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李普:還要走很長的路——一個老共產黨人的真心話
(2010-05-14 22: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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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 李普:還要走很長的路——一個老共產黨人的真心話
《新華日報》老友潘培新送給我這本《曆史的先聲》,因為其中收了我兩篇文章,特意買來相贈。我十分感謝,披讀之下,感慨萬千。後來編者笑蜀找到了我,說這本書將在香港再版,要我寫篇序。這本書裏說的都是真話。共產黨人為真理而奮鬥,更不應當說假話。本著這種精神,在紀念我黨建黨八十周年的時候,我就來說點讀後感吧。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寫過一個專欄。本書收錄的《一切光榮歸於民主》是其中的一篇,是延安《解放日報》從《新華日報》轉載的,兩者都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重慶是南京淪陷於日寇之手以後國民黨政府的陪都,中共的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駐紮於此。
(一)
這本書收集了當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論,主題是要求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毛澤東1944年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他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非常需要民主,因為隻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國家,亦隻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這些話對不對呢?我認為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叫做《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說:新中國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設的曆史任務至今沒有完成,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至今沒有完全實現。我認為這也很符合實際,也是很對很對的。
然則為甚麽沒有實現?這個問題很大,是個大理論問題,也是個大實際問題。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沒本事做大文章,我隻想問問,我們從中能夠得到甚麽經驗教訓。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製度方麵或者體製方麵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製度或者好的體製。這個好的製度或者體製形成文字,主要是憲法。吸取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我認為首先是修憲。鄧小平接觸到了這個問題,1980年他說:“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麵。即使象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製度,人們就會說,為甚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製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他這些話說得好。我想的是,今後我國就是要靠製度,靠“法”,不靠人。對掌權的公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們老百姓承認並且希望他們都是君子,這才有可能選舉他們為我們服務,但是還要防止他們變成小人,使他們上台以後不可能為所欲為,使他們企圖不擇手段而不可得。換句話說,我們要建立一種製度,這種製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耍手段說假話欺騙人民,使他們不可能站到“法”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須這樣小心謹慎、步步設防,根本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西方哲人有的說:“不受製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有的說:“那種不受其他權力製約的權力,是一種什麽樣的壞事都能幹得出來的權力。”曆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越是權力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並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製衡不可。隻有幾種權利相互製衡,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二)
這裏讓我們進一步追問,然則,何以我們沒有或者沒能製訂這樣一部憲法呢?讓我們再從毛澤東說起吧,其實這遠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本書收錄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一段對話,人們常常引用。我認為毛澤東這段話看起來很對很好,其實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更經不起實踐的檢驗。l945年黃炎培同幾位民主人士訪問延安,談到治國的方略,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起來很對很好。但是,第一,這是他上台以前的話;上台以後,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作數。第二,他預先肯定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正確的,必定是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監督的目的僅僅在於叫當權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於人亡政息而已。這一點,拿毛澤東本人的情況來對照對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他們“監督”,結果他打了五十五萬人為“右派份子”;並且公然說他當初的動員和請求是“引蛇出洞”。後來他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麵紅旗”,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對這種政治局麵,人民別無他法,恐怕隻能企盼他“懈怠”一點才好。特別是他晚年親自發動和指揮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國人民的大災難,冤獄遍於國中,暴虐史無前例。政局動亂延續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場,人民無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離開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細想想毛澤東這一席話,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說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勵臣民進諫,也可以說出大致類似的話來。而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民主和民主監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約束掌權者,限製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侵犯人民的權利,不可能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毛澤東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代肆意折騰的雄主,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了。民主憲政時代的這個真諦,他腦子裏完全沒有概念。
尼克鬆由於水門醜聞下台,毛澤東完全不能理解。他無論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這一點最足以說明他腦子裏毫無憲政民主的概念。尼克鬆1974年下台,1976年毛澤東去世。那年元旦,尼克鬆的女兒夫婦倆拜訪毛澤東。單少傑教授在《輕淡水門醜聞,調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據當事者的記載作了非常傳神的述評,請允許我略作刪節,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鬆遞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讀著……
“總統先生的腿怎樣了?”
“好多了。”
“好好保養他的腿。他說過還要爬長城呢。把這話轉告總統先生。”
“他已經不是總統了。”戴維•艾森豪威爾插進話來,這位尼克鬆的女婿正是毛澤東此次談話的真正對話者……“我樂意這麽叫他,你管得著?”老人家容不得半個“不”字。接著他又大加發揮地說:“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麽了不起?當你手中剛好有一台錄音機的時候,錄下一次談話有什麽錯?誰讓你們美國有那樣多錄音機!”為了美國,戴維不能同意這話,他說:“這個問題很複雜,關係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辨,又搶過話來:“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為什麽不?簡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兩卷錄音帶就能把一個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是紙糊的是什麽?甚至是衛生紙糊的。”
在東方人眼裏,西方政治帶著一股奶味。他們對水門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過似的。英迪拉•甘地說:“為幾卷錄音帶大吵大鬧,值得嗎?”薩達特說:“大驚小怪,統治者難道不允許進行統治?”
前麵我說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我的意思還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國人,而是指我們中國人,並且首先是指我自己,當年我自己也是那樣看的。當美國為水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把戲,是尼克鬆的反對黨民主黨煽動起來,愚弄老百姓的。後來看到共和黨裏也有人反對他,我認為這更可見資產階級政治的虛偽性,那些政黨的黨員不過是些政客,隻為個人名利,見風使舵。近年來稍稍接觸一點美國和英法的曆史,才知道那是由於我自己太缺乏常識,對西方近代和現代政治方麵的思想和實踐一無所知。改革開放以前,我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世界上再沒有什麽社會科學。這種迷信把自己封閉起來,使自己由於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歲的飯,我相信現在七八十歲的我們這一代人中,像我這樣的不會隻有我一個。單少傑在他的文章裏說:“毛澤東在‘水門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東西,恰恰是現代民主製度的精華,即國家權力相互製衡的機製。在這種製衡機製的作用下,國家的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是至高無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權力的製約,即使總統也不能例外。如果總統做了假,犯了法,欺騙國會,蒙蔽人民,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相應的懲處。國會有權追究其責任,甚至有權彈劾他,把他攆下台。新聞媒體也有權批評他,使他在全國老百姓麵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讚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對票的選民中丟人現眼,無地自容。因此,在這種權力製衡下,很難產生出不受製約的獨裁政權或獨裁人物。這也正是那位已居於至高無上地位,無人能管、無人能批的偉大領袖所‘不能理解’的。”單少傑這些話正是我想說的,我不能說得更好,所以幹脆抄下來。
(三)
最後再說說憲法的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一次全會上印發一張大字報,就把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了。國家主席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的。何以這憲法就這樣如同廢紙,既不能限製毛澤東、也不能保護劉少奇呢?可見這憲法本身一定存在著大問題、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於是乎毫無用處。
所以我想,總結起這半個多世紀的經驗教訓來,我們中國的民主化要從修憲做起,首先就要研究憲法。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同時就是補上憲政民主這一課。我想不僅我們老年人需要補這一課,恐怕許多年輕人也需要補這一課。順便舉個例吧,我現在居住的這機關宿舍區兩個小小的花壇上,豎立著幾塊紅字白底黑邊的牌牌,製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塊上寫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個不能少;國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製。”其他幾塊寫的是“爭當文明市民”和“社區為我辦實事”之類,看來是有關機關統一製作或統一安排的。前一塊使我感到很遺憾,“知法、懂法、守法”當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時。還應當懂得“用法”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因此我希望大家來研究憲法,討論憲法,然後大家來修憲、行憲!這又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則這種研究和討論根本不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言論比過去自由多了,比如現在各種順口溜層出不窮,口頭流傳無遠弗屆。人們在朋友間、甚至在餐館裏,可以談論國事,不怕有人打小報告。但是人民能公開宣講自己的這些意見嗎?能舉行記者招待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嗎?報刊書籍能發表這些言論嗎?我國至今還沒有這種充分的言論自由,更沒有出版自由。雖然這些都是憲法上寫了的,卻還有賴於大家來爭取。所以研究憲法、討論憲法、修憲、行憲,又隻有從爭取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我跟大家一樣,不願看到動亂,更不願再發生暴力鬥爭,那就隻有這一條路可走。中共十五大決定依法治國,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國的曆史能夠從此翻開新的一頁。中共是執政黨,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來,也來議憲、修憲、行憲。
所以,我認為,我們國家民主化的實現,還需要我們大家艱苦奮鬥,逐步前進,這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路呢。
2001年4月25日,北京。
作者李普是著名新聞工作者。湖南人,1918年生,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編輯、專欄作者。建國後曾在新華社、中共中央宣傳部、北京大學、中共中央中南局等單位工作。1982年從新華總社副社長職位上離休。著有《光榮歸於民主》、《劉伯承元帥傳》等多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