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新書《紅學外史》選載4

  

【前文概述】 

引子 （1963）

作者13歲在故宮文華殿參觀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覽，引發終生興趣。

 一 開局篇（1916-1947）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發表《石頭記索隱》，聘任胡適。胡適作《紅樓夢考證》。顧頡剛與俞平伯通信談紅，《紅樓夢辨》出版，新紅學開端。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采用“自敘傳”說，終生未變。顧頡剛指魯迅抄襲，二人對立。甲戌本、庚辰本相繼現世。俞平伯發生變化。

【正文選載】

 二 翻覆篇（1947-1953）

6 燕園·東廠·甲戌本

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湖光塔影，花木扶疏。在它的北麵，由西向東，一列排開四座縱向的樓台，中式殿堂為表，西式設施為裏，這是燕大的男生宿舍，取其“水北為陽”之意。它們建成於1929年，最初名為斐齋、蔚齋、幹齋、複齋，是為紀念捐款的美國人而命名。但在實際使用中，這樣的稱呼並不方便，逐漸就約定俗成地簡稱一二三四樓了。到1952年以後，改為更具積極含義的德、才、均、備四齋。1947年，年已29歲的周汝昌第二次進入燕大當學生，就住在四樓，也就是後來的備齋中。

原燕京大學男生宿舍四樓（備齋）      張鳴攝 

30年後，我也年華老大，考進了同一校園。那時這四座樓不再稱齋，改稱紅一二三四樓。它們被用作團委、工會、校刊、校報的辦公場所，我幾次進去辦事，那是後話，暫且不表。

燕京大學為美國教會主辦，1919年由三所學校合並而成，1926年起在司徒雷登主持下建成現校園，以美中合璧的方式教書育人，師資優秀，模式謹嚴，學生出色，成果斐然。它被稱為東方的哈佛，是中國的頂級大學之一。凡入得此門者，必有過人之處；而出得此門者，多成棟梁之材。

周汝昌1918年生於天津郊區海河岸邊鹹水沽，一個殷實的小商人之家。他自幼聰穎，卻因戰亂頻仍，學業多次被延宕。高中上了南開中學，有兩個人與他未來的生活有關。一是後來聽說的，僅比他年長6歲的何其芳，曾在南開中學任教，當時已離開去上北大，但周汝昌曾模仿過何其芳的《畫夢錄》練習寫作。另一人是當時的同學容鼎昌，後以黃裳的筆名聞世。周汝昌英文很好，又喜讀《紅樓夢》，二者相結合，就在與容同學閑聊間，隨口創造出Redology（紅學）這個英文詞。這是1937年或更早的事，誰知幾十年後，竟戲言成真。

1937年周汝昌從南開中學畢業，正逢七七事變，遂輟學。1939年考取燕京大學，因遇水災待次年秋方入學，在西語係讀英文。在“仙境”中才享受了一年如“朝暾與曉霞那般美好”的校園生活，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他回到家鄉，蹉跎時光。待戰後燕大複校，他也想複學，又因為超期太久，需按插班生重考。碰巧閱卷者就是他的老同學，他們已經當了教師。1947年，他終於重返燕園，本來想轉係去讀中文，聽原來的老師顧隨說戰後燕大的中文名師已散盡，他就繼續修讀英文。但興趣還是在國學文史方麵，每天課餘鑽進圖書館，自己找題目作考證。

青年周汝昌

入校未久，就收到四哥祜昌的信——這封信決定了周汝昌一生的方向。

汝昌行五，這位四哥年長他六歲，不善應世，放棄了小職員生涯，在家裏賦閑。他偶然看到一本亞東圖書館排印的《紅樓夢》，裏麵附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讀後大感興趣，於是致信給五弟：“由於胡適先生得到敦誠的《四鬆堂集》，世人由此方知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抄》卻遍尋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試，查覓此書，未必就已經是絕無希望的事了吧。”

周汝昌讀過此信，立刻直入圖書館，去查卡片櫃，這是他每日必到的“文化樂園”。盡管燕大圖書館藏書極富，檢索也便利，還是沒想到居然一查即得。他填了一個小借書單，館員用吊籃傳送到樓上書庫，不一會兒籃子下來，裏麵正是這本《懋齋詩抄》！周汝昌將書攜回宿舍細讀。

這是清繕本，字跡工整。粗讀一遍，就發現有六首詠曹雪芹的詩，而二十多年前胡適得到的《四鬆堂集》中，隻不過三首。原借書卡上是空白，說明此前無人借閱此書。

周汝昌將此結果通報給四哥，又草成一篇文章，置於案頭紙堆中。恰巧這時，接原來燕京、現在輔仁的老師顧隨10月23日來信，鼓勵他作文投稿，願代為介紹。於是他檢出兩篇，寄給了老師。一篇論歐陽詢的碑帖，一篇就是《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抄〉中之曹雪芹》。顧隨選了後一篇交給趙萬裏。趙先生是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當時正兼職主編天津《民國日報·圖書》副刊，我們已知趙先生自己保存著一套庚辰本的攝影本。他把有關紅學的這一篇文章，在1947年12月5日發表了。

此文並不止於簡單地介紹新發現的六首涉芹詩，而是引出自己的創見。周汝昌最重視的是《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一首：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

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

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周汝昌認為詩集是逐年按時排序，此詩作於癸未年，這就與甲戌本脂批中的“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發生了矛盾。“雪芹如真死於壬午除夕，如何敦敏在癸未還能作詩招他上已前三日（即二月二十九日——筆者注）來觀花飲酒呢？……大概‘除夕’是不會錯的，雪芹一定是死於癸未（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那條眉批作於近十二年後的甲申，很可能記錯了一年。周汝昌又據敦誠詩“四十年華付杳冥”，推論曹雪芹活了不超過四十歲。“所以我的結論是：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左右，卒於乾隆二十八年除夕（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癸未說”，比胡適提出的“壬午說”晚一年。這是周汝昌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出手不凡，起點很高。（關於曹雪芹卒年問題，本書第五篇中還要再討論。）

趙萬裏將周文推薦給紅學前輩胡適，胡適立即欣然回應。但這信過了一個多月才寄給趙萬裏轉交，於轉年2月20日先發表了。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裏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抄》的發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的編年次序，我很讚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後胡適又改變回原說——筆者按）。敦誠的甲申挽詩，得敦敏吊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曹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意改動。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第二，最要緊的是雪芹若生的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邊去了，這信沒有郵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胡適1947年12月7日致周汝昌第一信

此時的胡適是北京大學校長，正如蔡元培當年的位置。這位校長和文壇領袖主動致函別校學生，禮賢下士如此，七十年後仍令人感動。

周汝昌興奮之餘心中疑惑：胡先生訪求此書是明文公開的，燕大圖書館並非偏僻，多少碩學鴻儒抬手可查，為什麽這首次發現的殊榮就留給了小生自己呢？他以此問題請教過老師鄧之誠，沒想到鄧先生說：“我早知道，胡適早就來問過我。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此事鄧之誠也對吳恩裕講過。

卻原來，鄧之誠早就是胡適的老對手，當新文學運動方興時，他也在北大當教授，是與“新派”對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惡白話文，凡學生試卷中有用“的”字處，必一律改成“之”。後來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講幾回：“城裏麵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當胡適通過陸誌韋校長向鄧詢問《懋齋詩抄》時，他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為奇了。如此才給周汝昌留下了發現的機會，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於紅學。

此書屬哈佛燕京學社所有，因周汝昌的發現而受到重視。在初見的大約一年之後，周汝昌給胡適的信中說：“《懋齋詩鈔》，我原想使先生一見，但因係善本，不能借出館外。現在探知此書被哈佛燕京學社當局轉往城裏，先生如和他們相識，不妨就機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1948年10月23日）

此後該書下落不明。1954年，吳恩裕在張次溪家發現了《懋齋詩抄》的另一原稿本，後入藏北京圖書館（即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後流行的影印本，就是根據這後一原稿本。到了1972年夏，旅美學者趙岡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無意之間發現原燕京大學本，“這本書還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書庫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後第一個使用它的人。”

1948年初的周汝昌，對胡適的來信感到“欣幸無已”，但還是不服氣，以回信的方式再投稿於《民國日報》，《再論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適之先生》，3月18日寫成，5月21日發表。反駁的理由是開列年表，把作者與書中人物混合一起，以書中歲月季節、年齡時序與清史、曆算配合來看，自認為“若合符契”。他還說，這排列年表的辦法是跟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學來的。胡適對此並無反應，那是長者與智者有風度的沉默。

6月4日，周汝昌再致信胡適，商請借閱多種書籍，包括代借別家和自藏的珍本。在我們後人看來，這既表現了他研紅的投入和急切，也顯示出冒昧和過分奢求。

趙萬裏又去信征詢另一紅學前輩俞平伯的看法。俞平伯在6月5日回信，11日見報，題為《關於“曹雪芹的生年”——致〈圖書〉編者書》（注意是致編者，不是致作者，與胡適不同）。這信中說：“周汝昌先生於《答胡適之先生》一文中提起我《紅樓夢辨》裏的附表，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非常慚愧。我現在這樣想，把曹雪芹的事實與書中人賈寶玉對照，恐怕沒有什麽意思”。他自我檢討《紅樓夢辨》“可存的隻有一部分，……其他多失之拘泥，訛謬傳流，大非好事。”信中肯定周汝昌對曹雪芹卒年的新推定“甚為的確”，“在考證的方麵看還是很有價值的”。其餘就是客觀平實地討論曹雪芹的生年和壽數，既讚成了周汝昌主張的“四十年華”整數，也說到“曹家的富貴繁華，雪芹便趕不上了”。如果了解俞平伯這些年的變化，就知道這是他的老實話，是誠心的自我批評。但周汝昌卻認為是在諷刺他，年輕氣盛，當天就撰文反駁。

這就是俞、周關係的開端，當時兩人還素不相識，隻是純粹的學術討論。但是周汝昌對俞的反感從此形成，他當時隻對胡適傾訴過，以後又久蓄於心底，發酵滋長。而在俞平伯那一邊，很可能渾然不覺。

在這之後，還是蒙趙萬裏好意居間介紹，胡適先生表示願與周汝昌見麵晤談，時間訂在6月27日下午，地址是北平東城東廠胡同一號。

【未完待續，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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