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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為何秘密進口糧食：之前吹太狠

　核心提示：1961年1月，國務院決定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先是確定進口150萬噸，很快就增到250萬噸。經辦此事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回憶， 在對待進口糧問題上，當時黨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不久前還在喊糧食吃不完了，現在突然要向萬惡、腐朽、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買米吃，丟不起這個臉，因此，糧食進口工作一直處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相關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資公司華潤和中國銀行經辦的，先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訂購了大量糧食，後來連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貿易進來了。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本文摘自《跌蕩一百年（下）》 作者：吳曉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內外交困，時局艱險，年輕的共和國在它的第十個年頭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讓人歎息的是，在這期間，中央決策又因種種原因發生了幾次進退搖擺。

　　在災情初起的1959年，鋼產量指標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萬噸。這一年7—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本決定對當前的失控進行反思，而最終的結果卻以更激進的方式閉幕，對“大躍進”持有不同看法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等人遭到嚴厲批判，會議最終達成的共識是：形勢大好，前途光明，繼續大躍進。

　　廬山會議的風向突變讓中國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機會。到1960年初，決策層內的反思聲音再起，各種經濟指標被壓了下來，可是，中蘇關係交惡後，激進情緒再度陡然升溫，又提出要煉“爭氣鋼”，爭取當年生產鋼2000萬噸。正因為這種政策上的失誤，局勢日漸惡化，最終釀成重大的悲劇。

　　一直到1961年，為了走出絕境，中央才逐漸調整激進的經濟政策，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當時主要展開的工作有兩塊，一是解決吃飯問題，二是把工業速度降下來。

　　當務之急，自然是緩解糧食危機。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糧食產量，是絕無可能的事情，而僅僅靠清華大學的“增飯法”，卻隻能暫時騙騙肚子。於是，中央政府采取特別方式，從進口糧食和減少城鎮人口兩個方麵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國務院決定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先是確定進口150萬噸，很快就增到250萬噸。經辦此事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回憶，在對待進口糧問題上，當時黨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不久前還在喊糧食吃不完了，現在突然要向萬惡、腐朽、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買米吃，丟不起這個臉，因此，糧食進口工作一直處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相關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資公司華潤和中國銀行經辦的，先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訂購了大量糧食，後來連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貿易進來了。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能夠換回外匯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於是就縮減棉布的供應。1960年，全國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1尺。據外貿部的計算，每人減少1尺布，用於出口可得5美元，全國總計就是3500萬美元，能多進口10億斤麥子。

　　曆史學者陳明遠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記載，四川城鎮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褲，1959年，布票一下子減少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個子小的還能做件上衣，個子大的就頂多混條褲子了。到1960年再減半，隻發3尺7寸布票，當時買一雙襪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個人一年分到的布票隻夠買十多雙襪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市區每人隻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夠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山東城鎮每人的布票更隻有1尺6寸。物資的空前短缺，可見一斑。　即便全國人民少吃減穿，還是無法緩解糧食危機。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精減職工工作若幹問題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客觀地說，在糧食供應無法增多的情況下，這個不無殘酷的決策最終起到了緩解的作用。

　　從1958年起，為了大煉鋼鐵，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被征調到城市裏，在三年裏共新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從9900萬陡增到1.3億，這自然造成了糧食的供應緊張。當經濟突然大蕭條後，工廠裏馬上出現了人浮於事的現象，紡織工業停了500萬錠，食品工業三年增加了55萬人，很多工廠的工人無工可做。根據計算，從城裏精簡2000萬人，可減少供應糧食30億斤。中央的《精減通知》指出：“這次精減的主要對象，是1958年1月以來參加工作的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包括臨時工、合同工、學徒和正式工)，使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參加農業生產。”

　　從精簡政策實施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800萬人。事實表明，這一政策緩解了城市供應的緊繃狀況，也對農業的休養生息起到了複蘇的作用。以堅忍和溫順出名的中國農民從來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撐者，他們在正常的年景裏貢獻廉價的農產品，一旦發生危機，廣袤的農村就成為成本最低的“泄洪區”，這種情景在日後將一再發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工商經濟的成長從來就在吃“農民的紅利”，城裏人虧欠農民的實在太多。

　　在2000多萬被精簡下鄉的人中，就有一個16歲的農村青年名叫魯冠球。
　魯冠球的家鄉在浙江省蕭山縣的金一村童家塘，與杭州市隔錢塘江相望，他從小的夢想就是能夠進城當一個工人。1958年，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小學還沒有畢業的他就被征調進了蕭山縣城，在一個打鐵合作社當上了鍛工。三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這讓他很是滿意。可是就在新工資拿了兩個月之後，他突然被精減掉了，卷起鋪蓋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後，他回憶說：“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搭起草棚開了一間修理鋪，開始為村裏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

　　發生在1961年的這次大精減在少年魯冠球的心裏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金一村距蕭山縣城不到兩公裏，可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工作過。他說，“我發誓從此不再進城，我就在農村辦工廠。”20年後，一心想做工人的魯冠球成了中國最著名的農民企業家。

　　在設法緩解糧食危機的同時，國家還必須把過快的工業速度降下來。

　　1961年一季度，各項工業指標發生重大潰亂，25種主要工業產品中，除了食糖，其餘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決策層這才承認現實，開始踩急刹車。在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各項指標大幅下調，提出“堅決後退”和“必須退夠”。毛澤東無奈地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我們現在就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沒有學會，還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麽辦法？”

　　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它一方麵繼續強調“國營工業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的經濟組織。它的生產活動，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它的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同時，則把大躍進時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勞分配”，對遭到批判的計件工資製等製度予以恢複。

　　196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壓縮到了46億元，僅為1960年384億元的12%，到年底，全國關停倒閉的工廠數達4.4萬個，占1960年9.6萬個企業數的44.8%，也就是說，在一年時間裏關掉了將近一半的工廠。其中，冶金企業減少了70%，建材企業減少50%，化工企業減少42%，機械企業減少31%。同1960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業下降57%，鋼產量跌到了667萬噸。在當時的工業界，把關停工廠和精減工人統稱為“拆廟搬和尚”。

　　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災難性後果，日後有無數論文和書籍進行了反思、總結。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二五”計劃期間(1958~1962)，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6%，遠遠低於“一五”時期(1953~1957年)的10.9%。據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的測算，“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估計是1000億元，幾乎相當於‘一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