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劉伯承與彭德懷不為人知的是非恩怨
解放後，人們大多以為在“廬山會議”上敢於說真話為民“鼓嚨胡”的彭德懷元帥是第一個中箭落馬、含冤蒙塵的老帥。其實不然，中國十大元帥在和平年代裏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撲在軍事教育事業上的老帥——劉伯承。
虎踞鍾山。解放初期，劉伯承埋頭致力於軍事教學，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卷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且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在這場所謂反教條主義鬥爭中，劉伯承和彭德懷這兩位開國元帥誰也不是贏家。具體作為急先鋒指揮這場鬥爭的彭德懷，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他的錯誤引導和極力打擊，軍內在1958年刮起了這股“反教條主義”鬥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幹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所幸，不與爭鋒的劉伯承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
可能因為彭德懷元帥在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被撤職，最後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職”後對黨內民主製度的破壞、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認識，有了遠遠多於常人的切膚之痛，由此對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事件作了自責，後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故沒有過多指責劉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剛腸惡疾、內無陽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懷元帥。
當時，劉伯承正在青島養病，得知南京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後，曾名義上擔任過第一任訓練總監部部長(未到職，葉劍英代理)的他，遙領南京，仍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自然無法回避。他隻得抱病進京接受批判，住在醫院，冒著眼睛失明的危險寫檢討，在別人挽扶下，邁著蹣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檢討，並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由此悄然淡出軍界中樞。
今天，兩位老帥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懷生命結局的變數，令後人灑淚感喟，他的高風亮節、正直品性早已蓋棺論定。但是，在當年那場有關“軍事教條主義”的是非紛爭中，彭德懷是應負主要責任的。這並不有損和貶低他的光輝形象。識了廬山真麵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曆史對當事人，都是一個實事求是和科學的評判。
無可否認，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今天再來探究，他們間其實存在著鮮為人知的誤會，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最主要是緣於軍事理念上的歧見。這種歧見在戰爭年代各據一方的情況下，互不搭界，也無大的衝突。一旦江山鼎定後，隨著軍隊任務發生了霄壤之變，黨內一些優良傳統被破壞，最高決策人的個人專斷作風漸生，曆史上兩位老帥的這種誤會勢必會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產生激烈的衝突。同是“塞上長城”，劉伯承和彭德懷究竟有什麽誤會呢?
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麵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此前，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林彪、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去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遊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1〕
林彪、彭德懷讀到文章後，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深以為惱，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說：“我們的遊擊戰為什麽不好哇，打正規戰，哪麽子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3〕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曆老，經曆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裏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製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麵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中，地勢開闊，便於集結部隊，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麵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隻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六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製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國民黨軍第八師則有近萬人馬。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接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中向朱德、周恩來請求道：“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隻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進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懷所預料的那樣，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紅三軍團第三師向南豐發起了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損失卻有三百餘人。不要小看這三百人，這可是第三師經不住的損耗。敵人據城固守待援，構置了強大的火力網，封鎖住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到第三師的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4〕
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讚成強攻南豐。今見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複思量，劉伯承斷然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曆史的機緣就此錯過。
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係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其實，兩位老帥有著太多相似的人生經曆：同是出自貧寒的農家，同是起於行伍，早年分別投身川軍和湘軍，有過舊軍人的軍旅生涯。他們分別參加了黨內武裝割據鬥爭中頗具代表性的南昌起義與平江起義，共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營壘中。作為開國元帥、偉大的軍事家，劉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幾份儒雅，彭德懷大智大勇中多了幾分孔武。但由於個性、文化素養、生活閱曆的差異，他們在軍事理念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歧見。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遊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來到蘇區後，他不參不謀，認識到了自己過去對遊擊戰的片麵理解，反而抓緊時間致力於遊擊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遺憾的是，彭德懷對此卻不那麽認為，他始終走不出當年劉伯承認識有誤的那筆曆史舊賬，以致於兩人間杯葛漸起。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裏麵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麽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穀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裏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後，彭德懷風塵仆仆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後，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著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裏，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裏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裏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麽東躲西藏幹什麽!”連長無法，隻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著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裏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著麵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隻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係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曆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係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麵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隻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係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其實，兩位老帥有著太多相似的人生經曆：同是出自貧寒的農家，同是起於行伍，早年分別投身川軍和湘軍，有過舊軍人的軍旅生涯。他們分別參加了黨內武裝割據鬥爭中頗具代表性的南昌起義與平江起義，共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營壘中。作為開國元帥、偉大的軍事家，劉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幾份儒雅，彭德懷大智大勇中多了幾分孔武。但由於個性、文化素養、生活閱曆的差異，他們在軍事理念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歧見。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遊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來到蘇區後，他不參不謀，認識到了自己過去對遊擊戰的片麵理解，反而抓緊時間致力於遊擊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與會人員一聽，心照不宣。這顯然是指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蕭克主持的訓練總監部。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裏麵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麽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穀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裏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後，彭德懷風塵仆仆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後，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著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裏，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裏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裏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麽東躲西藏幹什麽!”連長無法，隻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著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裏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著麵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隻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係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曆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係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麵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隻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曆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麽異議。誰知，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場普通平常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大家就此以訛傳訛，眾說紛紜，黨內一度盛傳二人不和，實際上除了理念歧見，並無其他。至少在公共場合，兩人誰也沒有指責對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彭德懷從西北邊地應召，臨危受命，很快就帶領誌願軍入朝穩住了陣腳，打破了美、韓席卷北方的美夢。
沒有百戰百勝的將軍。1951年5月，誌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被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部隊。
打了敗仗，誰也不好受。尤其是作為主帥的彭德懷，他在誌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麽會打敗仗?”〔5〕
劉伯承得知後，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得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該校由草創之初的四個係發展為十二個係(其中戰史、防化二係正在擬建中)，學員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餘人，教員譯員由兩百九十名擴大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在這年2月，毛澤東剛回北京不久，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報告一出，舉世震驚。中共中央從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這個報告。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6月，黨中央再度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解放初，我們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全盤蘇化。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蘇聯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
劉伯承敏感地預感到了什麽。8月，他三次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習五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領導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6〕最後，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鬥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他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10月，劉伯承返校主持召開學員座談會，聽取意見。學員這時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六小時一貫製的課業製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三名中將銜的學員嘴都念歪了。對此，個別人不滿意，越級上告，給北京寫了告狀信。除上述兩條外，一些人嫌對學員要求太嚴，指名道姓指責劉伯承摧殘這些戰功卓著的年輕“老幹部”，學校裏甚至還有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
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征得同意後，於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的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采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係的同學談話。
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他倆雖不甚清楚調查背景，但他們綜合情況後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麽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他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才，對他們很好。五十多個學員有三個人歪了嘴，不是領導方法的問題，而是學員學習不得法。
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與張震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這份報告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尤其是報告的最後還特別提出：“……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認為身為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
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後，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7〕
此番定論一出，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不大讚同，聯係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切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這時，劉伯承的愛將、原二野五兵團司令楊勇去北京開會，毛主席批評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在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上有問題。楊勇據理力爭道，劉院長工作不容易，學院有那麽多蘇聯專家，中央又一再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他還列舉了1951年冬的演習，以此證明劉伯承堅持“以我為主”的教育方針。
毛澤東點了點頭，未再說什麽。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他記述自己“昏則家臥，清則外遊，但淋漓天候竟不許可。”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信中這樣寫道：“原來就是殘疾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複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使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學院這麽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準。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了決策中樞的林彪以中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會議，召開了有一千多名高級幹部參加的擴大會議，再次把反對軍隊工作的教條主義的鬥爭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點名地批評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8〕
與會人員一聽，心照不宣。這顯然是指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蕭克主持的訓練總監部。
6月，毛澤東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他說：“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就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於軍隊院校工作，毛澤東明顯不滿：“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9〕關於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10〕最後，毛澤東意猶未盡，轉而對劉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評價。劉伯承聽到後作何感想，已不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的評價分量很重。
彭德懷卻沒有忘記當年的舊事，他板著麵孔在軍委的主要領導會上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誌的。”
長征時，紅一、四方麵軍會師草地後，四方麵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以圖接受較高較新的軍事知識。李先念的軍事搭檔、時任紅四方麵軍三十軍軍長的餘天雲，聰敏倔強，作戰勇敢，剛剛二十歲便當了軍長，深受張國燾器重。他入校後，由於文化太淺，閱曆又有限，加之性格剛烈，爭強好勝慣了，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了爭執。這類爭執若是學術爭鳴，倒也罷了，但這種爭執發展為他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的嚴重違紀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麵製止，他仍不服，何畏隻得將他關了短期禁閉。
然而，誰也沒料到，心理素質不好的餘天雲事後想不開，認為他這個紅四方麵軍的最年輕的軍長，天之驕子，折損了麵子，不久，在部隊行至大金川激流時跳崖自殺了。〔11〕對於此，連一向偏愛餘天雲的張國燾也認為餘天雲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輕率的舉動，是不足取的。餘天雲之死，是自食其果，並不是受了軍事教條主義的侮辱才憤而自殺，相反，紅軍高級幹部應自覺遵章守紀，更不可輕生。
幾十年後，彭德懷舊事重提，顯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麽。他淡淡“唔”了一聲，道：“餘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不久，在彭德懷的具體“指揮”下，這場批判教條主義的鬥爭被推向了高潮。
鬥爭的殘酷，可以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一是蕭克遭到連續四個多月批鬥後，有一天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那些人不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責醫生“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二是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蔡鐵根大校在會上說，共同條令(五十年代軍內製定頒布的，估計當時正作為“教條主義”的“罪證”)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來，他被逐出軍隊，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根本不容許他申辯、講真話!這場鬥爭開了一個建國後無限上綱、無情打擊，以莫須有罪名將人打成“反黨集團”的壞頭。
北京的批鬥會開得如火如荼，鬥爭完全偏離方向。蕭克、劉伯承長達十四年的聯手，原二野參謀長李達、四兵團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辯。
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心情異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對第十五軍三十四師師長崔建功說過：“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穀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劉伯承這一番話，再次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
顯然，人們不難看出，劉伯承的這番精彩論述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而言的。
可是，現在他還敢爭辯嗎?據傳，有人曾對毛澤東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說：“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12〕這些話，對於已漸生武斷作風，行將邁上神壇的毛澤東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覺。同樣，這些話傳到劉伯承的耳裏，盡管他痛心疾首，但卻決不敢再為自己辯誣解疑了。現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靜下來，審慎理智地麵對眼前的困境。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大局和軍隊建設需要，也為了已經劃線站隊的同誌少受或不受委曲，他隻能選擇檢討——哪怕是違心的檢討，惟如此，才會解脫大批同誌。劉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實在是不願和彭德懷在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開罪最高層。深知黨內鬥爭殘酷的他以一個黨員的黨性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樁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一年後，彭德懷因同樣的方式被打倒，毛澤東曾說過：“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13〕
人生之旅，命運之舟，榮辱沉浮，誰可預見?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開展軍隊工作中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態，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七十三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麵治療，一麵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誌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誌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裏更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代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深明大義的劉伯承不能不帶病出席，在會上作檢討。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一千多雙眼睛凝神注視著主席台上的動靜。當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始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上，籠罩著一種極其嚴肅而又令人壓抑的濃重氣氛。
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討。他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感謝同誌們的批評。嚴於律己、嚴於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得勢，上麵點名批評，下麵有人非議的情況下，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分苛責。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當說到委曲處、違心自責處，劉伯承語調哽咽，幾不成句。大家明白，這裏麵既有真誠的反省，又有難以言說的滿腹委屈。檢討作罷，台下爆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置之死地而後生，劉伯承的檢討總算過了關。
然而，劉伯承的檢討是想保護一批同誌，但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越到後期，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越激烈，差點就是殊死以搏的敵我矛盾了。以蕭克為例，他在會上聲辯了幾句，主持會議的黃克誠總長反問道：“你還不服氣，再開幾次會。”於時，批鬥會又開了好幾次。最後蕭克、李達數次檢討都不過關，他倆被撤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大批同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降職降級。“文革”期間，軍事教條主義再次被人提出來，變本加厲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吳偉被折磨致死。那位寧折不彎的蔡鐵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幹校”被觸及靈魂時，仍堅持當年的觀點，結果飽受淩辱摧殘，居然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14〕
故壘蕭蕭，蘆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攜眷移居北京。這天，軍事學院的許多幹部自發到南京下關碼頭為他送行。劉伯承強撐病體，立於船頭，堅決不允許大家送他去浦口車站。一帆遠去，劉伯承佝僂著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揮舞著雙手。大家幾多不忍，望著寒風凜冽中倍顯孤單的老帥，新任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蒼然歎道：“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一紙謫書傳石頭。劉伯承就此舉家進京。數十載兵戎生涯逐告結束，一代戰神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毀其節，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徐向前元帥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建國後辦了很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1986年，劉伯承以九十四歲高齡逝世。中央在給劉伯承的悼詞中特地指明了他在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對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徹底否定，還了劉帥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軍委紀委在“紀”字1987第十五號令通報中，為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誌徹底平反。（陶朱問 賀開莉）
解放後，人們大多以為在“廬山會議”上敢於說真話為民“鼓嚨胡”的彭德懷元帥是第一個中箭落馬、含冤蒙塵的老帥。其實不然，中國十大元帥在和平年代裏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撲在軍事教育事業上的老帥——劉伯承。
虎踞鍾山。解放初期，劉伯承埋頭致力於軍事教學，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卷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且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在這場所謂反教條主義鬥爭中，劉伯承和彭德懷這兩位開國元帥誰也不是贏家。具體作為急先鋒指揮這場鬥爭的彭德懷，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他的錯誤引導和極力打擊，軍內在1958年刮起了這股“反教條主義”鬥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幹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所幸，不與爭鋒的劉伯承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
可能因為彭德懷元帥在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被撤職，最後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職”後對黨內民主製度的破壞、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認識，有了遠遠多於常人的切膚之痛，由此對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事件作了自責，後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故沒有過多指責劉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剛腸惡疾、內無陽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懷元帥。
當時，劉伯承正在青島養病，得知南京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後，曾名義上擔任過第一任訓練總監部部長(未到職，葉劍英代理)的他，遙領南京，仍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自然無法回避。他隻得抱病進京接受批判，住在醫院，冒著眼睛失明的危險寫檢討，在別人挽扶下，邁著蹣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檢討，並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由此悄然淡出軍界中樞。
今天，兩位老帥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懷生命結局的變數，令後人灑淚感喟，他的高風亮節、正直品性早已蓋棺論定。但是，在當年那場有關“軍事教條主義”的是非紛爭中，彭德懷是應負主要責任的。這並不有損和貶低他的光輝形象。識了廬山真麵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曆史對當事人，都是一個實事求是和科學的評判。
無可否認，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今天再來探究，他們間其實存在著鮮為人知的誤會，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最主要是緣於軍事理念上的歧見。這種歧見在戰爭年代各據一方的情況下，互不搭界，也無大的衝突。一旦江山鼎定後，隨著軍隊任務發生了霄壤之變，黨內一些優良傳統被破壞，最高決策人的個人專斷作風漸生，曆史上兩位老帥的這種誤會勢必會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產生激烈的衝突。同是“塞上長城”，劉伯承和彭德懷究竟有什麽誤會呢?
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麵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此前，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林彪、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去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遊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1〕
林彪、彭德懷讀到文章後，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深以為惱，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說：“我們的遊擊戰為什麽不好哇，打正規戰，哪麽子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3〕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曆老，經曆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裏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製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麵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中，地勢開闊，便於集結部隊，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麵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隻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六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製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國民黨軍第八師則有近萬人馬。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接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中向朱德、周恩來請求道：“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隻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進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懷所預料的那樣，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紅三軍團第三師向南豐發起了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損失卻有三百餘人。不要小看這三百人，這可是第三師經不住的損耗。敵人據城固守待援，構置了強大的火力網，封鎖住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到第三師的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4〕
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讚成強攻南豐。今見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複思量，劉伯承斷然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曆史的機緣就此錯過。
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係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其實，兩位老帥有著太多相似的人生經曆：同是出自貧寒的農家，同是起於行伍，早年分別投身川軍和湘軍，有過舊軍人的軍旅生涯。他們分別參加了黨內武裝割據鬥爭中頗具代表性的南昌起義與平江起義，共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營壘中。作為開國元帥、偉大的軍事家，劉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幾份儒雅，彭德懷大智大勇中多了幾分孔武。但由於個性、文化素養、生活閱曆的差異，他們在軍事理念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歧見。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遊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來到蘇區後，他不參不謀，認識到了自己過去對遊擊戰的片麵理解，反而抓緊時間致力於遊擊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遺憾的是，彭德懷對此卻不那麽認為，他始終走不出當年劉伯承認識有誤的那筆曆史舊賬，以致於兩人間杯葛漸起。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裏麵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麽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穀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裏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後，彭德懷風塵仆仆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後，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著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裏，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裏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裏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麽東躲西藏幹什麽!”連長無法，隻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著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裏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著麵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隻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係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曆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係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麵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隻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係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其實，兩位老帥有著太多相似的人生經曆：同是出自貧寒的農家，同是起於行伍，早年分別投身川軍和湘軍，有過舊軍人的軍旅生涯。他們分別參加了黨內武裝割據鬥爭中頗具代表性的南昌起義與平江起義，共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營壘中。作為開國元帥、偉大的軍事家，劉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幾份儒雅，彭德懷大智大勇中多了幾分孔武。但由於個性、文化素養、生活閱曆的差異，他們在軍事理念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歧見。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遊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來到蘇區後，他不參不謀，認識到了自己過去對遊擊戰的片麵理解，反而抓緊時間致力於遊擊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
與會人員一聽，心照不宣。這顯然是指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蕭克主持的訓練總監部。
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裏麵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麽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穀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裏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後，彭德懷風塵仆仆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後，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著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裏，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裏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裏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麽東躲西藏幹什麽!”連長無法，隻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著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裏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著麵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隻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係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曆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係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麵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隻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曆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麽異議。誰知，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場普通平常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大家就此以訛傳訛，眾說紛紜，黨內一度盛傳二人不和，實際上除了理念歧見，並無其他。至少在公共場合，兩人誰也沒有指責對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彭德懷從西北邊地應召，臨危受命，很快就帶領誌願軍入朝穩住了陣腳，打破了美、韓席卷北方的美夢。
沒有百戰百勝的將軍。1951年5月，誌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被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部隊。
打了敗仗，誰也不好受。尤其是作為主帥的彭德懷，他在誌願軍司令部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麽會打敗仗?”〔5〕
劉伯承得知後，頗為自責地說：“彭總批評得對，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
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該校由草創之初的四個係發展為十二個係(其中戰史、防化二係正在擬建中)，學員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餘人，教員譯員由兩百九十名擴大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山雨欲來風滿樓。就在這年2月，毛澤東剛回北京不久，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報告一出，舉世震驚。中共中央從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這個報告。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寫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6月，黨中央再度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解放初，我們實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全盤蘇化。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蘇聯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
劉伯承敏感地預感到了什麽。8月，他三次從北京致信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習五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與領導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6〕最後，他還特別指出：不要作過火的鬥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作為院長兼政委，他這個主要領導者的責任更大。
10月，劉伯承返校主持召開學員座談會，聽取意見。學員這時對兩個問題反應強烈：一是六小時一貫製的課業製度，二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太過嚴格，有三名中將銜的學員嘴都念歪了。對此，個別人不滿意，越級上告，給北京寫了告狀信。除上述兩條外，一些人嫌對學員要求太嚴，指名道姓指責劉伯承摧殘這些戰功卓著的年輕“老幹部”，學校裏甚至還有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
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征得同意後，於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的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采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係的同學談話。
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他倆雖不甚清楚調查背景，但他們綜合情況後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麽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他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才，對他們很好。五十多個學員有三個人歪了嘴，不是領導方法的問題，而是學員學習不得法。
但調查組給軍委的報告卻與張震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這份報告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尤其是報告的最後還特別提出：“……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報告這樣定調，明眼人一看，就認為身為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難辭其咎。
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後，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7〕
此番定論一出，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不大讚同，聯係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切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這時，劉伯承的愛將、原二野五兵團司令楊勇去北京開會，毛主席批評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在貫徹“以我為主”的方針上有問題。楊勇據理力爭道，劉院長工作不容易，學院有那麽多蘇聯專家，中央又一再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他還列舉了1951年冬的演習，以此證明劉伯承堅持“以我為主”的教育方針。
毛澤東點了點頭，未再說什麽。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他記述自己“昏則家臥，清則外遊，但淋漓天候竟不許可。”8月6日，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免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信中這樣寫道：“原來就是殘疾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舊病反複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這是整頓三風所不允許之事，也使忝列此職成為疚心之事。據此，請求免任我以高等軍事學院這麽重要的新職，並請在移交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之後，乘間療養一個時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專任軍委委員參加實習機關工作。”
劉伯承的請辭，很快得到了中央軍委的批準。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鍾期光中將任政委。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了決策中樞的林彪以中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會議，召開了有一千多名高級幹部參加的擴大會議，再次把反對軍隊工作的教條主義的鬥爭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點名地批評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8〕
與會人員一聽，心照不宣。這顯然是指劉伯承主持的軍事學院、蕭克主持的訓練總監部。
6月，毛澤東對軍事工作中有無教條主義公開表態，他說：“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沒有，一種說有；一種是說很多，一種是說相當多。就沒有教條主義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這次軍委會議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於軍隊院校工作，毛澤東明顯不滿：“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9〕關於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批評說：“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10〕最後，毛澤東意猶未盡，轉而對劉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評價。劉伯承聽到後作何感想，已不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的評價分量很重。
彭德懷卻沒有忘記當年的舊事，他板著麵孔在軍委的主要領導會上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誌的。”
長征時，紅一、四方麵軍會師草地後，四方麵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以圖接受較高較新的軍事知識。李先念的軍事搭檔、時任紅四方麵軍三十軍軍長的餘天雲，聰敏倔強，作戰勇敢，剛剛二十歲便當了軍長，深受張國燾器重。他入校後，由於文化太淺，閱曆又有限，加之性格剛烈，爭強好勝慣了，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了爭執。這類爭執若是學術爭鳴，倒也罷了，但這種爭執發展為他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的嚴重違紀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麵製止，他仍不服，何畏隻得將他關了短期禁閉。
然而，誰也沒料到，心理素質不好的餘天雲事後想不開，認為他這個紅四方麵軍的最年輕的軍長，天之驕子，折損了麵子，不久，在部隊行至大金川激流時跳崖自殺了。〔11〕對於此，連一向偏愛餘天雲的張國燾也認為餘天雲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輕率的舉動，是不足取的。餘天雲之死，是自食其果，並不是受了軍事教條主義的侮辱才憤而自殺，相反，紅軍高級幹部應自覺遵章守紀，更不可輕生。
幾十年後，彭德懷舊事重提，顯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麽。他淡淡“唔”了一聲，道：“餘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不久，在彭德懷的具體“指揮”下，這場批判教條主義的鬥爭被推向了高潮。
鬥爭的殘酷，可以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一是蕭克遭到連續四個多月批鬥後，有一天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那些人不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責醫生“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二是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蔡鐵根大校在會上說，共同條令(五十年代軍內製定頒布的，估計當時正作為“教條主義”的“罪證”)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來，他被逐出軍隊，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根本不容許他申辯、講真話!這場鬥爭開了一個建國後無限上綱、無情打擊，以莫須有罪名將人打成“反黨集團”的壞頭。
北京的批鬥會開得如火如荼，鬥爭完全偏離方向。蕭克、劉伯承長達十四年的聯手，原二野參謀長李達、四兵團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辯。
正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心情異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對第十五軍三十四師師長崔建功說過：“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穀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劉伯承這一番話，再次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
顯然，人們不難看出，劉伯承的這番精彩論述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而言的。
可是，現在他還敢爭辯嗎?據傳，有人曾對毛澤東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說：“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12〕這些話，對於已漸生武斷作風，行將邁上神壇的毛澤東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覺。同樣，這些話傳到劉伯承的耳裏，盡管他痛心疾首，但卻決不敢再為自己辯誣解疑了。現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靜下來，審慎理智地麵對眼前的困境。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大局和軍隊建設需要，也為了已經劃線站隊的同誌少受或不受委曲，他隻能選擇檢討——哪怕是違心的檢討，惟如此，才會解脫大批同誌。劉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實在是不願和彭德懷在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開罪最高層。深知黨內鬥爭殘酷的他以一個黨員的黨性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樁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一年後，彭德懷因同樣的方式被打倒，毛澤東曾說過：“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彭德懷還不滿意?”〔13〕
人生之旅，命運之舟，榮辱沉浮，誰可預見?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開展軍隊工作中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態，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七十三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麵治療，一麵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誌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誌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裏更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代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深明大義的劉伯承不能不帶病出席，在會上作檢討。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一千多雙眼睛凝神注視著主席台上的動靜。當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始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上，籠罩著一種極其嚴肅而又令人壓抑的濃重氣氛。
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討。他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指示，感謝同誌們的批評。嚴於律己、嚴於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得勢，上麵點名批評，下麵有人非議的情況下，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分苛責。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當說到委曲處、違心自責處，劉伯承語調哽咽，幾不成句。大家明白，這裏麵既有真誠的反省，又有難以言說的滿腹委屈。檢討作罷，台下爆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置之死地而後生，劉伯承的檢討總算過了關。
然而，劉伯承的檢討是想保護一批同誌，但事情的發展卻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越到後期，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越激烈，差點就是殊死以搏的敵我矛盾了。以蕭克為例，他在會上聲辯了幾句，主持會議的黃克誠總長反問道：“你還不服氣，再開幾次會。”於時，批鬥會又開了好幾次。最後蕭克、李達數次檢討都不過關，他倆被撤職，降職到地方工作。大批同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降職降級。“文革”期間，軍事教條主義再次被人提出來，變本加厲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吳偉被折磨致死。那位寧折不彎的蔡鐵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幹校”被觸及靈魂時，仍堅持當年的觀點，結果飽受淩辱摧殘，居然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14〕
故壘蕭蕭，蘆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掛印罷官，攜眷移居北京。這天，軍事學院的許多幹部自發到南京下關碼頭為他送行。劉伯承強撐病體，立於船頭，堅決不允許大家送他去浦口車站。一帆遠去，劉伯承佝僂著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揮舞著雙手。大家幾多不忍，望著寒風凜冽中倍顯孤單的老帥，新任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蒼然歎道：“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一紙謫書傳石頭。劉伯承就此舉家進京。數十載兵戎生涯逐告結束，一代戰神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毀其節，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徐向前元帥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建國後辦了很多學校，有很大成績，但後來吃了兩個大虧，一個是反正規化吃了虧，一個是反教條主義吃了虧。
1986年，劉伯承以九十四歲高齡逝世。中央在給劉伯承的悼詞中特地指明了他在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對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徹底否定，還了劉帥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軍委紀委在“紀”字1987第十五號令通報中，為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誌徹底平反。（陶朱問 賀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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