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另一個視角：評皖南事變中的項英政委
皖南事變是國民黨蓄意反對共產黨人的事件。反對的手段是針對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采取軍事措施，形式上是以軍隊的上下級關係來強製執行，而不是以國共兩黨的平等協商來解決。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以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出的“皓電”，命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開往黃河以北的作戰區域。11月9日，共產黨方麵以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領導人朱德、葉挺等人的名義，發出“佳電”作為答複。由於雙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級關係，所以這個答複是采取當時通行的舊公文格式：“茲奉電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這就是我們承擔把新四軍調到長江以北的允諾。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對策；既不是完全對抗不動，也不是屈從於國民黨的全部北移黃河以北的要求。這顯然是一種妥協。到11月底，國民黨第三戰區才提出一個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國民黨方麵又發出個“齊電”，向共產黨方麵進行政治上的反撲。從以後的情況發展來看，當時我們若是再有一個反駁電就好了，既然國民黨強詞奪理地“駁斥”我們，我們就應該說話。
如果這種爭論繼續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設法爭取北移的較為有利時機。既然我們答應撤出江南，就應該有個具體實施計劃，這就需要和國民黨當局交涉，以保證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國民黨方麵限定的一個月。
新四軍的皖南部隊有限，要大力發展江北就顧不上皖南。共產黨中央是否原來就打算丟掉皖南?如果國民黨方麵不發出“皓電”，延安方麵是否要主動讓出?即使要軍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裝堅持?當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放棄皖南時，項英並未表示拒絕，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如果他不想北移，為什麽還要派宋裕和等人帶領大批人員北移呢？所以，那種講項英反對北移是沒有根據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過日本人、國軍大控製地區，采取正常行軍辦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準備工作非半個月不可，光是運輸各種資材和文書的擔子就有1300副，要準備多長的時間?一千多名非戰鬥人員，從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蘇南，一千多副擔子，絕大部散失了；絕大多數人員是搞到“良民證”，通過敵占城市走的。他們的領導人之一的薛暮橋，在蘇南被迫隱蔽了一些日子，後來還是通過敵占的鎮江，上了火車到上海，再由那裏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蘇北去的。
當時在日本人加緊“掃蕩”、配合國民黨進攻新四軍的形勢下，要使大規模的武裝部隊安全通過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當然是捷徑，但沒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實，部隊渡江去皖北已經決定了，並作了充分準備，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蘇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蘇北曹甸戰鬥後，國民黨方麵取消皖南新四軍經蘇南北移的路線，重慶和南京都廣播新四軍北移的消息，國民黨方麵無非是叫日本人來打新四軍；二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來電說，廣西軍隊在皖北沿江布防，準備攔擊，當心啊。這樣，項英的決心便動搖了，於是又改道蘇南北移。
行動前，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又來電報說：你們先不要走，我們送8個人來(這8個人為：蕭正綱、蘇辛濤、黃迪菲、張忠誠、張雲、何永雄、伍國財、蔣策平。他們連同駐桂林辦事處疏散人員共30餘人，於1940年12月27日抵達雲嶺新四軍軍部)。關於重慶疏散幹部到皖南的情況，可問一下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人員就知道。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北移具體路線，中央從未遙作決定，所謂中央曾定下新四軍應走哪條路線，皆係揣測之詞。後來走的這條路線，是曾派作戰科長李誌高出去偵察過的。其實，北移不是哪條路線問題，到了那時，走哪條路線都免不了要戰鬥，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發生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哪裏有大批的部隊通過敵、頑嚴密封鎖地區，行動既已公開，而又不受損失之例?當然，事件的本身項英是有錯誤的，但也要從皖南新四軍部隊當時所處情況來通盤考慮，它畢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線問題上，我看項英在軍事上的責任，要比政治上的責任大得多。我當時負責情報工作，川軍送來情報，說是國民黨軍又從浙江調來一個師，我送給項英看，可是他卻不相信，認為那個師在抗日前線，不大可能放棄陣地撤下來。我又告訴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後已經很晚了。
其實，決心大，早走兩三天，也許就能衝過去了。國民黨軍隊也隻比我們早到一兩天，有些工事看來才挖不久。包圍圈合攏了，又是山嶺地，衝不出去，項英就無主張了。
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們出發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橋也斷了，耽誤時間，你說這是什麽錯誤?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即使能夠突破重圍到達蘇南，前途依然是困難重重。一支近萬人的大部隊，如何越過鐵路、公路、水網地帶的重重封鎖線；如何挫敗日本人的“掃蕩”和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如何渡過寬闊的長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蔣介石部署了7個師的兵力，包圍新四軍皖南部隊，本來就眾寡懸殊，我們隻考慮以僅有的6個團兵力對付其1個師(國民黨第四十師)，而置其他6個師於不顧，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突圍如不能速戰速決，對方增援部隊就會迅速趕到，更增加突圍的困難。
我們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訊聯絡差，也就談不上協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於山高路險，懸崖峭壁，部隊也難以迅速展開。我並不是說遭受這樣大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蓋指揮上的錯誤。隻是說客觀上，明顯地存在著一個實際困難，沒有一個料敵如神、當機立斷的高級指揮員，是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皖南事變，在軍事上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方麵興高采烈，他們編造一個新四軍想“南進”到國民黨後方去的莫須有罪名，撤銷新四軍的番號，揚言要將軍長葉挺送交“軍法審判”。他們過低地估計中共反擊的決心和力量，以為新四軍從此不會再存在。但是，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蔣介石沒有料到，這樣一來，卻給我們以獨行其是的自由，一個由中共方麵任命的新大軍部馬上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新四軍完全脫離國民黨當局的羈絆，不屬於國民黨哪個戰區的序列，更不需要國民黨來發餉彈；而且一下子就由國民黨承認的4個支隊擴大為7個師的番號，在敵後廣闊天地裏自由馳騁，並建立從蘇北到皖北的根據地，這是國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離開延安來新四軍之前，李富春曾經找過我，要我作葉挺、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當時，我沒有多想，也無法預料他們之間會有什麽問題。葉挺軍長在皖南軍部前後停留一年多時間裏，一直到皖南事變前，說他與項英之間一定有什麽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也很難說出來，可以說是來無影去無蹤。
他們二人都沒有向我表示過什麽，我也就沒能完全清楚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也無權將他們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時隱約地感覺到葉挺想以一些理由離開新四軍，回到重慶或到華南去；也隱約地感覺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
1938年秋，葉挺送夫人回澳門時，在廣東與餘漢謀商量在東江成立遊擊隊。同年年底，遊擊隊正式成立，他任指揮。他在走之前，曾和項英商量過，項大為讚成，送了幾百枝步槍到廣東，還答應調一些廣東籍的軍政幹部到他的部隊中去。可是，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發現，取消葉挺的任命。
1939年春，葉挺由周恩來陪同，從重慶回到皖南。本來葉在走之前，曾經下決心離開新四軍，不再回來。他在臨行時留給我一封親筆信，說是“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的方丈”，意思是講不是共產黨人，不適於充當中共軍隊的軍長。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像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的。
周恩來在皖南期間，曾和項英單獨談過兩次話，估計是談葉、項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時，周與項的關係看來很好。周作報告時，項安排速記員記下，周看了很滿意，臨走時還要走了兩名女速記員。周走後，葉、項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狀態，這也許是雙方克製的表現。一個來月後，葉挺軍長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揮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來後，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慶，向蔣要求增加經費和編製，接著就離開軍部。這一次離開時間最長，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葉挺軍長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幾個月期間，一般說來，項英還是比較注意處理與葉的關係。軍部正式會議，由軍長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首先批注意見；葉軍長介紹到軍部工作的非黨幹部，人數不少，項英都表示歡迎接納。項英考慮到葉軍長的經曆與身分，在生活上盡可能給予照顧，專門設立小灶，項自己卻吃大灶，隻是在開會時偶爾一起吃。倒是我們少數幾個人，有時去葉軍長那裏吃一頓。
我當時負責處理電報，凡屬東南局的都先送給項英，凡屬軍隊的，一般都先送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由他決定送給淮。據當年在機要科掌管電報登記的同誌講，在葉軍長每次離開皖南前，中央給新四軍的來電，提到葉軍長的次數也較少。
皖南事變前，大約1940年秋末，我聽到葉、項二人議論過，要把皖南部隊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包括軍部和大部分部隊，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時機再轉移到皖北或蘇北。用意是軍部名義上仍留在皖南，實際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係李品仙不致驚恐。可是，由誰率領軍部過江呢?兩人互相謙讓，都認為留下的是更危險的任務。
項英認為葉以軍長的名義，指揮軍部機關和大部隊過江較為適合，項自己率少量人員，活動方便。項說中央要葉先過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適。兩人互相讓來讓去，結果誰也未走成。如果當時不管是誰先走後走，實施這個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葉挺不習慣政委製?我不這樣認為。葉在北伐軍中和南昌起義時，部隊中都有黨代表。
問題是他過去擔任師長或軍長時，部隊是他帶的，黨代表是後來派來的，而到新四軍時，部隊基本上是政委帶來的，他是外麵派來的，而且又是非黨的身分，自然會帶來些不便，雙方可能都會感到有些不習慣。我從來未聽到項英議論過葉挺，甚至葉個人難以處理的事情，項也為之作妥善處理，維護葉的威信。
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張國燾同時期搞工運的，與王明毫無關係。1930年冬，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派項英去中央蘇區，那時王明還未上台。四中全會王明上台後，弄一些莫斯科回來的工人掌握大權。後來證明行不通，當時蘇區中對此有很多議論，但並未議論過項英。長征時，項英臨危受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對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結論。
1937年末，王明由蘇聯回到延安，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散布“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言論，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後，他又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工作，管轄範圍中包括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當時長江局曾經有過一些錯誤的主張和做法，但項英對保持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
項英，既是新四軍實際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書記。作為新四軍政委，他的作戰區域是大江南北；作為東南局書記，管轄範圍則是長江以南的東南數省，而長江以北則屬於中原局的管轄範圍。
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上曾估計日本人將繼續大舉深入，粵漢路以東將成為敵後。項英很可能考慮到，如日本人將浙贛路切斷時，新四軍就可以大發展，向南擴大根據地。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時，共同商定“向南鞏固，向北發展，向東作戰”的方針。“向南鞏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現有的陣地，這需要有足夠的兵力；而“向北發展”，則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戰鬥部隊隻有3個團兵力，其中1個團還擔負著第三戰區指定的繁昌前線的戰鬥任務。
作為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項英，他既要執行所商定的戰略方針；作為東南局的負責人，他又要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長江以南的皖、浙、閩、贛諸省，這本身就是較為錯綜複雜的事情。他很可能認為，八路軍既已南下，新四軍的半數以上兵力已位於江北，即可解決江北問題。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電，要項英直接負責指揮皖南鬥爭，鞏固現有陣地。
講項英怕去敵後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的那種環境中都過來了，還怕去敵後?但從皖南事變的失利來看，他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是差些。尤其不應該的，是他在重圍中，自己帶幾個人想單獨突圍，又要來三年遊擊戰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贏就走。當時，他叫我跟著走，我表示不同他們走，我對他們說：打遊擊也應多帶幾枝槍，多搭救出一些幹部。
後來，我找到幾個軍隊和地方黨的幹部共30多人，離開大部隊想走銅、繁一帶過江。過一晚，下山吃飯時見到五團撤退回來，我們於是又回到軍部。雖然前後時間很短，但總感到這是一生中的一件遺憾之事。
關於項英問題，這是皖南事變遺留下來的一個曆史問題。我認為，研究項英要根據事實，不是想說他好就好，想說他壞就壞，要實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問題都推到他的頭上。譬如，錯殺高敬亭的事，這件事沒有經過第三戰區，是通過第五戰區搞的，江北方麵決定執行的，項英和我在雲嶺都不知道，當時，我們聽了覺得出乎意料。那時，江北部隊是屬於地方黨領導的。所以，錯殺高敬亭的事責怪項英是不應該的。
皖南事變是個有結論又沒有結論的問題。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過《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距1月14日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而且這個《決定》最後一條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大討論議處”，就是說還需要經過討論才能最後定下來，但“七大”和以後的各次代表大會都未涉及到這個問題。因此，項英的問題沒有最後解決。
現在爭議很多，隻好讓黨史學家去議論了，但我相信將來終會有個實事求是的結論。
作者：李一氓[轉貼]另一個視角：評皖南事變中的項英政委
文章提交者：溫莎公爵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皖南事變是國民黨蓄意反對共產黨人的事件。反對的手段是針對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采取軍事措施，形式上是以軍隊的上下級關係來強製執行，而不是以國共兩黨的平等協商來解決。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以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出的“皓電”，命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開往黃河以北的作戰區域。11月9日，共產黨方麵以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領導人朱德、葉挺等人的名義，發出“佳電”作為答複。由於雙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級關係，所以這個答複是采取當時通行的舊公文格式：“茲奉電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這就是我們承擔把新四軍調到長江以北的允諾。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對策；既不是完全對抗不動，也不是屈從於國民黨的全部北移黃河以北的要求。這顯然是一種妥協。到11月底，國民黨第三戰區才提出一個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國民黨方麵又發出個“齊電”，向共產黨方麵進行政治上的反撲。從以後的情況發展來看，當時我們若是再有一個反駁電就好了，既然國民黨強詞奪理地“駁斥”我們，我們就應該說話。
如果這種爭論繼續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設法爭取北移的較為有利時機。既然我們答應撤出江南，就應該有個具體實施計劃，這就需要和國民黨當局交涉，以保證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國民黨方麵限定的一個月。
新四軍的皖南部隊有限，要大力發展江北就顧不上皖南。共產黨中央是否原來就打算丟掉皖南?如果國民黨方麵不發出“皓電”，延安方麵是否要主動讓出?即使要軍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裝堅持?當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放棄皖南時，項英並未表示拒絕，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如果他不想北移，為什麽還要派宋裕和等人帶領大批人員北移呢？所以，那種講項英反對北移是沒有根據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過日本人、國軍大控製地區，采取正常行軍辦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準備工作非半個月不可，光是運輸各種資材和文書的擔子就有1300副，要準備多長的時間?一千多名非戰鬥人員，從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蘇南，一千多副擔子，絕大部散失了；絕大多數人員是搞到“良民證”，通過敵占城市走的。他們的領導人之一的薛暮橋，在蘇南被迫隱蔽了一些日子，後來還是通過敵占的鎮江，上了火車到上海，再由那裏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蘇北去的。
當時在日本人加緊“掃蕩”、配合國民黨進攻新四軍的形勢下，要使大規模的武裝部隊安全通過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當然是捷徑，但沒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實，部隊渡江去皖北已經決定了，並作了充分準備，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蘇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蘇北曹甸戰鬥後，國民黨方麵取消皖南新四軍經蘇南北移的路線，重慶和南京都廣播新四軍北移的消息，國民黨方麵無非是叫日本人來打新四軍；二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來電說，廣西軍隊在皖北沿江布防，準備攔擊，當心啊。這樣，項英的決心便動搖了，於是又改道蘇南北移。
行動前，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又來電報說：你們先不要走，我們送8個人來(這8個人為：蕭正綱、蘇辛濤、黃迪菲、張忠誠、張雲、何永雄、伍國財、蔣策平。他們連同駐桂林辦事處疏散人員共30餘人，於1940年12月27日抵達雲嶺新四軍軍部)。關於重慶疏散幹部到皖南的情況，可問一下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人員就知道。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北移具體路線，中央從未遙作決定，所謂中央曾定下新四軍應走哪條路線，皆係揣測之詞。後來走的這條路線，是曾派作戰科長李誌高出去偵察過的。其實，北移不是哪條路線問題，到了那時，走哪條路線都免不了要戰鬥，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發生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哪裏有大批的部隊通過敵、頑嚴密封鎖地區，行動既已公開，而又不受損失之例?當然，事件的本身項英是有錯誤的，但也要從皖南新四軍部隊當時所處情況來通盤考慮，它畢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線問題上，我看項英在軍事上的責任，要比政治上的責任大得多。我當時負責情報工作，川軍送來情報，說是國民黨軍又從浙江調來一個師，我送給項英看，可是他卻不相信，認為那個師在抗日前線，不大可能放棄陣地撤下來。我又告訴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後已經很晚了。
其實，決心大，早走兩三天，也許就能衝過去了。國民黨軍隊也隻比我們早到一兩天，有些工事看來才挖不久。包圍圈合攏了，又是山嶺地，衝不出去，項英就無主張了。
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們出發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橋也斷了，耽誤時間，你說這是什麽錯誤?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即使能夠突破重圍到達蘇南，前途依然是困難重重。一支近萬人的大部隊，如何越過鐵路、公路、水網地帶的重重封鎖線；如何挫敗日本人的“掃蕩”和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如何渡過寬闊的長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蔣介石部署了7個師的兵力，包圍新四軍皖南部隊，本來就眾寡懸殊，我們隻考慮以僅有的6個團兵力對付其1個師(國民黨第四十師)，而置其他6個師於不顧，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突圍如不能速戰速決，對方增援部隊就會迅速趕到，更增加突圍的困難。
我們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訊聯絡差，也就談不上協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於山高路險，懸崖峭壁，部隊也難以迅速展開。我並不是說遭受這樣大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蓋指揮上的錯誤。隻是說客觀上，明顯地存在著一個實際困難，沒有一個料敵如神、當機立斷的高級指揮員，是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皖南事變，在軍事上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方麵興高采烈，他們編造一個新四軍想“南進”到國民黨後方去的莫須有罪名，撤銷新四軍的番號，揚言要將軍長葉挺送交“軍法審判”。他們過低地估計中共反擊的決心和力量，以為新四軍從此不會再存在。但是，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蔣介石沒有料到，這樣一來，卻給我們以獨行其是的自由，一個由中共方麵任命的新大軍部馬上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新四軍完全脫離國民黨當局的羈絆，不屬於國民黨哪個戰區的序列，更不需要國民黨來發餉彈；而且一下子就由國民黨承認的4個支隊擴大為7個師的番號，在敵後廣闊天地裏自由馳騁，並建立從蘇北到皖北的根據地，這是國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離開延安來新四軍之前，李富春曾經找過我，要我作葉挺、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當時，我沒有多想，也無法預料他們之間會有什麽問題。葉挺軍長在皖南軍部前後停留一年多時間裏，一直到皖南事變前，說他與項英之間一定有什麽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也很難說出來，可以說是來無影去無蹤。
他們二人都沒有向我表示過什麽，我也就沒能完全清楚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也無權將他們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時隱約地感覺到葉挺想以一些理由離開新四軍，回到重慶或到華南去；也隱約地感覺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
1938年秋，葉挺送夫人回澳門時，在廣東與餘漢謀商量在東江成立遊擊隊。同年年底，遊擊隊正式成立，他任指揮。他在走之前，曾和項英商量過，項大為讚成，送了幾百枝步槍到廣東，還答應調一些廣東籍的軍政幹部到他的部隊中去。可是，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發現，取消葉挺的任命。
1939年春，葉挺由周恩來陪同，從重慶回到皖南。本來葉在走之前，曾經下決心離開新四軍，不再回來。他在臨行時留給我一封親筆信，說是“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的方丈”，意思是講不是共產黨人，不適於充當中共軍隊的軍長。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像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的。
周恩來在皖南期間，曾和項英單獨談過兩次話，估計是談葉、項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時，周與項的關係看來很好。周作報告時，項安排速記員記下，周看了很滿意，臨走時還要走了兩名女速記員。周走後，葉、項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狀態，這也許是雙方克製的表現。一個來月後，葉挺軍長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揮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來後，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慶，向蔣要求增加經費和編製，接著就離開軍部。這一次離開時間最長，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葉挺軍長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幾個月期間，一般說來，項英還是比較注意處理與葉的關係。軍部正式會議，由軍長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首先批注意見；葉軍長介紹到軍部工作的非黨幹部，人數不少，項英都表示歡迎接納。項英考慮到葉軍長的經曆與身分，在生活上盡可能給予照顧，專門設立小灶，項自己卻吃大灶，隻是在開會時偶爾一起吃。倒是我們少數幾個人，有時去葉軍長那裏吃一頓。
我當時負責處理電報，凡屬東南局的都先送給項英，凡屬軍隊的，一般都先送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由他決定送給淮。據當年在機要科掌管電報登記的同誌講，在葉軍長每次離開皖南前，中央給新四軍的來電，提到葉軍長的次數也較少。
皖南事變前，大約1940年秋末，我聽到葉、項二人議論過，要把皖南部隊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包括軍部和大部分部隊，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時機再轉移到皖北或蘇北。用意是軍部名義上仍留在皖南，實際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係李品仙不致驚恐。可是，由誰率領軍部過江呢?兩人互相謙讓，都認為留下的是更危險的任務。
項英認為葉以軍長的名義，指揮軍部機關和大部隊過江較為適合，項自己率少量人員，活動方便。項說中央要葉先過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適。兩人互相讓來讓去，結果誰也未走成。如果當時不管是誰先走後走，實施這個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葉挺不習慣政委製?我不這樣認為。葉在北伐軍中和南昌起義時，部隊中都有黨代表。
問題是他過去擔任師長或軍長時，部隊是他帶的，黨代表是後來派來的，而到新四軍時，部隊基本上是政委帶來的，他是外麵派來的，而且又是非黨的身分，自然會帶來些不便，雙方可能都會感到有些不習慣。我從來未聽到項英議論過葉挺，甚至葉個人難以處理的事情，項也為之作妥善處理，維護葉的威信。
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張國燾同時期搞工運的，與王明毫無關係。1930年冬，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派項英去中央蘇區，那時王明還未上台。四中全會王明上台後，弄一些莫斯科回來的工人掌握大權。後來證明行不通，當時蘇區中對此有很多議論，但並未議論過項英。長征時，項英臨危受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對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結論。
1937年末，王明由蘇聯回到延安，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散布“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言論，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後，他又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工作，管轄範圍中包括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當時長江局曾經有過一些錯誤的主張和做法，但項英對保持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
項英，既是新四軍實際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書記。作為新四軍政委，他的作戰區域是大江南北；作為東南局書記，管轄範圍則是長江以南的東南數省，而長江以北則屬於中原局的管轄範圍。
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上曾估計日本人將繼續大舉深入，粵漢路以東將成為敵後。項英很可能考慮到，如日本人將浙贛路切斷時，新四軍就可以大發展，向南擴大根據地。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時，共同商定“向南鞏固，向北發展，向東作戰”的方針。“向南鞏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現有的陣地，這需要有足夠的兵力；而“向北發展”，則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戰鬥部隊隻有3個團兵力，其中1個團還擔負著第三戰區指定的繁昌前線的戰鬥任務。
作為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項英，他既要執行所商定的戰略方針；作為東南局的負責人，他又要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長江以南的皖、浙、閩、贛諸省，這本身就是較為錯綜複雜的事情。他很可能認為，八路軍既已南下，新四軍的半數以上兵力已位於江北，即可解決江北問題。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電，要項英直接負責指揮皖南鬥爭，鞏固現有陣地。
講項英怕去敵後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的那種環境中都過來了，還怕去敵後?但從皖南事變的失利來看，他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是差些。尤其不應該的，是他在重圍中，自己帶幾個人想單獨突圍，又要來三年遊擊戰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贏就走。當時，他叫我跟著走，我表示不同他們走，我對他們說：打遊擊也應多帶幾枝槍，多搭救出一些幹部。
後來，我找到幾個軍隊和地方黨的幹部共30多人，離開大部隊想走銅、繁一帶過江。過一晚，下山吃飯時見到五團撤退回來，我們於是又回到軍部。雖然前後時間很短，但總感到這是一生中的一件遺憾之事。
關於項英問題，這是皖南事變遺留下來的一個曆史問題。我認為，研究項英要根據事實，不是想說他好就好，想說他壞就壞，要實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問題都推到他的頭上。譬如，錯殺高敬亭的事，這件事沒有經過第三戰區，是通過第五戰區搞的，江北方麵決定執行的，項英和我在雲嶺都不知道，當時，我們聽了覺得出乎意料。那時，江北部隊是屬於地方黨領導的。所以，錯殺高敬亭的事責怪項英是不應該的。
皖南事變是個有結論又沒有結論的問題。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過《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距1月14日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而且這個《決定》最後一條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大討論議處”，就是說還需要經過討論才能最後定下來，但“七大”和以後的各次代表大會都未涉及到這個問題。因此，項英的問題沒有最後解決。
現在爭議很多，隻好讓黨史學家去議論了，但我相信將來終會有個實事求是的結論。
作者：李一氓
皖南事變是國民黨蓄意反對共產黨人的事件。反對的手段是針對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采取軍事措施，形式上是以軍隊的上下級關係來強製執行，而不是以國共兩黨的平等協商來解決。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以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出的“皓電”，命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開往黃河以北的作戰區域。11月9日，共產黨方麵以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領導人朱德、葉挺等人的名義，發出“佳電”作為答複。由於雙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級關係，所以這個答複是采取當時通行的舊公文格式：“茲奉電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這就是我們承擔把新四軍調到長江以北的允諾。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對策；既不是完全對抗不動，也不是屈從於國民黨的全部北移黃河以北的要求。這顯然是一種妥協。到11月底，國民黨第三戰區才提出一個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國民黨方麵又發出個“齊電”，向共產黨方麵進行政治上的反撲。從以後的情況發展來看，當時我們若是再有一個反駁電就好了，既然國民黨強詞奪理地“駁斥”我們，我們就應該說話。
如果這種爭論繼續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設法爭取北移的較為有利時機。既然我們答應撤出江南，就應該有個具體實施計劃，這就需要和國民黨當局交涉，以保證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國民黨方麵限定的一個月。
新四軍的皖南部隊有限，要大力發展江北就顧不上皖南。共產黨中央是否原來就打算丟掉皖南?如果國民黨方麵不發出“皓電”，延安方麵是否要主動讓出?即使要軍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裝堅持?當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放棄皖南時，項英並未表示拒絕，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如果他不想北移，為什麽還要派宋裕和等人帶領大批人員北移呢？所以，那種講項英反對北移是沒有根據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過日本人、國軍大控製地區，采取正常行軍辦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準備工作非半個月不可，光是運輸各種資材和文書的擔子就有1300副，要準備多長的時間?一千多名非戰鬥人員，從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蘇南，一千多副擔子，絕大部散失了；絕大多數人員是搞到“良民證”，通過敵占城市走的。他們的領導人之一的薛暮橋，在蘇南被迫隱蔽了一些日子，後來還是通過敵占的鎮江，上了火車到上海，再由那裏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蘇北去的。
當時在日本人加緊“掃蕩”、配合國民黨進攻新四軍的形勢下，要使大規模的武裝部隊安全通過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當然是捷徑，但沒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實，部隊渡江去皖北已經決定了，並作了充分準備，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蘇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蘇北曹甸戰鬥後，國民黨方麵取消皖南新四軍經蘇南北移的路線，重慶和南京都廣播新四軍北移的消息，國民黨方麵無非是叫日本人來打新四軍；二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來電說，廣西軍隊在皖北沿江布防，準備攔擊，當心啊。這樣，項英的決心便動搖了，於是又改道蘇南北移。
行動前，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又來電報說：你們先不要走，我們送8個人來(這8個人為：蕭正綱、蘇辛濤、黃迪菲、張忠誠、張雲、何永雄、伍國財、蔣策平。他們連同駐桂林辦事處疏散人員共30餘人，於1940年12月27日抵達雲嶺新四軍軍部)。關於重慶疏散幹部到皖南的情況，可問一下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人員就知道。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北移具體路線，中央從未遙作決定，所謂中央曾定下新四軍應走哪條路線，皆係揣測之詞。後來走的這條路線，是曾派作戰科長李誌高出去偵察過的。其實，北移不是哪條路線問題，到了那時，走哪條路線都免不了要戰鬥，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發生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哪裏有大批的部隊通過敵、頑嚴密封鎖地區，行動既已公開，而又不受損失之例?當然，事件的本身項英是有錯誤的，但也要從皖南新四軍部隊當時所處情況來通盤考慮，它畢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線問題上，我看項英在軍事上的責任，要比政治上的責任大得多。我當時負責情報工作，川軍送來情報，說是國民黨軍又從浙江調來一個師，我送給項英看，可是他卻不相信，認為那個師在抗日前線，不大可能放棄陣地撤下來。我又告訴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後已經很晚了。
其實，決心大，早走兩三天，也許就能衝過去了。國民黨軍隊也隻比我們早到一兩天，有些工事看來才挖不久。包圍圈合攏了，又是山嶺地，衝不出去，項英就無主張了。
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們出發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橋也斷了，耽誤時間，你說這是什麽錯誤?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即使能夠突破重圍到達蘇南，前途依然是困難重重。一支近萬人的大部隊，如何越過鐵路、公路、水網地帶的重重封鎖線；如何挫敗日本人的“掃蕩”和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如何渡過寬闊的長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蔣介石部署了7個師的兵力，包圍新四軍皖南部隊，本來就眾寡懸殊，我們隻考慮以僅有的6個團兵力對付其1個師(國民黨第四十師)，而置其他6個師於不顧，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突圍如不能速戰速決，對方增援部隊就會迅速趕到，更增加突圍的困難。
我們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訊聯絡差，也就談不上協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於山高路險，懸崖峭壁，部隊也難以迅速展開。我並不是說遭受這樣大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蓋指揮上的錯誤。隻是說客觀上，明顯地存在著一個實際困難，沒有一個料敵如神、當機立斷的高級指揮員，是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皖南事變，在軍事上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方麵興高采烈，他們編造一個新四軍想“南進”到國民黨後方去的莫須有罪名，撤銷新四軍的番號，揚言要將軍長葉挺送交“軍法審判”。他們過低地估計中共反擊的決心和力量，以為新四軍從此不會再存在。但是，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蔣介石沒有料到，這樣一來，卻給我們以獨行其是的自由，一個由中共方麵任命的新大軍部馬上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新四軍完全脫離國民黨當局的羈絆，不屬於國民黨哪個戰區的序列，更不需要國民黨來發餉彈；而且一下子就由國民黨承認的4個支隊擴大為7個師的番號，在敵後廣闊天地裏自由馳騁，並建立從蘇北到皖北的根據地，這是國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離開延安來新四軍之前，李富春曾經找過我，要我作葉挺、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當時，我沒有多想，也無法預料他們之間會有什麽問題。葉挺軍長在皖南軍部前後停留一年多時間裏，一直到皖南事變前，說他與項英之間一定有什麽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也很難說出來，可以說是來無影去無蹤。
他們二人都沒有向我表示過什麽，我也就沒能完全清楚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也無權將他們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時隱約地感覺到葉挺想以一些理由離開新四軍，回到重慶或到華南去；也隱約地感覺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
1938年秋，葉挺送夫人回澳門時，在廣東與餘漢謀商量在東江成立遊擊隊。同年年底，遊擊隊正式成立，他任指揮。他在走之前，曾和項英商量過，項大為讚成，送了幾百枝步槍到廣東，還答應調一些廣東籍的軍政幹部到他的部隊中去。可是，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發現，取消葉挺的任命。
1939年春，葉挺由周恩來陪同，從重慶回到皖南。本來葉在走之前，曾經下決心離開新四軍，不再回來。他在臨行時留給我一封親筆信，說是“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的方丈”，意思是講不是共產黨人，不適於充當中共軍隊的軍長。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像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的。
周恩來在皖南期間，曾和項英單獨談過兩次話，估計是談葉、項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時，周與項的關係看來很好。周作報告時，項安排速記員記下，周看了很滿意，臨走時還要走了兩名女速記員。周走後，葉、項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狀態，這也許是雙方克製的表現。一個來月後，葉挺軍長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揮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來後，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慶，向蔣要求增加經費和編製，接著就離開軍部。這一次離開時間最長，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葉挺軍長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幾個月期間，一般說來，項英還是比較注意處理與葉的關係。軍部正式會議，由軍長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首先批注意見；葉軍長介紹到軍部工作的非黨幹部，人數不少，項英都表示歡迎接納。項英考慮到葉軍長的經曆與身分，在生活上盡可能給予照顧，專門設立小灶，項自己卻吃大灶，隻是在開會時偶爾一起吃。倒是我們少數幾個人，有時去葉軍長那裏吃一頓。
我當時負責處理電報，凡屬東南局的都先送給項英，凡屬軍隊的，一般都先送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由他決定送給淮。據當年在機要科掌管電報登記的同誌講，在葉軍長每次離開皖南前，中央給新四軍的來電，提到葉軍長的次數也較少。
皖南事變前，大約1940年秋末，我聽到葉、項二人議論過，要把皖南部隊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包括軍部和大部分部隊，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時機再轉移到皖北或蘇北。用意是軍部名義上仍留在皖南，實際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係李品仙不致驚恐。可是，由誰率領軍部過江呢?兩人互相謙讓，都認為留下的是更危險的任務。
項英認為葉以軍長的名義，指揮軍部機關和大部隊過江較為適合，項自己率少量人員，活動方便。項說中央要葉先過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適。兩人互相讓來讓去，結果誰也未走成。如果當時不管是誰先走後走，實施這個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葉挺不習慣政委製?我不這樣認為。葉在北伐軍中和南昌起義時，部隊中都有黨代表。
問題是他過去擔任師長或軍長時，部隊是他帶的，黨代表是後來派來的，而到新四軍時，部隊基本上是政委帶來的，他是外麵派來的，而且又是非黨的身分，自然會帶來些不便，雙方可能都會感到有些不習慣。我從來未聽到項英議論過葉挺，甚至葉個人難以處理的事情，項也為之作妥善處理，維護葉的威信。
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張國燾同時期搞工運的，與王明毫無關係。1930年冬，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派項英去中央蘇區，那時王明還未上台。四中全會王明上台後，弄一些莫斯科回來的工人掌握大權。後來證明行不通，當時蘇區中對此有很多議論，但並未議論過項英。長征時，項英臨危受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對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結論。
1937年末，王明由蘇聯回到延安，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散布“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言論，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後，他又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工作，管轄範圍中包括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當時長江局曾經有過一些錯誤的主張和做法，但項英對保持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
項英，既是新四軍實際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書記。作為新四軍政委，他的作戰區域是大江南北；作為東南局書記，管轄範圍則是長江以南的東南數省，而長江以北則屬於中原局的管轄範圍。
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上曾估計日本人將繼續大舉深入，粵漢路以東將成為敵後。項英很可能考慮到，如日本人將浙贛路切斷時，新四軍就可以大發展，向南擴大根據地。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時，共同商定“向南鞏固，向北發展，向東作戰”的方針。“向南鞏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現有的陣地，這需要有足夠的兵力；而“向北發展”，則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戰鬥部隊隻有3個團兵力，其中1個團還擔負著第三戰區指定的繁昌前線的戰鬥任務。
作為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項英，他既要執行所商定的戰略方針；作為東南局的負責人，他又要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長江以南的皖、浙、閩、贛諸省，這本身就是較為錯綜複雜的事情。他很可能認為，八路軍既已南下，新四軍的半數以上兵力已位於江北，即可解決江北問題。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電，要項英直接負責指揮皖南鬥爭，鞏固現有陣地。
講項英怕去敵後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的那種環境中都過來了，還怕去敵後?但從皖南事變的失利來看，他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是差些。尤其不應該的，是他在重圍中，自己帶幾個人想單獨突圍，又要來三年遊擊戰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贏就走。當時，他叫我跟著走，我表示不同他們走，我對他們說：打遊擊也應多帶幾枝槍，多搭救出一些幹部。
後來，我找到幾個軍隊和地方黨的幹部共30多人，離開大部隊想走銅、繁一帶過江。過一晚，下山吃飯時見到五團撤退回來，我們於是又回到軍部。雖然前後時間很短，但總感到這是一生中的一件遺憾之事。
關於項英問題，這是皖南事變遺留下來的一個曆史問題。我認為，研究項英要根據事實，不是想說他好就好，想說他壞就壞，要實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問題都推到他的頭上。譬如，錯殺高敬亭的事，這件事沒有經過第三戰區，是通過第五戰區搞的，江北方麵決定執行的，項英和我在雲嶺都不知道，當時，我們聽了覺得出乎意料。那時，江北部隊是屬於地方黨領導的。所以，錯殺高敬亭的事責怪項英是不應該的。
皖南事變是個有結論又沒有結論的問題。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過《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距1月14日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而且這個《決定》最後一條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大討論議處”，就是說還需要經過討論才能最後定下來，但“七大”和以後的各次代表大會都未涉及到這個問題。因此，項英的問題沒有最後解決。
現在爭議很多，隻好讓黨史學家去議論了，但我相信將來終會有個實事求是的結論。
作者：李一氓[轉貼]另一個視角：評皖南事變中的項英政委
文章提交者：溫莎公爵 加帖在 史海鉤沉 【凱迪網絡】 http://www.kdnet.net
皖南事變是國民黨蓄意反對共產黨人的事件。反對的手段是針對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采取軍事措施，形式上是以軍隊的上下級關係來強製執行，而不是以國共兩黨的平等協商來解決。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以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發出的“皓電”，命令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開往黃河以北的作戰區域。11月9日，共產黨方麵以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領導人朱德、葉挺等人的名義，發出“佳電”作為答複。由於雙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級關係，所以這個答複是采取當時通行的舊公文格式：“茲奉電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這就是我們承擔把新四軍調到長江以北的允諾。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對策；既不是完全對抗不動，也不是屈從於國民黨的全部北移黃河以北的要求。這顯然是一種妥協。到11月底，國民黨第三戰區才提出一個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國民黨方麵又發出個“齊電”，向共產黨方麵進行政治上的反撲。從以後的情況發展來看，當時我們若是再有一個反駁電就好了，既然國民黨強詞奪理地“駁斥”我們，我們就應該說話。
如果這種爭論繼續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設法爭取北移的較為有利時機。既然我們答應撤出江南，就應該有個具體實施計劃，這就需要和國民黨當局交涉，以保證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國民黨方麵限定的一個月。
新四軍的皖南部隊有限，要大力發展江北就顧不上皖南。共產黨中央是否原來就打算丟掉皖南?如果國民黨方麵不發出“皓電”，延安方麵是否要主動讓出?即使要軍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裝堅持?當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放棄皖南時，項英並未表示拒絕，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如果他不想北移，為什麽還要派宋裕和等人帶領大批人員北移呢？所以，那種講項英反對北移是沒有根據的。
北移不是“搬家”，要通過日本人、國軍大控製地區，采取正常行軍辦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準備工作非半個月不可，光是運輸各種資材和文書的擔子就有1300副，要準備多長的時間?一千多名非戰鬥人員，從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蘇南，一千多副擔子，絕大部散失了；絕大多數人員是搞到“良民證”，通過敵占城市走的。他們的領導人之一的薛暮橋，在蘇南被迫隱蔽了一些日子，後來還是通過敵占的鎮江，上了火車到上海，再由那裏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蘇北去的。
當時在日本人加緊“掃蕩”、配合國民黨進攻新四軍的形勢下，要使大規模的武裝部隊安全通過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當然是捷徑，但沒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實，部隊渡江去皖北已經決定了，並作了充分準備，中央也同意采取明走蘇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但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蘇北曹甸戰鬥後，國民黨方麵取消皖南新四軍經蘇南北移的路線，重慶和南京都廣播新四軍北移的消息，國民黨方麵無非是叫日本人來打新四軍；二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來電說，廣西軍隊在皖北沿江布防，準備攔擊，當心啊。這樣，項英的決心便動搖了，於是又改道蘇南北移。
行動前，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又來電報說：你們先不要走，我們送8個人來(這8個人為：蕭正綱、蘇辛濤、黃迪菲、張忠誠、張雲、何永雄、伍國財、蔣策平。他們連同駐桂林辦事處疏散人員共30餘人，於1940年12月27日抵達雲嶺新四軍軍部)。關於重慶疏散幹部到皖南的情況，可問一下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人員就知道。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北移具體路線，中央從未遙作決定，所謂中央曾定下新四軍應走哪條路線，皆係揣測之詞。後來走的這條路線，是曾派作戰科長李誌高出去偵察過的。其實，北移不是哪條路線問題，到了那時，走哪條路線都免不了要戰鬥，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發生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哪裏有大批的部隊通過敵、頑嚴密封鎖地區，行動既已公開，而又不受損失之例?當然，事件的本身項英是有錯誤的，但也要從皖南新四軍部隊當時所處情況來通盤考慮，它畢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
在北移路線問題上，我看項英在軍事上的責任，要比政治上的責任大得多。我當時負責情報工作，川軍送來情報，說是國民黨軍又從浙江調來一個師，我送給項英看，可是他卻不相信，認為那個師在抗日前線，不大可能放棄陣地撤下來。我又告訴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後已經很晚了。
其實，決心大，早走兩三天，也許就能衝過去了。國民黨軍隊也隻比我們早到一兩天，有些工事看來才挖不久。包圍圈合攏了，又是山嶺地，衝不出去，項英就無主張了。
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們出發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橋也斷了，耽誤時間，你說這是什麽錯誤?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即使能夠突破重圍到達蘇南，前途依然是困難重重。一支近萬人的大部隊，如何越過鐵路、公路、水網地帶的重重封鎖線；如何挫敗日本人的“掃蕩”和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如何渡過寬闊的長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蔣介石部署了7個師的兵力，包圍新四軍皖南部隊，本來就眾寡懸殊，我們隻考慮以僅有的6個團兵力對付其1個師(國民黨第四十師)，而置其他6個師於不顧，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突圍如不能速戰速決，對方增援部隊就會迅速趕到，更增加突圍的困難。
我們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訊聯絡差，也就談不上協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於山高路險，懸崖峭壁，部隊也難以迅速展開。我並不是說遭受這樣大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蓋指揮上的錯誤。隻是說客觀上，明顯地存在著一個實際困難，沒有一個料敵如神、當機立斷的高級指揮員，是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皖南事變，在軍事上我們失敗了，國民黨方麵興高采烈，他們編造一個新四軍想“南進”到國民黨後方去的莫須有罪名，撤銷新四軍的番號，揚言要將軍長葉挺送交“軍法審判”。他們過低地估計中共反擊的決心和力量，以為新四軍從此不會再存在。但是，曆史的發展不是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蔣介石沒有料到，這樣一來，卻給我們以獨行其是的自由，一個由中共方麵任命的新大軍部馬上成立。這個新成立的新四軍完全脫離國民黨當局的羈絆，不屬於國民黨哪個戰區的序列，更不需要國民黨來發餉彈；而且一下子就由國民黨承認的4個支隊擴大為7個師的番號，在敵後廣闊天地裏自由馳騁，並建立從蘇北到皖北的根據地，這是國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我離開延安來新四軍之前，李富春曾經找過我，要我作葉挺、項英之間的緩衝人。當時，我沒有多想，也無法預料他們之間會有什麽問題。葉挺軍長在皖南軍部前後停留一年多時間裏，一直到皖南事變前，說他與項英之間一定有什麽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也很難說出來，可以說是來無影去無蹤。
他們二人都沒有向我表示過什麽，我也就沒能完全清楚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也無權將他們拉在一起仲裁。但是，有時隱約地感覺到葉挺想以一些理由離開新四軍，回到重慶或到華南去；也隱約地感覺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
1938年秋，葉挺送夫人回澳門時，在廣東與餘漢謀商量在東江成立遊擊隊。同年年底，遊擊隊正式成立，他任指揮。他在走之前，曾和項英商量過，項大為讚成，送了幾百枝步槍到廣東，還答應調一些廣東籍的軍政幹部到他的部隊中去。可是，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發現，取消葉挺的任命。
1939年春，葉挺由周恩來陪同，從重慶回到皖南。本來葉在走之前，曾經下決心離開新四軍，不再回來。他在臨行時留給我一封親筆信，說是“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的方丈”，意思是講不是共產黨人，不適於充當中共軍隊的軍長。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像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的。
周恩來在皖南期間，曾和項英單獨談過兩次話，估計是談葉、項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時，周與項的關係看來很好。周作報告時，項安排速記員記下，周看了很滿意，臨走時還要走了兩名女速記員。周走後，葉、項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狀態，這也許是雙方克製的表現。一個來月後，葉挺軍長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揮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來後，立即向周提出要去重慶，向蔣要求增加經費和編製，接著就離開軍部。這一次離開時間最長，到1940年8月17日才回到皖南。
葉挺軍長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幾個月期間，一般說來，項英還是比較注意處理與葉的關係。軍部正式會議，由軍長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首先批注意見；葉軍長介紹到軍部工作的非黨幹部，人數不少，項英都表示歡迎接納。項英考慮到葉軍長的經曆與身分，在生活上盡可能給予照顧，專門設立小灶，項自己卻吃大灶，隻是在開會時偶爾一起吃。倒是我們少數幾個人，有時去葉軍長那裏吃一頓。
我當時負責處理電報，凡屬東南局的都先送給項英，凡屬軍隊的，一般都先送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由他決定送給淮。據當年在機要科掌管電報登記的同誌講，在葉軍長每次離開皖南前，中央給新四軍的來電，提到葉軍長的次數也較少。
皖南事變前，大約1940年秋末，我聽到葉、項二人議論過，要把皖南部隊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包括軍部和大部分部隊，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時機再轉移到皖北或蘇北。用意是軍部名義上仍留在皖南，實際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係李品仙不致驚恐。可是，由誰率領軍部過江呢?兩人互相謙讓，都認為留下的是更危險的任務。
項英認為葉以軍長的名義，指揮軍部機關和大部隊過江較為適合，項自己率少量人員，活動方便。項說中央要葉先過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適。兩人互相讓來讓去，結果誰也未走成。如果當時不管是誰先走後走，實施這個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葉挺不習慣政委製?我不這樣認為。葉在北伐軍中和南昌起義時，部隊中都有黨代表。
問題是他過去擔任師長或軍長時，部隊是他帶的，黨代表是後來派來的，而到新四軍時，部隊基本上是政委帶來的，他是外麵派來的，而且又是非黨的身分，自然會帶來些不便，雙方可能都會感到有些不習慣。我從來未聽到項英議論過葉挺，甚至葉個人難以處理的事情，項也為之作妥善處理，維護葉的威信。
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張國燾同時期搞工運的，與王明毫無關係。1930年冬，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派項英去中央蘇區，那時王明還未上台。四中全會王明上台後，弄一些莫斯科回來的工人掌握大權。後來證明行不通，當時蘇區中對此有很多議論，但並未議論過項英。長征時，項英臨危受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對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的結論。
1937年末，王明由蘇聯回到延安，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散布“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言論，一度迷惑不少人。以後，他又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工作，管轄範圍中包括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當時長江局曾經有過一些錯誤的主張和做法，但項英對保持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
項英，既是新四軍實際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書記。作為新四軍政委，他的作戰區域是大江南北；作為東南局書記，管轄範圍則是長江以南的東南數省，而長江以北則屬於中原局的管轄範圍。
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上曾估計日本人將繼續大舉深入，粵漢路以東將成為敵後。項英很可能考慮到，如日本人將浙贛路切斷時，新四軍就可以大發展，向南擴大根據地。1939年春，周恩來到皖南時，共同商定“向南鞏固，向北發展，向東作戰”的方針。“向南鞏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現有的陣地，這需要有足夠的兵力；而“向北發展”，則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而皖南的戰鬥部隊隻有3個團兵力，其中1個團還擔負著第三戰區指定的繁昌前線的戰鬥任務。
作為新四軍主要負責人的項英，他既要執行所商定的戰略方針；作為東南局的負責人，他又要將黨的工作重點放在長江以南的皖、浙、閩、贛諸省，這本身就是較為錯綜複雜的事情。他很可能認為，八路軍既已南下，新四軍的半數以上兵力已位於江北，即可解決江北問題。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電，要項英直接負責指揮皖南鬥爭，鞏固現有陣地。
講項英怕去敵後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在南方三年遊擊戰的那種環境中都過來了，還怕去敵後?但從皖南事變的失利來看，他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是差些。尤其不應該的，是他在重圍中，自己帶幾個人想單獨突圍，又要來三年遊擊戰中在油山的那一套，打不贏就走。當時，他叫我跟著走，我表示不同他們走，我對他們說：打遊擊也應多帶幾枝槍，多搭救出一些幹部。
後來，我找到幾個軍隊和地方黨的幹部共30多人，離開大部隊想走銅、繁一帶過江。過一晚，下山吃飯時見到五團撤退回來，我們於是又回到軍部。雖然前後時間很短，但總感到這是一生中的一件遺憾之事。
關於項英問題，這是皖南事變遺留下來的一個曆史問題。我認為，研究項英要根據事實，不是想說他好就好，想說他壞就壞，要實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問題都推到他的頭上。譬如，錯殺高敬亭的事，這件事沒有經過第三戰區，是通過第五戰區搞的，江北方麵決定執行的，項英和我在雲嶺都不知道，當時，我們聽了覺得出乎意料。那時，江北部隊是屬於地方黨領導的。所以，錯殺高敬亭的事責怪項英是不應該的。
皖南事變是個有結論又沒有結論的問題。1941年1月15日，中共曾作出過《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這距1月14日大規模戰鬥結束僅隔一天，許多情況還來不及搞清楚。而且這個《決定》最後一條說：“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大討論議處”，就是說還需要經過討論才能最後定下來，但“七大”和以後的各次代表大會都未涉及到這個問題。因此，項英的問題沒有最後解決。
現在爭議很多，隻好讓黨史學家去議論了，但我相信將來終會有個實事求是的結論。
作者：李一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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