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的曆史真相
核心提示：5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開幕後，第一階段是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在５月30日的會議上講話，雖然把批判教條主義上綱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體人……如果按照彭德懷的意圖開會，軍委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會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內解決，但毛澤東的意圖不是如此。會前他並未給會議定調，也沒有幹預會議進程。５月29日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中將給大會主席團寫信，對會議的開法表示不滿，要求會議“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毛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並作了批示。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4期，作者係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由於曆史原因，文中述及的問題以往都是禁區，隻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人們無法了解真相。而這些，今天已經有了結論。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當時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和黨內“左”的思想影響下，這次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等一批主持全軍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將帥，對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造成了不良後果。
這次會議，由最初的“反教條主義”轉化成一場軍隊內部的政治鬥爭，其中有錯綜複雜的曆史和人事因素。由於曆史原因，這些問題過去都是禁區，隻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我們無法了解曆史的真相。筆者試從1950年代我軍建設的曆史事實中，回顧“反教條主義”的曆史背景和發展演變，以總結經驗教訓。
劉伯承、彭德懷等人如何看待蘇軍經驗
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承擔著保衛國家安全，反擊外敵入侵的重要使命。這就要求我軍從戰爭年代的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製和規章製度不統一以及遊擊習氣中改變過來，轉化成多兵種合成軍隊，適應現代化條件下的作戰。經曆了抗美援朝戰爭後，這種願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的訓詞中指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製度、統一的編製、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這是我軍建設的基本方針。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時最現實的選擇是向蘇軍學習。上世紀50年代初中蘇結為同盟，關係密切。特別在抗美援朝戰後，蘇方向我軍提供武器裝備、派出專家顧問，使解放軍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擁有陸海空三軍的多兵種現代化軍隊的轉型。那時全國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軍隊也是如此。當年在訓練總監部工作的彭施魯少將回憶：“1952年前後，我們在建軍工作的一係列問題上，開始了一個向蘇軍學習的階段。編製體製、兵役製度、條令規程、薪金製度、軍銜製度、獎懲製度等，幾乎全部是仿效蘇軍的做法。當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領導還提出過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如‘不走樣地學’、‘高學低用、死學活用、先學後用’等。”這些話，有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講的，有的是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提出的。
在“全盤蘇化”背景下，解放軍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傾向。有的過分依靠蘇方顧問，有的過於推崇蘇軍製度，並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例如，南京軍事學院曾實行“六小時一貫製”，每天上午連續學習６個小時，晚上加班學。學員感到很疲勞。考試實行口試，由一名主考和兩名陪考向學員發問，被學員稱為“三堂會審”。下級見上級要有報告詞，哨兵換崗時要擊鼓吹號。在軍事學院學習的一些高級將領對這些教條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違背我軍的傳統和作風，應予糾正。
在我軍組織的軍事演習和戰役中，蘇軍顧問也與我軍指揮員產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島，是我軍首次三軍聯合登陸作戰。戰前製訂方案時，蘇軍顧問援引二戰諾曼底登陸經驗，主張利用夜色掩護實施登陸。前線指揮員張愛萍等認為黑夜登陸難度大，容易造成傷亡，主張白天登陸，爭論得很激烈。結果否定了蘇軍顧問的意見，一戰而勝。1956年軍委組織濟南戰役演習，蘇軍顧問堅持主力由黃河正麵反攻濟南，劉伯承元帥則主張由徐州外線迂回敵後，爭持不下。劉帥感覺蘇軍訓練自成係統，我們的傳統戰法與其難以融合，報告軍委請求加強我軍傳統軍事理論教育，將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審查，斟酌取舍，同時建議自己編寫軍隊的各種條令和教材。
劉伯承早年留學蘇聯，係統學習了蘇軍的理論，尊重蘇軍的正規化、多兵種協同作戰經驗。在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期間，他親自翻譯蘇軍的條令和教材，將其引進到教學和訓練中，同時他也研究中國古代兵書，從傳統軍事理論中汲取營養。他留用一批原國民黨軍將領，讓他們講授軍事基本理論，並組織我軍將領根據解放戰爭的作戰經驗，編寫出一批戰例。公正地說，劉伯承力求博采眾家之長，為我軍的訓練和教學服務。
實踐證明，“全盤蘇化”帶來了一些消極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戰役係學員李夫克少將給劉伯承院長寫了一封長信，除了對“六小時一貫製”和考試製度提出意見外，也談到教材中空話太多、內容陳舊等問題。他強調學習現代戰爭理論應該和我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劉伯承正在上海養病，對李夫克來信非常重視。他寫信給院黨委，建議將該信印發各級黨委，展開討論。在劉帥積極倡導下，軍事學院內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有一些同誌認為：蘇軍的經驗是先進的，應該認真學習，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學會了再說。沒有學，怎麽知道哪些應該批判？戰史係教授會主任蔡鐵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信指出：向蘇軍學習已經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說，我們還隻‘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學習先進的經驗’，這是科學的。可是當著還沒有學，還沒有學會、學通，甚至還沒有沾過邊的時候，就要來批判，他會批判出個什麽結果來呢？”他說：“我們有不少這樣的人，隻重視自己的經驗，不重視別人的經驗；非要自己流血犧牲換來的經驗才叫做經驗，總是輕視別人的經驗。這種思想不是出於盲目的驕傲，便是出於狹隘的經驗主義。這種思想不克服，我們將非走彎路不可。”蔡鐵根的這封信，反映了學蘇問題上的另一派意見，這樣的意見明顯處於少數。
對於蘇軍經驗，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元帥也經曆了一個由學習到懷疑的過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學習蘇軍，一度設想在部隊中實行“一長製”。經過調查研究後，他主動放棄了這個設想。後來在檢查海防工作時，他對部隊按照蘇軍顧問的意圖部署海岸炮兵極為不滿，認為我軍的空軍力量與蘇軍不同，完全照搬蘇軍的防禦體係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戰中是要吃虧的。1955年我軍在遼東半島組織大規模抗登陸演習，他認為演習的過程和文件都是事先準備好的，不符合實戰要求。表示“這作為示範性教學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隻有臨時出情況，才能考驗指揮員的處置才能，同時檢驗官兵素質和裝備是否適合實戰”。當中央號召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在行動上緊跟，是發自內心的。
軍內對彭德懷“反教條主義”有不同看法
全軍範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是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中蘇兩黨關係的變化。不久，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提出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並明確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如何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在軍事學院和國防部訓練總監部，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教條主義傾向究竟是局部的，還是全軍性的；在一個單位中，究竟是占主導地位，還是隻在某些方麵存在。起初，這種爭論是在民主的氣氛下進行的，各種意見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但是後來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把“反教條主義”擴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軍訓工作的副總長張宗遜派一個工作組到南京，了解軍事學院中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少人對學院領導提了許多尖銳的意見，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聽得出對劉伯承院長是諒解的，但對其他領導借劉帥的威望壓製民主則甚為不滿。工作組回京報告後，11月張宗遜又帶領工作組來到軍事學院調查，並寫出了正式報告《關於幾年來訓練工作的我見》，發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軍報》上。
看過張宗遜的報告後，彭德懷在1957年２月與陳賡、譚政等率領國防部工作組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聽取幹部和學員的匯報後，彭德懷指出：“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產生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他指責院校黨委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采取徘徊、猶豫、拖延的態度”，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劣勢的裝備技術戰勝優勢裝備技術的強大敵人。這個特點過去一貫是我軍製定作戰原則的主要根據，因而我軍的基本經驗也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經驗。”“說我們過去的東西沒有什麽值得學習，是沒有根據的。”“我軍在學術方麵現在最大的缺點，是我軍的經驗沒有進行係統的整理和總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院應當著重研究毛澤東同誌的軍事著作，作為指針，來整理我軍的曆史經驗。”回到北京後，彭德懷對講話記錄進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澤東。
為了強調“反教條主義”問題，彭德懷又整理了一個《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報告》，５月20日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後，發表在軍內刊物《八一雜誌》上。
彭德懷的《講話》和《報告》，對軍事學院的教學和訓練持基本否定的態度，把教條主義提高到戰略和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之爭的高度。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不能接受，學院黨委在３月間舉行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但是對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提出三點：１.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條主義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３.過去的方針、口號是正確的。院黨委的《決定》體現了這個基調，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寫為“教條主義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鍾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劉伯承匯報，劉伯承對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對鍾說：你在南昌暴動時就當紅軍，難道會“背叛優良傳統嗎”？還說：“海、空軍有什麽傳統？海軍出航，你看宣傳鼓動棚設在哪裏？”
關於“以我為主”，總結我軍革命戰爭經驗，劉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對這一點，劉伯承即使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查時，也實事求是作了說明。他說：建院之初，“在傳統教育方麵，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並曾經三次組織赴朝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匯集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係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而編寫我軍戰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軍委第63次會議才決定由葉劍英、李達等組成籌備委員會，開始著手進行的。後來的事實證明，編寫我軍戰史，總結我軍經驗，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細致的科研工作，決非短時期能夠實現。
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訓練總監部幹部認為應追究責任。蕭克等負責人認為：軍隊產生教條主義的責任首先在張宗遜。張宗遜在學習蘇聯高潮時期，曾提出“不走樣地學”等過火的口號，現在又不切實際地誇大教條主義的嚴重性，令人難以信服。主持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元帥也指出：張宗遜“當時在六位上將副部長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個。大家對他意見很多。”張宗遜調離訓總，回總參任副總長，1958年３月訓總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後來演變成對張宗遜的批判會。
訓總幹部會議反映出一種情緒：許多人不讚成彭德懷對“反教條主義”的提法，有的幹部要彭收回他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懷看了訓總幹部會議簡報後質問蕭克：你們哪裏是在批鬥張宗遜，就是批彭德懷麽！這時正值中央成都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的講話。訓總幹部會議的立場得不到支持，被迫休會。而毛澤東對訓總四級幹部會的否定和軍隊內部爭論的升級，導致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鬥爭。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一封信，為軍委擴大會議升溫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根據中央成都會議的提議召開的，意圖是用整風方式討論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問題。會前醞釀時，軍委委員黃克誠大將表示：“訓練問題已爭了兩年，這次會議非作結論不可。”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指出：“蕭克、張宗遜兩個人的爭論，實質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些話為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定了調子。
５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開幕後，第一階段是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在５月30日的會議上講話，雖然把批判教條主義上綱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體人。31日，他特地將張宗遜、蕭克、李達等同誌找來座談，說：“你們對敵鬥爭都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麵性，是思想問題。今天隻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隻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氣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懷的意圖開會，軍委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會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內解決，但毛澤東的意圖不是如此。會前他並未給會議定調，也沒有幹預會議進程。５月29日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中將給大會主席團寫信，對會議的開法表示不滿，要求會議“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毛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並作了批示。信中說：“在我看來，我們的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在這方麵，是不存在什麽根本性的問題的。”毛澤東批道：“不存在問題麽？”對信中反映的一些問題，如隻強調正規化，不重視我軍的傳統；隻講學習蘇聯，不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等，毛澤東批示：“一方麵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麵，就整個曆史說來不占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方強的信，表達了他的意圖。他在信的開頭批示：“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６月７日，他給鄧小平寫信，要他“幫助德懷同誌將軍事會議開好”，“大事抓起來幹”，並要求鄧“應準備去講一次話，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
此時，毛澤東已經明確軍委擴大會議要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要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解決問題。鄧小平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召集幾位元帥座談，指出：會議的溫度不夠，暴露問題不夠，決定改變會議方法，把大會發言和大字報、小字報結合起來，在一周內造成會議緊張氣氛。這使彭、黃等人感到意外。黃克誠回憶：“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在這個背景下，彭、黃開始轉彎。９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他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反對教條主義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會議的形勢發生急劇變化。
６月20日全體大會，與會者增至1442人，會場也從軍委駐地三座門搬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講話中提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指責“軍事教條主義者”“不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是搬運蘇聯的錯誤經驗”，指出他們犯錯誤有“曆史原因和社會原因”。他在講話中還說：“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毛澤東對彭的轉彎頗為欣賞，在簡報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閱。”
毛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鬥爭”的調子
６月21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的講話談笑風生，漫談我軍曆史，其中一些話很有分量。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誌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誌的，也就是批評我。”接著他回顧了我軍曆史上幾次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有這麽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或管理軍隊的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於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照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總是有一點吧，多少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的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麵也是如此。和這些同誌我們過去是有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誌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鬥爭的調子，而且列舉曆史事例，進一步擴大了鬥爭的範圍。
６月23日、29日，毛澤東兩次召集會議各小組長座談，對軍委擴大會議作進一步的、具體的指示。23日的談話還沒有涉及具體人，他指出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29日的講話則是針對劉伯承、蕭克講的，並對二人作了不同的評價。對劉帥，毛指出他“兩頭差些，中間好”。這是有深刻含義的。1930年代在江西蘇區，劉從蘇聯留學回來，任紅軍總參謀長，曾寫文章批評過毛的遊擊戰術，指出：“有些同誌並不從現代軍事藝術的進度和我們現在實際環境來活用現代的戰術與戰略，硬把古時的三國演義無條件的當現代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的當現代戰略。”當時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黨內確立領導地位和權威。劉伯承認為紅軍的戰術應該正規化，反對遊擊習氣，是在黨內正常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此，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麽軍事學的。我有什麽軍事學？不過隻寫過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答複中央蘇區那時候的爭論的。（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注）因為慪了一肚子氣，人沒有氣是寫不出文章來的。”而“中間”指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劉在軍事指揮方麵的成就和貢獻。但是對蕭克，毛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抓住一些曆史時期的恩怨，將蕭克定性為“投機”。
29日的座談中，毛澤東談道：“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裏的呢？為什麽我們不能獨創？”林彪插話說：“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講了。”“關於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係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係統的一套。不必學蘇聯的，戰術問題上半學半不學……半不學，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這些話很合毛的心意，毛稱讚說：“這樣好！”
29日的座談是軍委擴大會議的核心內容。由對事不對人到既對事，也對人。在樹立領袖權威方麵，彭德懷遠不如林彪能體察毛澤東的內心。
以後的大會變成了對劉伯承、蕭克等人的批判會。有了毛的定調，劉伯承作了檢討之後，得到與會者的諒解。但是對蕭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態度。鬥爭範圍越來越大，葉劍英、粟裕、李達、陳伯鈞、鍾期光、宋時輪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擊。蕭克回憶：“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隻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鬥，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力。”
過火的批判，把“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擴大化，由部分單位波及全軍。一些曆史問題和恩怨也在會議上表現出來。特別是總參謀長粟裕，在事先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發言者說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綱。本來這些問題與教條主義沒什麽關係，卻成了會議批判的重點之一。結果，劉伯承被免去了領導職務，粟裕、蕭克、李達等一批將領受到錯誤的組織處理。蔡鐵根則被撤職、開除黨籍，“文革”中作為“反革命”慘遭殺害。以後30年間，軍隊強調突出政治，軍事訓練和正規化建設無法正常開展。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全軍上下才意識到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性。但是，我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和世界先進水平拉開了很大的差距，要彌補過去的損失，趕上國防現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幾倍的努力和代價。
曆史的教訓與啟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和“反教條主義”鬥爭已經有了結論。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評價劉伯承同誌說：“他在軍事學院的許多建樹，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
回顧上述事實，我們應當吸取哪些教訓？
1.軍隊建設，應當實事求是地摸索經驗，切忌走極端。從全麵學習蘇聯到“反教條主義”，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軍由戰爭年代的非正規化向正規化的多兵種合成軍隊轉變，勢必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不是通過一兩次運動就能達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軍隊的先進經驗是必要的、正確的，不過，在某些方麵也出現了生搬硬套蘇軍一些做法的教條主義傾向，但這些傾向沒有形成全軍性的錯誤。當意識到蘇軍的經驗與我軍的實際有差距時，不是采取逐步扭轉，而是采取矯枉過正的方法，全盤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軍的經驗又不能馬上跟上，結果造成了思想混亂，欲速不達。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吸收外軍的先進經驗，是我軍正規化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所必需的。建國初期對蘇軍、美軍的經驗還是比較重視的，後來“反教條主義”，強調“政治掛帥”，盲目自信，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的幹擾，拉大了我軍與外軍的差距。海灣戰爭爆發後，我們才意識到現代化戰爭的發展水平，從而全力追趕高科技，研究現代戰爭。如何借鑒外軍經驗，我們有許多教訓需要總結。
3.軍隊建設走什麽道路，采取什麽方式，是一個不斷探索、總結的過程，有爭論是正常的，絕不能將爭論上綱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應該指出，在1958年以前，軍隊內部的民主空氣是相當濃厚的，不論職務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國防戰略、我軍建設等重大問題暢所欲言，並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以後，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甚至與宗派山頭等曆史糾葛混合在一起，給黨內軍內造成惡劣影響。1958年批判教條主義，彭德懷還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僅僅一年後，在廬山會議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集中火力打擊的對象。這樣的曆史悲劇，直到“文革”結束後，我們才開始了真正的反思。
核心提示：5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開幕後，第一階段是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在５月30日的會議上講話，雖然把批判教條主義上綱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體人……如果按照彭德懷的意圖開會，軍委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會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內解決，但毛澤東的意圖不是如此。會前他並未給會議定調，也沒有幹預會議進程。５月29日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中將給大會主席團寫信，對會議的開法表示不滿，要求會議“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毛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並作了批示。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4期，作者係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由於曆史原因，文中述及的問題以往都是禁區，隻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人們無法了解真相。而這些，今天已經有了結論。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在全軍範圍內開展了“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當時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和黨內“左”的思想影響下，這次會議錯誤地批判了劉伯承、葉劍英、粟裕、蕭克等一批主持全軍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將帥，對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程造成了不良後果。
這次會議，由最初的“反教條主義”轉化成一場軍隊內部的政治鬥爭，其中有錯綜複雜的曆史和人事因素。由於曆史原因，這些問題過去都是禁區，隻在一些當事人傳記和回憶錄中偶爾提及。許多以訛傳訛的不實記載流傳社會，使我們無法了解曆史的真相。筆者試從1950年代我軍建設的曆史事實中，回顧“反教條主義”的曆史背景和發展演變，以總結經驗教訓。
劉伯承、彭德懷等人如何看待蘇軍經驗
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承擔著保衛國家安全，反擊外敵入侵的重要使命。這就要求我軍從戰爭年代的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製和規章製度不統一以及遊擊習氣中改變過來，轉化成多兵種合成軍隊，適應現代化條件下的作戰。經曆了抗美援朝戰爭後，這種願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的訓詞中指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製度、統一的編製、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這是我軍建設的基本方針。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時最現實的選擇是向蘇軍學習。上世紀50年代初中蘇結為同盟，關係密切。特別在抗美援朝戰後，蘇方向我軍提供武器裝備、派出專家顧問，使解放軍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擁有陸海空三軍的多兵種現代化軍隊的轉型。那時全國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軍隊也是如此。當年在訓練總監部工作的彭施魯少將回憶：“1952年前後，我們在建軍工作的一係列問題上，開始了一個向蘇軍學習的階段。編製體製、兵役製度、條令規程、薪金製度、軍銜製度、獎懲製度等，幾乎全部是仿效蘇軍的做法。當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領導還提出過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如‘不走樣地學’、‘高學低用、死學活用、先學後用’等。”這些話，有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講的，有的是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提出的。
在“全盤蘇化”背景下，解放軍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傾向。有的過分依靠蘇方顧問，有的過於推崇蘇軍製度，並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例如，南京軍事學院曾實行“六小時一貫製”，每天上午連續學習６個小時，晚上加班學。學員感到很疲勞。考試實行口試，由一名主考和兩名陪考向學員發問，被學員稱為“三堂會審”。下級見上級要有報告詞，哨兵換崗時要擊鼓吹號。在軍事學院學習的一些高級將領對這些教條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違背我軍的傳統和作風，應予糾正。
在我軍組織的軍事演習和戰役中，蘇軍顧問也與我軍指揮員產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島，是我軍首次三軍聯合登陸作戰。戰前製訂方案時，蘇軍顧問援引二戰諾曼底登陸經驗，主張利用夜色掩護實施登陸。前線指揮員張愛萍等認為黑夜登陸難度大，容易造成傷亡，主張白天登陸，爭論得很激烈。結果否定了蘇軍顧問的意見，一戰而勝。1956年軍委組織濟南戰役演習，蘇軍顧問堅持主力由黃河正麵反攻濟南，劉伯承元帥則主張由徐州外線迂回敵後，爭持不下。劉帥感覺蘇軍訓練自成係統，我們的傳統戰法與其難以融合，報告軍委請求加強我軍傳統軍事理論教育，將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審查，斟酌取舍，同時建議自己編寫軍隊的各種條令和教材。
劉伯承早年留學蘇聯，係統學習了蘇軍的理論，尊重蘇軍的正規化、多兵種協同作戰經驗。在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期間，他親自翻譯蘇軍的條令和教材，將其引進到教學和訓練中，同時他也研究中國古代兵書，從傳統軍事理論中汲取營養。他留用一批原國民黨軍將領，讓他們講授軍事基本理論，並組織我軍將領根據解放戰爭的作戰經驗，編寫出一批戰例。公正地說，劉伯承力求博采眾家之長，為我軍的訓練和教學服務。
實踐證明，“全盤蘇化”帶來了一些消極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戰役係學員李夫克少將給劉伯承院長寫了一封長信，除了對“六小時一貫製”和考試製度提出意見外，也談到教材中空話太多、內容陳舊等問題。他強調學習現代戰爭理論應該和我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劉伯承正在上海養病，對李夫克來信非常重視。他寫信給院黨委，建議將該信印發各級黨委，展開討論。在劉帥積極倡導下，軍事學院內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有一些同誌認為：蘇軍的經驗是先進的，應該認真學習，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學會了再說。沒有學，怎麽知道哪些應該批判？戰史係教授會主任蔡鐵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信指出：向蘇軍學習已經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說，我們還隻‘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學習先進的經驗’，這是科學的。可是當著還沒有學，還沒有學會、學通，甚至還沒有沾過邊的時候，就要來批判，他會批判出個什麽結果來呢？”他說：“我們有不少這樣的人，隻重視自己的經驗，不重視別人的經驗；非要自己流血犧牲換來的經驗才叫做經驗，總是輕視別人的經驗。這種思想不是出於盲目的驕傲，便是出於狹隘的經驗主義。這種思想不克服，我們將非走彎路不可。”蔡鐵根的這封信，反映了學蘇問題上的另一派意見，這樣的意見明顯處於少數。
對於蘇軍經驗，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元帥也經曆了一個由學習到懷疑的過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學習蘇軍，一度設想在部隊中實行“一長製”。經過調查研究後，他主動放棄了這個設想。後來在檢查海防工作時，他對部隊按照蘇軍顧問的意圖部署海岸炮兵極為不滿，認為我軍的空軍力量與蘇軍不同，完全照搬蘇軍的防禦體係不符合中國國情，在實戰中是要吃虧的。1955年我軍在遼東半島組織大規模抗登陸演習，他認為演習的過程和文件都是事先準備好的，不符合實戰要求。表示“這作為示範性教學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隻有臨時出情況，才能考驗指揮員的處置才能，同時檢驗官兵素質和裝備是否適合實戰”。當中央號召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在行動上緊跟，是發自內心的。
軍內對彭德懷“反教條主義”有不同看法
全軍範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是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中蘇兩黨關係的變化。不久，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提出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並明確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如何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在軍事學院和國防部訓練總監部，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教條主義傾向究竟是局部的，還是全軍性的；在一個單位中，究竟是占主導地位，還是隻在某些方麵存在。起初，這種爭論是在民主的氣氛下進行的，各種意見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但是後來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把“反教條主義”擴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軍訓工作的副總長張宗遜派一個工作組到南京，了解軍事學院中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少人對學院領導提了許多尖銳的意見，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聽得出對劉伯承院長是諒解的，但對其他領導借劉帥的威望壓製民主則甚為不滿。工作組回京報告後，11月張宗遜又帶領工作組來到軍事學院調查，並寫出了正式報告《關於幾年來訓練工作的我見》，發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軍報》上。
看過張宗遜的報告後，彭德懷在1957年２月與陳賡、譚政等率領國防部工作組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聽取幹部和學員的匯報後，彭德懷指出：“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產生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他指責院校黨委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采取徘徊、猶豫、拖延的態度”，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劣勢的裝備技術戰勝優勢裝備技術的強大敵人。這個特點過去一貫是我軍製定作戰原則的主要根據，因而我軍的基本經驗也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經驗。”“說我們過去的東西沒有什麽值得學習，是沒有根據的。”“我軍在學術方麵現在最大的缺點，是我軍的經驗沒有進行係統的整理和總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院應當著重研究毛澤東同誌的軍事著作，作為指針，來整理我軍的曆史經驗。”回到北京後，彭德懷對講話記錄進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澤東。
為了強調“反教條主義”問題，彭德懷又整理了一個《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報告》，５月20日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後，發表在軍內刊物《八一雜誌》上。
彭德懷的《講話》和《報告》，對軍事學院的教學和訓練持基本否定的態度，把教條主義提高到戰略和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之爭的高度。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不能接受，學院黨委在３月間舉行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但是對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陳伯鈞副院長提出三點：１.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條主義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３.過去的方針、口號是正確的。院黨委的《決定》體現了這個基調，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寫為“教條主義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鍾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劉伯承匯報，劉伯承對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對鍾說：你在南昌暴動時就當紅軍，難道會“背叛優良傳統嗎”？還說：“海、空軍有什麽傳統？海軍出航，你看宣傳鼓動棚設在哪裏？”
關於“以我為主”，總結我軍革命戰爭經驗，劉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對這一點，劉伯承即使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查時，也實事求是作了說明。他說：建院之初，“在傳統教育方麵，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並曾經三次組織赴朝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匯集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係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而編寫我軍戰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軍委第63次會議才決定由葉劍英、李達等組成籌備委員會，開始著手進行的。後來的事實證明，編寫我軍戰史，總結我軍經驗，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細致的科研工作，決非短時期能夠實現。
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訓練總監部幹部認為應追究責任。蕭克等負責人認為：軍隊產生教條主義的責任首先在張宗遜。張宗遜在學習蘇聯高潮時期，曾提出“不走樣地學”等過火的口號，現在又不切實際地誇大教條主義的嚴重性，令人難以信服。主持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元帥也指出：張宗遜“當時在六位上將副部長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個。大家對他意見很多。”張宗遜調離訓總，回總參任副總長，1958年３月訓總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後來演變成對張宗遜的批判會。
訓總幹部會議反映出一種情緒：許多人不讚成彭德懷對“反教條主義”的提法，有的幹部要彭收回他給中央的報告，這樣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懷看了訓總幹部會議簡報後質問蕭克：你們哪裏是在批鬥張宗遜，就是批彭德懷麽！這時正值中央成都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的講話。訓總幹部會議的立場得不到支持，被迫休會。而毛澤東對訓總四級幹部會的否定和軍隊內部爭論的升級，導致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反教條主義”鬥爭。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一封信，為軍委擴大會議升溫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根據中央成都會議的提議召開的，意圖是用整風方式討論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問題。會前醞釀時，軍委委員黃克誠大將表示：“訓練問題已爭了兩年，這次會議非作結論不可。”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指出：“蕭克、張宗遜兩個人的爭論，實質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些話為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定了調子。
５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開幕後，第一階段是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在５月30日的會議上講話，雖然把批判教條主義上綱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體人。31日，他特地將張宗遜、蕭克、李達等同誌找來座談，說：“你們對敵鬥爭都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麵性，是思想問題。今天隻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隻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氣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懷的意圖開會，軍委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會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內解決，但毛澤東的意圖不是如此。會前他並未給會議定調，也沒有幹預會議進程。５月29日海軍副司令員方強中將給大會主席團寫信，對會議的開法表示不滿，要求會議“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毛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並作了批示。信中說：“在我看來，我們的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都是正確的。在這方麵，是不存在什麽根本性的問題的。”毛澤東批道：“不存在問題麽？”對信中反映的一些問題，如隻強調正規化，不重視我軍的傳統；隻講學習蘇聯，不注意總結自己的經驗等，毛澤東批示：“一方麵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麵，就整個曆史說來不占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澤東敏銳地抓住方強的信，表達了他的意圖。他在信的開頭批示：“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６月７日，他給鄧小平寫信，要他“幫助德懷同誌將軍事會議開好”，“大事抓起來幹”，並要求鄧“應準備去講一次話，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
此時，毛澤東已經明確軍委擴大會議要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要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來解決問題。鄧小平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召集幾位元帥座談，指出：會議的溫度不夠，暴露問題不夠，決定改變會議方法，把大會發言和大字報、小字報結合起來，在一周內造成會議緊張氣氛。這使彭、黃等人感到意外。黃克誠回憶：“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在這個背景下，彭、黃開始轉彎。９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他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反對教條主義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會議的形勢發生急劇變化。
６月20日全體大會，與會者增至1442人，會場也從軍委駐地三座門搬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講話中提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指責“軍事教條主義者”“不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是搬運蘇聯的錯誤經驗”，指出他們犯錯誤有“曆史原因和社會原因”。他在講話中還說：“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毛澤東對彭的轉彎頗為欣賞，在簡報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閱。”
毛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鬥爭”的調子
６月21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的講話談笑風生，漫談我軍曆史，其中一些話很有分量。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有許多同誌批評我，管軍事管得很壞。”“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誌的，也就是批評我。”接著他回顧了我軍曆史上幾次教條主義的錯誤，指出：“有這麽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或管理軍隊的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於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照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總是有一點吧，多少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的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軍隊有兩種傳統：有優良的傳統，有錯誤的傳統；有正確的傳統，有不正確的傳統；有馬克思主義的，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路線方麵也是如此。和這些同誌我們過去是有爭論的，現在都能夠團結一致了。個別同誌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為反教條主義定了路線鬥爭的調子，而且列舉曆史事例，進一步擴大了鬥爭的範圍。
６月23日、29日，毛澤東兩次召集會議各小組長座談，對軍委擴大會議作進一步的、具體的指示。23日的談話還沒有涉及具體人，他指出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29日的講話則是針對劉伯承、蕭克講的，並對二人作了不同的評價。對劉帥，毛指出他“兩頭差些，中間好”。這是有深刻含義的。1930年代在江西蘇區，劉從蘇聯留學回來，任紅軍總參謀長，曾寫文章批評過毛的遊擊戰術，指出：“有些同誌並不從現代軍事藝術的進度和我們現在實際環境來活用現代的戰術與戰略，硬把古時的三國演義無條件的當現代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的當現代戰略。”當時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黨內確立領導地位和權威。劉伯承認為紅軍的戰術應該正規化，反對遊擊習氣，是在黨內正常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此，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麽軍事學的。我有什麽軍事學？不過隻寫過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是答複中央蘇區那時候的爭論的。（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注）因為慪了一肚子氣，人沒有氣是寫不出文章來的。”而“中間”指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劉在軍事指揮方麵的成就和貢獻。但是對蕭克，毛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抓住一些曆史時期的恩怨，將蕭克定性為“投機”。
29日的座談中，毛澤東談道：“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裏的呢？為什麽我們不能獨創？”林彪插話說：“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講了。”“關於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係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係統的一套。不必學蘇聯的，戰術問題上半學半不學……半不學，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這些話很合毛的心意，毛稱讚說：“這樣好！”
29日的座談是軍委擴大會議的核心內容。由對事不對人到既對事，也對人。在樹立領袖權威方麵，彭德懷遠不如林彪能體察毛澤東的內心。
以後的大會變成了對劉伯承、蕭克等人的批判會。有了毛的定調，劉伯承作了檢討之後，得到與會者的諒解。但是對蕭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態度。鬥爭範圍越來越大，葉劍英、粟裕、李達、陳伯鈞、鍾期光、宋時輪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擊。蕭克回憶：“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隻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鬥，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力。”
過火的批判，把“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擴大化，由部分單位波及全軍。一些曆史問題和恩怨也在會議上表現出來。特別是總參謀長粟裕，在事先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發言者說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綱。本來這些問題與教條主義沒什麽關係，卻成了會議批判的重點之一。結果，劉伯承被免去了領導職務，粟裕、蕭克、李達等一批將領受到錯誤的組織處理。蔡鐵根則被撤職、開除黨籍，“文革”中作為“反革命”慘遭殺害。以後30年間，軍隊強調突出政治，軍事訓練和正規化建設無法正常開展。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全軍上下才意識到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重要性。但是，我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和世界先進水平拉開了很大的差距，要彌補過去的損失，趕上國防現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幾倍的努力和代價。
曆史的教訓與啟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和“反教條主義”鬥爭已經有了結論。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評價劉伯承同誌說：“他在軍事學院的許多建樹，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
回顧上述事實，我們應當吸取哪些教訓？
1.軍隊建設，應當實事求是地摸索經驗，切忌走極端。從全麵學習蘇聯到“反教條主義”，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軍由戰爭年代的非正規化向正規化的多兵種合成軍隊轉變，勢必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不是通過一兩次運動就能達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軍隊的先進經驗是必要的、正確的，不過，在某些方麵也出現了生搬硬套蘇軍一些做法的教條主義傾向，但這些傾向沒有形成全軍性的錯誤。當意識到蘇軍的經驗與我軍的實際有差距時，不是采取逐步扭轉，而是采取矯枉過正的方法，全盤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軍的經驗又不能馬上跟上，結果造成了思想混亂，欲速不達。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吸收外軍的先進經驗，是我軍正規化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所必需的。建國初期對蘇軍、美軍的經驗還是比較重視的，後來“反教條主義”，強調“政治掛帥”，盲目自信，加上曆次政治運動的幹擾，拉大了我軍與外軍的差距。海灣戰爭爆發後，我們才意識到現代化戰爭的發展水平，從而全力追趕高科技，研究現代戰爭。如何借鑒外軍經驗，我們有許多教訓需要總結。
3.軍隊建設走什麽道路，采取什麽方式，是一個不斷探索、總結的過程，有爭論是正常的，絕不能將爭論上綱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應該指出，在1958年以前，軍隊內部的民主空氣是相當濃厚的，不論職務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國防戰略、我軍建設等重大問題暢所欲言，並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以後，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甚至與宗派山頭等曆史糾葛混合在一起，給黨內軍內造成惡劣影響。1958年批判教條主義，彭德懷還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僅僅一年後，在廬山會議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集中火力打擊的對象。這樣的曆史悲劇，直到“文革”結束後，我們才開始了真正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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