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東京絞刑場上的《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他們消滅幹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多麽熟悉的聲音，多麽熟悉的旋律，構成日本導演筱田正浩構思１０年、耗資２０億日元的電影《間諜佐爾格》的音樂脈絡。
白發蒼蒼的筱田感傷地說，拍完這部影片，死而無憾了。
音樂水鳥般緩緩張開翅膀，繩索漸漸套緊兩隻思想的頭顱。
這一天是１１月７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
二
１９４２年６月日本司法機關首次發表《“國際諜報團事件”調查報告》：以違反國防安保法、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罪名逮捕諜報團首領佐爾格（德國、蘇聯雙重國籍）、布可裏奇（南斯拉夫人）、宮城與德、尾崎秀實、庫拉烏正（德國人）五人。《逮捕令》說：“本諜報團接受第三國際本部建立赤色諜報組織的命令，昭和八年被派遣進入我國的佐爾格與早已接受第三國際同樣指令潛伏我國策動的布可裏奇等糾結，以後加入宮城、尾崎等內外共產主義者數十名，秘密成立並強化諜報團體機構，利用巧妙偽裝的合法手段，獲得關於我國多項秘密情報，用無線電等多樣通訊聯絡方式向敵國提供情報”。
據檢查機關調查，諜報團由共產國際在日本國內設置，直屬蘇共中央委員會及紅軍第四大本營，成員由共產國際委派人員以及日本國內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度熱情的人士組成，探知日本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機密，並向蘇聯最高指揮部直接提供諜報。從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１年之間，諜報團搜獲的主要機密約一百多件，包括“五·一五”事件、北滿鐵路讓渡交涉事件、“二·二六”事件、日德防共協定、近衛內閣性質以及成立緣由、盧溝橋事件、汪兆銘工作調查、德意日軍事同盟問題、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德意日經濟協定調查、德軍進攻蘇聯報告、日本實際戰爭能力調查報告、日本的南侵政策等等。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佐爾格與尾崎被處以絞刑。其餘成員分別被判處無期、有期徒刑，關進日本專門對付重刑犯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監獄，他們不是在戰爭期間死於獄中，就是在戰後一經釋放，即因體力衰竭而死亡。
三
佐爾格諜報團具有嚴密的組織性，不與任何政治性質的宣傳組織發生聯係，究竟是如何被發現檢舉的呢？尾崎秀實的弟弟尾崎秀樹認定，日共原中央委員伊藤律是叛徒猶大。伊藤律（１９１３～１９８９）被捕後向特高（特別高等警察）自首，供出從美國回來的共產黨員北村，而北村是宮城的至交，北村供出宮城，宮城供出了諜報團，一個個魚兒被收線。伊藤１９５８年在中國被捕，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到日本。關於這段曆史，日共領導人含含糊糊，但是伊藤的兒子至今在為父親昭雪而奔走。
電影開頭，檢察官審問佐爾格：你到底是德國人還是蘇俄人？由此引發佐爾格回顧自己的人生——
佐爾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ｒｇｅ），１８９５出生於當時屬於沙皇俄國的阿塞拜疆，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他３歲隨父母遷居柏林，在那裏度過少年時代，受到德國國家主義的教育。青年時代，佐爾格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高中時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炮兵連，在戰爭中兩次負傷成為跛子。以後佐爾格入漢堡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他從對戰爭的殘酷反省出發，轉向馬克思主義，作為獨立社會黨員積極參加一戰以後爆發的德國革命。１９１９年，佐爾格加入剛剛創立的德國共產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受德共派遣赴莫斯科，因為他相信“全人類期待的社會惡的淨化，被貧困、不公正、不平等侵蝕的世界根本治療法正在這裏。”到達蘇聯後不久，他獲得蘇聯國籍，正式成為蘇共黨員，在共產國際工作。在此期間他發表《新德意誌帝國主義》等文，深得誌賀義雄等日共黨員的推崇。
１９３０年，佐爾格作為《社會學雜誌》的特派員在上海進行諜報活動，經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了《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１９３３年，他作為德國記者來日，並偽裝成納粹黨員，在贏得德國駐日外交人員的信任後，擔任德國大使館非正規編製的情報員，不久即建立了與尾崎、宮城等人相呼應的情報組織體係，其目的是探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蘇政策和日軍動向。
值得一提的是，佐爾格在日本的日子，正值蘇聯進行大規模的肅清運動，他的頂頭上司也被政治清洗，倘若他留在國內，大概同樣性命難保。
佐爾格諜報團的活動在１９３６年“二·二六”事件以後日臻精密，諸如希特勒入侵波蘭、入侵蘇聯的準備工作乃至具體日期、日本在太平洋開戰的戰力以及南進政策等等，搜羅畢至……
鏡頭回到審問現場，佐爾格平靜地回答檢察官：我和我的小組決不是要以日本為敵，我們與一般人理解的間諜完全不同。一般意義上的間諜是探知對方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弱點，然後攻其弱點，我們毫無這樣的意圖。我們隻想盡力避免日蘇之間的戰爭。
東京大學教授菊池昌典認為，佐爾格的悲劇不在於他作為一個間諜是成功還是失敗，而在於他的成果幾乎沒有對蘇聯的決策產生影響。他其實是作為一個孤獨的個體，在遠離祖國的地方為信仰而奉獻。電影裏傲慢的斯大林無視佐爾格等人以生命換取的情報，斯大林認為佐爾格是雙重、甚至三重間諜，不可信任——即使是在佐爾格關於德國計劃入侵蘇聯的情報（這一情報曾被斯大林當成笑話）被血的事實驗證以後。
“日本最終決定南下，無侵蘇意圖”，佐爾格通過尾崎秀實獲得絕密情報，影片中剛愎自用的斯大林笑笑，將其撕掉了。斯大林依然在遠東地區配置了最能打仗的４０個師團以防日軍入侵，致使斯大林格勒血戰付出極大的代價。
直到１９６４年，佐爾格方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這時的蘇聯業已經曆了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史稱“解凍”。
四
“有一個叫尾崎的新聞記者，精通德語，知識廣博，為人也可靠。”——這是魯迅對尾崎秀實的印象。尾崎秀實（１９０１～１９４４）生於一個漢學家家庭，在台灣長大並讀完中學，少年時代對殖民地、對民族問題便有痛切的認識。從東京大學畢業後，他擔任《朝日新聞》中國問題記者，１９３０年經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佐爾格，並將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一書譯成日語。這本書他曾送給魯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尾崎秀實以進步文化人士著稱，他和朋友山上正義一起，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左聯的工作。
回國後，尾崎以其“中國通”的聲望，成為首相近衛文 的特殊顧問、滿鐵東京支社調查室顧問，由此潛入日本政府的神經中樞，使佐爾格可以獲得日本的國家最高機密。
“你是蘇共黨員嗎？”檢察官問。
“不是”。
“你是日共黨員嗎？”檢察官問。
“不是”。
既非蘇共黨員、也非日共黨員的尾崎秀實的理想是：確保戰爭不擴大——停止帝國主義戰爭——日、中、蘇三國建設“東亞共同體”——日本新政的再建設……
他說：“所謂東亞新秩序理念，即社會主義理念的新秩序。以蘇共、中共的緊密提攜為基礎。但是我不認為以近衛之力能夠實現，近衛政權最終是克倫斯基政權（注：從帝製崩潰到十月革命之間的俄國共和製政權，克倫斯基任總理），是下屆政權的過渡。我雖然為近衛五人智囊團之一，暫且支持這克倫斯基政權，但卻是為著不久將要到來的真正的革命政權開辟道路——我今天做的是為明天的夢。”
臨刑前，尾崎秀實再次吐露心聲：“戰後將出現大東亞新秩序社會，形成世界革命的一環吧。我帶著麵具，冒著危險，頭發全白了。遺憾的是日本終於發動了大規模戰爭。我的工作已經九分成功，但不能看到結果而死，抱恨終生。”
他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朝日人物辭典》評論說：“他預見日本未來的變革建立在與蘇聯和新中國相互提攜的基礎上，但不是通過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階級鬥爭的手段，而是通過既成政治勢力內部的作用來實現。”
他給在中國出生的女兒取名揚子，揚子江的意思。
五
宮城與德（１９０３～１９４３）出生於衝繩的名護市。衝繩是日本最敏感、最特殊的地方。曆史上，包括衝繩諸島在內的琉球群島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琉球王國。１８７５年，日本派兵進駐琉球，命其尊奉日本明治年號；１８７８年，日本政府悍然決定廢琉球為郡縣，除北部數島並入鹿兒島縣外，其餘地域置衝繩縣。１９０３年大阪勸業博覽會的“學術人類館”中，衝繩人與阿伊努人（日本少數民族，又稱蝦夷，主要分布在北海道）、朝鮮人、台灣人一樣被當作活物陳列。日本政府在戰前對衝繩的政治彈壓超過本土，戰爭期間更是寧願以“衝繩玉碎”來保全日本本土。衝繩戰中許多衝繩人不是死在美軍的轟炸之下，而是死在日軍手中。衝繩是日本的“黑戶口”，飽受本土的歧視。而名護又是衝繩最貧窮的地方，戰前移民海外的人最多，偏僻的村落裏幾乎每家都有夏威夷、加利福尼亞和南美的親戚。
宮城與德１６歲前往美國，投靠父兄，畢業於聖地亞哥美術學校。１９０６年美國製定限製日本移民法案，１９０９年加利福尼亞州排日法案被認可。宮城的少年時代是衝繩人作為最廉價的勞動力被本土購買的時代，日本本土以各種手段榨取、掠奪衝繩；到美國後又適逢美國歧視有色人種的高潮期，受到來自白人和日本本土移民的雙重歧視。後來宮城對尾崎說，同樣是日本人，本土的日本人根本無法了解衝繩人作為少數民族被壓抑、被歧視的深切痛苦。當時在美國的衝繩移民第一代與第二代分歧很大，代溝很深。第一代移民祖國意識強烈，而第二代移民大多認同自己為美國公民，願意為星條旗而戰，他們中間相當一部分後來作為美軍登陸衝繩，比正宗的老美還要賣命，為的是用血洗掉自己身上烙印的“紅字”。麥克阿瑟說，美軍依靠這些衝繩移民士兵的力量，衝繩戰役至少縮短了兩年。
第二代衝繩移民中還有一撥向往的是紅色的正義，宮城的堂哥就是一個。此人投身西海岸移民勞工運動，被美國驅逐出境，逃亡蘇聯，在蘇聯一邊擔任日語教師，一邊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大肅清時被關進集中營，不久即作為“日本間諜”遭槍殺。在蘇聯肅清運動中被當作間諜槍殺的日本人中間，大多是衝繩人。
宮城在美國先是加入進步的衝繩青年會“黎明會”，旋又加入美國共產黨日本人支部，從事紅色救援與反戰運動，後來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回到日本，成為諜報團的中堅力量。
他在審問中這樣回答檢察官：“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書，我沒有怎麽讀過，我的共產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勞動者有飯吃的平等社會”。
說來宮城的人生原可以是另一番風景。他是一位傑出的畫家，與竹久夢二同時在美國學畫，兩人交往甚為頻繁，盡管竹久比宮城大１９歲，但是，雙方在思想上相當接近，竹久在日記中記載著與宮城的友誼，在新潮美術社出版的《竹久夢二》中，有一章《在美利堅的夢二與宮城與德》詳說其事。後來去了歐洲，成為日本畫壇一代宗師的竹久夢二亦在德國參與反納粹的地下抵抗運動，援助流亡國外的猶太人，甚至說過，“俺的身體內流著猶太人的血液”。
共產國際派遣宮城回日本的任務，是促成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聯係，他完成接頭任務後本可以離開日本。宮城生在衝繩，長在美國（他在美國的共產活動相對多少還有點合法性），對日本本土一點兒不了解，更不了解日本特高的厲害。但宮城說共產主義理想一定要通過實踐行動來檢驗，誰來實踐呢，總得有人幹，那麽還是我來吧。
宮城在衝繩的戶籍直到最近才恢複，因為他是所謂“賣國賊”。他的繪畫作品有《林間》《月光像》等。
六
偵破佐爾格諜報團的日本特高成立於１９１０年，專門對付勞工運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反戰、反軍活動，１９４５年被ＧＨＱ（聯合國最高司令部）下令取締。
１９４９年美國陸軍部根據日本特高關於佐爾格事件的檔案，發表《關於遠東國際間諜事件的報告書》，要求“以此為鑒注意並警告美國國內的間諜活動，警告同情共產主義的美國人”。並指明當年在上海介紹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相識的史沫特萊是“共產間諜”。
曆史進入了美日聯手對抗蘇聯的冷戰時期。
佐爾格的墓碑在東京多磨陵園，正麵銘刻著佐爾格的俄文名字和他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的名字。正是這個勇敢的日本女人收回了佐爾格的屍骨並建立了墓碑。旁邊的另一墓碑上刻著１１名同誌的名字，反麵鐫刻著宮城與德父親的詩：
光陰湍急，花季潮汐，我的兒
在多磨的天空下，迎回你，我的兒
佐爾格在被套上絞索的時候說：“要我說遺言了嗎？國際共產主義萬歲！”影片結尾卻在《國際歌》的悲涼旋律中穿插了柏林牆倒塌的紀錄片片斷。導演筱田正浩在影片開頭引用了魯迅小說《故鄉》中的一段話作為題記：“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與片頭刑場上響起的《國際歌》相呼應的，是片尾約翰·列儂的《Ｉｍａｇｉｎｅ》：
想象吧，假如這世界上不存在國家國境
這絕非一件難事
沒有殺戮，沒有死亡，宗教的紛爭也將消亡
想象吧，所有的人們，和平地棲居
或許你會說我是一個夢想家
但我不是隻我一個人
希望有一天你加入我們
這世界將成為一個世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他們消滅幹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多麽熟悉的聲音，多麽熟悉的旋律，構成日本導演筱田正浩構思１０年、耗資２０億日元的電影《間諜佐爾格》的音樂脈絡。
白發蒼蒼的筱田感傷地說，拍完這部影片，死而無憾了。
音樂水鳥般緩緩張開翅膀，繩索漸漸套緊兩隻思想的頭顱。
這一天是１１月７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
二
１９４２年６月日本司法機關首次發表《“國際諜報團事件”調查報告》：以違反國防安保法、治安維持法、軍機保護法等罪名逮捕諜報團首領佐爾格（德國、蘇聯雙重國籍）、布可裏奇（南斯拉夫人）、宮城與德、尾崎秀實、庫拉烏正（德國人）五人。《逮捕令》說：“本諜報團接受第三國際本部建立赤色諜報組織的命令，昭和八年被派遣進入我國的佐爾格與早已接受第三國際同樣指令潛伏我國策動的布可裏奇等糾結，以後加入宮城、尾崎等內外共產主義者數十名，秘密成立並強化諜報團體機構，利用巧妙偽裝的合法手段，獲得關於我國多項秘密情報，用無線電等多樣通訊聯絡方式向敵國提供情報”。
據檢查機關調查，諜報團由共產國際在日本國內設置，直屬蘇共中央委員會及紅軍第四大本營，成員由共產國際委派人員以及日本國內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度熱情的人士組成，探知日本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機密，並向蘇聯最高指揮部直接提供諜報。從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１年之間，諜報團搜獲的主要機密約一百多件，包括“五·一五”事件、北滿鐵路讓渡交涉事件、“二·二六”事件、日德防共協定、近衛內閣性質以及成立緣由、盧溝橋事件、汪兆銘工作調查、德意日軍事同盟問題、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德意日經濟協定調查、德軍進攻蘇聯報告、日本實際戰爭能力調查報告、日本的南侵政策等等。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佐爾格與尾崎被處以絞刑。其餘成員分別被判處無期、有期徒刑，關進日本專門對付重刑犯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監獄，他們不是在戰爭期間死於獄中，就是在戰後一經釋放，即因體力衰竭而死亡。
三
佐爾格諜報團具有嚴密的組織性，不與任何政治性質的宣傳組織發生聯係，究竟是如何被發現檢舉的呢？尾崎秀實的弟弟尾崎秀樹認定，日共原中央委員伊藤律是叛徒猶大。伊藤律（１９１３～１９８９）被捕後向特高（特別高等警察）自首，供出從美國回來的共產黨員北村，而北村是宮城的至交，北村供出宮城，宮城供出了諜報團，一個個魚兒被收線。伊藤１９５８年在中國被捕，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到日本。關於這段曆史，日共領導人含含糊糊，但是伊藤的兒子至今在為父親昭雪而奔走。
電影開頭，檢察官審問佐爾格：你到底是德國人還是蘇俄人？由此引發佐爾格回顧自己的人生——
佐爾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ｒｇｅ），１８９５出生於當時屬於沙皇俄國的阿塞拜疆，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他３歲隨父母遷居柏林，在那裏度過少年時代，受到德國國家主義的教育。青年時代，佐爾格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高中時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炮兵連，在戰爭中兩次負傷成為跛子。以後佐爾格入漢堡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他從對戰爭的殘酷反省出發，轉向馬克思主義，作為獨立社會黨員積極參加一戰以後爆發的德國革命。１９１９年，佐爾格加入剛剛創立的德國共產黨，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受德共派遣赴莫斯科，因為他相信“全人類期待的社會惡的淨化，被貧困、不公正、不平等侵蝕的世界根本治療法正在這裏。”到達蘇聯後不久，他獲得蘇聯國籍，正式成為蘇共黨員，在共產國際工作。在此期間他發表《新德意誌帝國主義》等文，深得誌賀義雄等日共黨員的推崇。
１９３０年，佐爾格作為《社會學雜誌》的特派員在上海進行諜報活動，經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了《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１９３３年，他作為德國記者來日，並偽裝成納粹黨員，在贏得德國駐日外交人員的信任後，擔任德國大使館非正規編製的情報員，不久即建立了與尾崎、宮城等人相呼應的情報組織體係，其目的是探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蘇政策和日軍動向。
值得一提的是，佐爾格在日本的日子，正值蘇聯進行大規模的肅清運動，他的頂頭上司也被政治清洗，倘若他留在國內，大概同樣性命難保。
佐爾格諜報團的活動在１９３６年“二·二六”事件以後日臻精密，諸如希特勒入侵波蘭、入侵蘇聯的準備工作乃至具體日期、日本在太平洋開戰的戰力以及南進政策等等，搜羅畢至……
鏡頭回到審問現場，佐爾格平靜地回答檢察官：我和我的小組決不是要以日本為敵，我們與一般人理解的間諜完全不同。一般意義上的間諜是探知對方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弱點，然後攻其弱點，我們毫無這樣的意圖。我們隻想盡力避免日蘇之間的戰爭。
東京大學教授菊池昌典認為，佐爾格的悲劇不在於他作為一個間諜是成功還是失敗，而在於他的成果幾乎沒有對蘇聯的決策產生影響。他其實是作為一個孤獨的個體，在遠離祖國的地方為信仰而奉獻。電影裏傲慢的斯大林無視佐爾格等人以生命換取的情報，斯大林認為佐爾格是雙重、甚至三重間諜，不可信任——即使是在佐爾格關於德國計劃入侵蘇聯的情報（這一情報曾被斯大林當成笑話）被血的事實驗證以後。
“日本最終決定南下，無侵蘇意圖”，佐爾格通過尾崎秀實獲得絕密情報，影片中剛愎自用的斯大林笑笑，將其撕掉了。斯大林依然在遠東地區配置了最能打仗的４０個師團以防日軍入侵，致使斯大林格勒血戰付出極大的代價。
直到１９６４年，佐爾格方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這時的蘇聯業已經曆了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史稱“解凍”。
四
“有一個叫尾崎的新聞記者，精通德語，知識廣博，為人也可靠。”——這是魯迅對尾崎秀實的印象。尾崎秀實（１９０１～１９４４）生於一個漢學家家庭，在台灣長大並讀完中學，少年時代對殖民地、對民族問題便有痛切的認識。從東京大學畢業後，他擔任《朝日新聞》中國問題記者，１９３０年經史沫特萊介紹認識佐爾格，並將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一書譯成日語。這本書他曾送給魯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尾崎秀實以進步文化人士著稱，他和朋友山上正義一起，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左聯的工作。
回國後，尾崎以其“中國通”的聲望，成為首相近衛文 的特殊顧問、滿鐵東京支社調查室顧問，由此潛入日本政府的神經中樞，使佐爾格可以獲得日本的國家最高機密。
“你是蘇共黨員嗎？”檢察官問。
“不是”。
“你是日共黨員嗎？”檢察官問。
“不是”。
既非蘇共黨員、也非日共黨員的尾崎秀實的理想是：確保戰爭不擴大——停止帝國主義戰爭——日、中、蘇三國建設“東亞共同體”——日本新政的再建設……
他說：“所謂東亞新秩序理念，即社會主義理念的新秩序。以蘇共、中共的緊密提攜為基礎。但是我不認為以近衛之力能夠實現，近衛政權最終是克倫斯基政權（注：從帝製崩潰到十月革命之間的俄國共和製政權，克倫斯基任總理），是下屆政權的過渡。我雖然為近衛五人智囊團之一，暫且支持這克倫斯基政權，但卻是為著不久將要到來的真正的革命政權開辟道路——我今天做的是為明天的夢。”
臨刑前，尾崎秀實再次吐露心聲：“戰後將出現大東亞新秩序社會，形成世界革命的一環吧。我帶著麵具，冒著危險，頭發全白了。遺憾的是日本終於發動了大規模戰爭。我的工作已經九分成功，但不能看到結果而死，抱恨終生。”
他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朝日人物辭典》評論說：“他預見日本未來的變革建立在與蘇聯和新中國相互提攜的基礎上，但不是通過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階級鬥爭的手段，而是通過既成政治勢力內部的作用來實現。”
他給在中國出生的女兒取名揚子，揚子江的意思。
五
宮城與德（１９０３～１９４３）出生於衝繩的名護市。衝繩是日本最敏感、最特殊的地方。曆史上，包括衝繩諸島在內的琉球群島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琉球王國。１８７５年，日本派兵進駐琉球，命其尊奉日本明治年號；１８７８年，日本政府悍然決定廢琉球為郡縣，除北部數島並入鹿兒島縣外，其餘地域置衝繩縣。１９０３年大阪勸業博覽會的“學術人類館”中，衝繩人與阿伊努人（日本少數民族，又稱蝦夷，主要分布在北海道）、朝鮮人、台灣人一樣被當作活物陳列。日本政府在戰前對衝繩的政治彈壓超過本土，戰爭期間更是寧願以“衝繩玉碎”來保全日本本土。衝繩戰中許多衝繩人不是死在美軍的轟炸之下，而是死在日軍手中。衝繩是日本的“黑戶口”，飽受本土的歧視。而名護又是衝繩最貧窮的地方，戰前移民海外的人最多，偏僻的村落裏幾乎每家都有夏威夷、加利福尼亞和南美的親戚。
宮城與德１６歲前往美國，投靠父兄，畢業於聖地亞哥美術學校。１９０６年美國製定限製日本移民法案，１９０９年加利福尼亞州排日法案被認可。宮城的少年時代是衝繩人作為最廉價的勞動力被本土購買的時代，日本本土以各種手段榨取、掠奪衝繩；到美國後又適逢美國歧視有色人種的高潮期，受到來自白人和日本本土移民的雙重歧視。後來宮城對尾崎說，同樣是日本人，本土的日本人根本無法了解衝繩人作為少數民族被壓抑、被歧視的深切痛苦。當時在美國的衝繩移民第一代與第二代分歧很大，代溝很深。第一代移民祖國意識強烈，而第二代移民大多認同自己為美國公民，願意為星條旗而戰，他們中間相當一部分後來作為美軍登陸衝繩，比正宗的老美還要賣命，為的是用血洗掉自己身上烙印的“紅字”。麥克阿瑟說，美軍依靠這些衝繩移民士兵的力量，衝繩戰役至少縮短了兩年。
第二代衝繩移民中還有一撥向往的是紅色的正義，宮城的堂哥就是一個。此人投身西海岸移民勞工運動，被美國驅逐出境，逃亡蘇聯，在蘇聯一邊擔任日語教師，一邊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大肅清時被關進集中營，不久即作為“日本間諜”遭槍殺。在蘇聯肅清運動中被當作間諜槍殺的日本人中間，大多是衝繩人。
宮城在美國先是加入進步的衝繩青年會“黎明會”，旋又加入美國共產黨日本人支部，從事紅色救援與反戰運動，後來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回到日本，成為諜報團的中堅力量。
他在審問中這樣回答檢察官：“關於共產主義的理論書，我沒有怎麽讀過，我的共產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勞動者有飯吃的平等社會”。
說來宮城的人生原可以是另一番風景。他是一位傑出的畫家，與竹久夢二同時在美國學畫，兩人交往甚為頻繁，盡管竹久比宮城大１９歲，但是，雙方在思想上相當接近，竹久在日記中記載著與宮城的友誼，在新潮美術社出版的《竹久夢二》中，有一章《在美利堅的夢二與宮城與德》詳說其事。後來去了歐洲，成為日本畫壇一代宗師的竹久夢二亦在德國參與反納粹的地下抵抗運動，援助流亡國外的猶太人，甚至說過，“俺的身體內流著猶太人的血液”。
共產國際派遣宮城回日本的任務，是促成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聯係，他完成接頭任務後本可以離開日本。宮城生在衝繩，長在美國（他在美國的共產活動相對多少還有點合法性），對日本本土一點兒不了解，更不了解日本特高的厲害。但宮城說共產主義理想一定要通過實踐行動來檢驗，誰來實踐呢，總得有人幹，那麽還是我來吧。
宮城在衝繩的戶籍直到最近才恢複，因為他是所謂“賣國賊”。他的繪畫作品有《林間》《月光像》等。
六
偵破佐爾格諜報團的日本特高成立於１９１０年，專門對付勞工運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反戰、反軍活動，１９４５年被ＧＨＱ（聯合國最高司令部）下令取締。
１９４９年美國陸軍部根據日本特高關於佐爾格事件的檔案，發表《關於遠東國際間諜事件的報告書》，要求“以此為鑒注意並警告美國國內的間諜活動，警告同情共產主義的美國人”。並指明當年在上海介紹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相識的史沫特萊是“共產間諜”。
曆史進入了美日聯手對抗蘇聯的冷戰時期。
佐爾格的墓碑在東京多磨陵園，正麵銘刻著佐爾格的俄文名字和他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的名字。正是這個勇敢的日本女人收回了佐爾格的屍骨並建立了墓碑。旁邊的另一墓碑上刻著１１名同誌的名字，反麵鐫刻著宮城與德父親的詩：
光陰湍急，花季潮汐，我的兒
在多磨的天空下，迎回你，我的兒
佐爾格在被套上絞索的時候說：“要我說遺言了嗎？國際共產主義萬歲！”影片結尾卻在《國際歌》的悲涼旋律中穿插了柏林牆倒塌的紀錄片片斷。導演筱田正浩在影片開頭引用了魯迅小說《故鄉》中的一段話作為題記：“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與片頭刑場上響起的《國際歌》相呼應的，是片尾約翰·列儂的《Ｉｍａｇｉｎｅ》：
想象吧，假如這世界上不存在國家國境
這絕非一件難事
沒有殺戮，沒有死亡，宗教的紛爭也將消亡
想象吧，所有的人們，和平地棲居
或許你會說我是一個夢想家
但我不是隻我一個人
希望有一天你加入我們
這世界將成為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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