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師母口述：憶我老公二、三事

[筆者按：古人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的老師於去年的二月份去世，已一年有餘。最近有機會和師母閑談。先將談話內容整理出一些片斷。適值父親節，粗趕此文，以示對我的老師的紀念。] 1957年元旦過後，中國科學院辦俄語培訓班。主要是給我們剛報到的新人培訓，有三四十人參加。在中關村中科院的一個招待所裏，每個房間住４個學員。采取封閉式教學，由當時還不是我的老公的他，一個人授課。統共才２個多月，這才得以認識。當時他已經２９歲，但還沒有對象。我是課代表，一來二去的，也就熟識了。 1958年底，我們兩人決定結婚。原因是他要到寧夏去下鄉鍛煉。有人對他說：“你這一走，不知什麽時候才回來，趕緊結婚吧”。他便和我商量。我說：“好吧”。他問：“你看看得多少錢？”我算了一下，說：“大概200多塊錢吧”。他給了我300多塊，我一看有300多塊錢，除買了憑票供應的糖果外，還買了一床絲棉被。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辦公室請假。我說：“他下個星期要去寧夏，我們今天要結婚了，來請假”。辦公室的人說：“現在你還不能走，等到下午下班了才能走”。當時我們正在搞土地深翻，白天黑夜連班幹。我挨到下午下班，才趕到東城區北新橋他父母家。帶著他父母，來到中關村，借了一間房子。當時沒有啥好準備的，也沒有時間準備，就匆忙的結了婚。 我老公比我大五歲，我平時稱他為我先生。 結婚後的第二天，我老公給了我一個大信封。說：“這個信封交給你，你看著辦吧”。我結過信封，一看，裏麵有一萬多塊錢！當時我還真不知道他有錢，而且那麽多。隻知道他有學問。原來這是他多年積攢的翻譯出書的稿費和講課的酬金。 從此以後，我老公掙了工資都放在家裏的一個抽屜裏。自己身上也不怎麽帶錢，在外麵也從來不亂花錢。你說男的不帶錢怎麽能成呢，所以每次他單獨外出，我都是給他口袋裏塞一些錢。 直到我老公去世後，我整理我老公的遺物時，才發現他上衣口袋裏隻有五塊錢。怎麽來的這五塊錢呢？大概是他前一天去理發店理發，從抽屜裏拿了張１０塊錢的票子。花了五塊錢理發，再找回來五塊錢，便放在上衣的口袋裏。這是後話。 我老公和我結婚剛一個禮拜，就去了寧夏。 當時我老公單位的人員下放，有的人因夫人身體不好，需要照顧，被派在北京郊區。有人被就近派到河北的徐水，他們離家都比較近。隻有我老公老實，被派去寧夏，他也不吭聲。 兩個月後，我老公又突然從寧夏被召回來。原因是前蘇聯有一個叫赫裏斯捷娃的女專家，受邀到南方的一個單位去講學，找不到合格的俄語翻譯。聯係我老公在北京的單位，我老公的單位就把我老公從寧夏叫回來。當時我已經去了山東德州蹲點，所以也就沒有見著麵。 我老公去寧夏出差前，我怕他冷，專門給他買了一件絲絨的小棉背心。我老公他開始時不舍得穿，疊的板板整整的，用塑料袋包起來，放在衣服包裹的最下麵。在寧夏，因為睡的是地炕，我老公把包裹放在炕頭，還壓在被褥的下麵！。 等到我老公從寧夏出差回來，天氣已轉冷，被烤化的塑料袋粘在小棉背心的後背上。說起來讓人哭笑不得。 赫裏斯捷娃是一個大胖子。據我老公講，老太太感情外露，平常動不動就流眼淚，想她的老公。我家現在還保留有我老公和赫裏斯捷娃的一張相片，是和培訓班學員畢業典禮時照的（我老公一般不太愛和別人一起合影）。 赫裏斯捷娃在中國的講學進行了一年多，我老公一個人是全職翻譯。赫裏斯捷娃大概賺了一筆錢，回前蘇聯時老太太很高興。我和我老公去北京火車站送她。老太太一個勁的感謝我老公，還硬塞給我一包巧克力。 後來, 邀請赫裏斯捷娃講學的單位，把赫裏斯捷娃講學的材料出了一本書。還請我老公幫著校對。但出書的時候也沒有寫我老公的名字，連感謝的話也沒有。我老公單位也沒有人去爭取，並且這一年多，單位是隻發給我老公基本工資，連出差補貼費都免了。 我老公自己也不去爭，他就是這麽一個人。 說到在家裏，當初我們一家五口人。有三個小孩，一男二女，從小都是在大連的我母親幫著帶大的。我老公在家中，從來都不對我和孩子發脾氣，是孩子們公認的模範。這一點你也是知道的。 但是還有一點，你也許不知道。我老公在家中，是隻做學問，不管家務。不是因為他是北方人，大男子漢主義。他如果真的是大男子漢主義，還不那麽讓人操心呢。他一天到晚，除了看書本子，或者爬格子，別的事基本都不做。他不是不想做，而是不會做。大概就象末代皇帝溥儀，是與他從小缺少這方麵的訓練有關係。 文革期間，人們都在忙著搞武鬥，我老公得空就躲在我們在中關村的家裏學外語。有人在我們家門口帖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老公是“中庸之道”！ 八十年代，有一天，我老公不上班，在家中寫東西。我上班走之前，把他穿過的白襯衫放在洗衣機裏洗。出門時，我還專門交待他。說：“等洗衣機裏的衣服摔幹了，你就幫著放在陽台上給涼涼幹。因為明天你講課還要穿”。 結果，等我下班回來一看，摔幹了的衣服還呆在洗衣機裏麵。我問他為什麽不把衣服放在陽台上涼，是不是忘記了。你猜我老公怎麽說？能逗死你。 我老公說：“我怕觸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