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肖斯塔科維奇：一生都在等待槍決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然後如是說。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發，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麵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當我們髒時愛我們
1934年，肖斯塔科維奇29歲，已經發表了一係列重要作品，是蘇聯音樂界最閃耀奪目的新星。這一年，他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列寧格勒舉行首演，好評如潮，不久開始在歐美各國公演。一時間他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隱然已是蘇聯音樂第一人。
但這部紅極一時的歌劇卻惹惱了一個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還沒結束便憤然離場。1月28日，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所有人都知道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後是誰，風向一下轉變，各大報紙和樂評人紛紛對《真理報》利爪下的獵物口誅筆伐，各省的工人與農民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讀到這篇文章的，憤怒與恥辱令他透不了氣，不久他更悲哀的發現，昨日還對他笑臉相迎，讚不絕口的朋友們突然一心要將他拉入地獄，憤怒中他對友人格裏克曼說：“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斷，我還可以用牙齒咬住筆繼續譜寫音樂。”
憤怒過後，恐懼如潮水般襲來。這一年蘇聯的大清洗進入高潮，2000多萬知識分子被處決或莫名其妙地失蹤，死神的鐮刀在每個人的頭頂揮舞。他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像當時許多人一樣，收拾起一隻手提箱，靜靜的呆在家中，等著某個夜晚克格勃將他帶走。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我懷著一種有罪的感覺坐著，而事實上我沒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終幸免於難，斯大林沒有將他投入監獄，這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對他的統治是種有益的裝飾。“斯大林喜歡把一個人與死神麵對麵地放到一起，然後讓這個人按著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說。最終他選擇了屈服，公開做了檢討。一年後，作為贖罪，他完成了《第五交響樂》，將它獻給斯大林。這部作品為他贏回了一度失去的聲譽，令他正式成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
這場風波使他後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時常問別人：“如果你處於我的位置，你會怎樣?”在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列比亞德金上尉詩四首》中，主人公是一個可憐蟲，被人像狗一樣殺死，他為這個人配了充滿柔情的音樂，他說：“當我們髒時愛我們，別在我們幹淨時愛我們。幹淨的時候人人都愛我們。”
做個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質上是一個蔑視強權的人，卻不幸有著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無心成為極權之下的殉道士，於是便隻有與當局保持表麵的妥協與合作。和俄羅斯曆史上許多呆在暴君身邊的文藝家一樣，他選擇成為一個癲僧，這是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族群，類似於中國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們用瘋癲的行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爾甩出一兩句尖刻銳利的話語，投進黑暗如水的專製體製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壓環境中，所有人都變得卑微而膽怯。他說：“那個時候，為了說個笑話，你就得把客人帶到浴室裏去。你得把水龍頭開的大大的，然後把這個笑話低聲告訴他。甚至笑也得輕輕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兩位好友兼保護人，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先鋒派導演梅耶荷爾德，都在大清洗中被處決了。梅耶荷爾德被逮捕時，後悔自己沒有成為一個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歲的元帥在被捕前居然有著相同的心願。“這種巧合使我感到驚訝和可怕。一位是名導演，一位是著名的將領——突然都希望做一個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隻想坐在樂隊裏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隻有斯大林，他熱衷幹預一切文藝創作，而不是像太陽王路易十四那樣，對藝術家們說：“這方麵你們優先。”作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他多次見過斯大林，“沒見他有什麽魔力。他是個貌不驚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頭發略帶紅色，滿臉的麻子，右手明顯比左手瘦小，他總是藏著右手。他的相貌同無數畫像上的樣子一點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發生的一場悲劇，300多位烏克蘭盲人歌手從各地匯集起來，參加官方組織的民間歌手大會，當這些“烏克蘭活的博物館，活的曆史”聚齊之後，幾乎全部被槍決了，他說，因為“這些可憐的盲人們，他們唱的是舊調子，但是烏克蘭正在進行偉大的事業，而這些盲人，唱著曖昧的舊歌曲，他們的流浪的歌，審查員沒有辦法去審查。”於是就索性全部殺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與另一位音樂家哈恰圖良合作，為新國歌譜曲。“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一共有四首新曲參加了評選，評判專家們認為他與哈恰圖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他，需要用多少時間？他想說5分鍾，但怕這樣會被認為過於草率，於是改口說5個小時。結果斯大林還是皺起了眉頭，最終他們的曲子落選了。哈恰圖良事後責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個月的時間，也許我們就勝了……”
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
《第七交響樂》是他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對俄國人還是對美國人來說，二戰時蘇聯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寧格勒交響樂》——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蘇聯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在被圍困的900天中，城內饑餓倒斃者僅官方統計就有60萬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肖斯塔科維奇在被圍困的最初幾個月裏創作了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後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劇院樂團一起，在空襲警報中完成了《第七交響樂》的首演。5個月以後，樂譜被裝入戰鬥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隻來了20個人，一半的樂手都是被擔架抬來的，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僅經過一次15分鍾的排練後，《第七交響樂》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饑餓的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許多樂手在結束的一刹那暈厥過去。
《第七交響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對蘇聯軍民士氣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將它宣傳為反法西斯的頌歌，並得到了盟國的好評。1942年7月19日，數百萬美國人在電台裏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弘的音樂，《時代》雜誌將作曲家身著消防製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麵——在他留守列寧格勒的日子裏，他還是一個稱職的民兵。
這也是他最富爭議的一部作品，蘇聯官方宣揚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傑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後發表的自傳中，他推翻了這一說法：“《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在創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隻是把它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
音樂藝術本身的多義性幫他隱藏了這個秘密，在他一生創作的15部交響樂中，多部作品都埋藏著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認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響樂》。官方對它的定義是充滿歡欣與光明，但與他處境近似的作協主席法捷耶夫聽出了異聲，他在私人日記中寫道：“《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他說：“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願意為每個受害者寫一首樂曲，但是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俄羅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壓。2月，蘇共中央對他作了嚴厲批評，他已寫成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被認為含有“形式主義的危害”而未能公演，從此他中斷交響樂寫作達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彎曲著身子順從權力，除了傀儡樣地代表官方露麵，就是寫像“森林之歌”和“陽光照耀祖國”一類的音樂。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卻不時迸發出鋒利的光芒。他和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兩大禦用文人，但他嘲笑這位蘇聯第一詩人：“在他的詩中，他蔑視巴黎和美國，但是他卻喜歡去巴黎買襯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揀到一支美國鋼筆的話，他也願意爬的。”
終其一生，他都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左翼知識分子們交往，不管這人是蕭伯納還是羅曼•羅蘭。他不信任這些西方人道主義者，盡管他們宣稱喜愛他的音樂。他說：“這些人在蘇聯好吃好喝一頓，回國後就向世人描繪一個地上的人間天堂，他們真有那麽愚蠢嗎？”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羅斯的良心”。他欣賞斯特拉文斯基，讚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對這些偽君子（蘇聯文化官員）中的一個人，沒有伸出手讓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這個偽君子隻得去握手杖，證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個裝有兩萬盧布的封袋，別人告訴她這是斯大林送來的，於是尤金娜給斯大林寫了回信：“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我將日夜為你祈禱，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麵前犯下的大罪。”她把這封自取滅亡的信寄了出去，萬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這封信後，還沒來得及處置，幾天後就死去了。
但他始終是斯大林粉飾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紐約市，以蘇聯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會議。在會場上，一個翻譯為他代讀發言稿，既攻擊美國窮兵黷武，又對蘇聯的文藝成就大唱頌歌。然後，表演進入高潮部分，一個蘇聯官員當眾問他：“你是否認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反動透頂？”他的嘴角和麵頰開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說：“是。”
13年後，“帝國主義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蘇聯，立刻來看望他。兩人四目相對，卻無話可說。好一會兒，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歡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這是談話的開端，也是終結。就是最沒想像力的人也不難揣測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著向自己所敬佩的無辜者身上潑髒水的痛苦……
回頭看，隻有屍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歡向友人講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們在修建一座紀念碑時，掘開了旁邊果戈理的墓，發現他不在棺材裏。一具偉大的屍體跑掉了，人們謠傳，這個年代太糟糕，連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開始調查原因，發現果戈理沒跑多遠，他就躺在附近，腦袋掉在一邊。原來人們在豎起的紀念碑上放的磚頭過多，磚頭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腦袋。
這個死人從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他，晚年的他漸漸感到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網越收越緊。站在蘇聯音樂界榮耀的峰巔，他卻禁不住害怕。作為一個時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擔心死後的行狀。他說：“一個人死了，別人就把他端上飯桌喂子孫後代。打個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齊送上親愛的後代的飯桌，讓他們胸前係著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個毛病，就是涼得太慢，他們太燙，所以就給他們澆上紀念的湯汁——最好的膠質，把他們變成肉凍……”
在他生命的最後4年，他與年輕的音樂家伏爾科夫成為密友。在伏爾科夫的鼓勵下，一個“從棺材裏逃出去”的計劃逐漸形成，他決定秘密口述一部回憶錄，將真實的自己和真實的曆史告訴大眾，從而糾正那個“令人心碎的奴顏卑膝的形象”。他為伏爾科夫提供材料，講述往事，肆意評價那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在伏爾科夫完成寫作後，他通讀了全書，並逐章簽名確認，同意在他死後將書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於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東西方陣營各取所需，大卸八塊。蘇聯宣稱他是“國家最忠實的兒子”，西方國家則稱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蘇維埃政權堅定的信徒。”一切仿佛蓋棺論定，但他的幽靈卻從強權與意識形態的銅牆鐵壁中鑽了出來，並順手打了它們一記響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憶錄被伏爾科夫帶到了國外，幾年後，回憶錄麵世，題名《見證》。
這是他一生哀樂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往事已然如煙，生靈早已塗炭，回首前塵，他的心中隻剩一片悵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爾科夫講述往事的時候，時常忍不住說的那樣：“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麽也看不到，隻有屍骨成山……”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忽然沉默良久，然後如是說。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發，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麵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當我們髒時愛我們
1934年，肖斯塔科維奇29歲，已經發表了一係列重要作品，是蘇聯音樂界最閃耀奪目的新星。這一年，他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在列寧格勒舉行首演，好評如潮，不久開始在歐美各國公演。一時間他集萬千寵愛於一身，隱然已是蘇聯音樂第一人。
但這部紅極一時的歌劇卻惹惱了一個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還沒結束便憤然離場。1月28日，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所有人都知道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後是誰，風向一下轉變，各大報紙和樂評人紛紛對《真理報》利爪下的獵物口誅筆伐，各省的工人與農民聚集在廣場上揚聲抗議，轉眼之間，肖斯塔科維奇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讀到這篇文章的，憤怒與恥辱令他透不了氣，不久他更悲哀的發現，昨日還對他笑臉相迎，讚不絕口的朋友們突然一心要將他拉入地獄，憤怒中他對友人格裏克曼說：“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被砍斷，我還可以用牙齒咬住筆繼續譜寫音樂。”
憤怒過後，恐懼如潮水般襲來。這一年蘇聯的大清洗進入高潮，2000多萬知識分子被處決或莫名其妙地失蹤，死神的鐮刀在每個人的頭頂揮舞。他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像當時許多人一樣，收拾起一隻手提箱，靜靜的呆在家中，等著某個夜晚克格勃將他帶走。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我懷著一種有罪的感覺坐著，而事實上我沒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終幸免於難，斯大林沒有將他投入監獄，這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對他的統治是種有益的裝飾。“斯大林喜歡把一個人與死神麵對麵地放到一起，然後讓這個人按著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說。最終他選擇了屈服，公開做了檢討。一年後，作為贖罪，他完成了《第五交響樂》，將它獻給斯大林。這部作品為他贏回了一度失去的聲譽，令他正式成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
這場風波使他後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時常問別人：“如果你處於我的位置，你會怎樣?”在他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列比亞德金上尉詩四首》中，主人公是一個可憐蟲，被人像狗一樣殺死，他為這個人配了充滿柔情的音樂，他說：“當我們髒時愛我們，別在我們幹淨時愛我們。幹淨的時候人人都愛我們。”
做個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質上是一個蔑視強權的人，卻不幸有著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無心成為極權之下的殉道士，於是便隻有與當局保持表麵的妥協與合作。和俄羅斯曆史上許多呆在暴君身邊的文藝家一樣，他選擇成為一個癲僧，這是俄羅斯民族特有的族群，類似於中國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們用瘋癲的行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爾甩出一兩句尖刻銳利的話語，投進黑暗如水的專製體製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壓環境中，所有人都變得卑微而膽怯。他說：“那個時候，為了說個笑話，你就得把客人帶到浴室裏去。你得把水龍頭開的大大的，然後把這個笑話低聲告訴他。甚至笑也得輕輕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兩位好友兼保護人，蘇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先鋒派導演梅耶荷爾德，都在大清洗中被處決了。梅耶荷爾德被逮捕時，後悔自己沒有成為一個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歲的元帥在被捕前居然有著相同的心願。“這種巧合使我感到驚訝和可怕。一位是名導演，一位是著名的將領——突然都希望做一個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隻想坐在樂隊裏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隻有斯大林，他熱衷幹預一切文藝創作，而不是像太陽王路易十四那樣，對藝術家們說：“這方麵你們優先。”作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他多次見過斯大林，“沒見他有什麽魔力。他是個貌不驚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頭發略帶紅色，滿臉的麻子，右手明顯比左手瘦小，他總是藏著右手。他的相貌同無數畫像上的樣子一點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發生的一場悲劇，300多位烏克蘭盲人歌手從各地匯集起來，參加官方組織的民間歌手大會，當這些“烏克蘭活的博物館，活的曆史”聚齊之後，幾乎全部被槍決了，他說，因為“這些可憐的盲人們，他們唱的是舊調子，但是烏克蘭正在進行偉大的事業，而這些盲人，唱著曖昧的舊歌曲，他們的流浪的歌，審查員沒有辦法去審查。”於是就索性全部殺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與另一位音樂家哈恰圖良合作，為新國歌譜曲。“這個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圖良和我風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們不得不服從。”一共有四首新曲參加了評選，評判專家們認為他與哈恰圖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許修改。斯大林問他，需要用多少時間？他想說5分鍾，但怕這樣會被認為過於草率，於是改口說5個小時。結果斯大林還是皺起了眉頭，最終他們的曲子落選了。哈恰圖良事後責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個月的時間，也許我們就勝了……”
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
《第七交響樂》是他獲得世界性聲譽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對俄國人還是對美國人來說，二戰時蘇聯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寧格勒交響樂》——德米特裏•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蘇聯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艱苦歲月。德軍將列寧格勒團團圍住，聲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將列寧格勒從地圖上抹去。”在被圍困的900天中，城內饑餓倒斃者僅官方統計就有60萬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肖斯塔科維奇在被圍困的最初幾個月裏創作了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後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劇院樂團一起，在空襲警報中完成了《第七交響樂》的首演。5個月以後，樂譜被裝入戰鬥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隻來了20個人，一半的樂手都是被擔架抬來的，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僅經過一次15分鍾的排練後，《第七交響樂》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饑餓的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許多樂手在結束的一刹那暈厥過去。
《第七交響曲》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對蘇聯軍民士氣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將它宣傳為反法西斯的頌歌，並得到了盟國的好評。1942年7月19日，數百萬美國人在電台裏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氣勢恢弘的音樂，《時代》雜誌將作曲家身著消防製服、頭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麵——在他留守列寧格勒的日子裏，他還是一個稱職的民兵。
這也是他最富爭議的一部作品，蘇聯官方宣揚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傑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後發表的自傳中，他推翻了這一說法：“《第七交響曲》是戰前設計的，所以，完全不能視為在希特勒進攻下有感而發。侵犯的主題與希特勒的進攻無關。我在創作這個主題時，想到的是人類的另一些敵人。”“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但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隻是把它最後毀掉的列寧格勒。”
音樂藝術本身的多義性幫他隱藏了這個秘密，在他一生創作的15部交響樂中，多部作品都埋藏著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認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響樂》。官方對它的定義是充滿歡欣與光明，但與他處境近似的作協主席法捷耶夫聽出了異聲，他在私人日記中寫道：“《第五交響曲》的終曲是無可挽回的悲劇。”
他說：“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願意為每個受害者寫一首樂曲，但是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樂獻給他們全體。”
俄羅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壓。2月，蘇共中央對他作了嚴厲批評，他已寫成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被認為含有“形式主義的危害”而未能公演，從此他中斷交響樂寫作達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彎曲著身子順從權力，除了傀儡樣地代表官方露麵，就是寫像“森林之歌”和“陽光照耀祖國”一類的音樂。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卻不時迸發出鋒利的光芒。他和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兩大禦用文人，但他嘲笑這位蘇聯第一詩人：“在他的詩中，他蔑視巴黎和美國，但是他卻喜歡去巴黎買襯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揀到一支美國鋼筆的話，他也願意爬的。”
終其一生，他都不願與來蘇聯訪問的左翼知識分子們交往，不管這人是蕭伯納還是羅曼•羅蘭。他不信任這些西方人道主義者，盡管他們宣稱喜愛他的音樂。他說：“這些人在蘇聯好吃好喝一頓，回國後就向世人描繪一個地上的人間天堂，他們真有那麽愚蠢嗎？”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羅斯的良心”。他欣賞斯特拉文斯基，讚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對這些偽君子（蘇聯文化官員）中的一個人，沒有伸出手讓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這個偽君子隻得去握手杖，證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個裝有兩萬盧布的封袋，別人告訴她這是斯大林送來的，於是尤金娜給斯大林寫了回信：“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我將日夜為你祈禱，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麵前犯下的大罪。”她把這封自取滅亡的信寄了出去，萬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這封信後，還沒來得及處置，幾天後就死去了。
但他始終是斯大林粉飾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紐約市，以蘇聯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會議。在會場上，一個翻譯為他代讀發言稿，既攻擊美國窮兵黷武，又對蘇聯的文藝成就大唱頌歌。然後，表演進入高潮部分，一個蘇聯官員當眾問他：“你是否認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反動透頂？”他的嘴角和麵頰開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說：“是。”
13年後，“帝國主義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蘇聯，立刻來看望他。兩人四目相對，卻無話可說。好一會兒，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歡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這是談話的開端，也是終結。就是最沒想像力的人也不難揣測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著向自己所敬佩的無辜者身上潑髒水的痛苦……
回頭看，隻有屍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歡向友人講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們在修建一座紀念碑時，掘開了旁邊果戈理的墓，發現他不在棺材裏。一具偉大的屍體跑掉了，人們謠傳，這個年代太糟糕，連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開始調查原因，發現果戈理沒跑多遠，他就躺在附近，腦袋掉在一邊。原來人們在豎起的紀念碑上放的磚頭過多，磚頭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腦袋。
這個死人從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動了他，晚年的他漸漸感到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網越收越緊。站在蘇聯音樂界榮耀的峰巔，他卻禁不住害怕。作為一個時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擔心死後的行狀。他說：“一個人死了，別人就把他端上飯桌喂子孫後代。打個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齊送上親愛的後代的飯桌，讓他們胸前係著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個毛病，就是涼得太慢，他們太燙，所以就給他們澆上紀念的湯汁——最好的膠質，把他們變成肉凍……”
在他生命的最後4年，他與年輕的音樂家伏爾科夫成為密友。在伏爾科夫的鼓勵下，一個“從棺材裏逃出去”的計劃逐漸形成，他決定秘密口述一部回憶錄，將真實的自己和真實的曆史告訴大眾，從而糾正那個“令人心碎的奴顏卑膝的形象”。他為伏爾科夫提供材料，講述往事，肆意評價那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在伏爾科夫完成寫作後，他通讀了全書，並逐章簽名確認，同意在他死後將書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於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東西方陣營各取所需，大卸八塊。蘇聯宣稱他是“國家最忠實的兒子”，西方國家則稱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蘇維埃政權堅定的信徒。”一切仿佛蓋棺論定，但他的幽靈卻從強權與意識形態的銅牆鐵壁中鑽了出來，並順手打了它們一記響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憶錄被伏爾科夫帶到了國外，幾年後，回憶錄麵世，題名《見證》。
這是他一生哀樂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往事已然如煙，生靈早已塗炭，回首前塵，他的心中隻剩一片悵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爾科夫講述往事的時候，時常忍不住說的那樣：“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麽也看不到，隻有屍骨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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