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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龔彬 (1900-1975)

(2004-10-27 12:32:18) 下一個
梅龔彬這個名字,以前聽說的人很多,但知道其根底的人很少。漢語中有句話,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句話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梅龔彬。

在國民黨右派眼裏,梅龔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眼裏,梅龔彬是傾向於共產黨的民主派;而在共產黨眼裏(除了極個別的幾個人外),梅龔彬是國民黨內的民主派。

抗日三傑中,同高大孔武的宣俠父和英俊瀟灑的陳希周相比,梅龔彬是個風流倜儻的矮個子。

梅龔彬也是三傑中,唯一的一個,得以善終。

見過梅龔彬的人都說梅龔彬服裝很整潔,頭發梳理的也很整齊,整天油亮亮的,清瘦的臉上戴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梅龔彬的為人敦厚,深沉,詼諧,做事謹慎,對朋友從無疾言厲色。

因而梅龔彬交遊甚廣。認識梅龔斌的朋友都說梅龔斌足智多謀,才高八鬥,而且梅龔彬為人行俠仗義,古道熱腸,見義勇為, 肯幫襯,善守秘密, 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種。

梅龔彬原名叫梅電龍,是湖北黃梅縣人。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1923年,梅電龍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秘書長,算是國民黨創黨時的元老。1924年梅電龍又經賀昌和施存統介紹加入共青團,翌年又加入共產黨,任上海徐家匯的第一任團書記和黨書記。

五卅運動時,梅電龍曾以全國學聯負責人的身份參與領導工作。當時梅電龍名氣很大,被譽為五卅運動的五虎將。

此間有一插曲,說是梅電龍追求唐棣華(後來成為黃克誠大將的老婆),到了發瘋的程度。一次,梅電龍問唐棣華究竟愛不愛他?回答是“又愛又不愛。”唐棣華這樣說,大概是開玩笑。但是,梅電龍從唐棣華屋裏出來,坐上人力車,腦子裏一直在研究這“又愛又不愛”是什麽意思。下車時,梅電龍竟把隨身帶的一包團中央文件留在車上了。走了一段路梅電龍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經晚了。好在文件被一個朋友撿了去。

可是,這件事在朋友圈子裏傳開來,便成就了一代文豪沈雁冰(茅盾《幻滅》中男主角的原型即是梅電龍)。

可見,革命者,亦風流!

1926年底,二次北伐時,新郎官(新娘是龔品娟,梅電龍的結發夫人)梅電龍請纓,被任命為北伐鐵軍第四軍第十二師的政治部主任。

梅電龍所遇,都是後來的軍政名人。第四軍的軍長先後是大名鼎鼎的李濟深和張發奎。陳銘樞是第四軍第十師師長,蔡廷鍇是十師二十八團團長。武漢攻克後陳銘樞任第十一軍軍長,下轄十師和二十四師。十師師長是蔣光鼐,二十四師副師長是蔡廷鍇。四軍下轄十二師和二十五師,十二師的師長是黃琪祥(後來第三黨的領導人)。二十五師的師長是葉挺,政治部主任是李碩勳。獨立十五師的師長為賀龍。

不久,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梅電龍和郭沫若、楊翰笙、李一氓趕赴南昌,參加葉挺、朱德和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梅電龍又率部趕赴海陸豐參加彭湃領導的武裝起義。然後梅電龍受周恩來派遣任浙江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長(省委書記就是在肅反運動中大名鼎鼎的夏曦),參與組織和發動浙東和浙西的農民暴動。

1929年,梅電龍受命到日本,在日本被捕,關了兩年。

這兩年,也是改變梅電龍命運的兩年。

梅電龍在東京時,結識神州國光社的進步文人王禮錫和胡秋原。通過胡秋原,梅電龍認識了國民黨民主派的領袖陳銘樞和李濟深。回國後,梅電龍還認識了CC社的頭麵人物吳醒亞和陳立夫,以及張群、林森、吳開先、陶百川。

1932年,梅電龍正式改名為梅龔彬。表麵上是大學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實際上是中共地下黨員。

1933年,福建事變。有軍中“小孟嚐”之稱的前十九路軍領導人陳銘樞廣羅人才,梅龔彬和陳希周等中共黨員便受潘漢年派遣,入幕陳銘樞。

1934年,閩變失敗,潘漢年指示梅龔彬和陳希周隨十九路軍撤香港,做長期臥底國民黨民主派的準備(接頭人還有胡鄂公和助手老楊,老楊即朱挺,原名錢訥冰。以及九龍方麵的開診所的醫生柯麟)。

1935年,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龔彬任宣傳處處長。陳銘樞是名義上的中華民族抗日同盟宣傳部的領導人,但實際上的負責人是梅龔彬!

梅龔彬感覺敏銳,深謀遠慮, 是中華民族抗日同盟活動的中心人物。梅龔彬在香港銅鑼灣的寓所,實際上是中共抗日聯合戰線的一個地下機關。

西安事變後,抗日同盟解散。梅龔彬先後跟隨陳銘樞、葉挺和李濟深,並任全國戰地委員會委員。結識了眾多的民眾黨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包括李任仁(白崇禧的老師)、陳此生、楊東蓴、林崇墉(林則徐的孫子)、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等等等等。

1947年梅龔彬又受潘漢年的指派,到香港協助李濟深等人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不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當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梅龔彬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梅龔彬為文,長於政論。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梅龔彬親自起草的。其中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曾被馮玉祥將軍稱讚為:“有諸葛武侯文風”。

然而不清楚呀,李濟深和馮玉祥,還有宋慶齡和陳銘樞,這些人精中的人精,在當時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早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

1948年,中共“五一”號召發表後,得到了主要以香港為基地開展民主鬥爭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想方設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當時的香港,國民黨特務雲集,港英當局傾向國民黨。在這種情況下,大批的民主人士離開香港去解放區,困難很大。

潘漢年、梅龔彬、廖承誌等人,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從1948年8月開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從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區。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10餘人。

第二批船上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母子、陳其尤、沙千裏等人。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濟深、茅盾夫婦、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柳亞子、馬寅初、洪深、施複亮、翦伯讚、沈誌遠、孫起盂、吳茂蓀、李民欣等30餘人。

第四批民主人士,有黃炎培、盛丕華等人。

梅龔彬是陪同李濟深,在參加完一次國民黨要員的宴會後,隨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的。

當時國民黨對這數百名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離港,感到非常驚奇,隻有自歎喪失民心、挽天乏術了,不得不承認其政治上的失敗。

梅龔斌陪李濟深等民主人士1948年12月25日從香港啟程。1949年1月7日到大連。不久,梅龔斌到北京,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李維漢說:“從現在起,你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央統戰部,你作為中央統戰部派往民主黨派工作的一個不公開的共產黨員”。

從此,梅龔斌仍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 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黨員梅龔彬又先後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二至四屆中央常務委員兼中央秘書長。梅龔彬又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和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潘漢年冤案,梅龔斌受株連。1959年梅龔斌被隔離審查,過了八年鐵窗生涯,勞改八年。

1975年3月,梅龔斌在醫院病床上做五律詩《南冠憤》:

"曠時何所得?落筆實茫然。冷露迎霜起,寒燈伴月眠,久積南冠憤,而今又幾年?"

1975年5月,梅龔斌被專案組強行送往江西宜春勞改。

1975年8月1日,梅龔斌積鬱而逝。

梅龔斌死前給夫人龔冰若的留言,是一首七言絕句:

"八年寒窗八年苦,到頭還是病和死。冰若精神最可欽,革命到底不悔死!"

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聞訊後,專程到北京梅龔彬家中,在梅龔彬的靈前行禮。等看完梅龔彬生前撰寫的回憶錄,胡秋原感到十分的驚愕和難以理解。驚愕的是與梅龔彬交往數十年,竟不知梅龔彬始終與中共保持著聯絡。難以理解的是梅龔彬一向為人敦厚謹慎,竟也在大陸解放後遭小人的誣陷!

後來,中共中央在給梅龔彬平反後的悼詞中,認為梅龔彬是一個職業的革命家。但官方對梅龔彬的稱呼,依然是“民主人士梅龔彬先生”。

 
2004-07-29
 
 
附:[周恩來書信選集]轉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誌、潘漢年[1]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廖、潘、劉[2]並書記處:
 
  (一)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請先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
 
  (二)請即刻派熊子民[3]往桂林告梅龔彬、胡西民[4],並轉在柳州左洪濤[5],以便招待你們。
 
  (三)政治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如戈寶權、張企程[6]等)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要夏衍[7]組織一旅行劇團專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
 
  (四)極少數的朋友也可去馬來亞,但這要看港的交通條件,恐不可能。上海、馬尼剌已不可能。
 
  (五)少數部分能留者盡量留,但必須合秘密條件,寧缺毋濫,必須估計到日軍占領香港後能存在。上海必為日全部占領,飲冰[8]能存在否,請考慮。
 
  (六)漢年部分,想已有妥當布置。
 
  (七)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幫助朋友的費用,均由你們分別負責開支,並經過你們三人會議決定動用。存款共多少望告。
 
  (八)承誌如欲與港英政府見麵,並得令保證與他們一同撤退,可留港到最後再走。海南島事應該與他們立即確定,如港政府派軍護送人物及軍火至海南島,則可送一批人去,並進行破壞日機場及倉庫交通線。
 
  (九)孫、廖兩夫人[9]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10]等,望派人幫助她(他)們離港。
 
  周恩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1]廖承誌(一九○八——一九八三),廣東惠陽人。當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進攻香港時,組織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離香港。
 
  潘漢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蘇宜興人。當時在上海、香港等地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2]劉,指劉少文(一九○五——一九八七),河南信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交通處駐港澳辦事處處長,是日本占領香港後黨組織秘密營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負責人之一。
 
  [3]熊子民(一八九七——一九八○),湖北武昌人。大革命時期,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革命活動,後長期從事農運、情報聯絡工作。一九四一年時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工作。
 
  [4]梅龔彬(一九○○——一九七五),湖北黃梅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
 
  胡西民,即胡希明,一九○七年生,河北保定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的高級參謀身份,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退到桂林時,他以“白虹書店”總經理身份,出版進步書刊,解決他們的部分生活經費。
 
  [5]左洪濤,一九○八年生,湖南邵東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時是第四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以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機要秘書身份,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6]戈寶權,曾在《新華日報》社工作。皖南事變後由重慶疏散到香港。日本占領香港後,經中共黨組織的秘密營救返回重慶,仍在《新華日報》社工作,任編輯和編委。
 
  張企程,曾是《新華日報》記者。皖南事變後由重慶疏散到香港。不久,經廖承誌安排去新加坡工作。周恩來寫這封信時,他已離開香港。
 
  [7]夏衍,一九○○年生,浙江杭州人。當時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委員。
 
  [8]飲冰,即龔飲冰(一八九六——一九七六),湖南長沙人。當時周恩來派他在上海等地組織白區交通情報工作。
 
  [9]指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當時在香港居住。
 
  [10]柳亞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蘇吳江人。堅定的民主主義者、詩人。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一年因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被開除黨籍。同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占領香港後,由香港撤退至東江。
 
  鄒韜奮,參見本書第270頁注[2]。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生,廣西桂林人。當時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在香港主辦民盟機關報《光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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