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專家楊天石：事實比“原則”更重要

近代史專家楊天石：事實比“原則”更重要

2010年08月02日 中華讀書報

核心提示：對於楊天石的研究，許多人誇他擅長用敘述還原曆史真實，也有個別人批評他是曆史學界某某思潮的代表者。楊天石回應說，他做曆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序言中講的：“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原則來源於曆史實際，不是曆史學家去“適應原則”，而是隻有原則在符合曆史的情況下，它才是正確的。曆史實際是檢驗一切曆史判斷的標準。符合曆史實際的判斷要堅持；不符合曆史實際的判斷要修正，甚至拋棄。如果無視曆史實際，以某種需要或某種原則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力圖將曆史剪裁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原則，這就離開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和學術路線了。

“不合適”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專家

如今，圈裏圈外，楊天石已經被稱作“楊公”，他卻還說自己不是研究近代史的理想人選，因為有局限性。

楊天石說的局限，主要是外文不好。從小學到高中，他學了八年英語，但大學按規定改學俄語，結果兩門外語都不靈。他42歲調入社科院近代史所，趕緊把英語撿起來，但看書還得依賴字典，口語更為難。因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曾跟著北京廣播電台學過一段時期日語；要看明治時代的文件，還得學古日語。他雖然努力，但年齡大了，外語總是他的弱項，收集、使用資料上受到很大限製。他對比台灣中研院的研究人員，大都在外國拿的博士學位，英文能說能寫，唉！

他的經驗是，近代史研究最好懂兩三門外語，首選英、日、俄，再攻門法語最理想。當然，這要求對中國學者來說似乎太高，那麽起碼總該精通一門，另一門可以看書吧！楊天石實話實說，外語不好，到國際會議上沒法和外國學者對話嘛。

另一個局限，他不是中共黨員，無法看中共的曆史檔案。他主張研究國民黨要看共產黨的資料，反之亦然，隻看一方的資料不會得到全麵性的認識。國內外檔案館他跑過很多，但中央檔案館他不去。因為即使去了，也看不到多少東西。楊天石一直讚賞楊奎鬆的研究，因為人家有特殊的經曆、特殊的努力，兩黨的曆史檔案都能看到。中央檔案館對中央黨校放得比較開，楊奎鬆在黨校工作時，能連續看幾個月。這樣的勤奮，楊天石也有，但這樣的機緣，沒有。楊天石說：“國民黨的東西，國內比我看得多的人可能不多；但共產黨的資料，就隻能看已經公布的了。”

當然，楊天石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

第一，文字能力較強，語言準確、流暢、幹淨，講究謀篇布局、表達清晰，這不奇怪，他出身文學專業，當年還是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級的“白專”典型呢。

第二，重視收集新資料，發現新資料的能力強。他給自己的規定是，沒有新資料的文章不寫。多年前，他研究辛亥革命，這一段檔案相對少，主要靠報紙。1903到1904年的《俄事警聞》、《警鍾日報》、《蘇報》、《國民日日報》，他一張張都翻過。改良派的《中外日報》、《時報》，後來革命派在上海創辦的《神州日報》、《民呼報》、《民籲報》、《民立報》，他也都一張張看過。革命黨人在南洋辦報，新加坡的《中興日報》、《星洲晨報》，保皇派的《總匯新報》，本來馬虎一點也就算了，在新加坡嘛。楊天石愣是爭取支持，從國外買回來看了。

做學問做出的毛病，到一個地方，首先就去檔案館、圖書館，專找未刊資料。有一年去哈佛燕京學社，楊天石問館長吳文津，有什麽未刊稿，近代人的書信、日記、文稿？吳館長告訴他，有幾十本胡漢民的電稿，堆起來很高，從來沒人看過。好，就看這個。楊天石待了兩周，隻看胡漢民，做摘錄，連午飯都不出去吃。

再一個就是功底了。看民國時期的檔案、函電，要有識別行草和斷句理解的能力。功力不夠，手稿的字都認不全，當然無法斷句理解。楊天石小時候就從頭到尾背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又有北大中文係的訓練，後來研究哲學史。花時間最多的是明代哲學，王陽明和泰州學派。往前推，宋代的二程，朱熹、陸九淵，往下推，葉適、陳亮，以及禪宗等佛學宗派，他前後用了十多年工夫。概言之，北大中文係給了他語言文字、古文閱讀的訓練，哲學史給了他理論思維的訓練。文化功底、知識麵寬，幫了他大忙。在哈佛看胡漢民的電稿，胡喜歡用化名、隱語，例如：以“不孤”代指李宗仁，因為孔子說過“以德為鄰，則不孤”。以“香山居士”代指白崇禧，因為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號。“容甫”代指汪精衛，因為這是清代學者汪中的字。以“史姑娘”代指湖南軍閥何鍵，因為《紅樓夢》中有個史湘雲。要解開這些謎團，對楊天石來說並不困難。

積極勤奮的“白專”學生

難以想像，楊天石曾經是正統的“紅”學生。無錫1949年4月解放，當時在讀初二的楊天石12月就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的共青團），並從支部委員一直做到總支書記、團委委員。那時，他一度覺得，做人的思想工作比什麽都有意思，想畢業後不升學，留在中學做“團幹部”。

19歲考入北大後，楊天石卻越來越“落後”了。反右時，他不認為有那麽多“右派”，為被錯批、錯劃的同學說話，被定為“嚴重右傾”。又因為積極鑽研業務，“個人主義”突出，在“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成了“白旗”，是北大中文係1955級的“白專”典型。班裏的團支部一度要給他“警告”處分，但報到北大團委，團委不同意，因為沒有什麽嚴重的錯誤言論。他知道畢業時不會有“好果子”留給自己，立誌做“蟲魚之學”（校勘注釋）。龔自珍有句詩，“至竟蟲魚了一生”，成了他的理想。

他的問題，一個是學習太用功，業務突出。另外，思想也確實與人有點不同。

他是共青團員，習慣於向團支部書記匯報思想，說：進大學了，今後的道路是通過學術為社會主義服務。書記據此引申：這是脫離政治，對抗思想改造。

班上討論資產階級民主。他說，資產階級民主當然比不上無產階級民主，但工人可以罷工、示威、選舉，以至宣傳馬克思主義，比起封建社會來是巨大的曆史進步，可以稱為“相對民主”。全班同學跟他辯論，但說服不了他。匯報到校黨委，惹得副校長馮定在全校大會上公開批評他的觀點。

還有，學教育方針。1958年，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勞動者。”他偏說：這話總體上對。政治上，大家都是普通勞動者，但從學術上講，北大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具有高度專業水平的人才，高校教師，科研人員，而不能以培養“普通勞動者”為目標。他自認為講得嚴密，將政治和學術分開說。

還有，討論“美學理想”。除了階級性之外，有沒有全人類性？他說，不同階級也有共同的美的標準和美學理想。西湖、泰山，無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會認為美，西施、王昭君，也如此。於是大辯論，他哪知道這些學習、討論都會成為他的“問題”。

這些事點滴積累下來，做畢業鑒定時給他算了個總賬，開會批判。當時已經擔任團總支書記的同班同學給楊天石做的結論是：一貫和黨對立。當時的分配規律：左派留校，或去黨校、外交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右派、摘帽右派外送黑龍江、青海、寧夏。他能留北京，說明還是被放了一馬。

1960年畢業，他去了位於南苑五愛屯的八一農業機械學校，一所培養拖拉機手的短期訓練班，最長的學製半年，最短的一個月，是北京市農業機械局用解放軍捐的一筆款項辦的，校園是向一個小學借的幾排屋子。他教過語文，也看過傳達室。他倒樂意，上課摁個鈴，下課摁個鈴，中間的時間可以看書，幹自己的事情。

這樣的分配，他到現在還不服。想盡快做出成績來，讓有關單位看中，調去從事科研工作。禮拜六下午進城，去北圖看書，禮拜天晚上趕到永定門坐郊區車回校，有時誤了車，就要步行幾十裏。在培養拖拉機手的那個學校，楊天石寫了平生第一本書《南社》。

兩年不到，學校下馬了。1962年困難時期，國家有個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學校成了“調整”對象，他被北師大附中調去。

他前腳進附中，後腳就有人來調他，開始是外文出版社的《中國文學》編輯部，後來是《詩刊》要找個懂舊體詩的編輯。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寫文章批評史學權威侯外廬，侯外廬卻要調他到自己的手下———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當然，都沒調成。他畢業鑒定的開頭就是：“反右鬥爭中喪失立場，嚴重右傾。”這份鑒定就一直留在他的檔案裏，誰還敢用呢？

他去附中報到的當兒，《光明日報》哲學版先後發表了他的文章：《龔自珍的〈明良〉四論》和《韓貞的保守思想》。這就又惹麻煩了。當時，教完書了，打撲克、逛大街，都沒事，沒人說，但利用業餘時間做研究，寫文章就是求名求利，領導批評，同事也歧視，政工人員總覺得他是異類。黨支部書記下了結論，楊天石走的是一條個人奮鬥的道路。1964年“四清”，書記創造了一個新詞給楊天石，“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楊天石到老了還歎氣，當年做學問太艱難。他是好老師，學生非常崇拜，學校搞公開課、教學示範，都找他，但是，就因為放棄不了業餘的學術研究，總要不斷自我批判，檢查個人主義思想。不過，他檢討歸檢討，學問也還在繼續做，《南社》寫完之後又寫《黃遵憲》。文革期間，無事可做，便研究魯迅，還用很長一段時間研究佛學。中華書局約他寫《王陽明》，他兩個半月搞定，印了30萬2000冊。當時沒有稿費，隻拿到三十本樣書，不夠送人，自己又掏錢買了五十本。是接著寫《泰州學派》和《朱熹》。

除了環境壓力，政治運動的時間也太長。楊天石大學畢業時24歲，年華正好。之後的18年，除了教書，就是帶學生下工廠實習、下鄉、拉練，學校軍事化時當“連長”，還脫產抓了幾個月的小偷。前門地區本來就人員複雜，文革中全亂了，小孩打砸搶偷，什麽都會。小偷和流氓學生多了，他就專職跑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居委會。

1974年，中學語文老師楊天石參加了近代史所的民國史研究工作，應邀協作編《南社誌》。協作，是近代史所和外麵合作的一種形式。楊天石的機遇來了。

楊天石當時教兩個班的語文，當一個班的班主任，每周12節課。別的不說，兩周一次大作文，一次小作文，每次都是一百多本！楊天石上午上完頭兩節課，隻要還有兩個小時，就騎車來近代史所。那麽多圖書、報紙，都是他以前想看而看不到的。

編完南社資料，又參加《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寫作，負責撰寫《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等章節。然後，幾經磨折，他終於調入近代史所的民國史組。那是1978年，楊天石年已不惑，在中學待了18年。他今年73歲了，還經常做噩夢，夢見自己畢業分配沒人要，找不著單位。

不算經驗的經驗

楊天石做學問的竅門之一，是“全”，什麽都要看全。用史學大家陳垣的話來說，就是“竭澤而漁”。當學生時，研究杜甫，從頭到尾看仇兆熬的《杜少陵集詳注》，研究李白，從頭到尾看王琦的《李太白集注》。1958年參加編選《近代詩選》，看了幾百上千種近代詩人的集子。當年寫《王陽明》，雖是小冊子，也是看完《王文成公全書》之後才動筆的。現在研究蔣介石，還是這樣。楊天石說，除了在胡佛研究所代表蔣家審讀的兩位工作人員，蔣的日記大概沒人看得比他多。這麽多年來，很多人動員他寫《蔣介石傳》，他始終不動筆，就因為蔣的日記還沒看完。他說，自己這輩子，如果健康允許，最後也可能寫一部《蔣介石傳》，而把蔣介石日記看完，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全”當然也有缺點：難免囫圇吞棗，駁雜無當。所以楊天石強調，要學會處理博覽和專攻的關係。簡單地說，是在博的基礎上專，最後找準幾個方麵多花工夫。

竅門之二，是要“癡”，楊天石找資料，有股子癡氣，他文革前開始研究黃遵憲。《馬關條約》之後，蘇州列為商埠，黃遵憲受命與日方談判。楊天石從黃遵憲的曾孫手上得到一份黃本人親擬的章程草案。既然有草案，最後應該有定案。他到處找，北京、廣東、台北、日本都找了，找不到。一晃幾十年過去了，他還惦記著。2006年年底，去日本開會，特地在東京多住幾天，到日本外交史料館查，終於找到了，他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才算最後完成。為了找尋黃遵憲與日本朋友宮島誠一郎的筆談資料，他前後幾年，多次請求，終於感動了宮島後人，如願以償。楊天石說，黃遵憲的資料，國內外大概沒人比他掌握得更多。他的許多研究資料就是靠這樣持之以恒、鍥而不舍的精神找來的。

收集曆史資料是個慢活兒，不是想著一口氣就能找齊。楊天石的經驗之三，是“大”。眼光要大，目標要寬。他說，做學問，目標不能定得太小，關注的問題不能太少，收集資料也不要畫地為牢，自我設限，“隻看這個”。他一向不主張一輩子隻研究一個人、一件事。搞近代史的，本來已經是一個很窄的領域，研究關注的範圍再小的話，舞台就太小了。要把目光放遠一些，視野和興趣都要廣泛、開闊些。這樣，才可能不時有意外的發現。

受到廣泛關注和稱譽的蔣介石研究

楊天石的研究範圍很廣，涉及中國文學史、哲學史、近代史等門類，但最受社會關注和稱譽的還是他的蔣介石研究。最近，他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被31家媒體聯合評為“2008年十大圖書”之一。

當然，不同意見也多。有人懷疑蔣介石寫日記的動機，這就涉及日記的真實性和史料價值。楊天石堅持認為：蔣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為了向人作秀。

楊天石說：我們現在對蔣介石研究的重要性認識還是不夠。這是關係中國近現代史的科學水平的大問題。蔣介石這個人不研究清楚，好多曆史沒辦法正確表述。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日戰爭史、國共關係史，包括中國共產黨史，都繞不開蔣介石。我們過去的蔣介石研究粗糙簡單，基本上就四個字“人民公敵”。實際上蔣一輩子很複雜，與共產黨兩次為友，兩次為敵。抗戰前期，毛澤東還曾說過，蔣是“民族領袖，最高統帥”，說國民黨曆史上有兩個偉大領袖，一個孫中山，另一個就是蔣介石呢。

其次，研究蔣介石有利於推進海峽兩岸和平關係的發展，促進世界華人的團結，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台獨分子。他說：有些人前些年還批判蔣介石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持這種觀點，怎麽跟台灣的國民黨人和泛藍群眾打交道，怎麽可能爭取海外華人的心？

多年來，我們的抗戰史研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立足於批”，基調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有些地方的抗戰展覽，盧溝橋事變之後，緊接下來就展示9月25日的“平型關大捷”，始於8月13日的淞滬抗戰卻被放到後麵不顯眼的小角落，須知這是一場有七十多萬中國軍隊血戰三個月的大戰呀，這樣的處理顯然不很恰當。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時，胡錦濤同誌在人民大會堂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將中國國民黨放在前麵說，這是對曆史事實的尊重。當年，楊天石到台北參加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複60周年學術討論會，曾親耳聽到馬英九將胡錦濤同誌的這段話作為好消息告訴台灣學者。

關於蔣介石的評價，楊天石總結為“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大陸時期，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抗戰是為國家、民族立了大功；1927-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台灣時期，實行土改、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這就為全麵地、實事求是地評價蔣介石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到目前為止，楊天石做的大都是個案研究，一個個具體的人和事，很少就宏觀問題發表文章，其實，他對整個近現代史有體係性的看法，認為近代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後的曆史，許多重要問題都需要重新審視，體係要革新。但他至今不願發表相關論文。他說：還須要多想，多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