父親提出，由河池到東南的柳州，隔著一條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東北麵的桂林，然後再打柳州。這一意見取得了多數代表的同意。
盡管父親和其他的同誌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但是由鄧崗把持的河池會議，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線，確定了紅七軍的任務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會議上還批評了七軍前委過去的“錯誤”，組織了一個由陳豪人為書記的“兵委”，並錯誤地免除了廣西黨的特委書記和右江蘇維埃主席雷經天的職務，以後又開除了他的黨籍。
11月9日，紅七軍整裝出發，向東開進。
當這支革命隊伍滿懷豪情壯誌奔赴戰場，去執行黨中央“左”傾決議之時，他們並不知道，就在他們出發的兩個月前，黨中央已經於９月底在上海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批評和糾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由於山高路遠，消息隔絕，地處西南邊陲地區的紅七軍，對於這麽重要的一次黨的會議和黨中央方針政策的重要轉變卻毫不知曉，乃至在中央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兩個月後，他們仍然按照原“左”傾中央的指示方針，出發了。
到達三防後，鄧崗和龔楚、陳豪人等指責鄧小平違反中央命令，堅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於是在三防召集營以上幹部會加以討論，會上爭論激烈，最後，大家表示服從中共南方局代表的指示。鄧小平深感在會上的孤立，便提出辭去前敵委員會書記一職，建議由中央代表或他人來擔任這一職務的請求，而鄧崗和龔楚、陳豪人又不同意，結果，鄧小平隻能服從了大家的決定。
在這個漫長而又艱苦的軍旅途中，紅七軍前委內部，從未停止過爭論，從未消除過分歧。按父親的話說，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會議以後，紅七軍即向東南方向而下，準備攻打柳州。行至中途，到了融江一岸的長安，發現敵人已有兩個師的重兵駐防。12月15日，紅七軍以主力攻打長安鎮，但激戰五日，終未能攻克，而自身也已傷亡數百人。在這種情況下，紅七軍決定撤出戰鬥。
從長安撤出後，紅七軍終於為現實所迫放棄了攻打柳州的計劃。但是，以鄧崗為首的人，既未放棄立三路線，也未放棄攻打桂林的方針，隻是因為當時敵人已有布防，所以紅七軍隻好北上，想從湘南迂回廣西繼續攻打桂林。但經武岡一役，紅七軍連遭重創，傷亡二百餘人，十九師五十五團團長何莽壯烈犧牲。部隊的士氣大受挫折，在撤退的途中部隊又跑散不少。紅七軍收集了部隊，決定立即繼續向東南方向轉移。最後，紅七軍總算安全地回到了廣西，到達湘桂邊境城鎮全州。
到了全州後，紅七軍的領導幹部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紅七軍的前途。
自從10月初紅七軍從河池出發以來，經過四次與敵遭遇，長安攻城失利，武岡作戰失敗，僅僅兩個月的時間，部隊已由七千多人銳減到三四千人。此時，部隊中士兵的失敗情緒很深，逃兵也很多，雖然時入冬季，部隊尚且衣食無著。而且，北有湘軍虎視眈眈，南有桂軍嚴陣以待，在這種困境下，再要打柳州、桂林，進而“飲馬長江”，真是談何容易！至此，紅七軍在嚴酷的現實和教訓下，終於徹底放棄了“立三”冒險主義，再也不提攻打柳州、桂林的計劃。
會後，鄧崗要求回上海黨中央匯報工作，離開了紅七軍。而支持他的紅七軍政治部主任陳豪人，也隨後離開了紅七軍。父親說，陳豪人是在一次戰鬥後自己悄悄走了的，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們走後，“立三”路線對紅七軍的指揮也從此喪失。紅七軍的指揮權，又重新回到了鄧小平、李明瑞和張雲逸手中。
在全州稍作休整後，紅七軍轉戰於湘、粵、桂三省的邊界地區，1931年１月，到達湘南乳源縣梅花村一帶。
在梅花，部隊剛住下，中共湖南省樂昌縣委派宣傳部長穀子元前來和紅七軍聯係。穀子元帶來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緊急通告等文件。看到這些文件，父親和紅七軍前委才知道，原來，早在去年的９月，也就是他們在河池之時，黨中央便已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結束了立三路線！
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這個時間上的差距，竟使紅七軍輾轉作戰數千裏，不但丟失了革命根據地，而且兵力減少三分之二！這麽大的責任，這麽大的損失，這麽大的差誤，回想起來，怎麽能不令人深感震撼！
逝者已逝，無可挽回，也沒有時間去挽回。紅七軍剛在梅花住下幾天，２月３日，他們即得情報，說粵軍鄧輝一團從星子方向追來，七軍前委認為，隻有一個團的敵軍，正是一個殲滅敵人的大好機會，乃決定進行戰鬥的軍事部署。
仗一打響，敵我雙方一經接觸，才發現，敵人的兵力絕非一個團，而是三團之眾，其中兩個團是由樂昌方向過來的。
錯誤的情報導致了錯誤的決定，錯誤的決定導致了失敗。經過五個小時的激烈而又殘酷的一場惡戰，紅七軍殲敵一千多人，但本身傷亡亦很大，最後於黃昏時撤退下來。
對於梅花一仗，父親記憶深刻。1992年他到廣東時，還曾感慨地提起他在廣東的這些戰鬥經曆。他萬分惋惜地說，在梅花一仗中，犧牲了許多重要的幹部，比如二十師師長李謙。
1931年2月5日，梅花村戰鬥結束，在掩埋好犧牲的戰友後，紅七軍退入山區。
經梅花一戰，七軍損失嚴重，兵力疲憊，部隊情緒不佳。紅七軍前委決定，放棄在粵北湘南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計劃，速出樂昌，向江西前進，到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合，在中央蘇區休整部隊，並任命張翼為五十五團團長，馮達飛為五十八團團長。
在安排好了二百多名傷員後，紅七軍在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的帶領下，向西開拔，強渡樂昌河（即武水）。
中午時分，鄧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團先過樂昌河，不想此時敵人由樂昌、韶州兩處用汽車運來部隊，阻止我軍過河，張雲逸率領的五十八團僅過了一個連，便為敵人炮火截斷而不能渡河。
經樂昌河一役，紅七軍又被割斷為兩部，五十五團由鄧小平、李明瑞率領向江西進發；五十八團則由張雲逸率領繼續在湘粵邊界迂回，最終渡過樂昌河，向江西方向前進。在此期間，紅七軍的兩部失去聯係，全無音信，直到４月中旬，兩部方才在江西永新會師。
紅七軍第五十五團，在鄧小平政委、李明瑞總指揮的帶領下，突破了企圖阻止紅軍過河、並將紅七軍全殲於此的敵人的圍擊，一千多人的隊伍經過廣東北部仁化地區，向北直入江西。２月８日左右到達內良，在這裏，他們欣喜地遇到了中央湘贛邊特委領導的崇南遊擊隊。
紅七軍在遊擊隊的安排下，安置了傷員，還聽取了情況介紹。他們得知，這一帶尚屬遊擊區，群眾基礎還比較薄弱，六十裏外的崇義縣城還是敵占區，但敵人兵力較弱。
紅七軍乃決定，北進六十裏，拿下崇義！紅七軍以較強的戰鬥力和兵力上的壓倒優勢，很快占領了崇義縣城。
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