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體係及其社會創傷——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與線人zt

告密體係及其社會創傷——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與線人/康慨

冷戰時期，東德最有名的特務頭子是綽號“隱形人”馬爾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德國猶太人，他任前東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長達34年，其領導的駐外情報機構與前蘇聯的克格勃齊名，對內恐嚇、監控、迫害本國居民，監 禁記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德國統一後，他畏罪逃亡蘇聯，在蘇聯解體前夕，他回到德國，提出通過幫助德國政府解開冷戰中的一些謎團以換取赦免，但未能如願。最終他兩次站在審判台上接受正義的審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八天後，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為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組織之一終於走到了盡頭。
　　MfS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線人 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 無論他們是出於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隻是來自傳言、懷疑或想象，皆成為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秘密線人，就這樣定義著東 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製、經濟控製和行政控製，以及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線人網絡，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 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為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強於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 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曆了巨烈動蕩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幻象，是因為這種穩定並無堅實的內在基 礎。穩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強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決口，整個體係頃刻間瓦解，國家瞬間不複存 在。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複。

　　最強大最有效
　　東德似乎並不公開鼓勵檢舉揭發，亦不大力宣揚告密文化，而是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 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麵監督。德國人為共同目標而不惜冷對個體的哲學淵源，做事務求條理分明、執行程序嚴謹高效，甚至刻 板至教條主義的行事作風，均為斯塔西發展成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組織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雇員始終在穩定增長。 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 工作者”是數以十萬計的、散布於社會各個行業、各個角落的非正式雇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告密者”(本文將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線人”，來代替感情色彩強 烈的“告密者”一詞)。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員17.4萬名，約占當時 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書中認為，其總人數可能 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平均每166位東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東德因此成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 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麽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為秘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親戚朋友在此過夜， 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秘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單，斯塔西便會在其 家中布設設備，秘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線人的工作亦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據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敘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書所述，人數最眾，分布最廣的是非正式雇員(IMS)，即民間線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 出，IMS“在全麵確保國內安全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為“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 問題。
　　斯塔西極為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強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1958)； “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與非正式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 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芭芭拉•米勒(BarbaraM iller)：《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敘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G erm 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沒有英雄
兩德統一最初的歡欣之後，原來的東德人很快發現，曾經憧憬的美好生活並未到來，社會主義體製下的生活和職業保障卻一去不返。失業率猛 增，東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學習謀生技能，嚐試適應曾經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學會自己做決定。相對於國家替你決定一切的舊體製，統一後的自由反而令 許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於他們的歧視和怠慢，相較於舊體製的壓製，似乎更加不堪。現在，他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個人或集體的理想與自尊，過往的人 生變得一錢不值。在東部，自憐和戀舊的情緒高漲，已經不複存在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竟然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係列紀 錄片，講述東歐人對社會主義大家庭時代的回憶，好壞兼有。一位女士說，較之現在，東德時代的婦女更為獨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選擇，“我們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麵對鏡頭說。
　　然而，國家不僅照料其公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統一後斯塔西秘密檔案的逐漸 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這些文件不僅有助於前東德人得知並了解自己的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 使他們對過去重新定義。”芭芭拉•米勒女士寫道。
　　檔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驚，例如，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西的線人。也正是由 於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決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家曆史汙點的情況 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並，並為此於1997年宣布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在德國東部地區，赫塔•米勒並不是很受歡迎的人。1999年，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時候，她告訴RFE電台羅馬尼亞語-摩爾多瓦語部的米 爾恰•約爾古萊斯庫，盡管已經統一多年，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麵上，兩個德國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德國東部更近於東歐而非本國西部。“在東部德國，有些人不請 我去朗讀作品，”她說，因為他們不想以直接了當的批判回望過去。但也有人請她。“可以說，在德國西部，大多數人隻是對我的書抱有理論上或文獻上的興趣，而東部人會通過我的書麵對自己的過去和人生。有些人為此覺得不快。許多次在德國東部，我朗讀完，首先就會聽到聽眾提問：‘可羅馬尼亞的情況當然比我們這兒惡 劣。我告訴他們：‘這要看你怎麽看待那些事。’”她說，許多東部人不願意相信的是，從整體上講，羅馬尼亞和東德之間的不同沒有他們願意相信的那麽大，可 聽眾不喜歡這種看法。
　　隨著秘密檔案的公開，線人們不斷曝光並受到譴責的同時，公眾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為複雜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線人們始 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沉默作為配合，這一體係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芭芭拉•米勒就此寫道，“作為 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為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於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地服從於那種對簡單 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我認為，當集體恥辱感逐漸增強到一個臨界點，這個集體就將麵臨極大的風險——— 完全的自我否認。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從的、心甘情願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出於本能，集體會避免讓自身落入這種 深淵。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找到救贖者。兩個月前，翁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裏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 12人拒絕，並為此失去工作。其餘皆為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艾柯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為 什麽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處。因為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
　　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為集體恥感提供一個排遣的通道，雖不至完全 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為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過，”那麽這個集體 終將不能自如地麵對過去。
　　東德卻沒有英雄。
羞恥與失憶
1993年初，前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裏絲塔•沃爾夫(Christa Wolf)被指認曾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沃爾夫女士的反應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認，半年多之後，檔案 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於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線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紙黑字的證據出現。然而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芭芭拉•米勒在前述專著中，對上述情況做了分析：
　　傳統的記憶複製理論認為，人的記憶是對過往事件的精確複製，但心理學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自我記憶的機理往往與此相反。加拿大滑鐵盧大 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邁克爾•羅斯發現，個體會使用“絕對自信的理論來構建其個人曆史”。也就是說，人們趨向於用當前對自我的理解來“推斷”他們過去的行 為。除非有明確的信息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然我們便很可能有意誇大過去與現在的相似性，並以此重構記憶。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沃爾夫女士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麽能活過那麽多年，怎麽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事發時，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然而輿論最初的歇斯底裏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為客觀的曆史：沃爾夫與斯塔西的合作隻是“最低限度的”，並且隻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日益轉向政權的對立麵(她被稱為“忠誠的異見者”，在批評政府 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主義信念)，並為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寫於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Was bleibt)，記述了那段監控之下的生活。
　　該書甫一麵世，即遭指責。評論界指其偽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於新時代。三年後斯塔西秘檔曝光，輿論眾口一辭，大有將她打入地獄之勢。這正是麵對曆史時的亂局與困境，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皆難以脫逃，亦難以承擔。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卻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著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於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