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麽殘酷迫害張中曉致死？zt

毛澤東為什麽殘酷迫害張中曉致死？

（原題：巴金的“一顆淚珠”---讀《清園文存》有感）

“（1993年）三月二十八日 雨止轉多雲。校閱抄寫稿。午後訪巴金。談及中曉事，見他眼中噙一顆淚珠，由頰邊徐徐滾落下來。”（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66頁）

對於前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筆者以往雖聞其名，卻從未讀過他的著作。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三卷本的《清園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才知道自己實在孤陋寡聞。

查閱網上資料，對王元化有如下的介紹：

“著名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現代作家、著名學者、《文心雕龍》研究學者。……2001年，法國的大師級哲學家德裏達來中國講學時，王元化作為大師級學者，受邀與德裏達進行了精彩的哲學對話。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術館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書法作品。……錢鍾書與王元化兩位學界泰鬥素有‘北錢南王’的稱號。…”（百度百科）

將錢、王並稱，大概主要源於其博學，其實二人之生平際遇頗相徑庭。錢（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較王年長十歲，而且世故得多。中共建政後小心翼翼，處事圓滑，明哲保身，從不觸犯逆鱗，遂得保無虞。王卻生性耿直，1955年即在胡風案中栽了大跟鬥，直到1979年11月9日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方得平反，曆時24載。

但同案不少人未能熬過這將近四分一世紀的漫長歲月，例如罹禍時年僅25歲的張中曉（1930—1966/1967），即文首所引王氏日記中提到的“中曉”，此際便早已長眠地下了。而且，張氏之獲昭雪乃1980年9月的事，晚了將近一年。

說起來，在胡風案中受清查的2100餘人裏，張中曉並非最年輕的一個（據報道有16歲的中學生）；但在被“正式認定為‘胡風分子’”的78人中，卻屬於小字輩。而在列入“骨幹”的23人名單上，他更屬至為矚目者。因為，“今上”在禦筆親撰的“按語”裏一再點了張的名。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明察秋毫，對張寫給胡的一封私人書信，他老人家不吝筆墨洋洋灑灑地批道：“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較之我們革命隊伍裏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內，階級覺悟的高低，政治嗅覺的靈鈍，是大相懸殊的。在這個對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風集團裏的人來，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麽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１６７頁）張中曉何許人也？據“百度百科”介紹：“張中曉(1930～1966/1967)，男，浙江紹興昌安門外恂興北人。……小時家貧不能入學，隨父紹賢學習《古文觀止》、《左氏春秋》等書。１２歲讀了一學期小學；十三四歲讀了一年初中，後得英語教師之助，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書刊，並自學英語，掙錢買書，同時開始習作新詩與散文。16歲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作。１９４６年，考入重慶相輝學院農藝係，翌年，轉學重慶大學中文係。1949年初，因肺病急性發作而輟學，返浙就醫，自學依然不斷。讀書時受到魯迅、胡風等人影響。1950年經人介紹與胡風通信。１９５１年５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周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１９５３年７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６０周年而寫的《巨大的激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這位魯迅的小同鄉生性愛好文學，卻在中共建政後因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通信種下了禍根。而他和王元化的結緣，是由於其在文壇嶄露頭角。王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兼副社長，愛才如命，遂於1952年將之調入麾下任編輯。不料3年後同遭厄運。對此，《清園文存》中所收《談張中曉和他的著作兩篇》這樣寫道：“一九五五年，中曉因胡風案受審，舊疾複發，咯血不止，於一九五六年被允準保外就醫，回到紹興鄉下。收入沒有了，甚至連購買戶口米的糧票也沒有了，隻得依靠在當地郵局做小職員的父親苦撐度日。……”（453頁）不料毛1958年搞“大躍進”導致大饑荒，1959至1961年大陸餓殍遍野，死者不下3700萬人（2009年水稻專家袁隆平語）。張中曉自然處於餓死邊緣。萬般無奈中他寫信給昔日的上司、老黨員高幹王元化求援：“他不知道我也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過。信中說：‘你的情況大概還好，我很困難，活不下去了。但我還想活……’他希望我給予援手等等。讀了他的來信，我心中慘然。中曉進新文藝出版社，我有引薦之責。當時他剛剛二十出頭，至今我還記得他那雙閃閃發亮似乎永遠在追尋生活奧秘的大眼睛，是那樣澄澈、坦然。……”（同上，453-454頁）然而王元化當時正處於困厄，自身難保，“我拿著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禍事。在作為定案準則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中曉被說成是最反動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辭，被解釋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這種說法經過大肆渲染，‘張中曉’已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我和中曉的交往曾成為我在審查中的一個問題。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離時期，兩位和我共過事的老作家來找我談話。我為中曉申辯，說他是一個淳樸的青年，當即受到其中一位的嚴厲嗬斥。後來我被指為對抗組織審查，這也是證據之一。由於這些事記憶猶新，現在手裏拿著中曉的這封信，真不知怎麽辦才好。…我把信擱了下來。”（454頁）可是，資訊閉塞而又瀕臨絕境的張別無求生之門，遂再次來信望施援手。“…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我通過羅蓀把中曉的信轉給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過，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難，也包括其他受處分的人，哪怕關在牢裏的也是一樣。….多虧在那可怕的歲月裏有這樣一些人，中曉總算有了一線生機。可是他沒有活多久就逝世了。”（454-455頁）王元化在文中坦承此過程中“自己的懦弱”和“經過劇烈的心靈交戰”，這種磊落的襟懷難能可貴。而他將張信轉達石西民竟獲意外收獲。石西民（1912-1987）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資深黨員，1955年至上海，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等職，思想較為開明。此前他與王元化素不相識，能主動向正受審查的王作上述表示，可謂天良未泯。不過，張當時沒有餓死卻未必值得慶幸。該文緊接著寫道：“現在已沒有人說得出中曉離開世間的確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時日，偏偏還要經曆‘文革’的浩劫。這究竟是命運的播弄？還是天地不仁，必須使他遍曆人世的磨難？那時他蟄居上海，在新華書店做寄發書刊的雜活，勉強糊口。‘文革’一來，苦難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據估計，他死於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歲。當中曉能夠苦撐著生存下去的時候，他相信未來，相信知識的力量。他決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這本《無夢樓隨筆》就是一個見證。書中生動地表明他是怎樣在困厄逆境中掙紮，怎樣處於絕地還在內心深處懷著一團不滅的火焰，用它來照明周圍的陰霾和苦難。當時他的貧困是難以想象的。我們從他的劄記裏時常可以讀到：‘寒衣賣盡’‘早餐闕如’‘寫於咯血後’之類的記載。據說他曾把破爛外衣補補縫縫改為內褲。他就是在這種極端艱難困苦中，一筆一筆寫下他那血淚凝成的思想結晶。”（455頁）該文對張中曉有這樣的評價：“如果命運不是那樣殘酷地把多種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會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做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敵的貢獻的。可是他在荊棘叢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不久，才三十多歲，還可以工作許多年，就夭折了。”（400頁）另有論者把張中曉和魯迅、顧準相提並論稱：“文革時代中國人對於自身命運的思考，現在我們所能夠看到的，我認為最出色的就是顧準的文字和張中曉的文字。”“最讓我感動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麵所達到的堅強和高貴。”“我覺得張中曉就是耶穌，他就是像耶穌一樣承受苦難，擔當苦難。”（摩羅《麵對黑暗的幾種方式——從魯迅到張中曉》）此外，有人把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比作尼采的《蘇魯支語錄》，指出：“尼采留下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而張中曉的言論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人間的上帝死了’。”（陳堅《人間的上帝死了--“偉大領袖”為何痛恨張中曉？》該論者分析“偉大領袖”對張中曉格外垂注的因由，為此引述其友人、研究胡風問題的專家胡鑄的話稱：“他把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比作是‘圖騰’，毛澤東當然對他恨了。”也就是說，張氏“觸犯了‘偉大領袖’絕對權威的神經，以致‘龍顏大怒’”。由此可見張中曉“還真不簡單，他比赫魯曉夫還要早了將近一年就看出了‘個人迷信’這個妖孽，盡管還隻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具體的小冊子而言的。”（同上）不過，上述論者的概括未免失之粗疏。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並非以批“個人迷信”為重點。該書約十餘萬字，是語錄體，共有300條。其中〈文史雜抄〉１９９條，〈拾荒集〉１０１條。它“是作者於一九五六年因咯血被允許保外就醫至一九六三年間所寫下的劄記”，其第一部分“文史雜抄”小序自雲：“他將這些劄記匯編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經修訂’”，足見煞費苦心。小序又雲：“因雜觀群書，遂抄摘斯篇。掇拾貫穿，無所不記……”“似乎作者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參入己見”。其實編者所編選的這一部分，“絕大多數都是作者自己撰寫的文字……其中有一些直接針砭時弊的文字，這是容易辨認的。”（457-458頁）王元化特別舉出以下幾節：“流氓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如果沒有道義的標準，兩者實際上是無區別的……”（第二十二節）“中國人的所謂心術，是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心術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讓心術和人性共存，那麽，他將是一個偉大的悲劇性格。他可能而且隻能在他的關鍵時刻，毀滅自己。……”（第七十三節）“……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隻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的本心的話。”（第八十節）“當世俗的權利在精神的王國中揮舞著屠刀，企圖以外在的強加來統治內在的世界。於是就產生誅心之論，產生法外之意。”（第一百一十一節）“一切美好的東西必須體現在個人身上。一個美好的社會不是對於國家的尊重，而是來自個人的自由發展。……”（第一百一十二節）“是像人一樣地生活、感覺和思想，還是像僵屍一樣地不思想？獸一樣衝動？百靈鳥一樣地學舌？”（第一百一十六節）王元化在文中指出：張中曉“是十分重視這些劄記的”，根據為《無夢樓隨筆》編後記，其中“記述了作者於一九六六年離家時，垂淚向父母和弟弟說道：‘我牽連害苦了你們，心裏很難過。今年我三十六歲，光身一條，隻有兩箱的書和十年中所寫的幾本劄記。這一去吉凶不知，這些劄記也許以後有點用，求你們給我保存好。’”（457頁）張中曉所言不虛，他的劄記確實有用。或者可以將之比喻為幾粒優質的燧石，“石在，火種是不滅的。”王元化文中形容張中曉當時的心態，指其“處於絕地還在內心深處懷著一團不滅的火焰，用它來照明周圍的陰霾和苦難”。這團不滅的火焰正跟這幾粒優質燧石密切攸關。王元化《談張中曉和他的著作兩篇》，前者題為《〈無夢樓隨筆〉序》，寫於1992年除夕。他跟巴金“談及中曉事”是在此文完稿後不久。巴金對張中曉並不陌生，他的“一顆淚珠”耐人尋味。後者為該書的台灣版序，寫於1997年6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歸之前一個月。正如不久前論者所稱，“張中曉是誰？現在的年輕人是不知道的，隻有年老的參加過1955年反胡風和肅反運動的人才會知道。”（陳堅《在迷惘中探索的張中曉——讀《無夢樓隨筆》和王元化先生為它作的序》）時下港人恐怕更沒幾個知情的了。“座中眼淚誰為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巴金、王元化均已仙逝，還有人為張中曉灑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