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被氣的多次大口吐血 胡適給蔣介石祝壽惹風波
蔣介石一生極其重視過生日，而且每年的生日花樣翻新，勞民傷財。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他別出心裁，搞了一個“婉拒祝壽貢獻建議”的花招，並令“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以“總統府”的名義下發到各機關團體。
10月中旬，蔣介石的《婉辭》出籠，要求台灣各界人士從六個方麵向他提建議：一、建立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各種應興應革的要政急務；二、增進台灣四大建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與革除舊有官僚政客習氣之具體意見；三、推行戰時生活，革除奢侈浪費等不良風氣，造成蓬勃活潑的“民族複興基地”之應有措施；四、團結海內外反共救“國”意誌，增強反共複“國”戰力，不尚空談，方求實效的具體辦法；五、貫徹“反共抗俄”之具體實施計劃與行動的準則；六、盼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
蔣介石發表這個由別人代筆的《婉辭》，不過過是沽名釣譽，玩弄民眾。因此台灣各界及輿論單位，大多保持沉默，打算到了31日那天，隻象征性地舉行一下慶祝活動了事。
10月17日下午，台灣民社黨常委蔣勻田到《自由中國》雜誌社，建議《自由中國》出一“祝壽專號”。次日《自由中國》專門開會研究，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蔣這種做法，係封建君主作風，態度不對；另一種意見認為，無論蔣出於何種目的，應抓住此機，率直對“國事”表示意見。大家還認為，以往對蔣介石說真話、直話有危險，這次是蔣自己叫人提建議，而且還要求對他本人的“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說錯了不會有什麽危險，這樣的進言機會太難得，千萬不要錯過了。最後決定《自由中國》在場的人每人一稿，各有則重點，盡量不雷同，25日截稿，社論由編委會研究。
胡適當時在美國，10月19日收到《中央日報》社社長胡健中發來的電報，要求他依據蔣介石的《婉辭》內容坦誠發表意見，趕寫成短文，寄《中央日報》發表。胡適遂於10月2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趕寫了《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用快件寄給胡健中；又由於他是《自由中國》首任發行人、重要編委，於是同時寄了一份給《自由中國》雜誌社，並在文中附言說，希望全文照發。
1956年10月31日，給蔣介石“祝壽”的《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在社論《壽總統蔣公》中，一共談了三個蔣介石難以接受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提到，根據1946年製定的“憲法”第47條的規定，“總統”、“副總統”任期為6年，可連選連任一次。蔣介石的第二任期還隻有3年，再過3年任期滿了怎麽辦？社論希望蔣介石像美國華盛頓那樣，隻任兩期就不要再任了，並向蔣提出兩點建議：其一，由執政黨來扶持在野黨；其二，在執政黨內來扶持反對派。
《自由中國》的書生們為了“中華民國”的長治久安，提出了這個極其敏感的問題。但是蔣介石雖然在40年代搞了個“憲法”，那隻不過是欺騙世人的，他當上了“總統”，就要一任到底，然後由他的兒子來接班。他怎麽會去按“憲法”上說的連任一次呢？怎麽會去扶持反對黨，或在黨內搞反對派、培養領袖人才呢？
胡適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是此期的重頭文章。他述說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是艾氏就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後，同意該校的副校長的建議，每天約各院係的負責人3人來談。但他見了十幾個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見麵匯報的有63人後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
你知道，我過去做盟軍統帥時，隻接見我直接指揮的3個將領，其他的就由他們管，我完全信任他們。如果63人個個來談，既浪費雙方的時間，又有許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無法細心聽，作用不大。你幫我定的那個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長覺得艾森豪威爾講得很有道理，中斷了各院係負責人的匯報活動。
胡適講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旨在告訴蔣介石：作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應將主要時間、精力放在考慮大事方麵，不要對下麵管得太死、太多、太細，管細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發揮大家、特別是直接部下的積極性，放手讓部下去做事。
胡適在文中講的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個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時，白宮總統助理亞丹士突然送一急電給艾森豪威爾批示。亞丹土當時擬了兩種意見，一種是總統許可，一種是不許可。艾森豪威爾看了後，一時拿不定主意，在兩種意見上都簽了同意的意見。之後，艾森豪威爾覺得這樣不妥，又加上一句話：“請狄查（副總統尼克鬆）替我挑一個罷。”艾森豪威爾批了之後，叫人將急件馬上送回白宮，他則在場上繼續打球。
胡適寫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蔣：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不懂、不會幹的事情，要讓那些有智慧、懂行、會幹的人去幹，“總統”雖然高高在上，並不是聖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樣樣都懂，樣樣都會，不能什麽事情都過問，都包攬，更不能認為自己什麽都比別人強，自己考慮的都對，對手下、別人，要信任、放心。
胡適在文中還寫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寫信給他（指蔣介石），就勸他不可多管細事，不可躬親庶務。……要能夠自己絕對節製自己，……這才是“守法守憲”的領袖。20多年的光陰輕輕地飛過去了。蔣先生今年70歲了，我也60歲了。我在今天要獻給蔣先生的話，還隻是《淮南王書》裏說的“積力之所舉，則無否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要救令日的“國家”，必須要努力做到“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
怎樣才能夠“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呢？我想來想去，還隻能奉勸蔣先生要徹底想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我們“憲法”裏的“總統”製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製，蔣先生還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 “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大勢”的元首呢？
這一期的“祝壽專號”還在封麵上用紅色套印了“恭祝總統七秩華誕”，再加上胡適等人的文章切中時弊，指蔣要害，精彩無比，故31日雜誌上市後，很快銷售一空，以後又增印11次之多，印數達到數萬冊。11月上旬的那段時間，台灣各城市裏的大街小巷，農村的村村寨寨都在談論胡適等人的“祝壽”文章。不少家庭還出現了全家爭讀“祝壽專號”、爭論“祝壽專號”的盛況，雜誌社內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讀者來信。
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那天，台灣各機關、團體都舉行了“祝壽”活動，門口還張燈結彩，鞭炮齊鳴，各商號的蠟燭、鞭炮均銷售一空，耗費的錢財難以估計。更令人可笑的是，“國大代表”和“政府”高官，從上午8點起，都到“國大聯誼會”去簽名“祝壽”；“反共救國團”在“總統府”門前舉行的“祝壽”活動，又喊又唱，又跳又鬧，致使公共汽車被迫改道而行。
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做得更為惡心。蔣介石生日的頭兩天，中央黨部就通知全體中央委員31日務必到中央黨部設立的“壽堂”簽名祝壽。中央黨部在“壽冊”上還寫了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壽序》，來祝壽的中央委員都要默讀《壽序》後再簽名。《壽序》約200字，全文如下：
天生聖哲，應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歸，慰億兆人來蘇之望。維我總裁，聰明睿智，領袖群倫，作革命之樞機，為黨國之柱石。聲名洋溢於世界，事功彪炳於人寰。當去邪之際，亂憐維殷，廣興夏之謀，自強不息，生聚教訓，宵旰矢勤，掃蕩澄清，瞬息可睹。光華明亮，呈元首之麟祥；叱吒風雲，待大人之虎變。歡呼頌稀齡之壽，壽並河山；簽壽表同德之心，心堅金石。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敬獻
據國民黨《中央日報》報道，31日這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祝壽的國民黨高官達千餘人，領頭的有陳誠、張群、俞鴻鈞等人。這千餘人都在《壽序》後麵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提建議和“直率抒陳所見”的卻一個也沒有。
11月5日，《自由中國》雜誌社將國民黨的《壽序》寄給了胡適，胡適看了後，心裏頗不是滋味。他認為，國民黨、蔣介石的這種做法，如同曆史上的帝王，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對“國家”及蔣介石個人並沒有任何好處。
而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看了《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後十分憤怒。蔣介石對胡適的文章特別注意，他對一位親信說：“胡適要我做‘三不’、‘三無’ 的‘總統’，我反複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負責、不反共抗俄’；‘三無’是‘無政府、無組織、無主義’。要真的像胡適之說的那樣，我們都去向共產黨投降算了！”
蔣氏父子精心謀劃了反擊胡適與《自由中國》的活動。對《自由中國》雜誌，他們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個：第一是在其控製的報刊上，連篇累續地發表圍剿《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的文章；第二是組織專人編寫在內部進行批判的宣傳材料《向毒素思想進行總攻擊》；第三是指使特務恐嚇承印《自由中國》的印刷廠，使《自由中國》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對雜誌用公開的辦法，對胡適的批判、圍剿，則在內部進行。
據原《自由中國》經理馬之驌說，1956年11、12兩個月，國民黨控製的黨報黨刊，幾乎都參與了圍剿《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的行列，而首先發難的是蔣經國主持的“反共救國團”辦的《幼獅》月刊。
此刊以《揭穿“**”戰術，防止思想走私》為題發表社論，攻擊“祝壽專號”上的文章，不是給蔣“總統”祝壽，是共產黨思想在台灣的走私，呼籲台灣各界人士要防止這種思想走私。
此社論發表後，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的《國魂》月刊第103期及《青年戰士報》馬上轉載了《幼獅》月刊上的社論。除此以外，《國魂》月刊還另發了兩篇社論《消除毒素思想》、《事實俱在，不容詭辯》。上述3篇社論文字雖然不同，內容都一樣，攻擊《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有三大問題：其一，為共產黨的思想“走私”；其二，爭取自由、民主就是破壞團結反共；其三，追求言論自由就是不愛“國”，不革命、不反共。
12月24日，國民黨的大報《中華日報》在顯要位置上發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裏的玫瑰》，對《自由中國》“祝壽專號”進行大肆攻擊。
此文以《伊索寓言》裏的一個故事，攻擊《自由中國》“祝壽專號”：《伊索寓言》裏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結婚時，所有的動物都送了禮，有一條毒蛇用它的口含著一朵玫瑰，也爬進了禮堂，宙斯神說：“所有的禮物我都收下了，但從你的口裏，我不敢收任何東西。”這真是毒蛇口裏流出的東西，無比的腥臭，也無比的惡毒！
政府現在極力維護言論自由，對這種毒液的流播，似乎不會采取什麽行動了；我們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點辦法呢？這裏有個美國的例子。在華盛頓總統退休的那天，費城《晨報》寫了一篇文章說：“這位萬惡之源的獨夫，今日退而與平民並處了；他再也不能憑借權力，為非作歹了。我們應該把今天寫為美國的國慶。”這篇惡意文章發表的當天，費城群眾砸了《晨報》報館，把主筆巴哈結結實實地揍了一頓。富蘭克林後來說到這件事時說：“在言論自由的國家，要政府來取締惡意的謾罵和不負責任的言論，總是緩不濟急的，倒是群眾激於義憤，直接了當，給這些文氓一點教訓，反能收製衡之效。”我們老百姓不要忘記了自己所能發生的製衡的作用，對於這些毒蛇、黃鼠狼，必須迎頭痛擊，他們才不敢為害社會。
《中華日報》是國民黨的黨報，社長是國民黨大員曹聖芬，明眼人一看這篇專論顯然是國民黨高層精心策劃的。國民黨發表此文的目的是警告《自由中國》：你們在批評蔣介石和“政府”方麵不要做過了頭，不然的話，要當心台灣的“群眾”自發起來揍你們的人，砸你們的雜誌。
此後，《政論》周刊、《軍友報》、《革命思想》、《中興評論》及其他有官方、軍方背景的報紙、刊物紛紛轉載。一時間，辱罵、攻擊、批判胡適及《自由中國》的陣陣惡浪，甚囂塵上。
《自由中國》編委們見國民黨對“祝壽專號”攻擊、圍剿之聲不絕於耳，氣湧如山，感到再不能沉默了，於是在1957年1月16日第16卷第2期上又發表了《我們的答辯》一文，一再指出，胡適與《自由中國》全體同仁在“祝壽專號”上的建言，是響應蔣介石的號召而提的，是好心，沒有任何惡意。然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2月7日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社論《共產主義破產以後》，對胡適及在台的《自由中國》人士大肆進行醜化、攻擊。
這篇社論發表後，《自由中國》人士更為憤怒，他們認為不能沉默，對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言論不加駁斥，就是懦弱無能。2月16日，《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對構陷誣蔑的抗議》，對《中央日報》的胡言一一進行了駁斥。在文末，《自由中國》人士大聲抗議道：“我們要代表在‘自由中國’談自由民主的人們，向《中央日報》及發表類似論點的刊物與報紙，抗議這種含血噴人的構陷與誣蔑！”
《自由中國》因出“祝壽專號”受到官方的攻擊、醜化，遠在美國的胡適很快就知道了。盡管他沒有直接表示意見，但認為，蔣介石公開在報上叫人民提建議、獻良策，怎麽建議一提，良策一獻，“政府”就進行大反擊大圍剿大謾罵呢？這樣子搞法，今後有誰相信你“政府”？誰還信任蔣介石“總統”？他還知道，他的文章已在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官方既對《自由中國》雜誌進行公開的圍剿，對他個人也不會放過的。
1956年12月，蔣經國以“周國光”的名義，炮製了一個“極機密”的第99號“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下發到全島各軍種各部隊。此秘密指示編了號碼，每個收件人的號碼還登了記。《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特種指示”一共9條，對台灣各級黨部、各部隊今後一個時期開展批判《自由中國》 “祝壽專號”的步驟、方法，作了詳細的安排。據台灣有關人員研究、考證，“周國光”就是蔣經國主持的三軍特種黨部的化名。
1957年1月，一本長達61頁、計2.4萬字的宣傳小冊子《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下發到了各部隊。這本小冊子共有4章，第一章為《毒素思想危害 “反共抗俄”大業》；第二章是《毒素思想產生原因的分析》；第三章為《對毒素思想的批判》；最後一章是《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這本小冊子對胡適及其文章《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作了重點醜化與攻擊。小冊子中說：
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他說這種話，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的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同時，他還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圍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論，以為他們搖旗呐喊，助長聲勢。
這兩份機密文件下發不久，《自由中國》雜誌社就在一國民黨要人處得到了。編委雷震覺得，這是一份難得的官方打擊胡適和《自由中國》的證據，當即叫人將“特種指示”拍照下來，送給《自由中國》各編委傳閱。
大家看了這兩份機密文件，都覺得國民黨如此對待政治上長期支持蔣介石集團、並為蔣集團做了“民主”門麵的學人胡適，太要不得！既然蔣氏父子將胡適當敵人，他們今後舉行的任何活動，胡適就不應參加了。此文件還告訴世人：蔣氏父子平時禮遇、尊重、宣傳胡適，全是假的。
3月29日，是台灣的“青年節”。這一天，蔣介石特地發表了一個文告。蔣在文告中告誡台灣青年：要提高警覺，勿為偽裝的民主所欺騙。蔣介石的這句話，顯然是有所指的，意即叫青年不要上胡適和《自由中國》的當。
4月4日，國民黨在台北舉行了七屆八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報告。在報告中，蔣介石對胡適與《自由中國》又進行了一番攻擊，他說：“最近有個刊物，不斷散布毒素思想，對反共抗俄及國家民族有著嚴重的危害。黨為了消滅這股思想的流毒，曾嚴正指示各級黨組織要正視思想上的敵人，勿上其當。”其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第98期《工作通訊》上，全文刊載了蔣介石的這個報告，並發到了各級黨部。
對蔣氏父子的做法，胡適盡管在公開場合沒有任何意見，但心裏很痛苦：他的文章，還有在《自由中國》“祝壽專號”上寫文章的那些朋友們，均是為了蔣介石好，才提了那麽多誠懇的建議和意見，沒有想到反而惹出這麽大的麻煩。
2月7日，胡適收到香港一家報紙的剪報《台灣的可憂現象——論《自由中國》雜誌被排擠事件》，文中以《自由中國》第16卷第2期上發表的《我們的答辯》為例，談到《自由中國》自出了“祝壽專號”後，受到很大的壓力，遇到了很多麻煩，甚至還有恫嚇，對這種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憂慮。胡適當時不知道這份剪報是何報，便在旁邊批注：“《香港時報》（？）”，並將此剪報貼在2月7日的日記上。2月7日這一天，他沒有寫日記，這張剪報便成了他的日記。
2月中旬，胡適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又看到兩條消息，一條是8日的《我國報紙雜誌均有言論自由》，另一篇是2月11日的消息《總統主持國父紀念會，闡釋民主自由真諦：遵憲法軌道發揚民主，循法律範圍維護自由，為國民革命一貫奮鬥之目標》。胡適看了這兩篇報道，便知道當局的報紙寫這兩篇報道的目的，一方麵是為了反駁香港輿論批評蔣氏父子打壓《自由中國》，另一方麵由蔣親自出麵教訓他及《自由中國》人土什麽叫自由民主。
當時，胡適還沒有看到蔣氏父子搞的那兩份機密文件，如果看到了，他心裏恐怕更難受，更痛苦。胡適對蔣氏父子的做法頗氣憤，但又不便公開說。所以，那段時間，他是憤懣、惱火，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
祝壽風波過去不久，胡適的腸胃病發作，並多次大口大口地吐血。1957年2月19日，他在醫院做了手術，20多天後才出院。胡適此次住院新聞不少，但沒有一篇說他是因慪蔣氏父子而得病的。直到他回台灣後，他才悄悄地將內情透露給《自由中國》的雷震：他這次吐血、做手術，是被蔣氏父子氣的。
蔣介石一生極其重視過生日，而且每年的生日花樣翻新，勞民傷財。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他別出心裁，搞了一個“婉拒祝壽貢獻建議”的花招，並令“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以“總統府”的名義下發到各機關團體。
10月中旬，蔣介石的《婉辭》出籠，要求台灣各界人士從六個方麵向他提建議：一、建立台灣為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各種應興應革的要政急務；二、增進台灣四大建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與革除舊有官僚政客習氣之具體意見；三、推行戰時生活，革除奢侈浪費等不良風氣，造成蓬勃活潑的“民族複興基地”之應有措施；四、團結海內外反共救“國”意誌，增強反共複“國”戰力，不尚空談，方求實效的具體辦法；五、貫徹“反共抗俄”之具體實施計劃與行動的準則；六、盼對中正個人平日言行與生活，以及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
蔣介石發表這個由別人代筆的《婉辭》，不過過是沽名釣譽，玩弄民眾。因此台灣各界及輿論單位，大多保持沉默，打算到了31日那天，隻象征性地舉行一下慶祝活動了事。
10月17日下午，台灣民社黨常委蔣勻田到《自由中國》雜誌社，建議《自由中國》出一“祝壽專號”。次日《自由中國》專門開會研究，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蔣這種做法，係封建君主作風，態度不對；另一種意見認為，無論蔣出於何種目的，應抓住此機，率直對“國事”表示意見。大家還認為，以往對蔣介石說真話、直話有危險，這次是蔣自己叫人提建議，而且還要求對他本人的“個性等各種缺點，作具體的指點與規正”，說錯了不會有什麽危險，這樣的進言機會太難得，千萬不要錯過了。最後決定《自由中國》在場的人每人一稿，各有則重點，盡量不雷同，25日截稿，社論由編委會研究。
胡適當時在美國，10月19日收到《中央日報》社社長胡健中發來的電報，要求他依據蔣介石的《婉辭》內容坦誠發表意見，趕寫成短文，寄《中央日報》發表。胡適遂於10月2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趕寫了《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用快件寄給胡健中；又由於他是《自由中國》首任發行人、重要編委，於是同時寄了一份給《自由中國》雜誌社，並在文中附言說，希望全文照發。
1956年10月31日，給蔣介石“祝壽”的《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提前上市了。在社論《壽總統蔣公》中，一共談了三個蔣介石難以接受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提到，根據1946年製定的“憲法”第47條的規定，“總統”、“副總統”任期為6年，可連選連任一次。蔣介石的第二任期還隻有3年，再過3年任期滿了怎麽辦？社論希望蔣介石像美國華盛頓那樣，隻任兩期就不要再任了，並向蔣提出兩點建議：其一，由執政黨來扶持在野黨；其二，在執政黨內來扶持反對派。
《自由中國》的書生們為了“中華民國”的長治久安，提出了這個極其敏感的問題。但是蔣介石雖然在40年代搞了個“憲法”，那隻不過是欺騙世人的，他當上了“總統”，就要一任到底，然後由他的兒子來接班。他怎麽會去按“憲法”上說的連任一次呢？怎麽會去扶持反對黨，或在黨內搞反對派、培養領袖人才呢？
胡適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是此期的重頭文章。他述說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是艾氏就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後，同意該校的副校長的建議，每天約各院係的負責人3人來談。但他見了十幾個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見麵匯報的有63人後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
你知道，我過去做盟軍統帥時，隻接見我直接指揮的3個將領，其他的就由他們管，我完全信任他們。如果63人個個來談，既浪費雙方的時間，又有許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無法細心聽，作用不大。你幫我定的那個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長覺得艾森豪威爾講得很有道理，中斷了各院係負責人的匯報活動。
胡適講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旨在告訴蔣介石：作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應將主要時間、精力放在考慮大事方麵，不要對下麵管得太死、太多、太細，管細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發揮大家、特別是直接部下的積極性，放手讓部下去做事。
胡適在文中講的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個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時，白宮總統助理亞丹士突然送一急電給艾森豪威爾批示。亞丹土當時擬了兩種意見，一種是總統許可，一種是不許可。艾森豪威爾看了後，一時拿不定主意，在兩種意見上都簽了同意的意見。之後，艾森豪威爾覺得這樣不妥，又加上一句話：“請狄查（副總統尼克鬆）替我挑一個罷。”艾森豪威爾批了之後，叫人將急件馬上送回白宮，他則在場上繼續打球。
胡適寫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蔣：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不懂、不會幹的事情，要讓那些有智慧、懂行、會幹的人去幹，“總統”雖然高高在上，並不是聖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樣樣都懂，樣樣都會，不能什麽事情都過問，都包攬，更不能認為自己什麽都比別人強，自己考慮的都對，對手下、別人，要信任、放心。
胡適在文中還寫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寫信給他（指蔣介石），就勸他不可多管細事，不可躬親庶務。……要能夠自己絕對節製自己，……這才是“守法守憲”的領袖。20多年的光陰輕輕地飛過去了。蔣先生今年70歲了，我也60歲了。我在今天要獻給蔣先生的話，還隻是《淮南王書》裏說的“積力之所舉，則無否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要救令日的“國家”，必須要努力做到“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
怎樣才能夠“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呢？我想來想去，還隻能奉勸蔣先生要徹底想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我們“憲法”裏的“總統”製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製，蔣先生還有近4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 “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大勢”的元首呢？
這一期的“祝壽專號”還在封麵上用紅色套印了“恭祝總統七秩華誕”，再加上胡適等人的文章切中時弊，指蔣要害，精彩無比，故31日雜誌上市後，很快銷售一空，以後又增印11次之多，印數達到數萬冊。11月上旬的那段時間，台灣各城市裏的大街小巷，農村的村村寨寨都在談論胡適等人的“祝壽”文章。不少家庭還出現了全家爭讀“祝壽專號”、爭論“祝壽專號”的盛況，雜誌社內每天都收到大批的讀者來信。
10月31日蔣介石生日那天，台灣各機關、團體都舉行了“祝壽”活動，門口還張燈結彩，鞭炮齊鳴，各商號的蠟燭、鞭炮均銷售一空，耗費的錢財難以估計。更令人可笑的是，“國大代表”和“政府”高官，從上午8點起，都到“國大聯誼會”去簽名“祝壽”；“反共救國團”在“總統府”門前舉行的“祝壽”活動，又喊又唱，又跳又鬧，致使公共汽車被迫改道而行。
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做得更為惡心。蔣介石生日的頭兩天，中央黨部就通知全體中央委員31日務必到中央黨部設立的“壽堂”簽名祝壽。中央黨部在“壽冊”上還寫了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壽序》，來祝壽的中央委員都要默讀《壽序》後再簽名。《壽序》約200字，全文如下：
天生聖哲，應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歸，慰億兆人來蘇之望。維我總裁，聰明睿智，領袖群倫，作革命之樞機，為黨國之柱石。聲名洋溢於世界，事功彪炳於人寰。當去邪之際，亂憐維殷，廣興夏之謀，自強不息，生聚教訓，宵旰矢勤，掃蕩澄清，瞬息可睹。光華明亮，呈元首之麟祥；叱吒風雲，待大人之虎變。歡呼頌稀齡之壽，壽並河山；簽壽表同德之心，心堅金石。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敬獻
據國民黨《中央日報》報道，31日這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祝壽的國民黨高官達千餘人，領頭的有陳誠、張群、俞鴻鈞等人。這千餘人都在《壽序》後麵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提建議和“直率抒陳所見”的卻一個也沒有。
11月5日，《自由中國》雜誌社將國民黨的《壽序》寄給了胡適，胡適看了後，心裏頗不是滋味。他認為，國民黨、蔣介石的這種做法，如同曆史上的帝王，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對“國家”及蔣介石個人並沒有任何好處。
而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看了《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後十分憤怒。蔣介石對胡適的文章特別注意，他對一位親信說：“胡適要我做‘三不’、‘三無’ 的‘總統’，我反複想了，‘三不’是‘不革命、不負責、不反共抗俄’；‘三無’是‘無政府、無組織、無主義’。要真的像胡適之說的那樣，我們都去向共產黨投降算了！”
蔣氏父子精心謀劃了反擊胡適與《自由中國》的活動。對《自由中國》雜誌，他們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個：第一是在其控製的報刊上，連篇累續地發表圍剿《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的文章；第二是組織專人編寫在內部進行批判的宣傳材料《向毒素思想進行總攻擊》；第三是指使特務恐嚇承印《自由中國》的印刷廠，使《自由中國》的印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對雜誌用公開的辦法，對胡適的批判、圍剿，則在內部進行。
據原《自由中國》經理馬之驌說，1956年11、12兩個月，國民黨控製的黨報黨刊，幾乎都參與了圍剿《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的行列，而首先發難的是蔣經國主持的“反共救國團”辦的《幼獅》月刊。
此刊以《揭穿“**”戰術，防止思想走私》為題發表社論，攻擊“祝壽專號”上的文章，不是給蔣“總統”祝壽，是共產黨思想在台灣的走私，呼籲台灣各界人士要防止這種思想走私。
此社論發表後，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的《國魂》月刊第103期及《青年戰士報》馬上轉載了《幼獅》月刊上的社論。除此以外，《國魂》月刊還另發了兩篇社論《消除毒素思想》、《事實俱在，不容詭辯》。上述3篇社論文字雖然不同，內容都一樣，攻擊《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有三大問題：其一，為共產黨的思想“走私”；其二，爭取自由、民主就是破壞團結反共；其三，追求言論自由就是不愛“國”，不革命、不反共。
12月24日，國民黨的大報《中華日報》在顯要位置上發表了一篇署名“老兵”的文章《蛇口裏的玫瑰》，對《自由中國》“祝壽專號”進行大肆攻擊。
此文以《伊索寓言》裏的一個故事，攻擊《自由中國》“祝壽專號”：《伊索寓言》裏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結婚時，所有的動物都送了禮，有一條毒蛇用它的口含著一朵玫瑰，也爬進了禮堂，宙斯神說：“所有的禮物我都收下了，但從你的口裏，我不敢收任何東西。”這真是毒蛇口裏流出的東西，無比的腥臭，也無比的惡毒！
政府現在極力維護言論自由，對這種毒液的流播，似乎不會采取什麽行動了；我們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點辦法呢？這裏有個美國的例子。在華盛頓總統退休的那天，費城《晨報》寫了一篇文章說：“這位萬惡之源的獨夫，今日退而與平民並處了；他再也不能憑借權力，為非作歹了。我們應該把今天寫為美國的國慶。”這篇惡意文章發表的當天，費城群眾砸了《晨報》報館，把主筆巴哈結結實實地揍了一頓。富蘭克林後來說到這件事時說：“在言論自由的國家，要政府來取締惡意的謾罵和不負責任的言論，總是緩不濟急的，倒是群眾激於義憤，直接了當，給這些文氓一點教訓，反能收製衡之效。”我們老百姓不要忘記了自己所能發生的製衡的作用，對於這些毒蛇、黃鼠狼，必須迎頭痛擊，他們才不敢為害社會。
《中華日報》是國民黨的黨報，社長是國民黨大員曹聖芬，明眼人一看這篇專論顯然是國民黨高層精心策劃的。國民黨發表此文的目的是警告《自由中國》：你們在批評蔣介石和“政府”方麵不要做過了頭，不然的話，要當心台灣的“群眾”自發起來揍你們的人，砸你們的雜誌。
此後，《政論》周刊、《軍友報》、《革命思想》、《中興評論》及其他有官方、軍方背景的報紙、刊物紛紛轉載。一時間，辱罵、攻擊、批判胡適及《自由中國》的陣陣惡浪，甚囂塵上。
《自由中國》編委們見國民黨對“祝壽專號”攻擊、圍剿之聲不絕於耳，氣湧如山，感到再不能沉默了，於是在1957年1月16日第16卷第2期上又發表了《我們的答辯》一文，一再指出，胡適與《自由中國》全體同仁在“祝壽專號”上的建言，是響應蔣介石的號召而提的，是好心，沒有任何惡意。然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2月7日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的社論《共產主義破產以後》，對胡適及在台的《自由中國》人士大肆進行醜化、攻擊。
這篇社論發表後，《自由中國》人士更為憤怒，他們認為不能沉默，對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言論不加駁斥，就是懦弱無能。2月16日，《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對構陷誣蔑的抗議》，對《中央日報》的胡言一一進行了駁斥。在文末，《自由中國》人士大聲抗議道：“我們要代表在‘自由中國’談自由民主的人們，向《中央日報》及發表類似論點的刊物與報紙，抗議這種含血噴人的構陷與誣蔑！”
《自由中國》因出“祝壽專號”受到官方的攻擊、醜化，遠在美國的胡適很快就知道了。盡管他沒有直接表示意見，但認為，蔣介石公開在報上叫人民提建議、獻良策，怎麽建議一提，良策一獻，“政府”就進行大反擊大圍剿大謾罵呢？這樣子搞法，今後有誰相信你“政府”？誰還信任蔣介石“總統”？他還知道，他的文章已在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官方既對《自由中國》雜誌進行公開的圍剿，對他個人也不會放過的。
1956年12月，蔣經國以“周國光”的名義，炮製了一個“極機密”的第99號“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下發到全島各軍種各部隊。此秘密指示編了號碼，每個收件人的號碼還登了記。《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特種指示”一共9條，對台灣各級黨部、各部隊今後一個時期開展批判《自由中國》 “祝壽專號”的步驟、方法，作了詳細的安排。據台灣有關人員研究、考證，“周國光”就是蔣經國主持的三軍特種黨部的化名。
1957年1月，一本長達61頁、計2.4萬字的宣傳小冊子《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下發到了各部隊。這本小冊子共有4章，第一章為《毒素思想危害 “反共抗俄”大業》；第二章是《毒素思想產生原因的分析》；第三章為《對毒素思想的批判》；最後一章是《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這本小冊子對胡適及其文章《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作了重點醜化與攻擊。小冊子中說：
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他說這種話，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的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同時，他還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的包圍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論，以為他們搖旗呐喊，助長聲勢。
這兩份機密文件下發不久，《自由中國》雜誌社就在一國民黨要人處得到了。編委雷震覺得，這是一份難得的官方打擊胡適和《自由中國》的證據，當即叫人將“特種指示”拍照下來，送給《自由中國》各編委傳閱。
大家看了這兩份機密文件，都覺得國民黨如此對待政治上長期支持蔣介石集團、並為蔣集團做了“民主”門麵的學人胡適，太要不得！既然蔣氏父子將胡適當敵人，他們今後舉行的任何活動，胡適就不應參加了。此文件還告訴世人：蔣氏父子平時禮遇、尊重、宣傳胡適，全是假的。
3月29日，是台灣的“青年節”。這一天，蔣介石特地發表了一個文告。蔣在文告中告誡台灣青年：要提高警覺，勿為偽裝的民主所欺騙。蔣介石的這句話，顯然是有所指的，意即叫青年不要上胡適和《自由中國》的當。
4月4日，國民黨在台北舉行了七屆八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報告。在報告中，蔣介石對胡適與《自由中國》又進行了一番攻擊，他說：“最近有個刊物，不斷散布毒素思想，對反共抗俄及國家民族有著嚴重的危害。黨為了消滅這股思想的流毒，曾嚴正指示各級黨組織要正視思想上的敵人，勿上其當。”其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第98期《工作通訊》上，全文刊載了蔣介石的這個報告，並發到了各級黨部。
對蔣氏父子的做法，胡適盡管在公開場合沒有任何意見，但心裏很痛苦：他的文章，還有在《自由中國》“祝壽專號”上寫文章的那些朋友們，均是為了蔣介石好，才提了那麽多誠懇的建議和意見，沒有想到反而惹出這麽大的麻煩。
2月7日，胡適收到香港一家報紙的剪報《台灣的可憂現象——論《自由中國》雜誌被排擠事件》，文中以《自由中國》第16卷第2期上發表的《我們的答辯》為例，談到《自由中國》自出了“祝壽專號”後，受到很大的壓力，遇到了很多麻煩，甚至還有恫嚇，對這種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憂慮。胡適當時不知道這份剪報是何報，便在旁邊批注：“《香港時報》（？）”，並將此剪報貼在2月7日的日記上。2月7日這一天，他沒有寫日記，這張剪報便成了他的日記。
2月中旬，胡適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又看到兩條消息，一條是8日的《我國報紙雜誌均有言論自由》，另一篇是2月11日的消息《總統主持國父紀念會，闡釋民主自由真諦：遵憲法軌道發揚民主，循法律範圍維護自由，為國民革命一貫奮鬥之目標》。胡適看了這兩篇報道，便知道當局的報紙寫這兩篇報道的目的，一方麵是為了反駁香港輿論批評蔣氏父子打壓《自由中國》，另一方麵由蔣親自出麵教訓他及《自由中國》人土什麽叫自由民主。
當時，胡適還沒有看到蔣氏父子搞的那兩份機密文件，如果看到了，他心裏恐怕更難受，更痛苦。胡適對蔣氏父子的做法頗氣憤，但又不便公開說。所以，那段時間，他是憤懣、惱火，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
祝壽風波過去不久，胡適的腸胃病發作，並多次大口大口地吐血。1957年2月19日，他在醫院做了手術，20多天後才出院。胡適此次住院新聞不少，但沒有一篇說他是因慪蔣氏父子而得病的。直到他回台灣後，他才悄悄地將內情透露給《自由中國》的雷震：他這次吐血、做手術，是被蔣氏父子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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