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幾本書，關於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部分。加上網友們提供的資料。有一些疑問，歸納一下，列出來與大家商酌。
1) 根據政治需要隨意取舍，抹殺某集團或某個人在曆史上的功勳。大者如抗日戰爭，如陳炯明和孫中山政見之爭。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義，如新四軍武漢辦事處等等。這不僅僅是在大陸，也不僅僅是現代，而是國人對於曆史研究的通病。
實例一：孫中山和陳炯明孰是孰非的問題，在海峽兩岸國共兩黨的教科書中是驚人的一致：陳炯明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炮轟總統府，逼得孫中山化裝出逃。這似乎早已成定論，但新出的陳炯明傳和網上陳定炎（陳炯明的兒子）建立的陳炯明研究中心披露的史料卻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陳炯明隻是和孫中山有政見之爭，而且也沒有炮轟之事（即便有，也是孫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會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孫大炮”，意思是他說的多，做的少）。結果陳炯明卻成了國共兩黨為孫中山立聖的祭奠品。
實例二：在以前中學和大學所學的的曆史教科書中，抗戰隻提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老人家的論持久戰。再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和小兵張嘎，雞毛信和小英雄雨來之類的什麽兒童團。提到國民黨的部分，我們隻知道有九一八事變，有福建事變，有皖南事變，有西安事變，有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遊南嶽衡山時，參觀國民黨抗日戰爭烈士陵園，方知國民黨軍隊衡陽抗戰的英勇，當時的震動很大。現在我們都知道國民黨軍隊不僅僅有上海的8-13淞瀘抗戰，而且還有息峰口長城保衛戰，有台兒莊徐州保衛戰，有南京保衛戰，有武漢保衛戰，有衡陽保衛戰，有長沙保衛戰，有芷江保衛戰,還有飛虎隊和緬甸出國作戰等等，等等。即便是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命喪孟良崮的倒黴鬼張靈甫，據說當年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
實例三：抗戰勝利後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當時中國軍方負責接待日本軍方代表的兩位陳少校（其實是一為少將，一為上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分別是陳應莊和陳昭凱先生。後來陳昭凱去了台灣，陳應莊留在大陸。在當事人之一陳應莊1984年的回憶錄裏,隻提陳應莊而不提陳昭凱。相反日方當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憶錄裏，述之甚祥，可見僅看陳應莊一人的回憶錄，是不能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2) 承秉中國曆史成王敗寇的惡習和文革遺風，蓄意拔高領袖或某個人的作用，製造或誇大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影響確實十分惡劣。
實例一：文革期間曾因林彪任黨內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揚平型關戰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後，十大元帥就成了九大元帥，就沒有人再提林彪（現在似乎又熱鬧起來，是好事，不是壞事）。相反，眾多的回憶錄裏便有了自己勇於同林彪、四人幫和高崗作鬥爭的記錄。如最近坊間流傳甚廣的某中將的回憶錄，就說高崗這人講話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壓製別人和挾私報複等。高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實情，但為什麽不在當初高崗林彪當權時說，為什麽不在高崗林彪活著時說。高崗林彪早已遺臭萬年, 鐵板釘釘，而且死無對證，再說人不好，總讓人覺得有點那個。
實例二：中共黨史上，劉少奇冤，彭德懷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過於一直從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漢年。潘漢年一案，牽涉麵甚廣。本來當年在敵戰區、國統區和潘漢年稱兄道弟並獲潘漢年搭救者為數不少。可是50年代潘漢年案發，中共高層除李克農外，曾在白區和紅區做領導的諸公，竟無一人站出來，幫潘漢年說句公道話，致使潘漢年沉冤數十年，至死不能瞑目。以至於一位當年受潘漢年案牽連的老烈屬不得不感慨地說：說共產黨好，共產黨是真的好。但共產黨人太講求組織原則﹐ 翻臉無情。
實例三：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搭檔陳昌浩和西路軍四萬將士的冤魂，成為紅軍曆史上的最大疑案，長期以來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軍的幸存者，終毛澤東一世，唯唯諾諾，不敢聲言。還有抗日戰爭時期，威震倭膽的八路軍115師的代理師長陳光，也是在多年以後才有一丁點兒說法。這些，最近在網上披露的資料已經很多，爭議也很大。為什麽資料能披露，是因為某某某人不在了。為什麽有爭論，是因為某某某人的影響還在。
實例四：百色起義為突出宣傳鄧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義會議事。偽造史料並東拚西湊，無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鄧崗（鄧拔奇）夥同龔楚陳豪人在河池會議上奪了鄧小平軍委書記的職務，造成鄧小平在紅七軍前委領導層受排擠的悲壯形象（見百色起義-1979；鄧小平與紅七軍-1999）。
其實自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鄧崗到紅七軍前後，鄧小平一直任紅七軍前委書記，和軍政治委員。鄧崗到紅七軍以後後鄧小平還兼任19師（師長為軍參謀長龔鶴村兼任－即叛徒龔楚，網上有一篇文章專門介紹）的政治委員，為紅七軍的一號領導人。鄧崗在紅七軍期間，紅七軍的幾次打仗，雖然開始有爭論，但最終決策都是按鄧小平的正確方針辦的。鄧崗非但沒有撤消過鄧小平的前委書記的職位（見鄧小平網上紀念館），相反，鄧崗還把韋拔群的21師的全部精華劃撥給了鄧小平指揮，害的人家韋拔群帶著幾十個親兵回廣西去打遊擊，最後連小命都給陪上了（叛徒就在親兵中）。這不能說人家中央代表鄧崗同誌對鄧政委不夠意思。怎麽這些好事者看到鄧崗光榮了（注意，還不是當叛徒或逃兵），立三路線在紅七軍代表的屎盆子就終身扣定了呀！
本來，一貫倡導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本人，在1931年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承認，即使1930年10月鄧崗不到紅七軍來，由於當時的形勢和認識，紅七軍內的左傾路線也無可避免。後來文革期間，鄧小平在自述裏再次承認自己要對紅七軍的問題負主要責任。可是那些寫黨史軍史的人和大量的傳記作者，為什麽就是睜眼說瞎話，而不看看當時的原始文獻呢。
3) 對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張冠李戴，並以當事人的身份虛構和杜撰曆史。大者如井岡山會師，小者如川西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文革期間，朱德、毛澤東的井岡山會師變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擔變成了林彪的扁擔。
實例一：林彪的扁擔。據紅狐狸軍事文摘署名為東籬的作者在“犯有錯誤的開國將帥”一文載：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縣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文革"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西省革委會主任。他使江西成為"文革"中"共產風"最猛烈的一個省。是林彪集團在江西的死黨。曾"創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擔”改為“林彪的扁擔”，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笑談。
實例二：鄧小平宣布紅七軍的成立。曆史的事實是鄧小平在廣西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期間（1929年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匯報工作（見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沒有參加起義。鄧小平擔任紅七軍政治委員和紅七軍前委書記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後(鄧小平網上紀念館)。因此，1929年12月11日廣西百色起義是由紅七軍的參謀長龔鶴村主持大會，由紅七軍前委書記陳導民宣布了百色起義和紅七軍的成立，以及由張雲逸任軍長、陳導民任政治部主任（當時在廣西，尚沒有實行政治委員製度。政治委員製度的建立，是1930年2月下旬以後的事）。
但是在百色起義發生30年後，某當事人寫的革命回憶錄（回憶紅七軍的誕生，1961年）中，憑空地杜撰了鄧“政治委員”不但“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而且鄧“政委”還親自指揮了百色保衛戰。連鄧“政委”當時穿什麽衣服，講話什麽口音都“回憶”的清清楚楚。馬屁這個拍的響呀。然而不久，文革開始，五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鄧小平成為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還是該當事人出麵揭發鄧小平在紅七軍去江西的路上中途離隊。不承想小平造化大，1977年鄧小平三度複出後，該當事人又是寫詩慶賀，又是出書紀念的，把在紅七軍時的鄧政委又一次吹的是雲裏來霧裏去的，生怕人家忘記了自己也是創建紅七軍後的行軍參謀。
好在鄧小平是個難得的明白人(見鄧小平-我的自述），鄧小平的家人也不買賬（見鄧小平文革歲月）。該當事人不得不離休走人，成為中共黨史上貽笑千年的另一趣談。
4) 政治對於學術研究的幹涉，這一點實在是有中國特色。曆史的事件自有曆史的記錄，曆史人物的定位自應當由曆史學家去認定，但事實卻差之甚遠。邱瞞囤的耗子藥咱就不要說了（京虎子或者薩蘇兄已有專文介紹），免得有人說科學院的知識分子忘恩負義，專門欺負農民老大爺（想起當年記者的報道就忍俊不著－邱大爺在椅子上一轂地）。再說人家邱大爺出名，一不靠嗓子甜，二不靠模樣兒俊，靠的是總設計師倡導的抓耗子的真功夫。
實例一：究竟是新中國的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仰或是解放前國民黨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學生謝家榮院士（謝學錦院士的父親）最早發現大慶油田(注意﹕文革期間說是鐵人王金喜發現的大慶油田，現在已經認為不可信)。時隔多年，官司不斷。不由碩果僅存的地質學權威，和當初發現大慶油田的當事人黃汲清院士說了算，而要由對地質學一無所知的總設計師和中央領導拍板決定。
實例二：某著名女歌星關於是否患愛滋病誹謗一案的官司，原告和被告雙方曾經的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看起來是穩贏的官司，結果還是要比大腿，腿粗的說了算。
實例三：前一陣看到網上討論前國家領導人，也是當年的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年輕的時候是否曾參加過日偽組織的官司敗訴，也可以看到政治幹預司法，和司法幹預學術的影子。
本來嗎，屬於學術爭論。而且都是公眾人物，曾經幫小民們管過家，教化或者指導過小民, 功勞是第一位的，有點小節也無傷大雅。但就是有人要給你起哄，給你較真。你不是要弄弄清楚嗎，那麽咱們就法庭上見。法庭上真正說理也好說，碰上的法官也都是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特在哪裏呢？特就特在兩個凡是：凡是領導人、名人，或者是領導人拍板了的事情不能碰！
其實我們的領導人都是偉大的（記得說相聲的薑昆也講過這話），對小節問題一般都是不去計較的。壞都壞在領導人手下那些跑龍套的。
要不怎麽說，和尚的經是正的，但念經的嘴是歪的呢。
5) 不過，也不是沒有異數。大凡拍馬，拍者有心，被拍者樂意，並心領神受，以至於投桃報李。如井岡山的扁擔之於林彪，從未見拍者或被拍者向讀者、或被蒙蔽者致歉。但也有例外。
實例一：近讀文史資料，知井岡山時期的湖南省代表杜修經（此人曾當過毛主席的領導！犯了錯誤，解放後在湖南省一師範學院當老師）曾特意指出，斯諾或者是毛澤東在西行漫記裏講，杜修經曾經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主席，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我從來沒有當過蘇維埃政府主席呀”。
實例二：前中科院黨組書記李昌回憶“一二九”的文章：《李昌同誌關於“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問題給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一封信》（1986年）。信中李昌澄清說自己並沒有參與出麵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
這種高風亮節，實在是強其他人百餘倍的，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所僅見的風景線。
筆者相信，隨著原始文獻的不斷公開和史學界的撥亂反正，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曆史人物人品的高下，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命題，遲早會回複其本來的麵目。
2004-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