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赤腳醫生解密：文-革時老百姓是怎樣看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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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口述:當年農村合作醫療狀況

《世界博覽·中國卷》 2009年第10期

我是河北省深澤縣城關公社東關大隊人，1942年生，1965年毛澤東主席“六二六”指示發出後學的醫，“六·二六”指示就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石’家莊省三院的醫療隊來農村培訓，那時叫半農半醫，實際是全天學習，不過每個星期抽出兩個半天勤工儉學，籌集了資金，老師用來買資料。

當時讓誰去學醫是大隊黨支部定的。條件是在村裏威望比較高的，有點文化的，年輕的，出身好的。我家是貧下中農，我初中畢業，當時在上水庫機關的業餘夜校，大隊領導覺得我比較符合條件，就讓我去了。

半農半醫

我們是邊學邊實踐，比如村裏有了特殊病人，比較重的病人，就跟老師說了\'老師就帶著學生來，確切檢查，確定這叫什麽病，學生們在旁邊看著。比如我們村的一個心髒病人，我們原先不知道什麽叫心髒病，從書本上看到這個“心髒瓣膜病”，“二尖瓣狹窄閉鎖不全”，但是沒聽過，一聽我們村這個病人的心跳，老師說，這就是二尖瓣狹窄，就記得特別清楚。

我記得1966年，正是學習緊張的時候，有時候晚上也上課，因為城關離縣醫院近，我去得比較多，晚上如果不上課的話，我就跑到縣醫院去，跟著值班的醫生學習，為的是能多學點東西。我自己入了門以後，也愛好這個，千方百計的多學點東西，不能白耽誤時間，我們是記工分的，不能白學，全村人看著你學習，你要是不好好學，說不過去，所以，從自己的業務方麵，就提高的比別人快點。我是一個比較好強的人，在班裏邊，我是副班長。那時候家裏也比較支持我。家裏什麽事也不讓我管，包括自留地，完全由家裏人做。我是一心撲在這上頭。在這方麵也得到了社員們的好評，大病小病都找我。我這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嘴勤、腿勤、手勤，直到現在還是。

那時對業務雖然認識一點了，但是有時確定不了，還得叫上老師。使我特別感動的是石家莊醫療隊隊長遇俊清老師，他對病人的那種關心，到現在我都忘不了。遇老師在業務上給深澤醫務界起了個好的帶頭作用。我記得那時流腦(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在深澤大流行，城關公社當時還沒發現，附近的大直要(村名)發生一例。流腦傳染速度很快，發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趕緊看。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我記得是晚上6點，遇老師叫上我一起去。雪太大，不能騎自行車，我們就走著去，他在前邊趟著道，讓我在後邊跟著，深一腳淺一腳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給我們倒了點水，我們也顧不上喝，先得看病人。我對遇老師敬佩得不行，心裏想一定要把老師的精神學到手，所以我在行醫過程中，完全按著我們老師那個思想去做。

我們培訓期間，各村都通氣，哪個村有病人，趕緊報，老師就帶著學生去了，那年的流行病，一個是流腦，一個是麻疹，比較起來麻疹更厲害，特別厲害，光我們東關村就有38例。我們就自己結合成小組，東關、小杜莊、大杜莊三個村的醫生合作，每個病人一天要打4次針，我們就騎著車子轉，走著忙不過來。我們三個村的3個醫生互相幫助，又能互相學習，因為治療及時，那年我們這三個村沒有一例死亡。

在醫風醫德方麵，當時都是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時可不是唱高調，我們實際就是這麽做的。跟現在不一樣，現在講金錢啊，那時不講這個，那時講怎樣把病人作為自己的親人。我們除了搶救本村的病人外，還有外村來趕集的，突然得病了，也要搶救。有一次，大集上，在我們這個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突然有一個人發病，我被叫去以後，那人已經沒呼吸了，也來不及往醫院送，就先做人工呼吸，這樣先搶救過來。當時是大集上，有人認出病人，就通知家屬，家屬後來給我送了個匾。

我還有個特點，不論冬夏，把門一關，沒事了。就把今天看過的所有病人，哪怕就是個感冒病人，我得在腦子裏“過電影”，查處方，思考病人明天會出現什麽情況，或輕或重，應該怎麽處理。每天都得總結。為什麽東關那時比較出名呢?主要是藥品準備得比較齊全，我夏季就準備秋季的藥，到了秋季準備冬季的藥，到了冬季準備春季的藥，到了春季準備夏季的藥，總是走在前頭。有時外村的病人也來我這裏找藥。

文革期間，幾個外地的老醫生被下放到深澤改造，他們已經被剝奪了處方權了，我們給了他們東關衛生室的處方，都不敢用，隻能用白紙開方，或用煙盒紙的反麵寫，比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莊頭的那個老“反革命”，人們叫他“老反”，他在村裏看了幾個病人，他開的藥有些是特殊藥，別的地方都找不到，後來找到東關，我把藥給他配齊了c病人吃了好了。那時我在東關衛生室是主管，還兼職民兵指導員。我就建議冶莊頭民兵連長，讓他給人們看病，後來民兵連長采納了這個建議，就連縣級幹部都來找那個“老反”看病。

合作醫療

我們村是深澤縣第二家舉辦合作醫療的。1969年正月縣裏組織現場會，要求三級--籌款，大隊、小隊、個人各出一塊錢，共三塊錢。回來後經過大隊黨支部討論，支部書記特別支持，雖然我們大隊離縣醫院近，但半農半醫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著召開社員大會，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 99％參加。隻有一戶，家裏隻有娘倆，覺得自己沒病，沒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醫療基金是到戶裏收錢，到人家家裏，先問；“你加入嗎?”加入就掏錢，一人一塊錢，一戶有幾個人就掏幾塊。我們大隊是報銷80％，個人拿 20％。比如看一次病，花—塊錢，就報銷8毛，自己掏2毛，到縣醫院看病報90％。那時是花得多就報得多，確實能減輕人們的負擔。我本人就是一個受益者，我父親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術，那時花了560多塊錢，回來馬上就報了。當時報銷還得經村衛生室批，那時出去看病，不管是誰，幹部也好，社員也好，隻要到外邊看病，就得經過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批準。如果急症來不及批準，住了院，家裏就得來報批。

當時我們衛生室三個人，一個司藥，兩個醫生。我是衛生室負責人，另外那個醫生是我培養起來的。那時東關人們的思想比較好，參加合作醫療後也是有病就吃藥，沒病就不吃藥。我們衛生室開藥，最多是三頓的藥，到現在我也是這樣。我已經形成這個習慣了，有時有人問我，“你怕把藥賣了?”我說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藥扔了，浪費了錢。如果吃了一天沒好，再來看，該調整就調整，不需要調整就再拿一頓的。到現在，拿兩頓以下的藥，我一般不收錢。因為突然肚子痛，或腦袋疼，看看沒什麽大毛病，臨對的神經疼，也是給兩頓的藥，不收錢。

就我們村來說，那時的合作醫療比起現在的合作醫療，我覺得還是過去的好。那時東關有點副業，經濟條件比較好。有時一年下來，有得大病的，錢不夠，就大隊裏出。一般一年下來都夠，因為有時一年沒大病，就有結餘，積攢下來。當時東關大隊裏的出納管賬，賬目原來是大隊裏統一管理，後來分開，單獨設了個會計，一個月弄回賬，我們衛生室有時一個月，有時一季度盤點一次，整個都得盤點，包括中藥西藥。司藥員負責記錄每天看多少病人，收多少錢，免多少錢。從處方上說，比如這個藥品應該是10塊錢，實收2塊錢，司藥每天報一次，錢也每天交一次，交到大隊。衛生室有20塊錢的流動資金，放在藥房的抽屜裏，藥房裏虧不虧，就是藥房的錢刨去20塊錢等於實際收入。如果錢賬不對就要查藥方，就是差幾分錢，也要把所有藥方賬目查一遍。藥房是一天一算，會計是一個月一算。我們去進藥，在出納那支錢，回來賬目落在衛生室，比方說青黴素多少，氯黴素多少，安痛定多少，花了多少錢，錢和藥碰了，把進貨單交給大隊。

東關衛生室在當時是比較正規的，有單獨的房子，是大隊給的。後來實行合作醫療後衛生室二次改建，都是上邊支持的，那時是計劃經濟，凡是物資供應都得經計委批。磚、木料，都是深澤縣計委批的，然後大隊自己再掏一部分錢。

那時看病中藥和西藥用得差不多。中藥也是從醫藥公司裏進。自己也采製一些，比如大戟小薊，馬齒莧，都是自己采，有時也自己種，那幾年我們自己種，就利用村裏的閑莊基地種藥材，當時東關種藥材也多，種點紅花、薏米等，除了自用以外，就賣給城關公社醫院和縣醫院，按國家醫藥公司的價格賣給他們，有時也可以換藥。

自采自種自製的藥在整個用藥量中基本上占20％左右。主要還是靠從醫藥公司進藥，那時就是獨家經營，藥材的質量也好，價格全國統一，你到上海、到南京也都是這個價格。跟現在不一樣。現在今天這個價，明天那個價。同樣的藥，這個廠子出的就貴，那個廠子出的就賤。過去藥品質量好，我總覺得現在醫療方麵不太理想，這個價格掌握不了，失控。

新型合作醫療跟過去的合作醫療確實有差別。可能深澤從報銷比例的封頂數額上有些問題，現在封頂數是1.5萬，應該是越花錢多報銷比例越大，這才對。平時花十塊八塊或百幾十塊錢，自己能拿出來，按深澤講能拿出來，問題不大，所以應該是得病大，花錢多，報得多才對。也可能今年是頭一年的原因，屬於試驗階段。我覺得還是過去的合作醫療比較好。根據東關的情況，那時報80％，越病大去縣醫院，越報銷多，現在，去縣醫院才報30％，在城關醫院報60％，在本村就是花完8塊錢，超過了再掏錢。這8塊錢全家可以調劑共用。

和毛主席合影

我是半農半醫的典型，要到各公社開會匯報思想。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自從開始學醫後，為了學習方便，我身上沒離過聽診器，出門也帶著。在走親戚的時候，我還救過一個病人。作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積極分子，我是深澤縣唯一一個出席地區、省—直到華北地區的代表，到北京軍區參加過第五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會議。我至今還保留著當時的出席證，筆記本。

我們這一片屬於華北軍區，每縣都有一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型，各行各業都有，也包括部隊上的，共1700多人。我們首先到了石家莊，在省軍區待了三天，然後統一出發去北京。去北京前，軍區司令員就傳達了：咱們河北人，尤其石家莊人，不能當“采購員”。那時候什麽東西都緊張，都是憑票購買，但在會議期間，凡是買東西不憑票，可以隨便買，但是我們不能當采購員。

到北京後，北京軍區接待，分散居住，有在西山的，有在八大處的，我們石家莊去的住在總參招待處。那時候會議進行得比較神秘，有的是在總參禮堂開，有的是在軍區禮堂開，去的地方很多，可能出於戰備考慮，不提前通知，開完會後才對外公布。隻是有些遺憾，那次會議的照片還沒發下來就收回去了。還有一個遺憾就是原計劃給每個人配發的槍支沒給發下來，本來北京軍區要每人發半自動槍—支，連槍號都是自己的。

會議期間出了點事，原會議議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見臨時取消了，毛主席飛到了廬山。周總理接見後，人們不幹，各代表團在底下都說好了，我們完全聽部隊的指揮，要求毛主席接見，本來就安排接見的。

各代表團給參會代表分發稿紙，有寫一份的，有寫兩份的，要求毛主席接見。那時候誰不想見毛主席呀。北京軍區組織的，部隊的頭頭讓這樣做的，下邊有人打著手勢，早先部隊上不是有拉拉歌嗎?我們就聽他指揮，噠噠噠、噠噠噠，踩著點，一起喊：“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總理沒辦法了，下不了主席台了，黃永勝發火了，第二天，毛主席又飛回來。本來第二天這個時間是個會議時間，卻要求在住地待命，也不說要幹什麽去，就是誰也不許出去，半個小時後，接到通知，凡是有鐵器東西的，如剪指甲刀等，還有火柴完全上交。如果穿的是皮鞋，就給雙便鞋，你穿多大號的，報了接著就發，凡是穿著有釘子的鞋的、皮鞋的，掛鞋掌的，都要換。大家一尋思，這就是主席要接見了，但誰也不能說，誰也不能問，接見地點是在人民大會堂，但是怎麽到達人民大會堂的，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那時候講備戰嘛，我們坐的車，布簾整個都是拉上的，看不見外邊，下了車，就已經到大會堂裏麵了，根本就不知道怎麽上去的。

到了大會堂後，按座位號坐下。我們也不知道要幹什麽。主席台上也沒有會標，那時候人們思想比這會集中，說不讓說話就誰也不說話，我們等了27分鍾，當時的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朱德、陳毅、黃永勝、吳法憲、林彪都出來了，我們甚至都沒有看見人家怎麽上的主席台。毛主席就隻說了三句話，“同誌們好!” “祝大家健康!”“我還有任務，謝謝大家!”就完了，就這麽三句話。我們就在部隊的指揮下(有軍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打手勢，要不然達不成一個音，得有指揮)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接見時間就這麽短。拍照是在接見的頭一天，我們排列以後，被要求不能動，眼睛平視，就不知道領導人是怎麽站到那的，因此盡管照了合影，但根本沒見到主席，甚至都不知道有誰參加拍照了。整個過程十分神秘。因為當時講備戰，首長出去，誰也不知道是怎麽出去的。照完合影後，才公布，跟主席合影了，全體領導人都有。本來閉會時領導人應該都在，但是都沒有。我們此前就在那開過一次會，開幕式在那開的，以後會議地址就轉移了，老是轉移，一天一個地方。我們一共去了15天，其中包括幾天的參觀時間，參觀戰備，包括地下工程等。

回來後，在石家莊又待了一天，然後回縣給革委會主任、武裝部、民兵連長等匯報會議實況。說實在的啊，現在我還是說那時候人們的思想單純，好!

雖然現在是市場經濟，但對我沒什麽大的影響。我現在也不收注射費，一次性注射器收錢，5分錢的利潤，1毛5進的，收兩毛。我還是服務於群眾，讓群眾少花錢。能花一塊錢的不花一塊一，我現在還是這個觀點。比方說兩年多前，北冶莊頭有一個胃病病人，花了好多錢都治不了，花了三塊多錢在我這就治好了，他敲鑼打鼓給我送了匾來。我今年66歲了，隻要誰家有病人，電話一響，不管是半夜裏還是什麽時候，都起來接，問清是誰怎麽回事，就趕緊去。現在有新型合作醫療定點，但人們還是找我，因為人們信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