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神甫雷鳴遠 他入了中國籍(組圖)
有這樣一個人，他原籍比利時，20世紀初不遠萬裏作為神甫來到中國，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組織各種救濟團體，救濟中國各地的平民百姓。他就是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的雷鳴遠神甫。
1877年8月19日，雷鳴遠生於比利時根特城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親是佛蘭芒人，擔任公證人，母親是有一半法國血統的英國人。他是家中長子，洗名味增爵。
11歲時閱讀1840年在中國武昌殉教的董文學神父傳記後立誌前往中國傳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學神父所屬的遣使會。於神學院就讀期間，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運動，比利時傳教士韓默理主教在內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鳴遠決定前往中國傳教。
1901年，雷鳴遠隨北京教區的樊國梁主教乘船來華。1902年在北京成為神父，隨後被派往武清縣小韓村等地傳教。1903年，雷鳴遠主持重建了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毀的小韓村教堂。
雷鳴遠到達中國傳教後，他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讀中國書，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國語，用毛筆寫漂亮的行書。1912年，從北京教區分出天津教區，傳教成績奇佳的雷鳴遠便升任這個新教區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鳴遠和中國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榮業大街創辦益世報。
雷鳴遠批評由外國各個修會代表本國利益控製中國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積極推動教廷任命中國籍主教。為實現這個夢想，他受到修會的排擠。
1916年天津發生老西開事件，雷鳴遠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對法國人擴展天津法租界，將聖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區並入該租界的行動，在《益世報》發表大量反對法租界擴張的文章，與支持法租界擴張的法國籍天津教區主教杜保祿發生衝突，於1917年被遣使會會長羅得芳降職調往浙江省寧波教區，1920年4月由傳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歐洲。
雷鳴遠繼續努力，向教廷上萬言書，後來得以麵見教宗陳情，舉薦了6位中國主教的人選（海門教區朱開敏、蒲圻教區成和德、汾陽教區陳國砥、宣化教區趙懷義、台州教區胡若山、安國教區孫德楨）。終於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比約十一世親自祝聖。在參加祝聖典禮時，雷鳴遠喜極而泣達兩小時之久，說：“主啊！現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鳴遠申請中國國籍獲準，始被法國放行來華。在河北省中國籍主教孫德楨領導的安國教區更積極地傳教，並創立了耀漢小兄弟會（1928年）和德來小姊妹會。
雷鳴遠主張武力抗日，除在報紙上大力宣傳之外，還提倡身體力行地切實投入抗戰之中。
在山西組建華北民眾戰地督導團，積極援助中國抗戰。先後出任宋哲元部隊的殘疾軍人教養院長，傅作義部的前線救護隊隊長等職，參加作戰。
1933年長城抗戰的時候，雷鳴遠已年近六旬，他將教會的一些成員組成救護隊，自己親任隊長，帶隊到華北、西北各戰區去搶救傷兵、進行救護工作。當行進到遵化時，有人請他講幾句話，他說：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抗戰要抗到底!後來他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軍創辦了殘廢軍人教養院，舉行開幕禮時，雷鳴遠致辭說：我對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應當服侍你們，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服侍你們，因為你們衛國有功。他還說：“諸位現在雖然殘廢不能工作了，我勸你們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將來成家立業，生養子女，接繼後代。我今年雖已60，若諸位最近成家，生養兒子，再過20年，不依然是愛國的青年嗎?若遇我國收複失地，那時我雖已是八旬老翁，我老頭子誓死還要同你們的兒子一同參加工作。”
1935年綏遠戰爭的時候，他又帶領救護隊，完成了救護隊史上所未曾完成過的事，一個傷兵也不丟掉，與傷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天津淪陷後，《益世報》堅持出版，宣傳抗日，在經理被殺害的情況下被迫停刊。在抗戰期間，雷鳴遠極力主張《益世報》在後方設法恢複出版。為了解決複刊的經濟問題，他設法同南京主教於斌合作。1938年天津《益世報》在雲南昆明重新複刊，雷鳴遠仍然是董事長。《益世報》複刊後，雷曾親自到昆明視察報館，並鼓勵工作人員，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宣傳政策。抗戰中，報館多次被炸，雷鳴遠呼籲大家堅定信心，堅持把報紙辦下去，為抗戰在堅持《益世報》抗日宣傳的同時，雷鳴遠向自己的教會成員發出總動員令，親率600多人組織救護隊 、野戰醫院和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搶救傷兵、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
他們還深入敵後、喚起民心，組織民眾參加抗戰。他先後創辦了《大家看》、《督導旬報》、《北原戰報》等為抗戰服務的小型報刊。接近雷鳴遠的人，都為他的抗戰熱情所吸引，很多人在抗戰時期，都曾被他的談話所激勵。在愛國抗日問題上，他不停地感化著別人。有一次他看見兩人在爭吵打架，人們圍了一圈，卻無法阻止他們，他伸出拳頭，大喊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間群情激昂，人們紛紛跟著喊了起來。兩個打架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著喊了起來，自然也就不打架了。還有一次他在西安日軍俘虜營中演講，竟使頑固的日本軍人也認識到侵略中國是多麽可恥的行為，紛紛轉向，也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拯救中國的思想一直深埋在雷鳴遠的心中，雷鳴遠的教徒匯集他的講演詞，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名字就叫《救國》。
1939年6月，雷鳴遠神甫又從華北趕到昆明，向民眾宣傳華北抗戰，呼籲大家團結抗戰。
1940年，雷鳴遠服務的政府軍鹿鍾麟部與八路軍發生衝突，3月9日，雷鳴遠被八路軍俘虜，關押在太行山區的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40多天後，經中央政府交涉，雷鳴遠被釋放，但已罹患重病。
在到達重慶後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鳴遠因黃疸病逝世於歌樂山。
當時在重慶還曾建有雷鳴遠神甫的紀念碑，建國後被搗毀。
有這樣一個人，他原籍比利時，20世紀初不遠萬裏作為神甫來到中國，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組織各種救濟團體，救濟中國各地的平民百姓。他就是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的雷鳴遠神甫。
1877年8月19日，雷鳴遠生於比利時根特城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親是佛蘭芒人，擔任公證人，母親是有一半法國血統的英國人。他是家中長子，洗名味增爵。
11歲時閱讀1840年在中國武昌殉教的董文學神父傳記後立誌前往中國傳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學神父所屬的遣使會。於神學院就讀期間，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運動，比利時傳教士韓默理主教在內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鳴遠決定前往中國傳教。
1901年，雷鳴遠隨北京教區的樊國梁主教乘船來華。1902年在北京成為神父，隨後被派往武清縣小韓村等地傳教。1903年，雷鳴遠主持重建了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毀的小韓村教堂。
雷鳴遠到達中國傳教後，他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讀中國書，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國語，用毛筆寫漂亮的行書。1912年，從北京教區分出天津教區，傳教成績奇佳的雷鳴遠便升任這個新教區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鳴遠和中國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榮業大街創辦益世報。
雷鳴遠批評由外國各個修會代表本國利益控製中國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積極推動教廷任命中國籍主教。為實現這個夢想，他受到修會的排擠。
1916年天津發生老西開事件，雷鳴遠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對法國人擴展天津法租界，將聖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區並入該租界的行動，在《益世報》發表大量反對法租界擴張的文章，與支持法租界擴張的法國籍天津教區主教杜保祿發生衝突，於1917年被遣使會會長羅得芳降職調往浙江省寧波教區，1920年4月由傳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歐洲。
雷鳴遠繼續努力，向教廷上萬言書，後來得以麵見教宗陳情，舉薦了6位中國主教的人選（海門教區朱開敏、蒲圻教區成和德、汾陽教區陳國砥、宣化教區趙懷義、台州教區胡若山、安國教區孫德楨）。終於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比約十一世親自祝聖。在參加祝聖典禮時，雷鳴遠喜極而泣達兩小時之久，說：“主啊！現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鳴遠申請中國國籍獲準，始被法國放行來華。在河北省中國籍主教孫德楨領導的安國教區更積極地傳教，並創立了耀漢小兄弟會（1928年）和德來小姊妹會。
雷鳴遠主張武力抗日，除在報紙上大力宣傳之外，還提倡身體力行地切實投入抗戰之中。
在山西組建華北民眾戰地督導團，積極援助中國抗戰。先後出任宋哲元部隊的殘疾軍人教養院長，傅作義部的前線救護隊隊長等職，參加作戰。
1933年長城抗戰的時候，雷鳴遠已年近六旬，他將教會的一些成員組成救護隊，自己親任隊長，帶隊到華北、西北各戰區去搶救傷兵、進行救護工作。當行進到遵化時，有人請他講幾句話，他說：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抗戰要抗到底!後來他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軍創辦了殘廢軍人教養院，舉行開幕禮時，雷鳴遠致辭說：我對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應當服侍你們，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服侍你們，因為你們衛國有功。他還說：“諸位現在雖然殘廢不能工作了，我勸你們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將來成家立業，生養子女，接繼後代。我今年雖已60，若諸位最近成家，生養兒子，再過20年，不依然是愛國的青年嗎?若遇我國收複失地，那時我雖已是八旬老翁，我老頭子誓死還要同你們的兒子一同參加工作。”
1935年綏遠戰爭的時候，他又帶領救護隊，完成了救護隊史上所未曾完成過的事，一個傷兵也不丟掉，與傷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天津淪陷後，《益世報》堅持出版，宣傳抗日，在經理被殺害的情況下被迫停刊。在抗戰期間，雷鳴遠極力主張《益世報》在後方設法恢複出版。為了解決複刊的經濟問題，他設法同南京主教於斌合作。1938年天津《益世報》在雲南昆明重新複刊，雷鳴遠仍然是董事長。《益世報》複刊後，雷曾親自到昆明視察報館，並鼓勵工作人員，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的宣傳政策。抗戰中，報館多次被炸，雷鳴遠呼籲大家堅定信心，堅持把報紙辦下去，為抗戰在堅持《益世報》抗日宣傳的同時，雷鳴遠向自己的教會成員發出總動員令，親率600多人組織救護隊 、野戰醫院和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搶救傷兵、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
他們還深入敵後、喚起民心，組織民眾參加抗戰。他先後創辦了《大家看》、《督導旬報》、《北原戰報》等為抗戰服務的小型報刊。接近雷鳴遠的人，都為他的抗戰熱情所吸引，很多人在抗戰時期，都曾被他的談話所激勵。在愛國抗日問題上，他不停地感化著別人。有一次他看見兩人在爭吵打架，人們圍了一圈，卻無法阻止他們，他伸出拳頭，大喊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間群情激昂，人們紛紛跟著喊了起來。兩個打架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跟著喊了起來，自然也就不打架了。還有一次他在西安日軍俘虜營中演講，竟使頑固的日本軍人也認識到侵略中國是多麽可恥的行為，紛紛轉向，也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拯救中國的思想一直深埋在雷鳴遠的心中，雷鳴遠的教徒匯集他的講演詞，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名字就叫《救國》。
1939年6月，雷鳴遠神甫又從華北趕到昆明，向民眾宣傳華北抗戰，呼籲大家團結抗戰。
1940年，雷鳴遠服務的政府軍鹿鍾麟部與八路軍發生衝突，3月9日，雷鳴遠被八路軍俘虜，關押在太行山區的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40多天後，經中央政府交涉，雷鳴遠被釋放，但已罹患重病。
在到達重慶後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鳴遠因黃疸病逝世於歌樂山。
當時在重慶還曾建有雷鳴遠神甫的紀念碑，建國後被搗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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