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回憶錄《流失的歲月》的政治價值

李新回憶錄《流失的歲月》的政治價值

2008年年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1918--2004）的回憶錄《流失的歲月》，幾經周折，終於在內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國青年》雜誌助編、中共北方局青年幹部訓練班主任、晉冀魯豫中央局青委書記、中共河南杞縣縣委書記、河北永年縣委書記等職；建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曆任教務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曆史研究所所長等職；曾協助範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主編《中華民國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並擔任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2年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說，依照傳主本人幾十年體製內的豐富經曆再加上真實的言說，這部回憶錄應該有它的曆史意義和政治價值，不隻僅僅是這些年常說的反思二個字，而是在還原曆史，讓後人看看，幾十年來，我們一向視為高尚的、神聖的中國革命，到底經曆著怎麽樣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本身，又是充滿著那樣野蠻的、缺乏人性的封建色彩。可以說，直到今天，這些野蠻的、甚至是喪失人性的東西，依舊如影相隨般地縈繞在我們所生活的中國社會之中，依舊被某種意識形態誇張或扭曲為聖潔般的革命理想。要說缺憾的話，這也是一部不完整的回憶錄，如1937年到1940年之間，本是作者奔赴延安後新生活重大轉折的開始，他更名為李新也應在此時，但書中恰恰少了這一段。還有1966年“文革”中的經曆，本書也付之闕如。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始於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風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當時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風時期的事情。當時，北方局的書記一職，由彭德懷代理，他對中央發來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謹，如《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還沒有得到重視時，北方局就已經認真的學習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開全分局的高幹會議，薄一波、安子文對北方局過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銳的批評，認為北方局執行了一條不但不敢發動農民，反而壓製農民起來鬥爭的右傾路線。對此，北方局的領導人彭德懷、羅瑞卿拒絕接受這些意見，但會議上的這些爭論沒有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隨後，中央把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調回延安整風，在後來的整風運動中，彭德懷為此受到“圍攻”，也就是他在廬山會議上對毛發脾氣所講“延安整風，你操了我幾十天娘，我操你幾天娘還不行！”的由來。不過，當年的薄、安等人，並沒有提到“百團大戰”，因為那時候人們都認為打日本沒有錯，誰也不能說打日本打錯了，特別是像“百團大戰”這樣的大戰役，在前方，誰要是說它錯了，這不就是漢奸思想了。誰也不會想到，這在今後竟成了彭老總的一條主要罪狀了。

彭德懷走了，來了代理書記鄧小平，此時北方局的整風審幹也進入高潮。這年夏天，由於胡宗南準備進攻延安，所以在備戰聲中加緊了清查內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做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十多天時間就搶救出1400多個“特務”，為了加強反內奸的領導，還成立了一個劉少奇為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的“反內奸鬥爭委員會”。鄧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抓整風審幹，特別是清查混進黨內的反奸鬥爭。他做整風報告，號召大家要和黨一條心，坦白交代曆史上和現在的一切政治問題，如有隱瞞，後果自負。鄧小平的說話語氣和正在學習的文件《搶救失足者》精神一樣。就在當天晚上，總政治部的的敵工部長張義權自殺了。第二天又開大會，宣布張義權畏罪自殺，黨組織決定永遠開除其黨籍，並說像他這樣以自殺來威脅黨，是毫無意義的，自殺就說明他有問題，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李新認識張義權，覺得這樣的同誌都是老革命，對黨是忠誠的，是不會有問題的。

此時，中央又發來一個針對領導幹部的電報，電文稱：不要以為你們身邊的同誌都可靠，說不定日特、國特就睡在你們身邊。一看這口氣，就知道是毛澤東的口氣。就在人人自危、個個緊張的時候，一天下午，緊急集合的號聲響了，傳來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邊集合。人們到河邊整齊地排隊站好後，一聲命令：坐下，不準動！並要大家都脫下衣服，並可以下水，但不許交談。接著便把每個人的衣服口袋翻來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麽信件和文字之類的東西。搜查完畢，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發現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個人隱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愛人的照片、書信被弄亂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紙不留，都成為審查思想和行為的最好材料。後來才知道，這時候搜查女同誌的情況，更是駭人聽聞，無法形諸筆墨。

當年把審幹追查稱為勸說，由三四個人組成一個勸說小組，每個人勸說兩三個小時，三四個人輪流勸說，被勸說者一天24小時都不得休息，其身體的疲乏和身體的緊張程度非身曆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謂勸說，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點，他們再追問一步，一隻要把你追問成“特務”才算了事。為了要你“坦白”，他們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勸你。說隻要坦白，就可以和黨“一條心”幹革命了，否則，你在革命陣營裏永無立足之地。那時候，參加革命的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稱為“半條心”，敵特分子是“兩條心”。無論是“半條心”還是“兩條心”，都需要向黨“坦白交代”，隻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黨“一條心”，成為真正的革命者。

以暴易暴 千刀萬剮

1946年，李新就任冀南永年縣委書記，甫一上任，就碰上開展反奸清算大會的群眾運動，即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宋本人在日本占領時期充當憲兵隊隊長，作惡多端，人人恨之入骨，所以參加鬥爭會的群眾數以萬計。

會場上宋品忍從頭到腳被幾根繩子緊緊綁著，不要說全身四肢不能動彈，就連腦袋也不能轉動一下。在“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控訴會上，先是一個苦大仇深的老太太掏出一把磨得十分鋒利的刻刀，嚓的一聲把罪犯的一隻耳朵齊齊切下，鮮血飛濺，全場高呼“千刀萬剮，碎屍萬段！”接著又有兩個被殺害了父兄的青年人上台訴苦後，把宋的一隻手給剁了，說要拿回去祭典自己的父兄。後來又上來一個女人，拿著一把刀喊著要把這漢奸的黑心挖出來看看。此間，李新怕影響不好，立即打電話請示上級批準槍斃宋品忍。其實這時宋早已斷了氣，所謂槍決不過是個形式罷了。但很多群眾還不解恨，紛紛湧向刑場，爭著把死屍的肉給分了。李新在行刑處看到一個晚來一點沒分到肉的漢子氣衝衝跑來，隻好揀一兩塊骨頭回家，邊走邊說：“吃不了你的肉，拿你骨頭回家讓狗啃，也算解恨了。

這次生剮活人、淩遲罪犯的殘忍事件，並非偶發。一年後在解放永年縣城時，也把投降的國民黨班排級以上的軍官拉到會場上讓群中給活剮了。李新認為，上次屬於群眾自發行為，而這次活剮匪軍軍官，卻是出自領導的決定，並有領導出麵主持，純屬農民狹隘的報複主義思想。這樣不講政策，言行不一的做法，一定會招致不利的結果。果然，永年城的個別匪軍跑到元氏敵人據點後，大力宣傳不能投降八路軍，投降了也要被殺掉。這樣就使後來解放元氏時，付出了更多的代價。殘酷虐殺俘虜的行為，不但會喪失社會同情，而且是幫助敵人鞏固其部隊，是在幫助敵人殺害我們的同誌。

劉少奇批評聶榮臻

1947年7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李新也參加了此次會議。7月17日會議開始，會議沒有一定的議程，隻發了一些文件讓大家學習，要大家自己提問題，自己討論，自己解決。到了8月中旬，劉少奇開始做報告，在對晉冀魯豫的大大表揚一通後，而對晉察冀則作了嚴厲的批評，他批評抗戰勝利後驕傲自滿，對國民黨的鬥爭表現右傾，相信什麽和平民主新階段，滿腦子和平幻想，一直讓一部分軍人複員；沒有認真執行中央發布的”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徹底，無論是軍隊還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幹部出來阻擾土地改革，這些人是抗日幹部，很難過土改這一關，是半截革命者。劉少奇越批評越生氣，說他到這裏看到土改不徹底，批評了右傾偏向後，這裏的幹部不服氣，於是來個處處點火，戶戶冒煙，到處吊人打人，亂鬥一氣，這是對批評的對抗嘛！而領導呢，毫無辦法。你領導是幹什麽的？占著茅坑不拉屎！說這些話時，劉少奇聲色俱厲，全場鴉雀無聲，坐在李新旁邊的晉察冀團長聶榮臻很沉痛地低下了頭，全場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在此之前，聶是很鄭重地一邊聽報告，一邊做筆記，再聽到劉的粗話批評後，他不由地低下頭，雙手捧著筆記本，再也無法記下去了。

見此情景，作者的心裏也很難受，對劉少奇的批評不服。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之後，所謂的和平民主新階段是中央提出來的，晉察冀隻是複員一些老弱，並且是經過批準的。為什麽劉一點不做自我批評，卻這麽嚴厲地批評下麵呢？是的，晉察冀在解放戰爭初期仗沒打好，土改沒有搞好，受批評時應該的，但中央負責同誌的批評能是這樣粗暴的嗎？本來對少奇同誌十分敬仰的李新對這樣的批評感到不是滋味。

任弼時曾提出過政黨經費問題

書中記述，自參加革命後，連續三天僅有兩個人作竟日長談的，卻隻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與任弼時的談話，畢生難忘。

其中，任弼時具體問到永年全縣黨務工作幹部的情況，縣委多少人，常委幾人，都是些什麽樣的人；縣委機關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經費，全縣共有幾個區委，每個區委有多少脫產幹部，不脫產的又有多少；全縣共有多少個黨員，多少個支部；鄉村支部是否有脫產幹部，支部書記是否脫產，不脫產他們的生機又怎樣解決；全縣共有多少個脫產的黨務人員，全年黨務工作的經費大約是多少，等等。任弼時問得極為詳細，並做了一一記錄，而且把數字記得很清楚。隨後，又問：“你們現在的黨務工作不很多，全縣隻有幾十人，開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給，自己搞生產，能解決問題嗎？”李新以為，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對下麵的供給了。

任弼時解釋：“現在要準備召開新政協、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聯合政府，不隻有共產黨，而且有各黨派；到那時，如果各黨各派的經費都是自給的，我們共產黨的經費怎好由政府供給呢？”李新說：“將來新政府成立，對各黨派也給點經費不就行了嗎？”任弼時說：“問題不那麽簡單，你給他們多少？給共產黨多少？誰來決定？而且，政黨的經費由政府供給，這樣好嗎？”

今天看來，不僅共產黨龐大的經費由政府負擔，嚴格說來由納稅人負擔的，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國”和“黨天下”了。而且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也是由人民來養活著的。這就是具有諷刺的“魚水關係”了，但是誰是魚，誰是水，誰在養活誰，這個簡單的道理，到現在竟然也說不清楚了，這與國內的公仆能養尊處優、頤指氣使，主人反倒像奴才一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道理一樣。

彭子岡被“引蛇出洞”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人大新聞係曾召開了一次“引蛇出洞”的北京新聞界座談會。當時還沒人認識到“引蛇出洞”策略，發言異常激烈，對共產黨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在這種情緒鼓舞下，新聞係主任安崗也忍不住起而發言：“毛主席就不斷說，他最不愛看《人民日報》，死板板地……”李新暗中連扯他幾下衣服，希望他及時停止發言，但安崗興致很大，一直講個不停。李新隻好宣布暫時休會。

接著，校外的彭子岡起來發言了，說話時慷慨激昂，首先批評《人民日報》，說它擁有那麽多的人，花了那麽多的錢，結果完全脫離群眾。她問道：“現在，誰還喜歡《人民日報》呢？連毛主席也不愛看了！”說到這裏。全場為她熱烈鼓掌。她隨即又說：“《大公報》人手不多，經費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很快就流傳全國……”她越說越有勁，還是她的丈夫徐盈勸阻了她，才結束了發言。

這次座談會的發言記錄，很快就整理出來上報了。彭子岡就是因為這次發言被劃成了右派，因為安崗是新聞係主任，發言記得很少。彭子岡是校方請來的名記者，講得最多最激烈，記錄的也詳細，後來根據記錄來劃右派，自然無法逃脫了。李新認為，自己客觀上保護了安崗，為什麽不能保護子岡呢？倘若事先給她打個招呼，不是也可以讓她免遭大難嗎？對此，傳主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

林希翎與葛佩琦

人民大學素稱中共的“第二黨校”，在反右期間有400人被打成右派。在有些係，由於領導幹部心胸狹窄，借機整人，把一些不沾邊的人也打成右派。如經濟係有一個青年教師孟氧，注釋《資本論》出了名，結果招致係領導的嫉恨，幾次送校常委會討論，常委多數人認為小青年說幾句怪話不能算是反黨，但係裏最後硬是找到了他惡毒攻擊黨的“罪證”，終於給他戴上了右派帽子。

在高潮中，鬥爭的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不但會寫文章，而且會說話，因此開她的鬥爭會很不容易。黨委專門從全校找到一批能說會道的積極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準備，並經過“預演”之後才召開幾千人參加的鬥爭會。但在這個會上，積極分子的發言卻不斷被林希翎駁倒。主持鬥爭會的人沒法子了，隻得領著群眾高喊口號，才能將她壓倒，這樣的情況十分可笑。據說當時北大鬥爭譚天榮時，也是如此。這兩個著名人物被打成右派後，當然都是勞改，甚至受到異常殘酷的對待。右派平反時，人民大學黨委把給林希翎的平反決定派人給她送去，以為她會感激涕零，誰知她卻不予理睬，於是平反決定又給帶回來了。就這樣，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幾個沒平反的右派之一。

當時，人民大學教師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轟動一時的事件。葛是個老黨員，對黨沒有什麽不滿，也不想在整風中對黨提意見，經反複動員後，5月24日他參加了一個黨外人士座談會，在會上說了幾句很一般的話，如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分子，黨員幹部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不要生活特殊化。三天後的5月27日，他的發言被刊登在《人大周報》上，變成了“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到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當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聶真，指著《人大周報》的這段話氣憤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誌，你不用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到了6月8日，《人民日報》以葛佩琦發表反動言論為標題，報道了葛的發言：“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必然走這條路。總有這麽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喊萬歲也是沒有的。”其實，無論葛佩琦的發言還是《人大周報》的刊登，都沒有這段話，這段報道純屬捏造。於是，全國大小報紙紛紛轉載，批判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之後，葛被定為“極右分子”，判處無期徒刑，從此受盡折磨，家破人亡。

“四清”見聞錄

1964年夏天一個悶熱晚上，作者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到人民大會堂去聽重要報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按時到會後，看到在京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心想是誰做報告呢，這麽嚴肅，原來是劉少奇講話。桌子上有擴音器，但劉並未坐下來講，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規定嗎？中央和各部門的領導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麵去。可是你們為什麽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麽情況也不了解，光在上麵發空頭指示，怎不產生官僚主義呢？下麵的情況千變萬化，新鮮事物多得很，隻有了解新情況，發現新問題，才能想出新對策，才能領導。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眼，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總理也沒想劉少奇的講話如此簡短，略一遲疑，馬上起來圓場：少奇同誌講話雖然簡短，但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即將作為正式文件發下去。並轉身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去做報告嘛。接著對台下說：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誌去做報告。口頭報告比書麵報告會更生動些、豐富些、隨即宣布散會。

整個會議，連頭到尾不到一小時，在這麽大熱天把這麽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聽到有人在議論：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聽到兩三個軍隊幹部也在罵娘。

李新所在的近代史所“四清”的地方是甘肅張掖的烏江公社。進村後就開始訪貧問苦，其實這裏的貧苦一看就知，何待訪問：每個家庭都一無所有，床上有條破被就是比較富裕的了。太陽出來，南牆根就有一群“日光浴”的，老頭老太太光著上身，十二三歲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體，為什麽，沒有衣服穿。還有兩三個小隊，十幾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一家人合穿一條，誰出門誰穿，多麽淒慘的景象啊。

“四清”工作隊必須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天三餐都是稀的，一大盆粥裏隻有稀稀拉拉的幾根麵條，老鄉們肚子大，能吃三四大碗，可憐城裏人吃上兩碗肚子就撐得鼓鼓的，兩三次小便後就空空如也、餓得不行了。當大家饑腸轆轆、唉聲歎氣時，作者念了一首河南信陽關於公社大食堂的順口溜給大家聽：“一進食堂門（兒），稀飯一大盆（兒），盆裏有個碗（兒），碗裏有個人（兒）”。到了文革時期，這首順口溜還成了作者汙蔑“三麵紅旗”的罪證。

曆史研究之荒謬

回憶錄說，“四清”時期，每次進城開會，都要去看看曆史學家黎澍，因為可以從他那裏得到從北京傳來的毛主席指示，特別是有關曆史方麵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說：中國曆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那有什麽讓步政策？隻有‘反攻倒算’。”這分明是批評範文瀾和翦伯讚的，因為這兩位曆史學家都認為農民大起義之後，封建統治者以史為鑒，被迫對農民讓步，總要采取一些輕徭薄賦、鼓勵生產的政策，從而使經濟得到發展，社會向前進步，漢唐初期的盛世就是這樣來的。

而毛澤東根據解放區土改後逃亡地主組織“還鄉團”的事實，認為地主與農民之間乃至一切剝削者與被壓迫者之間，都隻有仇恨與鬥爭，不可能有讓步與妥協。這是他1957年特別是1962年以來強調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的必然發展，再往後就發展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談到這個問題時，不住地搖頭，大聲說道：“他老人家為什麽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呢？沒有讓步能有統一戰線嗎？”李新也認為：“大躍進餓死了人，農民有意見，他老人家還是讓步了，連食堂也不堅持了。看來世界上天天有鬥爭，也天天有讓步，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呀。”他們對最高領導的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憂慮，當年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已經夠緊了，如果再繃緊一點，豈不要繃斷了？

接著，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從北京回來，傳達了毛主席要求曆史研究者搞“新四史”（家史、村史、公社史、工廠史），並嚴厲批評曆史研究脫離實際脫離政治的指示。劉大年對毛澤東很崇敬，但對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以張掖來說，雖然接觸到不少貧下中農的家史、村史和公社史，但這些材料怎樣寫進書裏去呢？如果讓曆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隻能說好，不能說壞，可現在看到的都是貧窮、落後。“四清”中查出來的種種材料能如實寫出來嗎？高明的曆史學家如劉大年，對此也是搖頭歎息、一籌莫展。

如以前李新所編的《中國心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遇到平江起義，彭德懷的名字不寫，連滕代遠、黃公略也略去了。到了八路軍，隻寫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不寫，新四軍隻寫軍長葉挺，忽略副軍長項英。有人說編者“用心良苦”，可作者自認為心是苦的，也是良的，怎麽在曆盡千難萬險才締造出來的新中國，書寫曆史竟是這樣困難呢？多少人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麽到了今天這種情形呢？

為紅四方麵軍抱不平

過去教黨史，知道西路軍是在高台地區被馬家軍打敗的，現在來到了位於張掖的高台地區，當地還有不少當年失散下來的紅軍，作者就做了一番實地考察。

原來1936年，三路紅軍即將在陝北會師，黨中央考慮到陝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貧，難以養活這麽多軍隊，決定向外發展，於是首先東征。東征軍雖然對閻錫山作戰取得了勝利，但卻招致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入晉相援。黨中央為了避免內戰擴大，便回師陝北，隨後，又決定舉行寧夏戰役，向西發展，希望通過寧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取得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後來寧夏戰役計劃沒有實現，已經渡河的紅四方麵軍紅軍便稱為西路軍。他們是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決不是像《毛選》第一卷有關注釋所說的那樣，是什麽張國燾的命令。至於11月改稱西路軍，不但有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還有中共中央的決定。作者考察時，對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據地形地物和殘垣廢壘，可以想見當年紅軍浴血奮戰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這次戰鬥的時間是1937年3月的具體日期後，又讓人心中極為憤懣。《毛選》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是這樣寫的：“為敵人嚇到的極端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可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竟是1936年，他怎麽能在1936年就預見到1937年的西路軍失敗呢？很顯然，這時毛著編委們幫助整理成這樣的。作者在60年代曾認真研究過“西安事變”，知道當時黨中央考慮的中心問題就是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所以西路軍的前進、停止、後退、再前進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軍都是按照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軍的失敗算在張國燾頭上呢？盡管張國燾錯誤很多，“罪該萬死”，也不能如此對待呀，更何況還有兩萬多西路軍戰士呢！黨內鬥爭如此複雜而殘酷無情，此時才有所領悟，發人浩歎。（原載《湘聲報》）

《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