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鄧小平“狡辯”-兼評張雲逸和莫文驊
席琳 2004-10-27
筆者按:這是一篇舊帖,是在開國將帥論壇發的一個讀書筆記,承蒙該論壇的軍史專家盛越先生和二網友參加討論,才累積下來,共五部分內容。
這些內容涉及到1929年我黨在廣西的兩次起義和紅七軍北上期間一些黨史問題。因為是在辯論,雙方的論點和個別用詞可能會不十分恰當,而且掌握的史料也可能都需要進一步的推敲。
筆者將該帖文字略加整理(基本保持原汁原味),以饗大家。有關紅七軍的兩個文獻,筆者以前沒有看到過,一個是1943年在延安的紅七軍老戰士座談會的記錄,一個是龔鶴村在香港寫的兩本回憶錄。
一、從百色起義的領導人排序,質疑“敦厚張雲逸”
廣西百色起義的領導人排序,目前官方排序為鄧小平、張雲逸、陳豪人、雷經天、韋拔群。現今的資料表明,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時鄧小平、雷經天和韋拔群均不在百色,參加起義的紅七軍領導人為軍長張雲逸、參謀長龔鶴村、政治部
主任陳豪人。由於紅軍實行黨指揮槍原則,領導人排序為陳導民(前委書記)、張雲逸(常委)和龔鶴村(候補委員)。
然而,從當事人張雲逸大將在1960年的回憶中,隻有張雲逸和鄧小平兩人,而沒有當時在紅七軍黨內排名第二、百色起義期間擔任紅七軍前委一號領導人(前委書記)的陳導民和紅七軍的參謀長龔鶴村。同時張雲逸為了突出自己,文革期間
曾在全國會議上公開講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政委鄧小平不會打仗,後來還中途離隊,為周恩來總理出麵製止。
對於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總指揮李明瑞,張雲逸也頗多微辭,說李明瑞“產生動搖”,“犯了嚴重的錯誤”。對於廣西右江根據地蘇維埃書記雷經天,張雲逸說雷經天表現不好(張雲逸:回憶漫談廣西革命鬥爭情況,1960年3月)。
眾所周知,解放後張雲逸一直經營廣西。廣西百色起義紀念館裏的百色起義領導人排序和變遷基本上延續了張雲逸的觀點。所以縱觀張雲逸將軍在百色起義期間的表現及以後的為人,筆者實在懷疑吳東峰先生在《開國將軍軼事》中稱張雲逸
大將為“敦厚張雲逸”,是否為同一個張雲逸,以及該稱呼依何而來。
另外,據革命老人胡蘭畦(陳毅前妻)的回憶錄,“黃花崗第73烈士”也另有其人,而不是吳東峰先生文章中的張雲逸。
盛越: 張老講的是實話
張老說鄧小平不會打仗,後來還中途離隊,是為了突出自己?你看過“鄧政委”當核心後拍的故事片百色起義沒有?是誰突出自己?李明瑞的問題其實是比較複雜的,處理他有當時的曆史背景,包括處理寧都起義總指揮等人。說李明瑞“產
生動搖”,“犯了嚴重的錯誤”,這種說法是當時的環境。張老死得早,他要能看看百色起義那部片子,我敢擔保他準會氣死。至於雷經天,表現好不好在不同角度看是有區別的。
最後,所謂眾所周知,解放後張雲逸一直經營廣西。其實張老管廣西也就是解放初期,後來陶鑄來了,一頓痛罵剿匪不利,轟走了莫文驊(不然莫留廣西,至少正兵團是評得上,後來也不會是中將),張老在廣州養病也就養下去了。眾所周知,廣西王是韋國清,至於廣西百色起義紀念館裏的百色起義領導人排序和變遷基本上延續了張雲逸的觀點, 我看不出有什麽依據。
二、莫文驊中將也不“敦厚”
謝謝盛越先生的指教。
張雲逸大將所述鄧中途脫隊也許是事實,但不應當在鄧小平二度落難時提出,給人以落井下石的感覺。再說,鄧小平兩次離開紅七軍都是有案可查,第一次是在百色起義之前,由於中央有電報(見陳導民《七軍前委報告》1930年1月)。第二次是在1931年2月,離開前對許卓有交待 (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1993年),此其一。
其實, 最早在50年代末編造假材料提出鄧小平參加百色起義並正式宣布紅七軍成立的人恰恰也就是張雲逸(見朱明國主編《張雲逸研究史料》第184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現在我們知道,事實是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時鄧小平本人不在百色。百色起義的宣布是經紅七軍參謀長龔鶴村主持會議,由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陳豪人正式宣布百色起義和紅七軍的成立。作為前委常委(前委排名:鄧小平、陳豪人、張雲逸)和紅七軍軍長及百色起義的主要當事人之一,當初
張雲逸不會不知道鄧小平在不在百色。此其二。
看50年代張雲逸在廣西修養時給比自己小十餘歲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親筆信,那麽個謙卑吆,實在是想不出他後來會公開指責當了走資派的鄧小平。
至於莫文驊中將,不提也罷。
50年代評軍銜,莫文驊沒有能評上上將,莫文驊本人認為原因是高崗講了話,為此事莫文驊還曾到軍委去鬧。這事是否和陶鑄有關,文革期間莫文驊說沒有說我們不知道,但莫文驊在1996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並沒有說。莫文驊在其回憶錄中倒
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臭高崗,說高崗水平很低,但愛裝蒜;愛跳舞,但舞姿笨,舞風差(見莫文驊著《莫文驊回憶錄》第653-6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我相信莫文驊說高崗的事也許是事實,但須知高崗此人早已失勢,作古,並遺臭
多年,莫文驊為了當年的雞毛蒜皮落井下石,可見並無上將的風度。此其一。
莫文驊為軍中儒將和多產的作家和詩人,自當令人敬佩。但看1961年在《民族團結》第7期上發表的署名為中將莫文驊的一篇革命回憶錄(莫文驊:“回憶紅七軍的誕生”1961年,13-17頁),可謂是拍馬驚世之作。在這篇圖文並茂的文章中,
莫文驊不僅讓遠在上海的鄧政委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而且還讓鄧小平指揮了“百色保衛戰”。並演譯的活靈活現,連鄧小平當時穿什麽衣服,什麽口音,說什麽話都“回憶”的一清二楚。其實,鄧小平任紅七軍政治委員是1930年2月下
旬以後的事,因當時沒有政治委員製度(見陳欣德文章:鄧小平與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研究述評,鄧小平網上紀念館),此其二。
虧得莫文驊還撰文指責“有些人寫回憶錄,把別人的東西編成烈士的遺作,甚至把錯的說成是對的,這樣的東西影響不好,對後代也無益處”(莫文驊同誌來信,1984年4月20日,《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355-357頁)。莫文驊倒實在
是聰明的很,把烈士的東西“編成”是活著的當權者的,可見並沒有“去掉私心雜念”(引文同上)。
這倒與文革期間開國少將程世清"創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擔”改為林彪的扁擔有異曲同工之妙。
盛越: 看來你下了些功夫
至於落井下石,不能太理想化了,那個年代和現在不同,張老在那時不說話是不行的,這是那個時代的特征。
我不同意您說的所謂鄧小平第二次離開紅七軍前對許卓有交待,請問他交代許卓他何時離開嗎?情況一緊急,招呼都不打就溜了。不是我本人看不上他,毛毛寫的那玩藝也能充其老爹不是逃兵的證據?應該實事求是,逃兵就是逃兵,還找什
麽借口?
莫文驊解放廣西時是十三兵團政治委員 (司令員是黃永勝、第一副司令是李天佑),在廣西剿匪這件事情上,莫文驊對陶鑄很有意見,陶鑄認為張老、莫文驊心腸太軟,殺得不夠。莫文驊和肖勁光與高崗在陝北關係搞得很僵,高崗想當留守兵
團的政委,可是肖、莫都不願意。
至於紅七軍成立的有關軍史事實,我沒有考證過,所以無法發表看法。
三、 張雲逸說鄧小平不能打仗,也不是實情
首先,張雲逸是行伍出身,百色起義時已身經百戰,鄧小平則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百色起義前唯一的行伍經曆也是在馮玉祥部做政治工作。中央先後派陳豪人、鄧小平及鄧拔奇去百色也不是為了去打仗,而是去做政治領導,做兵
運,是政工幹部。打仗自有張雲逸、龔鶴村、李謙、俞作豫、馮達飛等一應純軍事人才負責。張雲逸以己所長,比人所短,為人已不算厚道。
其次,張雲逸之所以說鄧小平不會打仗,是因為鄧小平任政委的紅八軍很快被打散了,而紅七軍則在陳豪人、張雲逸、和李明瑞的領導下人越打越多。這實在是冤枉了鄧小平。紅八軍正是在主要軍事領導人俞作豫等沒有正確理解和執行鄧小
平及中央的指示下才打了敗仗。再說,鄧小平剛去紅八軍也沒有幾天,對紅八軍的班底並不了解。同時,打勝仗靠的前線軍事指揮員的臨機應斷和士兵的臨場發揮,前線軍事領導人出的錯誤不能完全算在後方政治領導人的頭上。後來,紅七
軍也多虧了鄧小平的正確領導才轉戰千裏。
第三,抗日與解放戰爭期間鄧小平任政委的劉鄧大軍千裏挺進大別山,實現了戰略轉移。鄧小平協助劉伯承製訂的行軍條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軍學習的榜樣。更不用說後來指揮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戰役的大手筆。請問,此間張雲逸除了資格老,時代好,有匹夫之勇外,還有那一樣可以與鄧小平相比。據說50年代初評元帥時鄧小平榜上有名,而張雲逸在大將中也不是打仗最出色的吧。
解放後鄧小平倒黴時張雲逸也不是沒有別的選擇,不一定非要說違心話,可以像劉帥那樣保持不說話嗎。既然非要不甘寂寞,出風頭,搶功勞,那就有辱“敦厚”的美名了。
盛越: 我看這是滿篇笑話,紅七軍也多虧了鄧小平的正確領導才轉戰千裏?
什麽叫“正確領導”?當部隊被切斷、四處槍聲大作,當政委的就借口“馬上”要離隊向中央匯報,就換了便衣溜走,這叫正確領導?張老在部隊被敵人切斷情況下臨危不懼,才把部隊帶到中央蘇區。鄧小平到上海以後,軍委(當時負責人是
周恩來)根本就不見他,誰有功夫去聽個逃兵的匯報?他後來去江西他隻不過是個中心縣委書記,做地方工作而已。
“鄧小平製訂的行軍條例和步兵操典更是全軍學習的榜樣。更不用說指揮淮海、渡江、西南剿匪戰役的大手筆”?
鄧小平自吹自擂說自己“指揮”了淮海、渡江、大西南戰役,真是厚顏到了何等地步,劉鄧大軍,沒有鄧,大軍照樣橫掃千裏,要是沒有劉,就憑他個鄧,能挺進大別山、戰雙堆集消滅黃維?遇上點危險早就換便衣溜了。
四、鄧小平真的是“逃兵”嗎?
盛越先生對中國革命和戰爭史的廣博知識令人敬佩。但筆者不能同意盛先生說鄧小平是“逃兵”的觀點。畢竟當年張雲逸也隻是說鄧小平是“中途離隊”,離當“逃兵”還遠的很呢!
首先,如果鄧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說的那樣當了“逃兵”,文化大革命這一死關鄧小平無論如何是過不去的。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一國兩製和總設計師一類的撈什子,至少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史上將缺少一位傳奇人物。憑當年江青和康生的能量和資源,手段與老道,再加上在黨內和軍內象張一樣的牆頭草或馬屁精並不在少數,也沒有把鄧小平弄成真“逃兵”。須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叛徒”,“內奸”,“工賊”和“特務”多少還是能夠捕風捉影的。連當時還不怎麽樣的薄一波也還整了個“叛徒”當當。怎麽就沒有能夠把鄧小平整成個“逃兵”呢?可見是真的呢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
其次,30年代蘇區批判“羅明路線”,鄧小平首當其衝。由王明操控的中央曾對鄧小平1931年2月份離開紅七軍一事做過專門的調查,走訪了包括張雲逸、許卓、雷經天等當事人,時隔並不久,但沒有挖出有關鄧小平當“逃兵”的鐵證。否則,以當時蘇區肅反和黨內處理AB團的慘烈和手法的下作,如果鄧小平真的如盛先生說的那樣當了“逃兵”,鄧小平縱有三條小命也都陪進去了。就不會有後來的“劉鄧大軍”和自衛反擊。
第三,鄧小平本人在1968年寫的“我的自述”中對此事有詳細的交待。鄧小平承認在當時失去聯係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的情形下離開部隊是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鄧小平堅持說他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是經紅七軍前委(鄧本人,許卓和李
明瑞)決定了的。再說鄧小平本人也確實是去了上海,也確實的向中央寫了報告。請問世界上有這樣當逃兵的嗎?至於當時中央負責人是誰(鄧小平認為是王明)以及接不接見鄧小平,大概不是當時的鄧小平可以控製得了的。
紅軍時期,叫得最響的是“朱毛紅軍”。朱離不開毛,毛也離不開朱,朱毛不能分家,這是為事實證明了的。在解放戰爭時期,叫得最響的非“劉鄧大軍”莫屬(如果有人硬說林羅或陳粟或彭楊或其他什麽大軍更出名,我不和你爭辯)。同樣的道理是,劉鄧也不能夠分家。盡管我基本上同意盛越先生的說法,即也許“沒有鄧,大軍照樣橫掃千裏”。但這還叫“劉鄧大軍”嗎?
相反,張雲逸不可謂位不高,權不重,機遇不好(如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任師政委時,張雲逸分別任軍參謀長和副軍長,軍長葉挺和政委項英又先後去世),但自鄧小平離開紅七軍以後,張雲逸一生可又成就什麽大事,輝煌過什麽(百色起義除外,但沒有鄧小平,百色起義已早被人忘記)?
就是論打仗,鄧小平離開之後,張雲逸單獨指揮過幾次勝仗,又消滅過多少敵人?不是我刻薄,要不是毛主席看著張雲逸歲數大,又駁不開鄧小平的麵子(要不張雲逸在50年代猛拍鄧小平的馬屁),張雲逸連評大將的份兒也沒有(同樣在新
四軍一起幹事的陳毅雖然在打仗方麵也不能夠服眾,但陳毅確是結結實實的元帥)。
本人不願也不勝任對鄧小平和張雲逸的一生的功過進行評述。僅就張雲逸解放後對鄧小平前恭後倨的態度, 和對早年百色起義時期老戰友的評價這一點上認為張雲逸大將十分不配“敦厚”的美名。如果“開國將軍逸事”的作者將此稱號送給
朱總司令,徐向前元帥,劉伯承元帥或其他任何厚德將軍(莫文驊顯然不在此列),筆者認為都會更名副其實。
再次感謝盛越先生。
盛越: 你太客氣,但我還是要肯定地回答
鄧小平當然是逃兵,講“中途離隊”真是太客氣了,在部隊處於危在旦夕的情況下,主要領導應該做什麽?是穩如泰山還是找借口走人?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其次別把文革想得那麽一刀切,並不是有曆史問題的人都倒黴,比如王樹聲不僅沒倒台,甚至還負責駐京中央國家機關的軍管。
毛澤東對鄧小平始終是和對劉少奇、周恩來有區別的,這也同時說明鄧小平善於偽裝自己的真實思想和麵目。
最後說起張老,1955年授銜時他已經到中央監委,得知中央決定授予他大將軍銜,他幾次給毛主席和軍委寫信,提出自己年紀大(比毛主席還大一歲),身體不好,提出不授銜,在他授銜的問題上,毛澤東是拍了板的,實事求是講,鄧小平是
沒資格在軍事方麵和張老相提並論的。
伊.山.新.參: 要用事實說話.
盛越在以觀點代替事實和分析,難以令人信服
從頭到尾感覺你沒有拿出什麽過硬的證據來,這跟你一貫談論軍史的風格不符。就憑“不應該離隊”,就給鄧扣逃兵的帽子?你無法解釋席琳上文的兩個關鍵問題:1。有材料表明鄧離隊經過組織批準,2。即便在後來鄧倒黴的幾次政治運動
中,對立麵也沒法就此作出什麽文章。
尤其是後一點,盛先生答以“毛對被打倒的人是有區別的”,言外之意,是文革中毛可能壓下此事,但是蘇區時代毛本人倒黴的時候呢?
而且這種反駁在邏輯上避重就輕:就象你說甲殺了人要判刑,律師說經過公安局調查,查無實據,然後你說“公安局可能受賄”。這是個“莫須有”的反駁,而且根本不是要點。你得要麽拿出公安受賄的證據,要麽最好是直接拿出甲殺人的鐵證。
鄧小平離隊這是一個事實,但是迄今無證據表明他是“私自”,“為了逃命”兩個要害。別忘了,你指控鄧某人犯罪,那麽法庭上舉證的責任可是在你,如果你無法提出“私自”的證據來,人家是假定無罪的。
作為看客,感覺盛先生這次感情用事了,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實證據。換句話說,有屁股決定腦袋之嫌。
研究曆史,除非能拿出過硬的事實證據,否則不應該輕易依靠一廂情願的個人好惡去推翻現有的結論。
盛越: 這樣講就是“令人信服”的
就因為鄧小平離隊是組織批準的,所以做為政委,就可以在部隊被敵人切斷,四麵處於困境、危在旦夕的緊急情況下把困境中的部隊丟下單獨跑路,這不算”逃兵“,也不是”私自”,是組織同意我溜的,因此是”無罪”的,如果不是為了逃命,為什麽不等部隊轉危為安,安定下來,再離隊匯報呢?而且還要別人如果不怎麽看就是‘感情用事”了,是“不令人信服”的,請問這是哪門子“理性”的邏輯?
鄧小平在江西”幸運“地和毛澤東兄弟一起受批判,當時叫反羅明主義,那個羅明後來長征中失散跑到海外當愛國華僑,建國才回廣東。延安整風的時候,鄧小平雖比不上劉少奇,但也差不到哪裏去,直到“二月逆流”打鬧懷仁堂時,陳毅還舊事重提。
這個鄧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顯示出他當年溜出紅七軍的“逃兵”本色,你去看看他那時候的大作,那時候叫檢查吧,可以看得很清楚,隻要能保住自己的那條老命,他多麽低三下四都無所謂,毛主席我看是動了惻隱之心,不然根本沒道理一個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慘死,鄧小平卻能保得住命,如果不是這樣,至少最近這1/4個世紀的中國曆史就得改寫。
遼.宮.黑.蘭: 至少這次席琳的證據比你充分,觀點更令人信服/no_text
盛越: 應該是令你信服還差不多,為個逃兵狡辯何來公信?/no_text
遼.宮.黑.蘭: 你卻沒有這個令我信服的本事
你一直回避前麵提出的兩個問題:1。有材料表明鄧離隊經過組織批準,2。即便在後來鄧倒黴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對立麵也沒法就此作出什麽文章。
再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西路軍失敗以後離隊的多了,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級別,那當然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情,但也不是太大不了的事。盛越對老鄧的看法,主觀色彩太強,而事實證據弱。
盛越: 鄧小平這個逃兵問題很早就有人提出過了
好像是延安整風時期紅七軍老戰士座談會, 資料不在手邊,憑記憶寫的。所謂匯報隻是個好聽點的說法,對軍人而言,在最需要的時候離開部隊,不是逃兵是什麽?至於文化革命期間為什麽沒問題,那是因為主席保他,主席對他和劉是有區
別的。
五、先吹捧而後揭發鄧小平的恰恰就是張雲逸和莫文驊
50年代末創造性地編造曆史,以當事人寫回憶錄的形式不遺餘力地大力吹捧鄧小平參加百色起義和創建紅七軍的人,一個是當年的紅七軍軍長 - 大將張雲逸,另外一個就是當年的軍部參謀 - 後來靠拍馬(先拍毛澤東,後拍鄧小平)有功
評了中將的莫文驊(分別見1960年3月張雲逸的漫談,載於“張雲逸研究史料”和1961年“民族團結”第7期)。
當時鄧小平政治上正如日中天,是政務院的副總理和中央的總書記。
不久,鄧小平倒黴,成了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於是,這兩位開過國的將軍又一唱一和,又是發表談話,又是提材料,又是附照片的,忙的不亦樂乎。當時搞的連汪東興和知名的整人專家康生都非常的吃驚。周恩來總理也不得不出來於1968年
在全國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揭發鄧小平(說是根據莫文驊的舉證)。
沒想到啊,文革後鄧小平能夠複出。
莫文驊中將趕緊又是發表詩,又是出版書,把老鄧吹捧的雲裏來,霧裏去的。說自己不僅善於頂林彪的命令(打廣西時),而且敢於反對高崗(延安留守兵團時),一副諸葛亮在世的樣子。
好在鄧小平也不是好惹的,不但不買莫中將的帳,還早晚的指使著鄧毛毛寫了兩部書,猛誇紅七軍的烈士李明瑞和韋拔群。鄧小平的女兒雖然沒有點名批評莫文驊和張雲逸,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一些紅七軍的老同誌”指的是誰。那莫文
驊也不得不退休走人了事。
虧得張雲逸沒有活到鄧小平三度複出,否則啊,不知這位“敦厚”的張老將軍又將如何表演和收場。
真的很難說,是人捉弄了曆史,還是曆史在捉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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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立竿見影’看來在政治學院不行”
60年代,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以極“左”麵目出現,對學習毛主席著作提出了“帶著問題學”的主張,後來又將其膨脹成為“30字方針”。
一時間,林彪鼓吹的“背警句”、“走捷徑”、“一本萬利”、“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等實用主義貨色泛濫,背語錄成風。羅榮桓同誌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和實用主義的一套非常厭惡。羅帥曾在一次軍委常委會上,當著林彪的麵,明確指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有毛病,隻學習“老三篇”太簡單。主要是學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羅帥在學院一次幹部會上說: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毛澤東思想本身也要發展,它是科學,不是教條。我們要認真讀書,但不要本本主義。
他以輕蔑的口吻說:“‘立竿見影’,看來在政治學院不行”。
他還說:“學習毛主席著作哪能像立根竿子一樣馬上就能見影”,“一個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實踐,學習就能‘立竿見影’了?未免太簡單了”。
當時,林彪的“30字方針”在軍內外已經叫得很響了,可在政治學院並不買帳。我們仍然堅持羅帥倡導的理論聯係實際,係統完整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方針,繼續開展通讀毛主席著作的活動,我要求黨史教研室有計劃地分單元輔導學員
學習《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對林彪鼓吹的“立竿見影”的提法,給予公開抵製。我在學院教職員大會上說:“我認為‘立竿見影’,首先要立竿,才能見影。竿就是毛澤東思想。立竿,就要通讀好毛主席著作”。這段話,後來“文革”時成為我反林彪的罪行之一。在學習方法上的對立和鬥爭,實質上是懷有野心的林彪一心想把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搶到手,政治學院也就成為他的“眼中釘”。
1963年12月16日,羅帥的病情惡化,彌留之際,我們學院的幾位領導趕到北京醫院,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榻前。中午時分,戎馬一生的羅帥走完了他艱難而又光輝的人生旅程,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帶領學院領導為他守靈,望著羅帥的遺容,
想到跟隨他南征北戰的戰鬥歲月和他的諄諄教誨,我悲痛萬分。羅帥是我最為敬重的老首長、好老師!我在羅帥直接領導下工作多年,對羅帥的品格和風範感觸尤深。羅帥逝世後,我寫了悼念羅帥詩:
盡瘁為民仆,終身對黨忠。
陣上元戎概,帷中長者風。
韜略輔國計,思想勵英雄。
宇內風雲急,晚輩待扶幫。
國駿途中逝,哀哉折棟梁!
遺訓銘肺腑,行為宜健康。
力量從悲出,奮發益自強。
這首詩表達了我對羅帥的敬仰、感激和悼念之情。在羅帥治喪的日子裏,我為國家失去棟梁之材,我們失去好師長而悲痛不已,心情非常沉重。同時,心裏也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心和預感,羅帥走了,他在政治學院所開創的事業還能堅持下去麽?這種憂心和預感,不久果然來了。1964年7月,軍隊院校開展整風,政治學院又成為運動的重點。工作組進院搞了一個多月,抓住了我抵製林彪實用主義學習方法的“罪行”,說我對新軍委的方針和林彪的指示陽奉陰違,另搞一套等等
。9月16日,工作組向林彪匯報,林彪對工作組惡狠狠地說“政治學院很不政治,莫文驊不知天高地厚,要和他攤牌!”於是,工作組便發動學院開始了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鬥爭。後來,他們挖空心思,找到了我在延安時期寫的一本《紅軍
第七軍簡史》,說這本小冊子中有誹謗原紅7軍某領導人的話,給我又加了一條“罪狀”。說起來,這本小冊子已是20年前的事了。1944年延安整風後期,由朱總司令、陳毅軍長主持召開了在延安的原紅7軍幹部座談會。座談會上,大家暢所欲
言,回顧紅7軍創建和發展的鬥爭曆史,總結經驗教訓。
會後,因大家要離開延安回去,我在中央黨校學習,領導上便讓我把會上大家的發言整理成材料,“張軍長雲逸亦從華中來電指示做這件事”。這樣,我按照組織上的要求,根據座談會上同誌們的發言和過去搜集的材料,整理成了這本小冊
子。初稿草就後, 10多名原紅7軍幹部進行了傳閱、座談,提出修改意見,書中每部分內容主要是哪些同誌的意見均有說明。我在前麵的說明中寫道:這本小冊子“無論是曆史經過也好,曆史的經驗教訓之意見也好,難免有遺漏及認識錯誤之處。特別是主要的紅七軍負責人張雲逸、鄧小平同誌不在,未能參與其事,他們的意見未能提出。因此,隻能作為研究紅軍史的參考材料,並供黨中央作紅七軍結論的參考”。寫後由八路軍總政治部作為“秘密文件”鉛印存檔。以後我們從沒有提及過它。 1964年,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委員李誌民同誌在中央檔案館發現了這本小冊子,他拿來作為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印發給學員參考。事前我也不知道。他們送給政治學院10份。
我知道後,告保密室不外傳,不使用。並電告李誌民同誌把印發的小冊子收回,說明這是供中央參考的材料,不宜印發。葉帥也來電話詢問這件事,我如實相告,葉帥表示同意我的處理意見。本來,作為研究紅7軍曆史之用的參考性材料,其整理編印過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材料內容本身也沒有什麽值得非議的地方。可是工作組看到這本小冊子後,卻拿來大作文章,硬說小冊子裏有誹謗原紅7軍某領導人的話。其實,他們所說的話,小冊子裏根本沒有。他們是把自己說的話,強加給小冊子,遷罪於我。他們造出靶子,再用來批判別人,始作俑者正是他們自己。既然林彪已經有話,對我下了那麽大的狠心,我的厄運是躲不過的,小冊子不過成為他們打人的工具,且一箭雙雕。
1965年3月,他們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宣布撤去我的政治學院院長和黨委書記職務的決定。我當即表示:決定與事實不符,我保留個人意見。我被撤職後,政治學院通讀毛主席著作活動從此被取消了,政治學院的擴建計劃被撤銷了,按照毛主席
1963年批示開辦的地方幹部班,也辦不下去了。很遺憾,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政治學院開始走向衰落。
1965年夏,我報名參加了農村“四清”工作隊,到江西萍鄉工作了4個月,後因膽囊炎發作,痛得厲害,工作隊派醫生送我回北京治病。1966年7月,組織上分配我到福州軍區擔任副政治委員。雖是降級使用,但讓人從中也看出些變化,先前決
定說得那麽重,怎麽又讓去緊張的前線軍區任職呢?
8月初我去福州軍區報到,8月下旬便趕回北京,準備搬家到福州。當我整理好行李準備啟程時,我打電話向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誌辭行。葉帥說:“暫不要走,等一等再說”。
過了幾天,葉劍英同誌又來電話告訴我:“你的問題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同誌也來電話說我的問題將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後的工作將有所變動。不久,經黨中央、毛主席批準,總政作出決定:撤銷原來對我的處分決定,冤案終於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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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嗬,是有逃跑之嫌,最低限度,太不負責任發生在眼皮底下的敵情有變化的事,就不能暫時推延下上路日子,先回去料理料理?
鄧說:“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
如此說來,原來的計劃是先回部隊(崇義城),再談去中央的事?注意,鄧這次離開崇義城,不是立即就要上路去中央,而是去布置工作。
鄧接著說:“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
嘿嘿,一聽到槍聲,就改變想法了,不回部隊了。不是要去中央匯報嗎?眼下部隊有可能全完蛋,有可能會向井岡山靠攏,這些最新情況,得搞清楚才好向中央匯報。
其實,高級幹部中這類太不負責任的事,還是挺多的。危急關頭確保領導的安全,這算得上中央不成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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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 我的自述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誌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誌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年底到
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誌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隻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 中央報了到。
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麵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
到,當時失去聯係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 1:2131 ] 馬馬虎虎(燕.郡.絳.岩) - 14:04:06 12/09/2004 *** 回 帖
[ 2:464 ] spk(巴.齋.金.岩) - 21:08:51 12/09/2004 *** 回 帖
[ 3:114 ] 大校(馮.宮.黛.參) - 23:58:22 12/09/2004 *** 回 帖
[ 4:0 ] cccaaa(鄭.郡.彩.鳥) - 14:16:16 12/10/2004 *** 回 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