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破壞國家統一的曆史罪魁

青年作家廖倫焰 另類解讀諸葛亮
諸葛亮是破壞國家統一的曆史罪魁
雷宇明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諸葛大名垂宇宙”。這些耳熟能詳的詩句，寄寓了千百年來曆代仁人誌士對三國時代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智慧的化身諸葛亮的無限景仰和崇高的評價。
尤其是作為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和巨大影響，諸葛亮早已成為千百年來家喻戶曉的人物。隨著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上易中天的“品三國”的持續火爆，諸葛亮等三國曆史人物再次掀起了當今社會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
然而，2005年下半年，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家廖倫焰（筆名龍康），卻在我國西部四川省的一個小縣城裏，把他潛心研究多年得出的一個結論公布於世：諸葛亮根本不是千百年來人們稱道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楷模，而是一位破壞國家統一的分裂祖國的罪魁禍首。
此言一出，立刻在互聯網上引起激烈反響。廖倫焰是如何提出他的觀點的？半年時間過去了，他還堅持自己的觀點嗎？對此問題他又有什麽新的進展嗎？記者近日專程前往四川省鹽亭縣，采訪了提出這一驚世駭俗觀點的青年作家廖倫焰。

統一在望時提出“三分天下”的“餿主意”
　
鹽亭是位於四川省北部的一個人口為60萬的小縣，屬綿陽市管轄。這裏是典型的丘陵地帶，據稱是傳說中的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的元妃嫘祖的誕生地，嫘祖被稱為蠶桑之神，現在這裏的農村還大麵積的種桑養蠶。唐朝大詩人杜甫曾經來到鹽亭，寫下了“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春廓水泠泠”的不朽詩句。北宋時期，還出過“胸有成竹”這個成語故事來源的畫家文同。
廖倫焰，筆名龍康，1963年4月出生於四川省鹽亭縣，作家，詩人，現供職於鹽亭縣農業銀行。著有長篇小說《極點》、《性罪》、《龍康中短篇小說集》。近年利用大量的業餘時間研究三國曆史，對諸葛亮的研究見解獨到。　
在鹽亭縣城文武街一套簡樸的兩居室房子中，客廳書架上放滿了文史方麵的書籍。一張不大的書桌上，《三國誌》和《資治通鑒》等史書上，畫著密密麻麻的線條和批注。看得出廖倫焰在研讀史書方麵還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說起三國曆史，特別是談起諸葛亮，廖倫焰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很難得刹住。
他說，在公元207年的時候，曹操討烏桓取得勝利，基本統一了中國北方，184年黃巾起義以來的中國北方內戰基本上結束了。曹操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況下，繼續“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以絕對強大於南方的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積極準備著進行一場統一全國，消滅南方荊州劉表、揚州孫權兩個主要的割據勢力的戰爭。中國統一的曙光，經過20多年內戰後，終於出現了！
　　然而，南方江東的孫權集團，卻在公元200年，就按照魯肅與孫權“榻上策”的戰略規劃，製定了“先兩分後統一”的建國方針。並且在207年、208年繼續按照這個戰略規劃，向其西部劉表所屬的江夏郡發起進攻，擴大實力，頑固地對抗北方的統一。
稍後，諸葛亮於207年又在“隆中”向劉備提出了“先三分後統一”的建國方針。這樣一來，中國的統一在207年就出現了三個方案，即：曹操的通過統一戰爭，消滅南方割據勢力、盡快結束內戰、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案，和孫權、劉備的通過戰爭，先達到兩分、三分天下目標後，再通過戰爭，結束兩分或三分局麵，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案。
他說，公元208年爆發的、關係國家是盡快實現統一、結束戰爭，還是繼續長期分裂、長期內戰下去這一命運的赤壁之戰，就是在這三個統一方案的矛盾水火不相容的形勢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這場戰爭以北方曹操的失敗，南方孫、劉聯軍的勝利告終。赤壁之戰中曹操的失敗，使得中國統一的進程遭到了嚴重阻礙，它所產生的影響為後來的“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礎。
廖倫焰說，分裂使得戰爭更加頻繁，人民繼續為之生靈塗炭。據《三國誌》記載：公元209年至公元222年三國鼎立正式形成期間，國內戰爭達36次之多；三國鼎立形成後至公元280年晉滅吳、三國鼎立結束的59年間，國內戰爭達110次之多。東漢末年，全國人口5648萬，公元263年魏滅蜀時，全國人口僅存767萬。三分天下，天下多了幾十年戰爭，中華民族到了瀕臨滅絕的邊緣。孫權、劉備集團“先分後統”的建國方針，是破壞國家統一，著眼於個人利益、地方集團利益的罪惡方針。
廖倫焰認為，曆史不應當以成敗論英雄。赤壁之戰中，發動統一戰爭的北方是正義的，是漢丞相奉天子之命，順應統一的曆史潮流發動的全國統一戰爭；頑固抗拒統一的南方割據勢力是非正義的，是逆統一的曆史潮流而動的，是應當予以否定的。
　　廖倫焰指出，諸葛亮是在國家統一形勢極其難得出現的時候，聯吳抗曹“三分”理論的提出者；又是赤壁之戰中，代表劉備集團積極實踐自己的“隆中”對策，到江東遊說孫權，促成孫、劉聯盟，促成赤壁之戰爆發的重要人物。他理所當然地要對自己危害天下、破壞國家統一，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的言行，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說，在國家經過20幾年內戰，統一形勢極其難得出現的時候，積極獻計獻策促成國家統一，盡快結束內戰，結束人民飽受的戰爭之苦，才是符合曆史進步潮流的，遵循社會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諸葛亮在這個時候偏偏為劉備出了個分裂國家的“餿主意”，這是逆曆史進步潮流而動的，是違背社會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

為了集團利益不斷地讓人民充當炮灰

廖倫焰說，赤壁之戰後，劉備勢力逐步向益州發展，經過212至214年3年時間的和益州牧劉璋的戰爭，終於奪取了益州。劉備於公元221年在諸葛亮等人的積極支持下，在僅有一州之地和90萬人口的益州稱帝，諸葛亮被劉備任命為丞相。至此，諸葛亮三分中國有其一的分裂主張，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徹底地實現了。
廖倫焰說，劉備建立的“國家”是“三國”中最弱小的，但向北方挑起的戰爭次數卻是相當可觀的。諸葛亮在公元223年劉備去世後，於228年至234年對曹魏發動了5次帶有攻勢防禦性質的北伐。錯誤的戰爭決策，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加深了人民的苦難。北伐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三分天下就開始的逆統一的曆史潮流而動。正如諸葛亮《後出師表》中所說：“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在前三次北伐失敗後，公元229年，孫權在江東稱帝，建立吳國，諸葛亮派衛尉陳震前往祝賀，並與吳國訂立了兩分中國的盟約。這個盟約，在《三國誌.後主傳第三》、《三國誌.吳主傳第二》、《三國誌.陳震傳》、《三國誌.諸葛亮傳第五》四傳均作了記載。盟約約定，盟約訂立後，屬魏的“徐、豫、幽、青屬吳，並、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對曹魏統治的九州作了分割。
廖倫焰痛心地指出，這個盟約的訂立，是中國曆史上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究其諸葛亮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天下無二，這個以書麵形式出現的“政府”間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約，產生了以下後果。
第一. 以蜀漢承認吳國的合法性換取吳國對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承認。蜀漢東吳兩個政權的皇帝都是自封的，而魏政權形式上是漢天子劉協禪讓的。魏帝堅持自己是國家唯一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權，天下屬魏，中國隻有一個，蜀漢、東吳占據的領土是魏天下，即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承認蜀漢政權和東吳政權的合法性。盟約的訂立，使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得到了東吳的承認。同時，東吳的合法性得到了蜀漢的承認。
第二. 盟約的訂立是兩個弱小的、逆統一的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小朝廷維係其生命存在的反映。
第三. 蜀漢“先三分後統一”和東吳“先兩分後統一”的統一主張，從形式上也被徹底放棄。兩個小朝廷重新確立的建國方針，把兩分中國作為了各自的最高奮鬥目標，最高的建國綱領。恢複漢室的旗號，從法律上被廢除。完整的劉氏漢天下的的意義至此不再存在。
第四. 為國家統一製造了更嚴重的障礙，更加延長了內戰時間，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統一進程，增加了人民的苦難，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三國時期人民是為戰爭而生，為戰爭而存在，為戰爭而消亡的，人民成為了一種特殊的戰爭資源。
第五. 盟約的訂立最終逃脫不了分裂國家者滅亡的命運。兩個弱小朝廷的聯盟，政治上是失敗的，軍事上仍是弱於北方的，經濟基礎上，北方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在三國時代，生產力水平遙遙領先於南方。因此，兩分中國的主張隻是逆統一曆史潮流而動的夢想。在強大的北方政權存在的同時，逆統一曆史潮流而動的兩分中國的盟約必然地會破產。統一的曆史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中國幾千年曆史是在統一大趨勢中向前發展的。自夏至漢至三國，乃至於近代，誰也不可能阻擋這個一如既往的曆史趨勢。
第六. 兩分中國的盟約，對於改變中國曆史的發展狀況，起了無比惡劣的作用。從公元184年黃巾起義至公元280年三國結束，中國經曆了近100年的內戰，漢民族人口銳減，元氣大傷，為少數民族勢力入主中原，統治中原近300年和國土分裂近300年埋下了一條嚴重的禍根。589年，隋統一中國後，才又重新恢複了漢族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
廖倫焰說，公元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遭到失敗。234年，諸葛亮聯吳共同伐魏也遭到失敗，最後殞命於五丈原，終於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罪魁禍首”是如何被神化了的

廖倫焰說，諸葛亮的一生實際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分裂祖國的一生。他對國家統一所起的破壞作用，對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所起的破壞作用，是罪在當時，害及千秋的。那麽，這個破壞國家統一的“天下第一罪魁”，在曆史上是怎麽演變成了一個被千秋萬代謳歌的“神人”了的呢？
他說，諸葛亮要成為被千秋謳歌的神人，必須具備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在魏、蜀、吳三國之中，蜀國必須代表著封建“正統”。
廖倫焰細數曆史經典，他說，陳壽撰的正史《三國誌》，是以曹魏為正統，蜀吳為僭國的。如以這種“正統”論，諸葛亮這個蜀漢的丞相，就是僭國的丞相，當然便是後人所不恥的。可曆史給後人開了很大一個玩笑，西晉在36年的統一中國後，北方發生了“五胡亂華”，即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個少數民族先後入主中原，晉政權被迫南遷。
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情況，在三國前是從未有過的，這對漢民族的打擊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被人們稱之為“神州陸沉”。由於華夏民族發祥並成長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所以，傳統的“正統”論，是以取得中原統治權為正統觀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南渡的東晉王朝的合法性按“地域觀”劃分就成了一定的問題，為了給東晉司馬氏政權的正統地位張目，也出於自身深刻的民族感情，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予以矯正，以“宗室血統正統觀”確定“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並且，在向朝廷的上書中，也堅持“吳、魏犯順”、“蜀人杖正”的觀點，這個觀點，也很符合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反抗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普遍的民族心理。
北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由於曆史情況發生了變化，“正統”觀繼續堅持陳壽撰的正史《三國誌》，以魏為正統。可曆史發展到南宋時，又出現了趙氏王朝偏安江南、與東晉王朝相類似的情況，曆史為政治服務的現象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是一脈相承的，大理學家朱熹修《資治通鑒綱目》，又以蜀為正統，魏為僭國，蜀為正統的地位就這樣確立了下來。沒有曆史的這些曲折，諸葛亮的曆史形象，是決不可能發生嚴重扭曲的。
廖倫焰分析說，蜀為正統的正統觀，僅是諸葛亮得以千秋被謳歌的前提條件。中國曆史上那麽多正統的王朝，那麽多的賢相，在曆史上的地位為什麽遠不及諸葛亮這個天下第一罪魁那麽崇高呢？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要追溯到三國那個特殊的曆史階段上去。三國的曆史雖然很短，但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卻十分引人注目。少數民族開始統治中原的曆史，潛伏於三國後期，爆發在西晉時代。由於三國時代上承漢民族單獨地統治中原的終點，下連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起點，曆史的這一巨大變化，自然會引起後世人民和史學界對三國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產生特殊關注。

《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進一步神化


在《三國演義》成書前，民間受“宗室血統正統觀”的影響，“尊劉抑曹”的關於三國說唱形式的文學作品及雜劇就已普遍地出現了。元末明初誕生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仍遵循蜀為正統的創作觀念，小說的意識形態服務於了政治需要，《三國演義》中塑造的諸葛亮形象，對神化諸葛亮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廖倫焰說，《三國演義》增加了大量的毫無史實依據的內容，如：借東風、草船借箭、舌戰群儒、三氣周瑜、空城計、智料華容道、識魏延反骨、智取成都、巧擺八陣圖、錦囊殺魏延、罵死王郎，死了還以木偶退兵等等純屬虛構的情節，到現在，也還有不少知識分子把其中一些內容誤以為真。而諸葛亮的一些真實情況，如蔡瑁是諸葛亮妻子的舅舅，劉表是諸葛亮妻子的姨父，諸葛亮“出山”前在荊州一所由儒學大師執教的學堂裏學習、係統地接受過儒學訓練，小說可能是為了神化“隆中對”的策略，沒有對諸葛亮的這些背景資料向讀者介紹，隻把諸葛亮創作成為一介典型的村夫，讓讀者讀了小說後，對“隆中對”產生神奇感，對諸葛亮產生神奇感。
再如，《三國誌》卷36載：劉備打下成都後，“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等人金各500斤、銀千斤、錢5000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劉備集團對勞動人民財富的這種大瓜分、大搶劫，小說中也僅用“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匹，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一句敷衍過去。
廖倫焰說，諸葛亮在曆史上不僅不是《三國演義》中描寫的那種“智絕”的典型形象，也不是大漢王朝中央政權的忠臣，因為大漢王朝中央政權從未授予諸葛亮任何官職。諸葛亮在曆史上僅是一個被分裂國家的丞相，被分裂國家皇帝的利益，便是他的個人利益。隆中對策既是諸葛亮給劉備稱帝的獻策，又是他自己與劉備同惡相濟的人生打算和願望。
他說，當我們評價一個曆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時，就要用他一生的作為對人民幸福、對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這把唯一公正的尺子去衡量。在這把公正的尺子麵前，一切曆史人物的真實麵目就都真實地展現出來了；一切曆史的迷霧，便都自然地煙銷雲散了。
說到激動處，這位40多歲的青年作家顯得有些難以自製地說：“我們人類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誰給人類製造了不應該有的痛苦和不幸，誰剝奪了人類應該有而沒有了的美好生活的權力，誰就是人類社會的敵人，這就是我的曆史觀，相信也應該是絕大多數現代人共同的曆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