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鬧土匪，說是大股的比較少見，如張豁子、李麻子和孟青雲之流，也不過是幾百號人馬，來的快，走的也快。
比較普遍的小股土匪，專門綁票，土話叫“老抬”。說起來也都是莊戶人，生活所迫，才打家劫舍。他們忙時為民，閑時為匪，白天為民，夜間為匪。老抬們一般是白天看好了誰家有錢，晚上就到這人家裏，把家裏的人給蒙了眼睛抬走，然後傳過話來，要多少現大洋或幾鬥穀子幾鬥米，在哪哪地方去交接，這些土匪一般也隻是圖財，很少害命的。但也有例外。
有一起害命的，是因為這被抬的人認出了老抬，等交完了錢，要走人的功夫，被綁的人吱聲了：那不是“嗄”嗎？這一吱聲不當緊，被綁的人當場就送了命。因為“嗄”就是那綁匪的名字，平時彼此，都是熟悉的。因此老家有一個規矩，就是和綁匪打交道時，即使識破了綁匪，千萬也不可多言。
當地的有錢人一般都是花錢養了跟班的，幫著看家護院。鄰村的大財主席憲章，養了二十幾個跟班的，每人都騎自行車，挎盒子槍。其中一個跟班的叫王噶，騎自行車雙手打槍，都可以百步穿楊。
有一天王噶技癢，拿出槍在席憲章的後麵比劃了一下，被席憲章的餘光掃見了。當天沒有事。
第二天晚上，席憲章辦了桌酒，讓人把王噶叫過來，酒過半遭，席憲章招呼王噶說：小噶子呀，我對你怎麽樣呀，王噶撲通倒地。說：您是俺的再生父母。席憲章說：年關快到了，你也好久沒有回家啦，這是二十塊現大洋，你拿去，回家去看看你媽吧！
王噶雙手接過現大洋，歡天喜地。席憲章說：走吧，好好上路。
結果這王噶一出門，就被人綁了票去，頭上蒙了黑布，嘴上堵著棉絮，被活埋在廟上的一棵大皂角樹底下。
這是俺上小學時聽憶苦思甜的老農民講的故事。
聽完故事，俺毛骨悚然，因為這棵五人才合抱的大皂角樹，就在俺上課的教室外麵，自小每天在下麵玩，記憶因此深刻。
聽說這席憲章對人非常客氣，一般不對人發脾氣。凡是姓席的人借錢，從來不催賬，旁姓的人借債，也是由那些跟班的狗腿子們去催，因此席憲章口碑不錯。
日本人來時，席憲章任鄉維持會的會長。日本人走後，他就搬到了城裏。
席憲章除了大老婆，還娶了7個小老婆，其中一個小老婆的哥哥還是八路軍的遊擊隊長。解放時，席憲章被人民政府鎮壓，他的小舅子還想去救他，馬到北關，南關的槍已經響了，就沒有救下來，很多人還為此惋惜。
解放後席憲章的幾個兒子，老大長期被政府關押勞教，餘下的曆次政治運動中，都被拉出來陪鬥，沒有少受折騰。改革開放之初，一切向錢看，銀行鼓勵個人貸款。席憲章的兒子，倒也藝高人膽大，帶頭養起了蚯蚓，說是日本大平二號，可以加工成地龍酒，出口日本，就都做起了頭莊，以傳銷的方式推銷種蚯蚓，售1000塊錢一莊，三周之內，就可以一莊分十莊，得1萬塊錢，一時之間，家家戶戶養蚯蚓，著魔了一樣。時值年關，大家走親訪友，奔走相告，附近十幾個縣的銀行，都被農民貸款一空。
席憲章的幾個兒子，可都又發財了，掙來的票子，用磅稱分，用麻袋裝。這些錢一部分用來建工廠，辦學校，一部分用來吃喝玩樂。從鄉縣到地區，大小幹部，全部買通，一路綠燈，每人頭上還一頂大蓋帽，搖身成人民公仆，實在是可笑。不久，國家幹預，蚯蚓倒莊，席憲章的兒子們聞風潛逃。周圍成千上萬的農民，負債累累，走投無路，要死不活，算是後話。
爺爺當寨主時，鄰村另外一個有錢人是席伯祥，沒有席憲章人好，也沒有席憲章錢多，但也養有一幫子跟班的，有一次席柏祥出遊，發現隔壁一個小村子礙眼，就說把這個村子給平了吧。所以解放初當席伯祥被鎮壓時，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以上說的是大地主，黑白紅三道統吃，反兵們來時，人早跑了，老抬們也不敢惹。倒黴的是那些富農和小地主，家有十幾畝薄田，雇三五個長工或短工，就沒有錢養保鏢，又怕老抬，因此他們修寨最積極，還有周圍的小村落，反兵來了，也都牽牲口牽羊，往大寨中跑，晚上寨門就關了，又拉起吊橋，老抬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村沒有大地主，隻有個把小地主和幾個富農，所以當時爺爺號召修寨，是一呼百應的善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