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董必武“要和小將們一起學習，一起革命。”
[史海鉤沉] 一、一個突然打來的電話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開了中華民族十年災難史的一頁。哪一個人，包括大陸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誰能幸免於難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齡的爸爸已經多年不從事具體工作了，對那夥權欲熏心的人來說也沒有打倒的價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夥還是不打算放過他。我想，僅這一點，除了恰恰說明爸爸與人民，與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共命運以外，還說明林彪、江青一夥反對並與之爭鬥的不僅僅是黨和國家的一批領導人。他們這夥野心家、陰謀家仇視和與之爭鬥的是一代政權，一種思想，一個數百萬人為之犧牲、奮鬥了幾十年，今天已為億萬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突然接到媽媽從他們的休養地廣州打來的長途電話。媽媽說，爸爸剛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兒子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他解釋為什麽，爸爸也沒有問為什麽。媽媽在電話中微微有點口吃，囑咐我們說：“一定要聽話，去吧。”
我滿腹糊塗，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們還是要聽爸爸媽媽打來的電話通知，老老實實地按中央的指示去辦。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騎著車，也沒有帶牙具、衣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門，直奔北京革命曆史博物館東側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門口，我們找來找去找不到談話的人。弟弟提醒說：“到市公安局那邊去看看吧。”
我們順著公安部西邊院牆繞到它的後邊，這裏坐落著北京市公安局的樓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爛公檢法的學生扯著嗓門，推推搡搡地擠滿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臨街的大門口。公安戰士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迎著唾沫四濺的侮辱和不時打在臉上、身上握有小紅書的拳頭。我和弟弟躋身其中，也許因為我和弟弟與那些狂熱者的精神狀態不同。倒格外引起別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幹警服裝的同誌擠過來，審視著我和弟弟，輕聲地問：“你們怎麽也來了？”接著他解釋說，他原是中南海的警衛戰士，轉業到了公安局。我說：“中央叫我弟弟來投案。”他吃驚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點點頭。他問：“你們家搬了嗎？”我一下悟出了他話裏的實際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嗎？”我和弟弟相視一笑，說：“沒搬。”他還不放心，又問我和弟弟：“電話撤了嗎？”他這話的意思是在問：“你爸爸受處分了嗎？”我和弟弟說：“沒撤。”看來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懷疑要我弟弟來投案和自首是否聽錯了，又問：“你們為什麽來的？”我們隻好把媽媽打來的電話內容再重複一遍。他猶豫了一下，說：“你們等一等，我去找個人。”不一會兒，一個四十多歲、中等個頭的男同誌，拿著一個十六開大小的公文夾子來了，領著我和弟弟擠過人牆，進入一間空空蕩蕩、看去很大的屋子，屋裏沿著牆角擺了一圈長條凳。他讓我和弟弟在一條長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過一張舊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麵前，打開夾子，嚴肅地說：“談問題吧！”我弟弟微仰著頭，一邊回憶，一邊檢討自己自“文化革命”以來的違法行為：參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線索、某軍隊提供了汽車、公安部派出人員保衛革命小將的打擊流氓活動；參與了在中央文革指點下的“毛澤東紅衛兵”抄砸民主黨派辦公室的行動……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誌最初努力認真地記筆記，慢慢住了筆，後來合上本子，語調中掩飾不住有些生氣：“就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著帽子，坦率地說：“就這些。”那位同誌大惑不解，問：“誰讓你們來的？”我們又把投案過程講了一遍。他認真地聽，看樣子也認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這類似天方夜譚式的事實，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們的情緒，他站了起來，說：“好吧，就這樣，你們回去吧！我核實一下再說。”我和弟弟剛剛站起來，他那已背過去的身子又突然調過來，麵對我們，臉色嚴肅地問：“你們家電話號碼沒變吧？”我和弟弟心領神會地明白他對電話的關心，肯定地答複他說：“沒變。”
也許我們的坦率、真誠，使公安局這位同誌對他本來就無法理解的現實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無可奈何與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擺脫審問的官腔，對我和弟弟說：“你們回去吧！萬一有什麽，我們會打電話通知的。”稍稍頓了一下，關切地補充說：“別亂跑。”他把我們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滿擁擠、吵鬧的人群的門洞裏。
我們一回到家裏，立刻打長途電話給媽媽，告訴她全部情況。媽媽感到欣慰，連聲說：“好嘛。”但當天晚上，爸爸又托秘書打來了長途電話，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們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況陳述了一遍，秘書即告訴我們：把投案的過程，報告總理值班室備案。第二天上午，我們通過爸爸辦公室的秘書丁雲泉同誌打電話向總理值班室備了案。
我原以為這一切都是誤會，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淩晨，北京市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我弟弟立即帶牙具去投案報到。
當時才二十一歲的弟弟，就這樣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時我還是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生——一個濛濛細雨的晚上，聽說清華大學有中央首長前來講話。誰來講話呢？我也不知道，匆匆忙忙地趕到清華大學的大操場。我到得晚，隻能站在主席台後邊的外圈。
大會已經開過一會兒了，已有一些人講了話。我到達會場時，正好聽見濃重的湖北口音，啊！這是爸爸在講話。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爸爸在大會上講話。
爸爸講得比較慢，一句話講完了，總要稍稍停一下，好像在思考似的。他講話沒有口頭語，也極少語氣詞，幾乎不在詞語上重複。整個講話沒有跌宕的語調、情緒，顯得平淡。
因為是第一次聽爸爸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我也感到新鮮，聽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清楚地記得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個新事物，在新事物麵前要加強學習，通過學習和實踐去認識它，並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還說，他八十歲了，在舊社會生活了五六十年，思想上多少有些舊思想、舊意識啊！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經常地影響他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影響他處理問題。所以，他對任何問題在頭腦中的第一個反應，總不急於去肯定或否定，而是經過反複調查、思考之後才表示態度，這樣對問題的認識和處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最後，他表示說，“要和小將們一起學習，一起革命。”
爸爸這番講話，當時沒有引起與會學生們的反感，當然也無多大明顯的好感。
那時，我對爸爸的講話也不是很讚同，感到他講得“沒勁”，缺乏“革命”的時代感。因為一九六六年，在我們這些學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謂的革命口號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呀！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於爸爸的講話的理解在逐漸加深。後來我才認識到他講話中所提倡的是對的。也許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提倡學習的，還是我的爸爸哩。
曆史終於證明，爸爸是對的。反證則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熱情沒有紮實的理論指導，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工具。一旦他有點覺悟，盡管這覺悟是朦朧的，他也就被政客們拋棄，被投進了監獄。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弟弟所以被迫投案的一個政治背景吧。
二、遷進與搬出中南海
一九五三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鍾鼓樓後的一個有很大的後花園的院子裏，房子的建築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傳說這個院子曾是個王府。
建國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個會接著個會。據說毛主席和周總理到蘇聯去談判，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爸爸是代總理，所以當時很忙。我自己記事很少，也很晚，對那時的事已印象不深。隻記得，我們吃飯，習慣是合家在一起的。而那時為了等爸爸回家吃飯，往往沒有個準時間。就連夏天的晚飯，也常在掌燈時分。
還記得，中午開飯時間，總是先由隨爸爸去開會的警衛同誌在爸爸散會或即將離開辦公室時打個電話回家，家裏就準備好飯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飯桌了。
我們能和爸爸見麵、聊天，就多是在這個時候。我從此也養成了一個不好的習慣，喜歡在吃飯時講話、聊天。
雖然那時家裏的後花園很大，很漂亮，但每當爸爸坐在家裏，想要勸說他到院子裏去走走看看，還是很艱難的事。往往是工作人員提醒他幾次以後，他才從他辦公室東邊走廊上的北門出來，踱到花園裏去。有時經工作人員多次提醒，他仍然扔不下手中的工作。這時，這個動員爸爸出來散散步的任務，就由媽媽和弟弟去完成了。我偶爾也請過爸爸離開辦公室到花園裏去。
爸爸很喜歡這個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濃蔭；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棗；冬天銀裝素裹，別是一番趣味。但是，他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這次搬家大約是一九五七年，他還在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一天，爸爸在辦公室的躺椅上坐著看文件，我進去跟爸爸說起這個院子大、好玩，爸爸笑著聽我說完了，認真地卻不是嚴肅地向我解釋說：“這個地方房子好，花園也很漂亮，你到哪裏去找這麽好的地方呢？說沒有是太絕對了，起碼是很少。對不對？為什麽還要搬呢？”
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爐，要煤，要人跑這麽遠來送文件。這樣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為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還不該搬嗎？該搬。這二呢？”
他說著，伸開中指：“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這樣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窮啊！”最後一句話，好像是從爸爸心底發出的呻吟。我沒有作聲，我也感覺到爸爸身心的那種沉重感。也許是爸爸看出了什麽，他欠起身，摸摸我的腦袋，笑著又說了一句：“你們到了中南海，看電影也方便了嘛！”我的意見本無足輕重，爸爸的前邊兩點解釋我當時也不很以為然，然而吸引我搬家的理由還是有的，那真的是看電影方便了。
不久，我們家就搬入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的院子。這院子和懷仁堂之間，有個寬兩米左右的一條長胡同。我們安置好以後不太長的時間，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他們家緊接著我們家的後院。我們家後院北牆上那一排六個大窗戶，便是王稼祥叔叔家的院南牆。沿著這道南牆有一個走廊，把他們院的三麵屋子聯在一起。王稼祥叔叔他們常常在那個回廊散步，言談笑語伴著腳步。他們和我們就像一家人。媽媽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他的夫人朱仲麗阿姨，往往久久不回，要開飯了，我隻要打開北麵窗戶，扯著嗓子叫喚媽媽就行了。有幾回，我從窗口跳過去把媽媽找回來哩。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叔叔一家就從中南海遷出去了，那個院子一時冷清了下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戚本禹突然紅得發紫，搬了進來。他是在我弟弟第一次被囚時搬來的。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至深夜。
爸爸和媽媽的臥室從搬入中南海起，就一直設在第二進院子北屋的西頭，北牆上的窗戶便是戚本禹住的院子南牆西邊的第一個窗戶。
對於“文化大革命”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於弟弟被囚的原因不詳，我爸爸、媽媽兩個老年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現在不行了。這種壓抑，對他們二老來說，在國統區嚐到過；沒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九六七年他們竟又處在這樣的境地，而且是在中南海！中南海，人們神往的聖地啊！
戚本禹搬到我們家後邊的院子，對爸爸說來，僅僅是繼囚我弟弟後的第二步棋。
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抬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消消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裏住著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為了安全，為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於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為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去找人商量嗎？！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媽媽商議搬出中南海，要去找一個普普通通的房子，甚至房子裏麵的地麵是土的。爸爸認真地對我說：“一般人能住的，我們為什麽住不得呢？”
搬家的準備就這樣開始了。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午，爸爸剛剛從中央開了會回來，走到後院來叫我，我聞聲趕忙跑過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他叫我進他的辦公室去，說完便調身走了，我緊跟在他的身後。爸爸沒走兩步，停了下來，側過身，不看我，臉朝著北麵窗子，站了半刻。他左手撩起薄薄的灰色的絲棉襖，插進褲腰裏，肘部微微地向後用力，這是他的一個習慣動作。爸爸開了會回來，還沒有來得及換一下隻有開會、外出才穿的藏青色呢褲，腳上穿的是在家常穿的小圓口青布鞋。爸爸微微地皺著眉，看著窗外的藍天，慢慢地問我說：“是不是賀老總給了你一把手槍？”爸爸的情緒感染了我，我“嗯”了一聲承認著。爸爸轉過臉看著我，兩隻手都扶在後腰間，又問我說：“這槍是不是葉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給你的？說是替賀老總收藏的？”我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但也品出些不對頭的味道。我於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趕快搜攏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記憶。爸爸雙腳挪動了一下，把右臂抽出來，緩緩地前後甩動著，神情稍稍顯得鬆弛些了。我也慢慢地理出了頭緒—— 那是我們搬入中南海前的一個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約了葉劍英叔叔的兒子選寧和女兒向真等一大幫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實在記不清都有誰了，那時我也跟在哥哥的後麵。我們一起去看望賀老總。賀老總在他的客廳裏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他的手裏拿著已和他渾然一體了的煙鬥。賀老總豪爽的氣質鼓勵了所有在座的年輕人，男孩子們紛紛向賀老總要鳥槍，賀老總一口答應了，並立即讓他們自己去挑選。
賀老總半生戎馬，對武器的鍾愛為許多人所知，現在有那麽多青年也喜歡槍，對他來講，這是一種多麽大的安慰啊！更何況他是體委主任，自然對射擊運動不會不支持。
男孩子們一擁而出，隻有我還坐在那裏，盡管心裏也想要一支槍，但我有點膽怯，心裏正盤算著怎麽說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槍，也應該有槍。也許賀老總看出了我的猶豫，他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麵前，把煙鬥從嘴裏拿出來，微微地彎了腰，背過手去，問：“給你什麽呢？也是槍，好不好？”我高興得站起來，連連說：“好、好、好！”賀老總笑了，回頭叫過一個人，說：“去把那支小手槍給女娃娃拿來。”
拿來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槍和四粒子彈。槍完全像一個玩具。棱角處的烤藍已磨得不見了，但槍鋥亮、鋥亮地泛著藍光。我用手捧著，開心極了！男孩子們提著他們才拿到的槍圍過來，他們羨慕的眼光使我陶醉。馬上聽見有人說：“才四粒子彈！”
賀老總笑眯眯地站在外圈看著我們，他聽到這話，也看出我有點遺憾，就安慰我說：“打完了，再來找我嘛，我給你搞！”
回到家裏，我們送給媽媽看了，媽媽極興奮地查看這些武器時，哥哥偷偷地拿了我的小手槍，到後院的枯井，向井裏放了一槍，槍聲伴著井壁轟鳴。媽媽又教我擦槍，她是打過仗、帶過兵的人，槍對她來講並不陌生。擦好了槍，統一由媽媽收藏起來了——我沒有放過一槍。從此，我再也沒有玩過它，盡管我十分喜愛它。
爸爸聽了我的敘述，精神明顯地鬆快了，說：“今天開完會，總理留住我，說：‘你女兒在北京嗎？’我說：‘在呀！’總理小聲地說：‘有人說，你女兒最近從葉向真手裏接收了一支小手搶，槍是賀龍的。那人還說：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到你女兒那裏拿槍，來暗殺主席的。’”我聽了這個類似“天方夜譚”的話，感到無限惶悚和憤懣！那莫名其妙的苦難，伴隨著“文化大革命”，首先降落在我的弟弟身上。他剛剛踏上生活道路，才二十一歲，他虔誠地信仰過“四人幫”標榜的革命，但他被囚了。現在又落到我的身上，我大學畢業還沒有參加過一天工作，我什麽派別也沒有參加，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啊！難道這是因為我們嗎？不，是為了爸爸，他們——“四人幫”之流為的是要折磨爸爸，盡管我的老爸爸為無產階級的、人民的事業奮鬥了大半生，也許正因為他奮鬥了大半生啊！
爸爸說：“你去把槍找出來，交到中南海警衛局。現在就去找。”說完，爸爸轉過身，我看著他向辦公室走去，他走到門口，扶了一下門框，邁腿進了辦公室。
爸爸一定是太疲勞了，連跨過不足三寸高的小小的門檻，也要扶一扶了……
當天下午，在媽媽的幫助下，翻箱倒櫃地找到了我闊別了十多年的小手槍。那可愛而又可憐的珍品，被幾層布包著，因為多年沒有人動它，它鏽蝕了，槍栓都拉不開了。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十分對不起賀老總！不過，我想，也許正因為它的鏽蝕，恰恰倒說明了賀老總不可能用它去謀殺主席！在陷害賀老總的萬千個假罪名中，該少掉了一樁吧？也許在一夥奸人、竊國大盜向他兜頭潑去的一身汙水，他無力清洗的時候，由於我的無心，也該減少了他一點汙漬吧？
第二天早飯後，爸爸要我立即把槍送到警衛局。“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我們就不能穿行中南海了。我出西門北拐，繞過半個中南海，來到它的東門，經警衛戰士聯係，警衛局出來了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同誌。他聽了我關於槍的全部敘述後，查看了槍，先輕輕地拉了拉槍栓，拉不動，才又鼓起很大的勁去拉，這樣才動了一點。他笑了笑，說：“這支槍根本沒法用了。”他收了槍，走了。我循原路回到家裏，先到爸爸辦公室。爸爸正在為他的書櫃和書編號。我把交槍的經過向爸爸說了，爸爸連連說：“好。”我說：“我累了。”說完想走，爸爸把我叫住，說：“把事情的經過寫個全麵的材料來，我看過後交總理辦公室。”我按照他說的做了，材料交爸爸的秘書轉交總理辦公室了。
事後幾天，聽哥哥向媽媽說起我交槍的那天上午，爸爸編書櫃和書的號碼時，寫錯了好幾次。我聽了，心裏隱隱地感到痛楚。爸爸叫我交槍、聽我說交槍的經過時，看上去他很冷靜，要我寫材料時交代得條理清楚，豈知他心裏一直不安，他在為我擔心。爸爸的愛是深沉的、內在的啊！
就在我們準備搬家的時候，弟弟被釋放了。
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一群政治小醜，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專門從監獄裏提出來的許許多多曾經是紅衛兵的年輕人，向他們表示了寬大後，釋放了當時被召見在座的那些紅衛兵戰士們。我的弟弟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被釋放了。據說他不屬於“聯動”，也不屬於“西糾”。而這次釋放的，據說就是那兩批人。此後，爸爸曾不止一次對我感歎：“無緣無故地抓人，就像給你弟弟這樣的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
在草菅人命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誰在乎那僅僅帶著刀傷的人呢？又有誰為這傷口負責呢？為著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為著我們的黨，今天，我們每個共產黨人在向前看的時候，可不要忘了過去用血肉之軀換來的經驗教訓啊！
一九六八年初春，我們家搬出了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記得一天晚飯後，爸爸站在院子裏，舒暢地把雙手揚過頭頂，伸了伸腰後，笑著對我說：“良翬，我們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體會到他的心情，他是多麽希望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三、弟弟第二次被捕
三月五日是爸爸的生日，和爸爸一起過生日最少的是哥哥。三月初，一般學校已開學，哥哥從小學到大學都是住校，上大學時又在哈爾濱，所以，雖然他年長些，卻不是和爸爸一起過生日最多的人。盡管這樣，隻要爸爸的生日到了，哥哥總要寫封信或寄首詩，有時還寄個小禮品回來。如果——其實也是經常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北京，我和弟弟也總是計算好郵程，在爸爸的生日那天，使他能接到賀信什麽的。
三月五日，一年一度，我們全家的心——從南方到東北，總連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弟弟被囚後，爸爸的生日，過得最為寡淡。一九六八年，媽媽想使爸爸的生日過得熱鬧一點，我們都很支持。
爸爸、媽媽帶著哥哥在一九六七年冬就去了廣州；一九六八年初，媽媽要我和弟弟也去。我倆買了火車硬座票，便一起來到廣州。
三月上旬的一天，大約十點多鍾，報紙送來了。我走進爸爸的辦公室。我坐下來，還沒有拿起報紙，爸爸就說：你急著回北京嗎？不要走吧。我正在讀《政治經濟學》。”說著把書揚起來給我看，“你媽媽看不懂這些書，所以不能和她討論；哥哥住不下去，急急忙忙地走了；弟弟一心想當兵，安不下心來；你留下來，好不好？我們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我不敢看爸爸，也沒有吭聲，隻笑了笑，拿起一張報紙，無心地翻著。我知道爸爸一直注視著我，期待著我答應他。我放下報紙，看著爸爸，輕聲地說：“我們學校的畢業分配方案還沒有，我得到學校催問啊。”
爸爸似乎有些失望，他沒有再說什麽，舉起書看起來。我想爸爸一定是有些寂寞了，也許他隻希望在他的學習中有個聽他抒發心得的學生，有個理解他並聽取他闡明觀點的人，起碼像我這樣一個不用功的人，即使我不能開拓他的思路，也還會受到教育，可是我也“心不在焉”了。
每每回憶起這件事，就像有塊鉛壓在心中。我常常自責：我不該走。我沒有理解爸爸，甚至也沒有同情他。在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卻走了。如果地球能倒轉回去，我願留下來，陪伴他學習，傾聽他的闡述……
我逗留廣州期間，每天除了看看報，陪爸爸散散步外，沒有別的事。而弟弟一到廣州，就纏著媽媽，要她到軍區活動活動，想爭取在廣州入伍。軍區對於這個要求遲遲不做正麵回答，總說：“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三月上旬，哥哥先回了北京，弟弟便越來越住不下去了。
三月中旬的廣州，天氣已很暖和。一天，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去看軍區的一位幹部。記得媽媽在說到弟弟急著回北京時說過：“如果軍區同意良翮入伍，希望早些告訴他，他還想回一趟北京，安頓一下再來服役。”到了下旬，廣州軍區同意接收弟弟入伍。此時媽媽又得知張雲逸叔叔將乘火車回北京，就請他把我們姐弟帶回北京去，張叔叔同意了。
大約三月底、四月初，我們跟隨張雲逸叔叔啟程返京，行前我和弟弟去向爸爸告別。爸爸一再囑咐我們：在途中站台上不要忘記了時間，問清楚停車幾分鍾再下去，叮嚀我一有分配方案就寫信告訴他們；提醒弟弟早些回來，不要超過了部隊容許的時間。爸爸總是這樣，一遍一遍地講。我知道他不完全是怕我們掉隊，主要是怕我們成為人家的包袱。
在火車上，弟弟常到我的鋪位來玩。我在路過他的鋪位時，看見另有兩個男同誌和他的鋪位安排在一起。看起來弟弟和那兩個人雖然交談不多，卻也還能相處。隻是弟弟出獄後回憶起那兩個人的行蹤時，發覺他每次上月台時那兩人必有一人跟著。有一次弟弟上月台買東西，在貨櫃前人群裏擠進擠出，看到跟出來的那個人也很著急地進進出出。當然這都是弟弟後來回憶起來的，而在當時，卻沒有絲毫不祥或不安全的預感。
車過豐台前後，因為我們一路吃飯尚未交錢，我掏出錢鈔、糧票要弟弟去交。弟弟怕麻煩，又推我去交，我有些生氣，他也幹脆一扭頭，跑回他的臥鋪去了。這時火車徐徐駛進了北京站。我在窗口看見了來接車的哥哥和弟弟的女朋友雲雲。車停了，我等張叔叔一家走了，車廂裏不那麽擁擠時，才拎起行囊、提包往前走。此刻我看見弟弟提著包兒和瓶子，神情自若地夾在那兩個人的中間向車尾走去。因為剛和弟弟鬧了口角，我沒理睬他，隻自顧自地隨著人流下車了。哥哥一邊接我的東西，一邊向後張望，問：“良翩呢？”我朝雲雲說：“他從後門下車。”我們六隻眼睛向後打望，佇候良久，才看見弟弟走下車來，但神色不對：步履踉蹌，雙手好像銬在了一起。隻見他揚了揚手中給雲雲買的蜂蜜，嘴唇翕動著卻沒有發出聲音來。
當我們確確實實看清他手上的手銬時，他已被連推帶搡塞進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一輛小轎車裏。小轎車把弟弟拉走了，哥哥、雲雲和我，木頭似地立在那裏，如墜五裏霧中。一個陌生人把我們送出了火車站。我們沒有搭乘公共汽車回家，一路默默地步行著，思考著剛才發生的事情。稍後，我們議論：要不要告訴爸爸、媽媽？什麽時候講，怎麽講？到了家裏還在討論：誰來說？這時警衛班同誌叫哥哥接長途電話。我們三人都一齊湊近電話耳機，聽見媽媽急促地問：“良翮還好嗎？”哥哥隻好如實地講了。媽媽也告訴哥哥：“良翮他們走了一個多小時後，黃永勝司令員來找你爸爸單獨談了話。你爸爸告訴我，黃說中央命令逮捕良翮歸案。原因不清楚。”我們七嘴八舌地請媽媽照顧好爸爸，也要善自保重。媽媽又要我聽電話。電話裏，媽媽埋怨我說：“你在車上，怎麽一點感覺也沒有呢？人家跟了你們一路呀！”我隻能如實承認。隨後，媽媽掛上了電話。我很委屈，但也不想表白。
我想：“感覺”？就是感覺了，又能怎樣呢？講理嗎？那時，沒有理可講，也沒有講理的地方啊！逃跑嗎？難道能逃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難道能背叛祖國？拒捕嗎？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怎麽可以對抗呢？顯然，道路隻有一條，就是弟弟已經走的那一條：被捕。
幾天後，我愛人張力理出差路過北京，回家小住。一天夜裏，我們剛剛躺下，警衛班叫我聽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媽媽頭一句話顯得很緊張。問：“良翬，你還好嗎？”我趕緊說：“挺好啊。”媽媽好像鬆了一口氣。我又問了爸爸和媽媽的起居、飲食。媽媽說：“爸爸吃了藥，躺下了，還沒睡。其他都還好。”我想爸爸一定在等媽媽回去說電話裏的情況，就要掛上電話，媽媽又要力理聽電話，要力理好好照顧我。力理再三請她休息、放心，才掛上電話。我品味著媽媽的電話，覺得味道不對，就撲在力理懷裏哭了。我囑咐力理一定要來看我——好像我已經遭到了不幸，那黑魆魆的夜就是等待著我的監獄……
爸爸媽媽像往常一樣，在五一節前後回到北京。看上去，爸爸的精神和以往沒有太大的差別，但耳朵顯得重聽了。過去和爸爸聊天，不用大聲說話，現在常常要提高聲音重複一下。爸爸的步履也有些蹣跚了。這個時期，爸爸做了不少詩。他在整張的報紙上，練寫大字時就書寫剛剛作出的詩。詩的內容，都是關於弟弟被捕的。為了不被別人認出這些詩，爸爸就橫著寫、豎著寫，大字、小字拌合著寫，把整張整張的報紙塗成墨色。媽媽提醒爸爸：“不要寫了！”爸爸笑著舉起全黑的報紙，說：“誰看得出來？”
媽媽這次回京，記性也大不如前，常常聽她嘟囔道：“看，又忘了！”性情也變得煩躁，常為一些小事發脾氣。媽媽還開始抽煙，坐在那裏，一支接一支地抽。爸爸見到媽媽這樣，就仰起頭，手插腰間來回踱步，然後說：“氣什麽？就算沒有生這個兒子嘛，這不就想開啦？”爸爸、媽媽互相關心著，相依抗擊著這莫名其妙的打擊。
弟弟為什麽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我親愛的爸爸在沙發裏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少見的。爸爸見了我，便長長地舒了口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這個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 “四人幫”整人，手段因人而異。對賀龍同誌，捏造了“二月兵變”，對陳毅同誌，搞了個“二月逆流”，對這批人用“叛徒集團”，對另一批人用“走資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樣百出。對我爸爸，因為無權可奪，他們於是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
[史海鉤沉] 一、一個突然打來的電話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開了中華民族十年災難史的一頁。哪一個人，包括大陸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誰能幸免於難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齡的爸爸已經多年不從事具體工作了，對那夥權欲熏心的人來說也沒有打倒的價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夥還是不打算放過他。我想，僅這一點，除了恰恰說明爸爸與人民，與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共命運以外，還說明林彪、江青一夥反對並與之爭鬥的不僅僅是黨和國家的一批領導人。他們這夥野心家、陰謀家仇視和與之爭鬥的是一代政權，一種思想，一個數百萬人為之犧牲、奮鬥了幾十年，今天已為億萬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突然接到媽媽從他們的休養地廣州打來的長途電話。媽媽說，爸爸剛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兒子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他解釋為什麽，爸爸也沒有問為什麽。媽媽在電話中微微有點口吃，囑咐我們說：“一定要聽話，去吧。”
我滿腹糊塗，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們還是要聽爸爸媽媽打來的電話通知，老老實實地按中央的指示去辦。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騎著車，也沒有帶牙具、衣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門，直奔北京革命曆史博物館東側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門口，我們找來找去找不到談話的人。弟弟提醒說：“到市公安局那邊去看看吧。”
我們順著公安部西邊院牆繞到它的後邊，這裏坐落著北京市公安局的樓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爛公檢法的學生扯著嗓門，推推搡搡地擠滿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臨街的大門口。公安戰士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迎著唾沫四濺的侮辱和不時打在臉上、身上握有小紅書的拳頭。我和弟弟躋身其中，也許因為我和弟弟與那些狂熱者的精神狀態不同。倒格外引起別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幹警服裝的同誌擠過來，審視著我和弟弟，輕聲地問：“你們怎麽也來了？”接著他解釋說，他原是中南海的警衛戰士，轉業到了公安局。我說：“中央叫我弟弟來投案。”他吃驚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點點頭。他問：“你們家搬了嗎？”我一下悟出了他話裏的實際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嗎？”我和弟弟相視一笑，說：“沒搬。”他還不放心，又問我和弟弟：“電話撤了嗎？”他這話的意思是在問：“你爸爸受處分了嗎？”我和弟弟說：“沒撤。”看來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懷疑要我弟弟來投案和自首是否聽錯了，又問：“你們為什麽來的？”我們隻好把媽媽打來的電話內容再重複一遍。他猶豫了一下，說：“你們等一等，我去找個人。”不一會兒，一個四十多歲、中等個頭的男同誌，拿著一個十六開大小的公文夾子來了，領著我和弟弟擠過人牆，進入一間空空蕩蕩、看去很大的屋子，屋裏沿著牆角擺了一圈長條凳。他讓我和弟弟在一條長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過一張舊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麵前，打開夾子，嚴肅地說：“談問題吧！”我弟弟微仰著頭，一邊回憶，一邊檢討自己自“文化革命”以來的違法行為：參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線索、某軍隊提供了汽車、公安部派出人員保衛革命小將的打擊流氓活動；參與了在中央文革指點下的“毛澤東紅衛兵”抄砸民主黨派辦公室的行動……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誌最初努力認真地記筆記，慢慢住了筆，後來合上本子，語調中掩飾不住有些生氣：“就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著帽子，坦率地說：“就這些。”那位同誌大惑不解，問：“誰讓你們來的？”我們又把投案過程講了一遍。他認真地聽，看樣子也認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這類似天方夜譚式的事實，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們的情緒，他站了起來，說：“好吧，就這樣，你們回去吧！我核實一下再說。”我和弟弟剛剛站起來，他那已背過去的身子又突然調過來，麵對我們，臉色嚴肅地問：“你們家電話號碼沒變吧？”我和弟弟心領神會地明白他對電話的關心，肯定地答複他說：“沒變。”
也許我們的坦率、真誠，使公安局這位同誌對他本來就無法理解的現實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無可奈何與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擺脫審問的官腔，對我和弟弟說：“你們回去吧！萬一有什麽，我們會打電話通知的。”稍稍頓了一下，關切地補充說：“別亂跑。”他把我們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滿擁擠、吵鬧的人群的門洞裏。
我們一回到家裏，立刻打長途電話給媽媽，告訴她全部情況。媽媽感到欣慰，連聲說：“好嘛。”但當天晚上，爸爸又托秘書打來了長途電話，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們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況陳述了一遍，秘書即告訴我們：把投案的過程，報告總理值班室備案。第二天上午，我們通過爸爸辦公室的秘書丁雲泉同誌打電話向總理值班室備了案。
我原以為這一切都是誤會，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淩晨，北京市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我弟弟立即帶牙具去投案報到。
當時才二十一歲的弟弟，就這樣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時我還是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生——一個濛濛細雨的晚上，聽說清華大學有中央首長前來講話。誰來講話呢？我也不知道，匆匆忙忙地趕到清華大學的大操場。我到得晚，隻能站在主席台後邊的外圈。
大會已經開過一會兒了，已有一些人講了話。我到達會場時，正好聽見濃重的湖北口音，啊！這是爸爸在講話。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爸爸在大會上講話。
爸爸講得比較慢，一句話講完了，總要稍稍停一下，好像在思考似的。他講話沒有口頭語，也極少語氣詞，幾乎不在詞語上重複。整個講話沒有跌宕的語調、情緒，顯得平淡。
因為是第一次聽爸爸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我也感到新鮮，聽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清楚地記得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個新事物，在新事物麵前要加強學習，通過學習和實踐去認識它，並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還說，他八十歲了，在舊社會生活了五六十年，思想上多少有些舊思想、舊意識啊！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經常地影響他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影響他處理問題。所以，他對任何問題在頭腦中的第一個反應，總不急於去肯定或否定，而是經過反複調查、思考之後才表示態度，這樣對問題的認識和處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最後，他表示說，“要和小將們一起學習，一起革命。”
爸爸這番講話，當時沒有引起與會學生們的反感，當然也無多大明顯的好感。
那時，我對爸爸的講話也不是很讚同，感到他講得“沒勁”，缺乏“革命”的時代感。因為一九六六年，在我們這些學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謂的革命口號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呀！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於爸爸的講話的理解在逐漸加深。後來我才認識到他講話中所提倡的是對的。也許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提倡學習的，還是我的爸爸哩。
曆史終於證明，爸爸是對的。反證則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熱情沒有紮實的理論指導，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工具。一旦他有點覺悟，盡管這覺悟是朦朧的，他也就被政客們拋棄，被投進了監獄。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弟弟所以被迫投案的一個政治背景吧。
二、遷進與搬出中南海
一九五三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鍾鼓樓後的一個有很大的後花園的院子裏，房子的建築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傳說這個院子曾是個王府。
建國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個會接著個會。據說毛主席和周總理到蘇聯去談判，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爸爸是代總理，所以當時很忙。我自己記事很少，也很晚，對那時的事已印象不深。隻記得，我們吃飯，習慣是合家在一起的。而那時為了等爸爸回家吃飯，往往沒有個準時間。就連夏天的晚飯，也常在掌燈時分。
還記得，中午開飯時間，總是先由隨爸爸去開會的警衛同誌在爸爸散會或即將離開辦公室時打個電話回家，家裏就準備好飯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飯桌了。
我們能和爸爸見麵、聊天，就多是在這個時候。我從此也養成了一個不好的習慣，喜歡在吃飯時講話、聊天。
雖然那時家裏的後花園很大，很漂亮，但每當爸爸坐在家裏，想要勸說他到院子裏去走走看看，還是很艱難的事。往往是工作人員提醒他幾次以後，他才從他辦公室東邊走廊上的北門出來，踱到花園裏去。有時經工作人員多次提醒，他仍然扔不下手中的工作。這時，這個動員爸爸出來散散步的任務，就由媽媽和弟弟去完成了。我偶爾也請過爸爸離開辦公室到花園裏去。
爸爸很喜歡這個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濃蔭；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棗；冬天銀裝素裹，別是一番趣味。但是，他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這次搬家大約是一九五七年，他還在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一天，爸爸在辦公室的躺椅上坐著看文件，我進去跟爸爸說起這個院子大、好玩，爸爸笑著聽我說完了，認真地卻不是嚴肅地向我解釋說：“這個地方房子好，花園也很漂亮，你到哪裏去找這麽好的地方呢？說沒有是太絕對了，起碼是很少。對不對？為什麽還要搬呢？”
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爐，要煤，要人跑這麽遠來送文件。這樣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為國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還不該搬嗎？該搬。這二呢？”
他說著，伸開中指：“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這樣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國家窮啊！”最後一句話，好像是從爸爸心底發出的呻吟。我沒有作聲，我也感覺到爸爸身心的那種沉重感。也許是爸爸看出了什麽，他欠起身，摸摸我的腦袋，笑著又說了一句：“你們到了中南海，看電影也方便了嘛！”我的意見本無足輕重，爸爸的前邊兩點解釋我當時也不很以為然，然而吸引我搬家的理由還是有的，那真的是看電影方便了。
不久，我們家就搬入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的院子。這院子和懷仁堂之間，有個寬兩米左右的一條長胡同。我們安置好以後不太長的時間，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他們家緊接著我們家的後院。我們家後院北牆上那一排六個大窗戶，便是王稼祥叔叔家的院南牆。沿著這道南牆有一個走廊，把他們院的三麵屋子聯在一起。王稼祥叔叔他們常常在那個回廊散步，言談笑語伴著腳步。他們和我們就像一家人。媽媽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他的夫人朱仲麗阿姨，往往久久不回，要開飯了，我隻要打開北麵窗戶，扯著嗓子叫喚媽媽就行了。有幾回，我從窗口跳過去把媽媽找回來哩。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叔叔一家就從中南海遷出去了，那個院子一時冷清了下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戚本禹突然紅得發紫，搬了進來。他是在我弟弟第一次被囚時搬來的。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至深夜。
爸爸和媽媽的臥室從搬入中南海起，就一直設在第二進院子北屋的西頭，北牆上的窗戶便是戚本禹住的院子南牆西邊的第一個窗戶。
對於“文化大革命”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於弟弟被囚的原因不詳，我爸爸、媽媽兩個老年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現在不行了。這種壓抑，對他們二老來說，在國統區嚐到過；沒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九六七年他們竟又處在這樣的境地，而且是在中南海！中南海，人們神往的聖地啊！
戚本禹搬到我們家後邊的院子，對爸爸說來，僅僅是繼囚我弟弟後的第二步棋。
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抬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消消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裏住著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為了安全，為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於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為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去找人商量嗎？！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媽媽商議搬出中南海，要去找一個普普通通的房子，甚至房子裏麵的地麵是土的。爸爸認真地對我說：“一般人能住的，我們為什麽住不得呢？”
搬家的準備就這樣開始了。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午，爸爸剛剛從中央開了會回來，走到後院來叫我，我聞聲趕忙跑過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他叫我進他的辦公室去，說完便調身走了，我緊跟在他的身後。爸爸沒走兩步，停了下來，側過身，不看我，臉朝著北麵窗子，站了半刻。他左手撩起薄薄的灰色的絲棉襖，插進褲腰裏，肘部微微地向後用力，這是他的一個習慣動作。爸爸開了會回來，還沒有來得及換一下隻有開會、外出才穿的藏青色呢褲，腳上穿的是在家常穿的小圓口青布鞋。爸爸微微地皺著眉，看著窗外的藍天，慢慢地問我說：“是不是賀老總給了你一把手槍？”爸爸的情緒感染了我，我“嗯”了一聲承認著。爸爸轉過臉看著我，兩隻手都扶在後腰間，又問我說：“這槍是不是葉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給你的？說是替賀老總收藏的？”我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但也品出些不對頭的味道。我於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趕快搜攏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記憶。爸爸雙腳挪動了一下，把右臂抽出來，緩緩地前後甩動著，神情稍稍顯得鬆弛些了。我也慢慢地理出了頭緒—— 那是我們搬入中南海前的一個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約了葉劍英叔叔的兒子選寧和女兒向真等一大幫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實在記不清都有誰了，那時我也跟在哥哥的後麵。我們一起去看望賀老總。賀老總在他的客廳裏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他的手裏拿著已和他渾然一體了的煙鬥。賀老總豪爽的氣質鼓勵了所有在座的年輕人，男孩子們紛紛向賀老總要鳥槍，賀老總一口答應了，並立即讓他們自己去挑選。
賀老總半生戎馬，對武器的鍾愛為許多人所知，現在有那麽多青年也喜歡槍，對他來講，這是一種多麽大的安慰啊！更何況他是體委主任，自然對射擊運動不會不支持。
男孩子們一擁而出，隻有我還坐在那裏，盡管心裏也想要一支槍，但我有點膽怯，心裏正盤算著怎麽說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槍，也應該有槍。也許賀老總看出了我的猶豫，他走了過來，站在我的麵前，把煙鬥從嘴裏拿出來，微微地彎了腰，背過手去，問：“給你什麽呢？也是槍，好不好？”我高興得站起來，連連說：“好、好、好！”賀老總笑了，回頭叫過一個人，說：“去把那支小手槍給女娃娃拿來。”
拿來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槍和四粒子彈。槍完全像一個玩具。棱角處的烤藍已磨得不見了，但槍鋥亮、鋥亮地泛著藍光。我用手捧著，開心極了！男孩子們提著他們才拿到的槍圍過來，他們羨慕的眼光使我陶醉。馬上聽見有人說：“才四粒子彈！”
賀老總笑眯眯地站在外圈看著我們，他聽到這話，也看出我有點遺憾，就安慰我說：“打完了，再來找我嘛，我給你搞！”
回到家裏，我們送給媽媽看了，媽媽極興奮地查看這些武器時，哥哥偷偷地拿了我的小手槍，到後院的枯井，向井裏放了一槍，槍聲伴著井壁轟鳴。媽媽又教我擦槍，她是打過仗、帶過兵的人，槍對她來講並不陌生。擦好了槍，統一由媽媽收藏起來了——我沒有放過一槍。從此，我再也沒有玩過它，盡管我十分喜愛它。
爸爸聽了我的敘述，精神明顯地鬆快了，說：“今天開完會，總理留住我，說：‘你女兒在北京嗎？’我說：‘在呀！’總理小聲地說：‘有人說，你女兒最近從葉向真手裏接收了一支小手搶，槍是賀龍的。那人還說：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到你女兒那裏拿槍，來暗殺主席的。’”我聽了這個類似“天方夜譚”的話，感到無限惶悚和憤懣！那莫名其妙的苦難，伴隨著“文化大革命”，首先降落在我的弟弟身上。他剛剛踏上生活道路，才二十一歲，他虔誠地信仰過“四人幫”標榜的革命，但他被囚了。現在又落到我的身上，我大學畢業還沒有參加過一天工作，我什麽派別也沒有參加，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啊！難道這是因為我們嗎？不，是為了爸爸，他們——“四人幫”之流為的是要折磨爸爸，盡管我的老爸爸為無產階級的、人民的事業奮鬥了大半生，也許正因為他奮鬥了大半生啊！
爸爸說：“你去把槍找出來，交到中南海警衛局。現在就去找。”說完，爸爸轉過身，我看著他向辦公室走去，他走到門口，扶了一下門框，邁腿進了辦公室。
爸爸一定是太疲勞了，連跨過不足三寸高的小小的門檻，也要扶一扶了……
當天下午，在媽媽的幫助下，翻箱倒櫃地找到了我闊別了十多年的小手槍。那可愛而又可憐的珍品，被幾層布包著，因為多年沒有人動它，它鏽蝕了，槍栓都拉不開了。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十分對不起賀老總！不過，我想，也許正因為它的鏽蝕，恰恰倒說明了賀老總不可能用它去謀殺主席！在陷害賀老總的萬千個假罪名中，該少掉了一樁吧？也許在一夥奸人、竊國大盜向他兜頭潑去的一身汙水，他無力清洗的時候，由於我的無心，也該減少了他一點汙漬吧？
第二天早飯後，爸爸要我立即把槍送到警衛局。“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我們就不能穿行中南海了。我出西門北拐，繞過半個中南海，來到它的東門，經警衛戰士聯係，警衛局出來了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同誌。他聽了我關於槍的全部敘述後，查看了槍，先輕輕地拉了拉槍栓，拉不動，才又鼓起很大的勁去拉，這樣才動了一點。他笑了笑，說：“這支槍根本沒法用了。”他收了槍，走了。我循原路回到家裏，先到爸爸辦公室。爸爸正在為他的書櫃和書編號。我把交槍的經過向爸爸說了，爸爸連連說：“好。”我說：“我累了。”說完想走，爸爸把我叫住，說：“把事情的經過寫個全麵的材料來，我看過後交總理辦公室。”我按照他說的做了，材料交爸爸的秘書轉交總理辦公室了。
事後幾天，聽哥哥向媽媽說起我交槍的那天上午，爸爸編書櫃和書的號碼時，寫錯了好幾次。我聽了，心裏隱隱地感到痛楚。爸爸叫我交槍、聽我說交槍的經過時，看上去他很冷靜，要我寫材料時交代得條理清楚，豈知他心裏一直不安，他在為我擔心。爸爸的愛是深沉的、內在的啊！
就在我們準備搬家的時候，弟弟被釋放了。
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一群政治小醜，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專門從監獄裏提出來的許許多多曾經是紅衛兵的年輕人，向他們表示了寬大後，釋放了當時被召見在座的那些紅衛兵戰士們。我的弟弟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被釋放了。據說他不屬於“聯動”，也不屬於“西糾”。而這次釋放的，據說就是那兩批人。此後，爸爸曾不止一次對我感歎：“無緣無故地抓人，就像給你弟弟這樣的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
在草菅人命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誰在乎那僅僅帶著刀傷的人呢？又有誰為這傷口負責呢？為著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為著我們的黨，今天，我們每個共產黨人在向前看的時候，可不要忘了過去用血肉之軀換來的經驗教訓啊！
一九六八年初春，我們家搬出了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記得一天晚飯後，爸爸站在院子裏，舒暢地把雙手揚過頭頂，伸了伸腰後，笑著對我說：“良翬，我們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體會到他的心情，他是多麽希望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三、弟弟第二次被捕
三月五日是爸爸的生日，和爸爸一起過生日最少的是哥哥。三月初，一般學校已開學，哥哥從小學到大學都是住校，上大學時又在哈爾濱，所以，雖然他年長些，卻不是和爸爸一起過生日最多的人。盡管這樣，隻要爸爸的生日到了，哥哥總要寫封信或寄首詩，有時還寄個小禮品回來。如果——其實也是經常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北京，我和弟弟也總是計算好郵程，在爸爸的生日那天，使他能接到賀信什麽的。
三月五日，一年一度，我們全家的心——從南方到東北，總連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弟弟被囚後，爸爸的生日，過得最為寡淡。一九六八年，媽媽想使爸爸的生日過得熱鬧一點，我們都很支持。
爸爸、媽媽帶著哥哥在一九六七年冬就去了廣州；一九六八年初，媽媽要我和弟弟也去。我倆買了火車硬座票，便一起來到廣州。
三月上旬的一天，大約十點多鍾，報紙送來了。我走進爸爸的辦公室。我坐下來，還沒有拿起報紙，爸爸就說：你急著回北京嗎？不要走吧。我正在讀《政治經濟學》。”說著把書揚起來給我看，“你媽媽看不懂這些書，所以不能和她討論；哥哥住不下去，急急忙忙地走了；弟弟一心想當兵，安不下心來；你留下來，好不好？我們一起學習《政治經濟學》。”我不敢看爸爸，也沒有吭聲，隻笑了笑，拿起一張報紙，無心地翻著。我知道爸爸一直注視著我，期待著我答應他。我放下報紙，看著爸爸，輕聲地說：“我們學校的畢業分配方案還沒有，我得到學校催問啊。”
爸爸似乎有些失望，他沒有再說什麽，舉起書看起來。我想爸爸一定是有些寂寞了，也許他隻希望在他的學習中有個聽他抒發心得的學生，有個理解他並聽取他闡明觀點的人，起碼像我這樣一個不用功的人，即使我不能開拓他的思路，也還會受到教育，可是我也“心不在焉”了。
每每回憶起這件事，就像有塊鉛壓在心中。我常常自責：我不該走。我沒有理解爸爸，甚至也沒有同情他。在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卻走了。如果地球能倒轉回去，我願留下來，陪伴他學習，傾聽他的闡述……
我逗留廣州期間，每天除了看看報，陪爸爸散散步外，沒有別的事。而弟弟一到廣州，就纏著媽媽，要她到軍區活動活動，想爭取在廣州入伍。軍區對於這個要求遲遲不做正麵回答，總說：“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三月上旬，哥哥先回了北京，弟弟便越來越住不下去了。
三月中旬的廣州，天氣已很暖和。一天，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去看軍區的一位幹部。記得媽媽在說到弟弟急著回北京時說過：“如果軍區同意良翮入伍，希望早些告訴他，他還想回一趟北京，安頓一下再來服役。”到了下旬，廣州軍區同意接收弟弟入伍。此時媽媽又得知張雲逸叔叔將乘火車回北京，就請他把我們姐弟帶回北京去，張叔叔同意了。
大約三月底、四月初，我們跟隨張雲逸叔叔啟程返京，行前我和弟弟去向爸爸告別。爸爸一再囑咐我們：在途中站台上不要忘記了時間，問清楚停車幾分鍾再下去，叮嚀我一有分配方案就寫信告訴他們；提醒弟弟早些回來，不要超過了部隊容許的時間。爸爸總是這樣，一遍一遍地講。我知道他不完全是怕我們掉隊，主要是怕我們成為人家的包袱。
在火車上，弟弟常到我的鋪位來玩。我在路過他的鋪位時，看見另有兩個男同誌和他的鋪位安排在一起。看起來弟弟和那兩個人雖然交談不多，卻也還能相處。隻是弟弟出獄後回憶起那兩個人的行蹤時，發覺他每次上月台時那兩人必有一人跟著。有一次弟弟上月台買東西，在貨櫃前人群裏擠進擠出，看到跟出來的那個人也很著急地進進出出。當然這都是弟弟後來回憶起來的，而在當時，卻沒有絲毫不祥或不安全的預感。
車過豐台前後，因為我們一路吃飯尚未交錢，我掏出錢鈔、糧票要弟弟去交。弟弟怕麻煩，又推我去交，我有些生氣，他也幹脆一扭頭，跑回他的臥鋪去了。這時火車徐徐駛進了北京站。我在窗口看見了來接車的哥哥和弟弟的女朋友雲雲。車停了，我等張叔叔一家走了，車廂裏不那麽擁擠時，才拎起行囊、提包往前走。此刻我看見弟弟提著包兒和瓶子，神情自若地夾在那兩個人的中間向車尾走去。因為剛和弟弟鬧了口角，我沒理睬他，隻自顧自地隨著人流下車了。哥哥一邊接我的東西，一邊向後張望，問：“良翩呢？”我朝雲雲說：“他從後門下車。”我們六隻眼睛向後打望，佇候良久，才看見弟弟走下車來，但神色不對：步履踉蹌，雙手好像銬在了一起。隻見他揚了揚手中給雲雲買的蜂蜜，嘴唇翕動著卻沒有發出聲音來。
當我們確確實實看清他手上的手銬時，他已被連推帶搡塞進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一輛小轎車裏。小轎車把弟弟拉走了，哥哥、雲雲和我，木頭似地立在那裏，如墜五裏霧中。一個陌生人把我們送出了火車站。我們沒有搭乘公共汽車回家，一路默默地步行著，思考著剛才發生的事情。稍後，我們議論：要不要告訴爸爸、媽媽？什麽時候講，怎麽講？到了家裏還在討論：誰來說？這時警衛班同誌叫哥哥接長途電話。我們三人都一齊湊近電話耳機，聽見媽媽急促地問：“良翮還好嗎？”哥哥隻好如實地講了。媽媽也告訴哥哥：“良翮他們走了一個多小時後，黃永勝司令員來找你爸爸單獨談了話。你爸爸告訴我，黃說中央命令逮捕良翮歸案。原因不清楚。”我們七嘴八舌地請媽媽照顧好爸爸，也要善自保重。媽媽又要我聽電話。電話裏，媽媽埋怨我說：“你在車上，怎麽一點感覺也沒有呢？人家跟了你們一路呀！”我隻能如實承認。隨後，媽媽掛上了電話。我很委屈，但也不想表白。
我想：“感覺”？就是感覺了，又能怎樣呢？講理嗎？那時，沒有理可講，也沒有講理的地方啊！逃跑嗎？難道能逃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難道能背叛祖國？拒捕嗎？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怎麽可以對抗呢？顯然，道路隻有一條，就是弟弟已經走的那一條：被捕。
幾天後，我愛人張力理出差路過北京，回家小住。一天夜裏，我們剛剛躺下，警衛班叫我聽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媽媽頭一句話顯得很緊張。問：“良翬，你還好嗎？”我趕緊說：“挺好啊。”媽媽好像鬆了一口氣。我又問了爸爸和媽媽的起居、飲食。媽媽說：“爸爸吃了藥，躺下了，還沒睡。其他都還好。”我想爸爸一定在等媽媽回去說電話裏的情況，就要掛上電話，媽媽又要力理聽電話，要力理好好照顧我。力理再三請她休息、放心，才掛上電話。我品味著媽媽的電話，覺得味道不對，就撲在力理懷裏哭了。我囑咐力理一定要來看我——好像我已經遭到了不幸，那黑魆魆的夜就是等待著我的監獄……
爸爸媽媽像往常一樣，在五一節前後回到北京。看上去，爸爸的精神和以往沒有太大的差別，但耳朵顯得重聽了。過去和爸爸聊天，不用大聲說話，現在常常要提高聲音重複一下。爸爸的步履也有些蹣跚了。這個時期，爸爸做了不少詩。他在整張的報紙上，練寫大字時就書寫剛剛作出的詩。詩的內容，都是關於弟弟被捕的。為了不被別人認出這些詩，爸爸就橫著寫、豎著寫，大字、小字拌合著寫，把整張整張的報紙塗成墨色。媽媽提醒爸爸：“不要寫了！”爸爸笑著舉起全黑的報紙，說：“誰看得出來？”
媽媽這次回京，記性也大不如前，常常聽她嘟囔道：“看，又忘了！”性情也變得煩躁，常為一些小事發脾氣。媽媽還開始抽煙，坐在那裏，一支接一支地抽。爸爸見到媽媽這樣，就仰起頭，手插腰間來回踱步，然後說：“氣什麽？就算沒有生這個兒子嘛，這不就想開啦？”爸爸、媽媽互相關心著，相依抗擊著這莫名其妙的打擊。
弟弟為什麽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我親愛的爸爸在沙發裏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少見的。爸爸見了我，便長長地舒了口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這個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 “四人幫”整人，手段因人而異。對賀龍同誌，捏造了“二月兵變”，對陳毅同誌，搞了個“二月逆流”，對這批人用“叛徒集團”，對另一批人用“走資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樣百出。對我爸爸，因為無權可奪，他們於是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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