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議】關於早期中國留學生的幾點補充
(2004-08-19 06: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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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蘇兄“早期中國留學生選擇到哪些國家念書 ”, 文是好文,也是一個好題名,但資料不全,現補充如下(主要數據來源於宋健先生的“百年接力留學潮”):
(1)
早年中國人去日本留學的多,除了與學費便宜和中國甲午戰敗外,與時任湖廣總督的清朝洋務大臣張之洞在1898年寫的“勸學篇”的倡導有很大的關係:“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不切要害,東人已刪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越西洋,有何不可?”
除了袁世凱之外,張之洞是20世紀初中國社會和進步青年的楷模。張之洞這樣登高一呼,頓時應者雲集。1903年,清廷采納張之洞奉詔擬定的《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並公布實施。官費、公費、自費留日運動形成高潮,每年赴日青年多達萬人。20世紀初10年中國留日學生總數至少有5萬人。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和地方分會主盟人(孫中山、胡漢民、黃興、鄧家彥、汪精衛、宋教仁、秋瑾、蔡元培、廖仲愷、徐鍚麟、吳玉章等)都是留日學者。
清末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數千年形成的民族優越感喪失殆盡。日本經過明治維新所取得的巨大社會進步和國富兵強,使大清國朝廷和中國的仕子不得不低下頭來,虛心地向以前的這個學生學習。
然而慈禧太後和清朝皇帝都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批留日學生,成了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國的掘墓人!
(2)
留日運動興起之前,在洋務派官僚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由中國近代第一位留學生容閎(1854年耶魯大學畢業)倡導, 清政府在滬、甬、閩、粵等地挑選共120名幼童留學生分四批(1872-1875年)被派往美國。其中包括民國初年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學校首任校長唐國安和中國第一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等。但好景不長,由於文化差異,清政府害怕美國資本主義"自由化"的精神汙染(指幼童去美後脫下長袍,剪了辮子,荒廢了中文課業),1882年,留美幼童被召回,留學計劃遂夭折。
其後,清政府於光緒初年(1877年)派出海軍留學生近百人,赴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學習軍事。其中包括嚴複,這位老先生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後,對西方科學發生了濃厚興趣,遂後從事著述、翻譯,成為中國“精通西學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
嚴複在歐洲學海軍的同學就遠沒有嚴複幸運,他們回國後大多成為北洋海軍的軍官,在中日甲午海戰中,被打的丟盔撂甲,壯烈殉國!
留美和留歐學生的不濟,震驚了國人的神經,也促成了後來的留日高潮。近代名人梁啟超、蔣介石、周恩來、郭沫若、魯迅、李四光等等等等都隨此潮在日本學習和工作過。
虎子兄所說去比利時留學的人也有,國民黨後來的行政院院長,中國最早的地質學家翁文灝就是其中的一個(翁1912年博士學位畢業回國)。
(3)
然而,辛亥革命以後,實業和科學救國,又成為年輕的中華民國和中國知識青年的希望,美國再一次成為中國派遣官費生(尤其清華生)的首選地。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美國國會有立法,把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用於中國的教育和慈善事業。當然,這與教會勢力的參與不無關係。
1907年在中國的一位美國傳教士說服了深明大義、高瞻遠矚的的美利堅老羅斯福總統,由老羅斯福總統提議將美國分到的庚子賠款2444萬美元中的超過實際消耗部分減退1078萬美元,用於在中國創辦高等教育和招尋中國學生留美。為了防止中國官員的中飽私囊,規定此款由美國人掌握,專款專用。次年參眾兩院批準老羅斯福總統的提議。
1911年中國為選拔和預培留美學生,在北京建立清華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從1909―1929年清華學校派送留美預備部畢業學生967人;1929―1937年經四次招考,共派送104人;1938―1945年招考兩次,共錄取39人。總計由清華選派庚款留美學生約2000人。其中包括學物理的葉企孫、吳有訓、胡剛複、趙忠堯、施汝為、錢偉長、周培源,學數學的胡明複, 學生物的秉誌、高士其、湯佩鬆,學電機的梅貽琦、顧毓琇,學地質的何傑, 學冶金的周仁,學氣象的竺可楨,學化學的侯德榜、楊時先,學航空的張鈺哲、錢學森,學水利的張光鬥,學建築的梁思成等等都是各屆庚款留美學生。湯佩鬆在他的自傳中寫到:別的人去美國留學是因為學習好,我去美國留學是因為我有一個好爸爸(湯父為民國初期的教育總長)。嗬嗬!
同時,民間也有大量的自費學者赴美求學,故從1909-1945年, 留美學生總數遠大於“庚款”學生數,達4000人之多。
(4)
按照宋健的說法,1916年至"五四運動"以後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是第五代。由中國文化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汪精衛等人發起的“留法勤工儉學會”為發端,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延續了20多年。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李立三、蔡和森、蔡暢、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儉學的。嚴濟慈、童第周、徐悲鴻、錢三強、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都隨此潮在法國學習和工作過。
正如薩蘇兄所說,這批自費留法學生中的很多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精英,包括再過兩天就聖誕100周年的鄧公。
(5)
從1920年代開始到1950年代末大規模的留蘇學生(開始叫留蘇,後來叫“留獨”)的情況,可能大家都清楚的很。勿需我多作介紹。
這前後幾多批中國留蘇學生,不但走紅於1920和1930年代中國的革命戰爭,而且還主持了中國近十餘年的朝政。目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裏坐以論道的院士新貴們,也多是以早年留蘇的學生為主導。
據說前蘇聯的博士學位很難拿,留蘇的學生大多數獲得的是副博士學位,改革開放後國家科委和高教部下文,更改為博士學位或可以享受博士待遇(即對外可以稱博士)。
前後幾十年,也隻有7個中國人在前蘇聯獲得了博士學位,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明(陳紹禹),第六位是曾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第七位是席琳的一個朋友。
說起席琳的這個朋友,腦袋好使的很。這老兄在前蘇聯讀博士期間,適逢中蘇邊貿開放,就很賺了一大筆盧布回來,十分的高興,逢人便說這輩子再不用愁下半生。
可是人算莫若天算,人家戈爾巴喬夫總統在那裏一折騰,沒過幾年功夫,盧布就一錢不值了!
因此,中國的留學潮,也可以說是十年河東,十年又河西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