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定橋之戰：王彭爭功探秘 zt

瀘定橋之戰：王彭爭功探秘

這兩天查閱資料，意外地發現，關於瀘定橋之戰的回憶，竟然有兩種截然對立，可能同假，卻很難同真的敘述。

第一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一軍團的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下的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奪取的；

第二種敘述：瀘定橋是紅三軍團的紅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政委李幹輝）下的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奪取的。

第一種說法比較流行，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第二種說法好象一直受壓製，但從未被壓服。覃應機在1991年出版的回憶錄《硝煙歲月》中，再次強調，瀘定橋是他們紅十三團偵察連拿下來的，不是楊成武的紅四團奪取的。下麵是我從他書中摘錄的一段文字：....見到彭雪楓團長，他說上遊有一座瀘定橋，隻有敵人的一些地方部隊把守，我們決定從那裏過河，他令我連務必在下半夜趕到瀘定橋附近待命。我和韋傑即帶上部隊急行軍，向瀘定橋方向前進。天已經黑了。又下著雨，道路難走，部隊又有些疲勞，我們便點著火把走。下半夜，我們按時趕到了瀘定橋橋頭附近的天主教堂。橋頭已被我兄弟部隊占領，彭雪楓團長騎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們一到，彭團長便親自向我們交代任務，要我連組織突擊隊，天亮以前突過瀘定鐵索橋，占領對岸右側的高地。我們從手槍排裏挑選出11名偵察員，加上我共12人，組成了突擊隊。這11個人中，有一個同誌叫蔡樹禮，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廣西人，他們是韋尤、韋日由、黃先木、覃日用、黃儀、黃雨等，另外3位同誌的姓名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時我們每人除了手槍之外，各人盡量多帶上手榴彈，有5個偵察員還各帶一支步槍。佩戴整齊後，我即帶隊來到橋頭的衝鋒出發地。韋傑則帶領連隊，準備好就地籌集的竹筏、麻繩和從教堂裏臨時拆下來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門板等材料，待命行動。拂曉的時候，部隊開始總攻擊。在強大的火力掩護下，我們12個人飛奔上橋頭，衝向橋麵。橋上被燒的木板還在燃著火焰，鐵索在搖晃，幾乎要把人甩下橋去。我大喊一聲：“同步前進：”橋身減少搖晃，我們一陣風地向前衝，灼熱的火焰閃開了一條火路。我們冒著彈雨，迅速接近對岸橋頭，向敵人扔了幾顆無柄手榴彈，就穿過燃燒的橋頭，追趕逃跑的敵人。敵人向瀘定城方向跑遠了。我們留下3個同誌牽製敵人，我和其餘同誌立即登上橋頭右側的高地，占領了製高點，掩護部隊過橋。我們12個人，勝利完成了任務。我們之中有6個同誌被不同程度地燒傷了。我們挑選來的突擊隊員，都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和考驗的老偵察兵，有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都是在山區裏長大的農民子弟，還在家裏勞動的時候，赤腳爬山攀崖、過溝越澗，走吊橋獨木橋，都已經不在話下，所以能夠勝利地突過瀘定鐵索橋。（第62-63頁）這段描述裏麵，天主教堂、鐵索橋、城在對岸等等，表明覃應機所說的地方為瀘定橋無疑。但是他講的故事，不如楊成武講的曲折緊張有趣，少了許多諸如一晝夜行軍240裏、打著火把與對岸敵人賽跑等情節；攻橋的時間也對不上，楊成武版本是淩晨到達瀘定橋，下午4時開始攻擊，傍晚5點多結束，而覃應機版本則是拂曉開始攻擊，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應機對敵情的描述，與楊成武截然不同。


楊成武早期回憶錄，聲稱對岸“駐著兩個團的敵人，山坡上修築了嚴密的工事，機槍集中在橋頭附近，不斷地向我們掃射，迫擊炮彈也連珠般地飛過來。”


覃應機則說，他們早已偵查清楚對岸隻是少數地方雜牌部隊，所以，奪橋行動從一開始就隻安排了12個人衝鋒，扔了幾顆手榴彈，敵人就跑了。紅軍沒有傷亡。


兩種說法比較，覃應機的版本，與陳雲1935年向共產國際做的匯報，吻合較大一些。

卻說紅軍在控製瀘定橋之後，中共中央在瀘定城舉行了會議，史稱“瀘定會議”。這個會議決定派遣陳雲到上海去恢複白區黨組織工作。此後陳雲就在天全縣靈關殿離開長征隊伍，作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離滬赴蘇，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0月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關於紅軍西征情況的匯報。匯報紀錄稿長期塵封在共產國際檔案中，1996年被發現，後全文發表在中共中央《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匯報中，陳雲談到了大渡河戰役中的安順場之戰和瀘定橋之戰，這是我所找到的有關資料中最早的一份。關於安順場之戰，陳雲提到有5個人受傷；瀘定橋之戰則不同，陳雲未提傷亡，描述也比較戲劇化：


我們派出一個最優秀的連隊作為前鋒, 他們雙手抓住鐵索前進。我們終於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鋒連掩護之下爬過了橋。敵人見紅軍戰士如此頑強, 大聲喊道: “好啦, 我們投降。”隨即便交出了武器。
(《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第20頁)

然而再到後來，情況就不同了。紅十三團覃應機方麵的比較平淡的敘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紅四團楊成武方麵的比較驚心動魄的描述，則受到親睞，被大肆宣揚。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中共宣傳文字中此種厚此薄彼的區別待遇，是從什麽時候起，在什麽背景下開始的？

紅四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大約成文於1936年。彭加倫在長征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他寫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勞都說成是本軍團的，隻字不提紅十三團有什麽貢獻。


說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來到陝北采訪，這被看作是一個向外宣傳，特別是向外國人募捐籌款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發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長征經曆中，“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


“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曆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采有趣的寫上若幹片段。”
“文字隻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此一征文活動，三個月內共收到稿件200餘篇，50萬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參與編輯，最後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統稿成書，共挑選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題名《紅軍長證記》（又名《兩萬五千裏》）。


既然是為了宣傳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緊張、越驚心動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倫《飛奪瀘定橋》一篇，成為描述瀘定橋之戰的首選。而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中對瀘定橋之戰的繪聲繪色的動人描寫，許多都則取材於此。


由於斯諾的再傳播，彭加倫講述的故事，遂成為對外宣傳的主調。不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即使是紅一軍團人員內部不同人員講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當抵觸。最突出的是，宣傳科長彭加侖的敘述，又比楊成武的回憶顯得驚心動魄不少。例如對岸敵人人數，楊成武回憶錄說有兩個團，彭加倫則誇大到了“兩個旅以上”，紅軍是以一個團對付兩個旅！又如傷亡問題，楊成武的早期回憶，說22個人都衝過了橋，進城與敵人展開巷戰，未提有人傷亡；彭加侖則聲稱死亡三人，斯諾更繪聲繪色地描寫這三人在橋上中彈，落入河中。這個問題，直到楊成武1980年代寫《憶長征》和《回憶錄》等書時，才改變了說法，稱三人陣亡，大約是為了與流行宣傳取得一致的緣故。可惜，就在楊成武最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前後敘述仍不一致：前文剛說了22人都過了橋，接著補充說有三人陣亡，過了兩段，又說22人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等獎勵。


然而，無論有多少不通之處，從此以後，紅四團的飛奪瀘定橋故事版本，就壓過了紅十三團的版本。紅十三團雖然不服，卻也無法扭轉宣傳大局了。

“飛奪瀘定橋”純係虛構。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這隻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什麽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