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四人幫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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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號，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最後部分涉及四人幫策動在上海實施武裝叛亂一事。結合最後的判決書中提供的相關證言證詞，存在很多疑點。

以下部分是起訴書中的部分原文

一九六七年七月，張春橋在他審定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以槍杆子保衛筆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製的武裝力量。一九七三年九月，王洪文對王秀珍說：“要建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由我親自來抓。”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再次對王秀珍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裏。”一九七五年一月和八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對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說：“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裏。”王洪文還說：“要警惕修正主義上台”，“要準備打遊擊”。一九七六年二月，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們可給我抓好”，“部隊靠不大住”。

這段話中最早上溯到了1967年，張春橋在1967年剛進京不久，是否在當時，就形成了要搞“武裝暴動”的思想？在當時而言，張春橋既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現實需要。說張春橋在67年就想“武裝暴動”顯然是有些牽強附會的。

王洪文抓民兵，是毛澤東的意見，是王洪文在中央的正常工作之一。這能是王洪文試圖搞武裝暴動的理由嗎？至於其他隻言片語，很難有說服力。

如果四人幫有意武裝暴動，為什麽王張江姚四人都集聚北京，並無一人在上海指揮？這麽大事，是否會信任其他人？這不符合常理的。從四人幫的被捕過程中看，四人竟沒有任何抵抗。如果事先有準備，為什麽會是這樣？

從起訴書中，不難看出。四人幫所謂的武裝暴動，提前準備的過程，事實部分過於簡單。但是起訴中也確實提到了，四人幫被捕後，上海民兵的確有行動。其他史料也有透露。因此，由於四人幫被捕，上海民兵才采取了行動，這是個事實。

以下是起訴書中，有關這一情節的描述。雖然是當作四人幫的罪行描述的，但是卻可以從中一窺事件的原貌。起訴書中這樣寫道：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賢、王秀珍派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規定了聯絡暗號。當晚，繆文金夥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成員祝家耀，打電話給中共上海市委警衛處政治委員會康寧一轉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語通報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發生了最嚴重情況。隨後祝家耀又打電話給康寧一，要他轉告王秀珍：“人員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徐景賢、王秀珍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實行緊急動員，決定“要幹”，“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賢當即下達手令，調集和部署民兵三萬三千五百名，組織了武裝叛亂指揮班子，並設立了兩個秘密指揮點，準備武裝叛亂，責成上海報社、電台在宣傳上進行配合。上海警備區副政治委員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鍾定棟等，研究了武裝叛亂的初步方案，並經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薛幹清、徐成虎製定了公安局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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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準備發表“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擬定了二十一條反革命標語。十月十二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陳阿大等又開會進一步策劃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控製報社、電台，封鎖中央發布的消息，準備切斷電網，用鋼錠堵塞機場跑道，沉船堵塞吳淞口，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要“決一死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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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訴書中的材料看，所謂四人的武裝叛亂，事先策劃的可能性不大。由於四人幫被捕，引發上海民兵采取了抗議性質的行動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