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嚴慶澍，範長江與《金陵春夢》的由來
來源: 天鑒
《金陵春夢》的由來
1952年，香港《新晚報》被要求寫一部惡搞蔣中正的著作，《新晚報》開了幾次會，誰也不接受任務。推來推去，33歲的編輯嚴慶澍接受下來了。以筆名唐人寫了長達230萬字的章回小說《金陵春夢》，全書共分八集三百二十回。此惡搞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小說影響了太多的讀者。
《湘江文藝》1981年第1期摘編中透露，不熟悉唐人先生的讀 者，見他這麽熟悉蔣介石的「底細」，總以為他是蔣介石的什麽人。其實，唐人與蔣介石全無淵源。在蔣介石執政的幾十年中，他沒有出入過總統府的大門，就連蔣 介石也隻遠遠見過一次。 那麽，唐人的《金陵春夢》究竟是怎樣寫出來的呢？是完全虛構出來的。所以中共稱嚴慶澍為「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壇奇才」，因惡搞的煞有介事，在香港、內地甚至 南洋和歐美華人世界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所以中共認為嚴慶澍的小說比一個集團軍的軍力還厲害，於是賜給他一個「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1980年11 月因病去世，嚴慶澍也不是死在香港，而是死在北京。
嚴慶澍說，當時他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僅僅隻有一份友人送給他的 五頁「八行箋」，是一位蔣介石的侍從室侍衛官退休回香港後寫的，上麵記載的情況是他奉蔣介石之命在重慶監視蔣的兄長鄭紹發的經過。嚴慶澍說，有了這幾頁材 料做為小說「骨架」，再根據蔣的家譜、浙江地方誌、風俗習慣、蔣的傳記資料作參考，便開始編寫《金陵春夢》第一集「鄭三發子」。 嚴慶澍說，每日在街上奔忙，找遍大小各書店、書攤，經常是空手而歸。最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石印的楷書文言《三十年歇浦滄桑錄》。這是一本當年「十裏洋 場」上海「風月場中」懷舊兼導遊的小冊子，時間從清末到接近北伐，與蔣曾在上海做生意那段時間恰好吻合。這本小冊子上對上海當時的妓院的分級、「規矩」、 陳設、「製度」乃至名妓的花名、綽號與特征等等都記載的相當詳細，於是，嚴慶澍就把這本小冊子與蔣介石捏在了一起。
範長江與《金陵春夢》
2010-01-17 大公報 楊奇
今年十月十六日，是新中國新聞事業開拓者範長江誕辰一百周年， 為了弘揚長江精神，中央有關部門將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四川省記者協會和範長江出生地的內江市也正在開展一係列紀念活動。我看到這個訊息，立即想起：範長江 前輩離開我們已有三十九年了！我們今天舉行紀念，既是緬懷他的卓越貢獻，也是悼惜他的不幸早逝。
那是一九七一年寒冷的冬天，經過幾年批鬥、審查，我在英德黃陂 “五七幹校”被宣布“解放”，奉廣東省宣傳口的命令，回廣州辦手續去肇慶辦報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一位報界朋友，他悄悄地告訴我：“範長江也死了！”至於什 麽時候死和怎麽死的？卻不清楚，也無從打聽，隻能把哀傷埋在內心深處。直到“文革”結束以後，我才確切知道：範長江死於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地點是 河南確山“五七幹校”，他慘遭迫害，受盡折磨，終於投井自盡，決然西去。我這個新聞戰線的小兵，看到鄧拓、金仲華、儲安平、範長江……一個個報業前輩含冤 受屈，不得不自戕明誌，借以維護知識分子的尊嚴，怎能不仰天長歎呢！
早在抗戰初期，我就讀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之時，就看過範長江寫 的“陝北之行”和戰地通訊，十分敬佩他的為人。新中國誕生後，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於一九五○年四月在北京舉行，範長江已內定為新聞總署副署長，我在會議期間 專誠拜訪了他，請教怎樣才能辦好黨委機關報，但他很忙，又很謙虛，沒有深談；直至六十年代春天，才有機會麵聆他的教益。
一九六二年二、三月間，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全國戲劇、歌劇、兒 童劇創作座談會相繼在廣州舉行。這就是後來被史家稱作“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廣州會議”。科技工作會議由聶榮臻副總理主持，範長江當時已離開新聞界多 年，任全國科協副主席、黨組負責人，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住在羊城賓館（後來改名東方賓館）。二月二十六日，科技會議第一階段結束，正在等待周總理自京 來廣州（三月二日）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範長江利用這個會議間隙約我談話。
在這次近兩個小時的談話中，他除了詢問《羊城晚報》的種種情況 外，還說在北京看過香港出版的《金陵春夢》，想約作者唐人談談，提些意見。為此，我立即寫信給《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請他安排嚴慶澍（唐人的真名，見文末 注）來廣州一行。信件是交由《大公報》廣州辦事處專人帶去香港的。沒幾天，嚴慶澍就依照約定時間來到廣州，隨即由我陪同拜會範長江，並在華僑大廈共進晚 餐。範長江興致勃勃地會見了這位新朋友，詢問了他的工作、健康和寫作近況。嚴慶澍說：《金陵春夢》自一九五二年起在《新晚報》連載，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就已 刊完；從一八八七年蔣介石出生，寫到一九四五年共產黨代表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在重慶舉行會談。香港已經出版了前四集，即《金陵春夢》、《十 年內戰》、《八年抗戰》、《血肉長城》；即將陸續出版後四集：《和談前後》、《台灣風雲》、《三大戰役》、《大江東去》。
範長江在這次會見中談了很多話，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五點：
一、《金陵春夢》可讀性很高，北京出了“內部發行”版，不少人喜歡看。很多曆史事實都寫得很好，像國民黨下令在長沙實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不通知民眾，一夜之間到處放火，引起公憤。
二、《金陵春夢》作為一部演義，故事情節是允許虛構的；但主要的事實，則應基本符合曆史原貌。本書一開頭說蔣介石本來姓鄭，因隨母改嫁入蔣家，才改姓蔣這一章，就違反曆史真實了。
三、在我們中國，民主革命是勝利了，蔣介石被打倒了；但亞非拉地區，許多國家還處於民主革命階段，還有不少“張介石”、“李介石”。大家知道，一部好 的文學作品，往往會激發起青年人的革命熱情；我想，如果將《金陵春夢》翻譯成外文，可能受到亞非拉地區人民歡迎，對推動那裏的民主革命是會有幫助的。
四、開國以來，全國政協已出版了許多輯《文史資料》，許多原國民黨的軍政大員都寫了回憶文章，其中有不少傳奇性的情節，以及過去不知道的“內幕”。應該找來看看，一方麵改正原書不符曆史真實的地方，另方麵補充一些具體生動的故事情節。
五、這部作品是一邊創作一邊在報上連載的，這就難免冗長。出版單行本，應該做一番修訂工夫。建議把它壓縮成一百多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以便於譯成外文，也便於在亞非拉地區發行。
範長江這番教導，嚴慶澍很認真傾聽，摘要做了記錄；我也從中深受啟發，回到家裏，撿出十四本《文史資料》，交給嚴慶澍帶回香港去。可是，到了一九七八 年我奉調到中央駐香港代表機構──新華社擔任宣傳部長時，嚴慶澍還未對《金陵春夢》進行修補工程，隻是改正了一些明顯的差錯。他見到我，就連忙說：“抱 歉！抱歉！我還未能騰出一段時間來改寫。每天要上班，還得為幾個報刊的連載至少寫八千字，才能維持家計和子女讀書的開支……”
嚴慶澍說的是實情。這時，他的心腦血管已經隱藏著病?，由於長期“透支”，常有一些小病，而他又不及時治療，最後釀成大病。就在我同他見麵後不久的八 月間，忽然腦溢血。雖然在香港、廣州延請中西名醫診治，下肢還是留下了一些偏癱的後遺症。到了一九八一年十月，大公報館送他到北京友誼醫院治療，希望可以 完全康複。
然而，嚴慶澍並沒有好好休息，卻抱著“因病得閑殊不惡”（蘇軾詩句）的心態，參照《文史資料》提供的史實，將第八集《大江東去》重新改寫過，這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他為北京版所寫的《〈金陵春夢〉自序》中有詳細說明。
不幸的是：由於辛勤寫作，過度疲勞，在看電視足球比賽節目時，又過於激動，因而突發心髒病，於二十六日下午逝世。這不僅令他的親人、朋友以至廣大讀者 深為悼惜，也使我因其未能實現範長江的建議而感到遺憾，正如嚴慶澍自己所言：“在幾位使我銘感肺腑的長輩之前，我私下誓以‘寫得象樣點’的作品為報，可是 目的未達，……使我不能不熱淚縱橫”！
（注：嚴慶澍，江蘇省吳縣人，一九一九年生，在《大公報》、《新晚報》工作三十多年，一生著作甚豐，曾用唐人、阮朗、顏開等多個筆名，除撰寫《金陵春夢》八卷外，還有《草山殘夢》、《蔣後主秘錄》、《北洋軍閥演義》等八十多部小說和電影劇本，共一千多萬字。）
來源: 天鑒
《金陵春夢》的由來
1952年，香港《新晚報》被要求寫一部惡搞蔣中正的著作，《新晚報》開了幾次會，誰也不接受任務。推來推去，33歲的編輯嚴慶澍接受下來了。以筆名唐人寫了長達230萬字的章回小說《金陵春夢》，全書共分八集三百二十回。此惡搞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小說影響了太多的讀者。
《湘江文藝》1981年第1期摘編中透露，不熟悉唐人先生的讀 者，見他這麽熟悉蔣介石的「底細」，總以為他是蔣介石的什麽人。其實，唐人與蔣介石全無淵源。在蔣介石執政的幾十年中，他沒有出入過總統府的大門，就連蔣 介石也隻遠遠見過一次。 那麽，唐人的《金陵春夢》究竟是怎樣寫出來的呢？是完全虛構出來的。所以中共稱嚴慶澍為「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壇奇才」，因惡搞的煞有介事，在香港、內地甚至 南洋和歐美華人世界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所以中共認為嚴慶澍的小說比一個集團軍的軍力還厲害，於是賜給他一個「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1980年11 月因病去世，嚴慶澍也不是死在香港，而是死在北京。
嚴慶澍說，當時他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僅僅隻有一份友人送給他的 五頁「八行箋」，是一位蔣介石的侍從室侍衛官退休回香港後寫的，上麵記載的情況是他奉蔣介石之命在重慶監視蔣的兄長鄭紹發的經過。嚴慶澍說，有了這幾頁材 料做為小說「骨架」，再根據蔣的家譜、浙江地方誌、風俗習慣、蔣的傳記資料作參考，便開始編寫《金陵春夢》第一集「鄭三發子」。 嚴慶澍說，每日在街上奔忙，找遍大小各書店、書攤，經常是空手而歸。最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石印的楷書文言《三十年歇浦滄桑錄》。這是一本當年「十裏洋 場」上海「風月場中」懷舊兼導遊的小冊子，時間從清末到接近北伐，與蔣曾在上海做生意那段時間恰好吻合。這本小冊子上對上海當時的妓院的分級、「規矩」、 陳設、「製度」乃至名妓的花名、綽號與特征等等都記載的相當詳細，於是，嚴慶澍就把這本小冊子與蔣介石捏在了一起。
範長江與《金陵春夢》
2010-01-17 大公報 楊奇
今年十月十六日，是新中國新聞事業開拓者範長江誕辰一百周年， 為了弘揚長江精神，中央有關部門將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四川省記者協會和範長江出生地的內江市也正在開展一係列紀念活動。我看到這個訊息，立即想起：範長江 前輩離開我們已有三十九年了！我們今天舉行紀念，既是緬懷他的卓越貢獻，也是悼惜他的不幸早逝。
那是一九七一年寒冷的冬天，經過幾年批鬥、審查，我在英德黃陂 “五七幹校”被宣布“解放”，奉廣東省宣傳口的命令，回廣州辦手續去肇慶辦報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一位報界朋友，他悄悄地告訴我：“範長江也死了！”至於什 麽時候死和怎麽死的？卻不清楚，也無從打聽，隻能把哀傷埋在內心深處。直到“文革”結束以後，我才確切知道：範長江死於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地點是 河南確山“五七幹校”，他慘遭迫害，受盡折磨，終於投井自盡，決然西去。我這個新聞戰線的小兵，看到鄧拓、金仲華、儲安平、範長江……一個個報業前輩含冤 受屈，不得不自戕明誌，借以維護知識分子的尊嚴，怎能不仰天長歎呢！
早在抗戰初期，我就讀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之時，就看過範長江寫 的“陝北之行”和戰地通訊，十分敬佩他的為人。新中國誕生後，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於一九五○年四月在北京舉行，範長江已內定為新聞總署副署長，我在會議期間 專誠拜訪了他，請教怎樣才能辦好黨委機關報，但他很忙，又很謙虛，沒有深談；直至六十年代春天，才有機會麵聆他的教益。
一九六二年二、三月間，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全國戲劇、歌劇、兒 童劇創作座談會相繼在廣州舉行。這就是後來被史家稱作“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廣州會議”。科技工作會議由聶榮臻副總理主持，範長江當時已離開新聞界多 年，任全國科協副主席、黨組負責人，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住在羊城賓館（後來改名東方賓館）。二月二十六日，科技會議第一階段結束，正在等待周總理自京 來廣州（三月二日）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範長江利用這個會議間隙約我談話。
在這次近兩個小時的談話中，他除了詢問《羊城晚報》的種種情況 外，還說在北京看過香港出版的《金陵春夢》，想約作者唐人談談，提些意見。為此，我立即寫信給《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請他安排嚴慶澍（唐人的真名，見文末 注）來廣州一行。信件是交由《大公報》廣州辦事處專人帶去香港的。沒幾天，嚴慶澍就依照約定時間來到廣州，隨即由我陪同拜會範長江，並在華僑大廈共進晚 餐。範長江興致勃勃地會見了這位新朋友，詢問了他的工作、健康和寫作近況。嚴慶澍說：《金陵春夢》自一九五二年起在《新晚報》連載，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就已 刊完；從一八八七年蔣介石出生，寫到一九四五年共產黨代表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在重慶舉行會談。香港已經出版了前四集，即《金陵春夢》、《十 年內戰》、《八年抗戰》、《血肉長城》；即將陸續出版後四集：《和談前後》、《台灣風雲》、《三大戰役》、《大江東去》。
範長江在這次會見中談了很多話，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五點：
一、《金陵春夢》可讀性很高，北京出了“內部發行”版，不少人喜歡看。很多曆史事實都寫得很好，像國民黨下令在長沙實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不通知民眾，一夜之間到處放火，引起公憤。
二、《金陵春夢》作為一部演義，故事情節是允許虛構的；但主要的事實，則應基本符合曆史原貌。本書一開頭說蔣介石本來姓鄭，因隨母改嫁入蔣家，才改姓蔣這一章，就違反曆史真實了。
三、在我們中國，民主革命是勝利了，蔣介石被打倒了；但亞非拉地區，許多國家還處於民主革命階段，還有不少“張介石”、“李介石”。大家知道，一部好 的文學作品，往往會激發起青年人的革命熱情；我想，如果將《金陵春夢》翻譯成外文，可能受到亞非拉地區人民歡迎，對推動那裏的民主革命是會有幫助的。
四、開國以來，全國政協已出版了許多輯《文史資料》，許多原國民黨的軍政大員都寫了回憶文章，其中有不少傳奇性的情節，以及過去不知道的“內幕”。應該找來看看，一方麵改正原書不符曆史真實的地方，另方麵補充一些具體生動的故事情節。
五、這部作品是一邊創作一邊在報上連載的，這就難免冗長。出版單行本，應該做一番修訂工夫。建議把它壓縮成一百多萬字，分上中下三卷，以便於譯成外文，也便於在亞非拉地區發行。
範長江這番教導，嚴慶澍很認真傾聽，摘要做了記錄；我也從中深受啟發，回到家裏，撿出十四本《文史資料》，交給嚴慶澍帶回香港去。可是，到了一九七八 年我奉調到中央駐香港代表機構──新華社擔任宣傳部長時，嚴慶澍還未對《金陵春夢》進行修補工程，隻是改正了一些明顯的差錯。他見到我，就連忙說：“抱 歉！抱歉！我還未能騰出一段時間來改寫。每天要上班，還得為幾個報刊的連載至少寫八千字，才能維持家計和子女讀書的開支……”
嚴慶澍說的是實情。這時，他的心腦血管已經隱藏著病?，由於長期“透支”，常有一些小病，而他又不及時治療，最後釀成大病。就在我同他見麵後不久的八 月間，忽然腦溢血。雖然在香港、廣州延請中西名醫診治，下肢還是留下了一些偏癱的後遺症。到了一九八一年十月，大公報館送他到北京友誼醫院治療，希望可以 完全康複。
然而，嚴慶澍並沒有好好休息，卻抱著“因病得閑殊不惡”（蘇軾詩句）的心態，參照《文史資料》提供的史實，將第八集《大江東去》重新改寫過，這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他為北京版所寫的《〈金陵春夢〉自序》中有詳細說明。
不幸的是：由於辛勤寫作，過度疲勞，在看電視足球比賽節目時，又過於激動，因而突發心髒病，於二十六日下午逝世。這不僅令他的親人、朋友以至廣大讀者 深為悼惜，也使我因其未能實現範長江的建議而感到遺憾，正如嚴慶澍自己所言：“在幾位使我銘感肺腑的長輩之前，我私下誓以‘寫得象樣點’的作品為報，可是 目的未達，……使我不能不熱淚縱橫”！
（注：嚴慶澍，江蘇省吳縣人，一九一九年生，在《大公報》、《新晚報》工作三十多年，一生著作甚豐，曾用唐人、阮朗、顏開等多個筆名，除撰寫《金陵春夢》八卷外，還有《草山殘夢》、《蔣後主秘錄》、《北洋軍閥演義》等八十多部小說和電影劇本，共一千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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