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德不該成為紅軍失敗的替罪羊
李德是黨史上一個重要人物，無論正史還是民間，都把他看成中央蘇區失敗，進行長征的罪人，並把很多罪名歸結於他，這多少是誇大其詞，不符合曆史真相。
李德最大罪名是以共產國際顧問身份，直接指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造成中央蘇區根據地喪失。共產國際參與中國共產黨指導，並不是什麽異事。眾所周知，中共是在共產國際一手扶持下成立的，其後又承認作為國際的一個支部，所以共產國際對中共有絕對權威影響力，陳獨秀雖然在早期有家長聲望，共產國際也可以換將。黨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30年代初，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親臨上海，指導召開四中全會，才有王明，博古等人的黨內地位。這是曆史現實，在中國革命中，共產國際的作用，既有成功，也有失敗，不能脫離曆史環境片麵解釋那段曆史。
李德來華，後成為中共軍事顧問，有一定曆史巧合。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組織成員牛蘭在上海被捕，通過私下溝通，有望用金錢賄賂營救，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共黨員，受蘇軍總參情報部門（格魯烏）派遣，攜帶2萬美金赴上海。完成任務參與了國際駐上海工作，由於有軍事知識，在與中共領導人博古等接觸中，留下很好印象。共產國際在中國有軍事顧問也是長期曆史，北伐時是半公開的，南部是鮑羅寧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北方是蘇聯使館武官為首，兩人都是蘇軍元帥級的軍官。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曾向中央蘇區派出軍事顧問。據王稼祥回憶：“1931年3月初，我同任弼時、顧作霖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當時決定由任弼時和我帶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派往中央蘇區的兩位軍事顧問蓋利斯、馬雷舍夫一同進人中央蘇區，臨上船時被盤問露出破綻，兩位俄國顧問遂中止出行。”李德在上海，共產國際的總軍事顧問換人，新任領導沒到，所以李德有機會參與討論軍事問題。在1933年春天，也是德國人的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總軍事顧問到了上海。他以後在西班牙戰爭中以克勒貝爾將軍聞名。由於李德和博古等人的良好關係，在上海中共主要負責人撤離去蘇區，博古代表中央邀請李德也去蘇區。這個邀請得到共產國際總部批準。
但是有兩點值得注意，李德在《中國記事》回憶：“1933年春，博古、洛甫、陳雲和中央委員會機關的其它幾個同誌，動身去中央蘇區。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同誌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說明，李德並沒有指揮中共權力，如果說博古信任他，發生失誤，決策權是中共中央，李德並不應該承擔責任。
第二，李德一直是國際在上海軍事組領導下工作，保持暢通通訊，隻是在長征後通訊才中斷。李德主要從國際在上海代表尤爾特和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得到指示，他說：“弗雷德給我的指示和建議最多……他要我負責在中央蘇區嚴格執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據是，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軍事代表。為了保證在危急情況下能夠直接聯係，他同我商定一個密碼，這個密碼隻有我們兩人知道。”這裏說明弗雷德是李德的上級，給他的指示和建議比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尤爾特還多。這說明，李德在蘇區的重大軍事戰略戰術建議，都是和上級共商的結果，並不表示他個人意見，而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組的旨意，他本人並不能承擔主要責任。
由於黨內鬥爭的複雜性，毛澤東和黨內國際派鬥爭激烈，把革命中的一些失誤無限上綱，造成很多不符合事實的曆史解釋，讓人看不到曆史的真相，現在仍影響巨大。僅拿中央蘇區丟失被迫長征為例。27年到31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初步統一，國內矛盾重重，他的統治並不穩定，各地軍閥勢力和國民黨勢力連連發生衝突，大小軍閥戰爭不斷。紅軍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生存下來，並得到一定發展，而這種發展也是在共產國際和上海中央指揮下實現的。進入30年代後，蔣逐漸穩定統治，相繼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製服，所以能騰出手對付紅軍。敵我強弱形勢發生的根本變化，才導致蘇區的失敗，不僅中央蘇區生存困難，鄂豫皖張國燾四方麵軍，湘鄂賀龍二方麵軍都丟失根據地，被迫轉移。這種戰略轉移不以一兩個人失誤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如果是毛澤東指揮就一定勝利是個假說，在假說之上引申的一切結論，都不為據。難道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放棄延安，也算把根據地都丟失，要追究責任嗎？
李德和中央到蘇區，並不是一無是處，蘇區自周恩來31年為主要領導人後，發展很快，第四次反圍剿就勝利得很漂亮，比以前強大很多。撤離瑞金也是中央秘密考慮很久的戰略轉移計劃。撤退也是有序進行。所有共產黨人都付出極大犧牲和智慧，最後把功勞都歸於自已，把罪責全推給別人，甚至把同誌當敵人對待，是很無恥的曆史觀。博古，李德這些人犯過各種失誤，但誇大他們的罪責並不符合實際。近年拍的相關一些電影，電視劇更是受這種偏見影響，隨意捏造，貌似正劇，其實戲說。
紅軍撤離蘇區和在長征初期的一些失利，有不少客觀原因，李德在書中提到，由於中央上海局和共產國際在上海組織被相繼破獲，很多機密文件落入國民黨手中，李德懷疑，他從34年5月就開始和總顧問討論的紅軍戰略轉移，很多計劃可能暴露，所以當9月紅軍撤退，造成一係列被動。這種可能並非望風捕影，中共上海局最高負責人李竹聲等34年底被捕叛變，上海局幾乎全軍覆滅，共產國際駐上海機構紛紛撤離。
曆史需要考證，過分以宣傳為目的曆史往往是一麵之詞，李德還算幸運，留下一本《中國記事》，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中國有那麽臭的名聲，也不會想到被加以很多罪責，所以他書中隻是主要敘述了一些經曆，但僅僅這些，也足以澄清很多事情。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應該是一個不遠萬裏，冒著風險，唯一參加長征幫助中國革命的友人。
李德是黨史上一個重要人物，無論正史還是民間，都把他看成中央蘇區失敗，進行長征的罪人，並把很多罪名歸結於他，這多少是誇大其詞，不符合曆史真相。
李德最大罪名是以共產國際顧問身份，直接指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造成中央蘇區根據地喪失。共產國際參與中國共產黨指導，並不是什麽異事。眾所周知，中共是在共產國際一手扶持下成立的，其後又承認作為國際的一個支部，所以共產國際對中共有絕對權威影響力，陳獨秀雖然在早期有家長聲望，共產國際也可以換將。黨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30年代初，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親臨上海，指導召開四中全會，才有王明，博古等人的黨內地位。這是曆史現實，在中國革命中，共產國際的作用，既有成功，也有失敗，不能脫離曆史環境片麵解釋那段曆史。
李德來華，後成為中共軍事顧問，有一定曆史巧合。當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組織成員牛蘭在上海被捕，通過私下溝通，有望用金錢賄賂營救，剛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德共黨員，受蘇軍總參情報部門（格魯烏）派遣，攜帶2萬美金赴上海。完成任務參與了國際駐上海工作，由於有軍事知識，在與中共領導人博古等接觸中，留下很好印象。共產國際在中國有軍事顧問也是長期曆史，北伐時是半公開的，南部是鮑羅寧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北方是蘇聯使館武官為首，兩人都是蘇軍元帥級的軍官。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曾向中央蘇區派出軍事顧問。據王稼祥回憶：“1931年3月初，我同任弼時、顧作霖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當時決定由任弼時和我帶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派往中央蘇區的兩位軍事顧問蓋利斯、馬雷舍夫一同進人中央蘇區，臨上船時被盤問露出破綻，兩位俄國顧問遂中止出行。”李德在上海，共產國際的總軍事顧問換人，新任領導沒到，所以李德有機會參與討論軍事問題。在1933年春天，也是德國人的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總軍事顧問到了上海。他以後在西班牙戰爭中以克勒貝爾將軍聞名。由於李德和博古等人的良好關係，在上海中共主要負責人撤離去蘇區，博古代表中央邀請李德也去蘇區。這個邀請得到共產國際總部批準。
但是有兩點值得注意，李德在《中國記事》回憶：“1933年春，博古、洛甫、陳雲和中央委員會機關的其它幾個同誌，動身去中央蘇區。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同誌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說明，李德並沒有指揮中共權力，如果說博古信任他，發生失誤，決策權是中共中央，李德並不應該承擔責任。
第二，李德一直是國際在上海軍事組領導下工作，保持暢通通訊，隻是在長征後通訊才中斷。李德主要從國際在上海代表尤爾特和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得到指示，他說：“弗雷德給我的指示和建議最多……他要我負責在中央蘇區嚴格執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據是，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軍事代表。為了保證在危急情況下能夠直接聯係，他同我商定一個密碼，這個密碼隻有我們兩人知道。”這裏說明弗雷德是李德的上級，給他的指示和建議比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尤爾特還多。這說明，李德在蘇區的重大軍事戰略戰術建議，都是和上級共商的結果，並不表示他個人意見，而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組的旨意，他本人並不能承擔主要責任。
由於黨內鬥爭的複雜性，毛澤東和黨內國際派鬥爭激烈，把革命中的一些失誤無限上綱，造成很多不符合事實的曆史解釋，讓人看不到曆史的真相，現在仍影響巨大。僅拿中央蘇區丟失被迫長征為例。27年到31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初步統一，國內矛盾重重，他的統治並不穩定，各地軍閥勢力和國民黨勢力連連發生衝突，大小軍閥戰爭不斷。紅軍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生存下來，並得到一定發展，而這種發展也是在共產國際和上海中央指揮下實現的。進入30年代後，蔣逐漸穩定統治，相繼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製服，所以能騰出手對付紅軍。敵我強弱形勢發生的根本變化，才導致蘇區的失敗，不僅中央蘇區生存困難，鄂豫皖張國燾四方麵軍，湘鄂賀龍二方麵軍都丟失根據地，被迫轉移。這種戰略轉移不以一兩個人失誤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如果是毛澤東指揮就一定勝利是個假說，在假說之上引申的一切結論，都不為據。難道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放棄延安，也算把根據地都丟失，要追究責任嗎？
李德和中央到蘇區，並不是一無是處，蘇區自周恩來31年為主要領導人後，發展很快，第四次反圍剿就勝利得很漂亮，比以前強大很多。撤離瑞金也是中央秘密考慮很久的戰略轉移計劃。撤退也是有序進行。所有共產黨人都付出極大犧牲和智慧，最後把功勞都歸於自已，把罪責全推給別人，甚至把同誌當敵人對待，是很無恥的曆史觀。博古，李德這些人犯過各種失誤，但誇大他們的罪責並不符合實際。近年拍的相關一些電影，電視劇更是受這種偏見影響，隨意捏造，貌似正劇，其實戲說。
紅軍撤離蘇區和在長征初期的一些失利，有不少客觀原因，李德在書中提到，由於中央上海局和共產國際在上海組織被相繼破獲，很多機密文件落入國民黨手中，李德懷疑，他從34年5月就開始和總顧問討論的紅軍戰略轉移，很多計劃可能暴露，所以當9月紅軍撤退，造成一係列被動。這種可能並非望風捕影，中共上海局最高負責人李竹聲等34年底被捕叛變，上海局幾乎全軍覆滅，共產國際駐上海機構紛紛撤離。
曆史需要考證，過分以宣傳為目的曆史往往是一麵之詞，李德還算幸運，留下一本《中國記事》，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中國有那麽臭的名聲，也不會想到被加以很多罪責，所以他書中隻是主要敘述了一些經曆，但僅僅這些，也足以澄清很多事情。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應該是一個不遠萬裏，冒著風險，唯一參加長征幫助中國革命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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