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耀邦栽贓：“錯批一人 誤增三億”
“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樣注意控製人口增長，那麽中國人口就不會增加3億”，這是“誤增三億”的基本根據。對馬寅初的批判始於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年中，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69億。22年間，總共增加3.1億。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寅初提出控製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
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時中央已經明確表示支持節育，與“批馬寅初”浪潮無關；對人口增長直接施加影響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論，當時的人口政策並沒有因“批馬寅初”而改變，更沒有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增長有慣性，將22年人口增長3億定性為“誤增”是不科學的。如果這期間嚴格執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點的。這說明我們對計劃生育問題的認識和執行力都不夠。
建國後，毛澤東根據我國人口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時地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重要思想，並在一個五六億人口的大國開始實踐，取得了顯著成就。在建國60周年之際，回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曆程，總結曆史經驗，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對我們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一個大國要有一定的合理的人口規模
毛澤東對中國人口曆來是十分關注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有一定的合理的人口規模。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 1954年8月24日，他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又說:我們沒有別的本錢，隻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毛澤東談人口問題，集中表現在中共八大之後。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1957年2月14日，他同全國學聯負責人談話時說:六億人口怎麽能沒有困難呢？往後還會有困難，將來發展到九億、十億人口，那時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好過得很。3月1日，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裏指出:“控製在六億人口（控製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 12月14日，他在會見緬甸友好代表團和緬甸友好經濟考察團的全體人員時說:我們人口在增加著，估計到二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億。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時，是什麽時候呢？就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那個時候。3月23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說: 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製。
1964年5月中旬，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時，提到了他越來越關注的人口問題。他說:1970年人口將要增長到八億，這是個大問題。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指出:我們搞十五年規劃，要為把人口控製在八億以內而奮鬥。
1974年12月17日，毛澤東聽取鄧小平匯報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當鄧小平說到1985年恐怕就十億人口了，他立即表態說:人口非控製不可。
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是到二十世紀末達到十億人口。據此認為，從六億人口控製一個時期，到八億人口就要大抓節育工作，人口的峰值是十億。
二、人類自身的生產也要有計劃
（一）毛澤東是否主張計劃生育
什麽叫計劃生育？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製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有些時候增加一點，有些時候停頓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毛澤東的這個設想，揭示了計劃生育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國人口發展現狀，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新思想，折射出他深遠的世界曆史眼光。
能不能計劃生育，從理論上講，這是可行的。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從實踐上講，這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說: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因此，他強調指出，要研究計劃生育的問題。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國人口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麵，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此後，毛澤東多次批評人口方麵的無政府主義。
毛澤東一貫主張節育。他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積極倡導者和主要決策人。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毛澤東一直都是明確表示要提倡節育的。從現有的文獻看，至少講過19次。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這裏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麽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澤東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當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萬時，嚴肅地說道:恐怕要提倡一下節育，多印一點避孕的書，製造避孕的藥品和器具。1975 年2月，毛澤東再次強調:人口非控製不行。
從這裏可以看出，建國後，毛澤東是一直提倡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愈到後來，這個思想愈堅定。
（二）為什麽要搞計劃生育？
1.人口增加的嚴峻形勢，人民的要求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從1949年到1952年各年淨增人口為1千萬左右。1956年全國總人口為6.2億。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約在一千二百萬以上。” “在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要求節製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我們應當根據人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節製生育的措施。這個工作的推行，應當得到人民的自願合作。”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2.人口多帶來吃飯、穿衣、住房問題，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
建國後，就人口多帶來吃飯等一係列問題，毛澤東談了20次，其中與外賓談了15次。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人口如果繼續按現在的速度增長，那麽，全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要降低，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就要延遲，這是很明顯的。
1963年5月3日，毛澤東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麽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 兩天後，即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裏文化代表團時說:中國大是大，但人太多，難辦，這麽多人要吃飯、穿衣、住房子。
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時說:中國人多，他們怕。我們也怕，因為人多要吃飯，要穿衣，那個問題可多了。
3.四個重要的國際因素
第一個國際因素:人均概念
當年提出人均概念，這是很寶貴的，折射出毛澤東的世界眼光。關於人均概念，毛澤東一共講了14次。
1956年2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時說:我們永遠不要這個什麽“中國第一”。你人口這麽多，按人口比例一算（係指按人口計算生產水平，如一個人擁有多少噸鋼），荷蘭、挪威都比我們多，總不要吹中國第一。
1968年11月10日，毛澤東會見葉海亞?汗總統率領的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時說:我們現在比蔣介石時候有些進步，但是和別的工業國比較，還差得很，在許多方麵，還不行。更不要說工業水平按人口比例與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國、加拿大和蘇聯比了。
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始終清醒地堅持用人均思想來考慮中國的發展問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後來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就是考慮了人均因素。
第二個國際因素: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
麵對“中國人多，將來出路成為問題”的質疑，我們從理論上回答了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從實踐上踐行了中國永遠不稱霸的諾言。但是，中國人口多的現實引起的國際關注，也是我們推行節育政策的一個外部因素。
毛澤東認為，靠發展經濟來解決人口吃穿問題。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說:“我們人口多的問題，可以用發展生產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反對過去希特勒說過的話，他說，人口多就應該向國外擴張，在國外取得東西。”
關於這個問題，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就十分坦誠地說道:“大力宣傳節育，可以使鄰國安心。有人擔心我們人口多了是否會侵占別人國土。中國不會走羅馬帝國的道路，也不會侵犯別的國家。”
可見，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也是對國際輿論的正確回應。
第三個國際因素:關注外國人口、國土比例
1961年12月5日，毛澤東會見委內瑞拉加拉斯加市議會代表團時說:你們是七百萬人口住在九十一萬二千平方公裏土地上，所以你們國家的前途是大有可為的。你們事業的環境是很好的，人口、國土比例是很好的，有發展餘地。革命之後，這麽大的國土，豐富的資源，解決七百萬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們完全不一樣了。還舉例說，我國浙江省二千六百萬人口住在十幾萬平方公裏麵積上。
1963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裏文化代表團時詢問馬裏的人口和麵積。當得知馬裏450萬人口居住在124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上，毛澤東稱讚說:你們國家大有發展前途。還拿江蘇、上海來作比較。他說，馬裏有中國的十二個江蘇省那麽大，江蘇省是十萬平方公裏，人口太多了，有四千八百萬。上海市區和郊區共一千萬人，隻有不到六千平方公裏的土地麵積。
毛澤東會見外賓時，經常讚賞他們國家地廣人稀、人口和國土的比例很好，並與中國做比較。可見，他是始終在思考著中國人口問題的。
第四個國際因素:外國的節育實踐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英國、法國、日本已經控製了人口的增長。1月28日，他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像日本人一樣能控製，像英國一樣能控製。
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副主席約多一行時說:要像日本、法國一樣來一個計劃生育。在法國、日本，可能還有德國、英國，都有控製，我問過日本人。他們說，他們一般不超過九千萬。法國幾年中都控製在四千多萬以內。就在這次會見結束時，毛澤東揮起大手，突然加重了語氣說道:資產階級能控製人口的發展，難道馬列主義者的我們不能做到嗎？這顯示了他對堅持搞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心。
可見，外國卓有成效的節育工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影響著他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思考和決策。
（三）、怎麽樣搞好計劃生育
1.從人本的視角看節育
節育要從使用上方便人民。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最好能製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
節育要從經濟上關心人民，提倡免費，實行少收費、不收費。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在對醫務人員的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製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製，城市各方麵工作都容易安排了，這是賠錢還是賺錢？他還說，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動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錢還是賠錢？這些都是從政治家的視角看問題的。
2.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爭取群眾支持
要做好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首先要做好青年學生的宣傳教育工作。1957年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學生談戀愛的風氣應當加以扭轉。婚姻法有關結婚年齡的規定不必修改，但要勸青年晚點結婚。” 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麽樣生孩子，怎麽樣養孩子，怎麽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毛澤東提出計劃生育要從中學抓起，這是很有遠見的。
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說:計劃生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要來個大辯論，要公開作教育。他強調指出:“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幾個同誌的談話時主張把計劃生育的內容編成小冊子，挨家送。這種做法，就是把宣傳教育工作做到千家萬戶。
3.強調規劃，分步驟進行，先城市後農村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他認為，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
當時，中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就業的壓力主要來自城市。農村中的農民都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無所謂就業問題。這些都促使毛澤東把節育的重點放在城市。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減任務的決定》指出:現在有必要在全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國家裏，要想真正取得控製人口的實效，除城市外，還必須把農村的計劃生育普遍搞起來。
毛澤東在把節育的重點放在城市的同時，也很關注農村的節育工作。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還說，他對中國的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不滿意，因為在農村還沒有推廣。城市人口從1964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包括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到1974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河北等五個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規劃指標。當時人口增長率控製在1.5%以下的有七、八個省市。應當說，這是很有成績的。
4.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有利於節育工作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我們現在還無法控製人口的增長，大概到這個問題的威脅更大時，情況會好些。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關。1958年3月23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說: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製了。毛澤東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會自覺控製生育。他的這種人口素質提高反過來有助於控製人口數量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升，較易克服傳統觀念，這樣又會反過來促進節育工作的開展。
5.設立專門機構，為落實計劃生育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
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後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
6.少數民族要發展人口
節育要分具體情況，不搞一刀切，這是符合計劃生育精神的。所謂計劃生育，不是一味地增加，也不是一味地減少，而是根據實際需要有計劃地增減。這體現了人口總體控製過程中的辯證法。
毛澤東十分關心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時說:“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發展，從現在二三百萬發展到五六百萬，然後再增至千幾百萬就好。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還說:你們那個民族（壯族）人口要增加些才好。
三、提高人口素質
建國伊始，毛澤東就關注人口的素質問題。提高人民的素質，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說:“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建國後，黨和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全國開展掃盲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一為‘窮’，
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文化落後的狀況，提高人民的整體素質，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全局考慮，確立一條正確的教育方針，從青少年抓起。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這個方針也是提高公民素質的根本方針。
1958年8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所主張的全麵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勞動者，也是提高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目標。
四、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與曆史啟示
（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
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已經不是通常估計的4.5億，僅大陸地區的人口就已達到5.9億。人口過快增長，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多方麵的不利影響越來越明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此深感憂慮並高度關注。中央主要領導人都明確表態支持節育和開展計劃生育工作。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數農村推行，七十年代逐步在全國推行。回顧這一段走過的曆程，是很有意義的。
1953年8月，鄧小平指示衛生部改變節製生育的態度和做法，幫助群眾節育，並且批準了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所作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那麽十年就是一萬萬。中國農民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
1954年5月28日，鄧小平再一次明確指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召集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聯席座談會，並在總結時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讚成節育的。” 1955年2月，衛生部根據劉少奇講話的精神，寫了一份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指出:“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讚成適當地節製生育的。” 第一次把節製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製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係。” 這次會議決定，由陳雲兼中央節育委員會主任。一個月後，陳雲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發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農業增產外，“還要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點。”1957年10月國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製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製生育，適當控製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為了抓好全國的人口控製，毛澤東還建議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1971年，在他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國務院專門批發文件，提出了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人口增長規劃。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牽動億萬個家庭的計劃生育活動便在全國開展起來了。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全國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淨增人口數由2321萬降至1285萬，自然增長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倡導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之後，再來看看所謂“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之說，還站得住腳嗎？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由來。“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樣注意控製人口增長，那麽中國人口就不會增加3億”，這是“誤增三億”的基本根據。對馬寅初的批判始於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年中，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69億。22年間，總共增加3.1億。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寅初提出控製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
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時中央已經明確表示支持節育，與“批馬寅初”浪潮無關；對人口增長直接施加影響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論，當時的人口政策並沒有因“批馬寅初”而改變，更沒有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增長有慣性，將22年人口增長3億定性為“誤增”是不科學的。如果這期間嚴格執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點的。這說明我們對計劃生育問題的認識和執行力都不夠。
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實行計劃生育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厲，可謂前所未有。也是來源於對過去這一教訓的總結。
（二）曆史啟示
1.必須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轉衛生部黨組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報告時指出:“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 第一次把節製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製生育，適當控製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口問題始終是極為重要的問題。正如陳雲指出:“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因此，我們必須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第一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此後，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繼續重申這一基本國策。
2.必須使計劃生育走上法製化軌道
1979年3月23日，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人口增長要控製。爭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這個水平不行，國家負擔不起。在這方麵，應該立些法，限製人口增長。陳雲和李先念也都主張法製。
1978年3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把計劃生育納入國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實行有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憲法、婚姻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有關計劃生育的規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製定的地方計劃生育法規，對於穩定計劃生育政策，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法製軌道，逐步建立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的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一個時期，一些地方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做法。這就說明了在強調依法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同時，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3.必須提高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
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主要是圍繞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婦女總和生育率兩個方麵來展開。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很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問題。
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在對醫務人員的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製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製，城市各方麵工作都容易安排了。
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要求上海市在五年內應把人口純增率降到1%。11月1日，他在接見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婦產科學術會議代表時說:要使全社會都能夠按照計劃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紀以內把人口年純增率控製在1%。
在六十年代，提出人口自然增長率1%的目標，是有現實意義的。
1971年國務院51號文件提出了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人口控製指標，要求在“四五”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上述指標，在1973年6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此後，曆次國家計劃均包括有人口指標，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名實相符。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仍然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1981年6月12日，鄧小平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我們把計劃生育問題當作一個戰略問題，試圖在較短的時期內使人口年增長率不超過千分之五至六。我們必須定這個目標，否則，經濟的增長就被人口的增長抵消了。
200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5.2‰，鄧小平的設想終於實現了。要真正控製住人口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必須為零，甚至一段時間為負數。
在人口統計中有一個關鍵指標叫做人口總和生育率，即全社會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子女數。從控製論關於係統穩定性的觀點出發，容易證明，對每一個國家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存在一個極限值，即“雙向生育率極限”。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臨界生育率是2.16。
一般維持人口不增不減平均生育率在2.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如果以後一直保持1975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3 胎），100年後我國人口將達到42.64億；如果保持1978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2.3胎），100年後我國人口將約為21.19億。
當時我們選擇的是，全國育齡婦女盡快實現“一胎化”，那麽到本世紀末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總人口又不超過11億，隨後由於人口的慣性發展將出現人口減少的趨向。這可能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比較理想的一個方案。
早在20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就提倡過生育兩個孩子就夠了。
到了80年代，根據人口壓力增大的狀況，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製在十二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用公開信的形式向黨團員發出號召，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表明中共中央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視。
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的人口控製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1978年的2.3下降到了1997年的1.8，已低於臨界值。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下降到了10‰以下。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人口環境。
同時，中國的人口控製也為減緩世界人口的快速發展態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外國一些人士認為，中國控製人口、節製生育是不人道的。對此，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控製人口，使國家發展起來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下降到2008年的5.2‰；總人口由1978年末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末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的年均增速下降0.9個百分點，進入平穩增長期。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什麽水平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專家曆時兩年研究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生育率應穩定在1.8，就是現在這個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後十幾年，我國總人口每年仍將淨增800萬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15億人，人口數量仍然是長期製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控製人口數量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樣注意控製人口增長，那麽中國人口就不會增加3億”，這是“誤增三億”的基本根據。對馬寅初的批判始於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年中，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69億。22年間，總共增加3.1億。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寅初提出控製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
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時中央已經明確表示支持節育，與“批馬寅初”浪潮無關；對人口增長直接施加影響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論，當時的人口政策並沒有因“批馬寅初”而改變，更沒有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增長有慣性，將22年人口增長3億定性為“誤增”是不科學的。如果這期間嚴格執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點的。這說明我們對計劃生育問題的認識和執行力都不夠。
建國後，毛澤東根據我國人口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時地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重要思想，並在一個五六億人口的大國開始實踐，取得了顯著成就。在建國60周年之際，回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曆程，總結曆史經驗，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對我們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一個大國要有一定的合理的人口規模
毛澤東對中國人口曆來是十分關注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有一定的合理的人口規模。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 1954年8月24日，他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又說:我們沒有別的本錢，隻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毛澤東談人口問題，集中表現在中共八大之後。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1957年2月14日，他同全國學聯負責人談話時說:六億人口怎麽能沒有困難呢？往後還會有困難，將來發展到九億、十億人口，那時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好過得很。3月1日，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裏指出:“控製在六億人口（控製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 12月14日，他在會見緬甸友好代表團和緬甸友好經濟考察團的全體人員時說:我們人口在增加著，估計到二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億。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時，是什麽時候呢？就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那個時候。3月23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說: 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製。
1964年5月中旬，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時，提到了他越來越關注的人口問題。他說:1970年人口將要增長到八億，這是個大問題。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指出:我們搞十五年規劃，要為把人口控製在八億以內而奮鬥。
1974年12月17日，毛澤東聽取鄧小平匯報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當鄧小平說到1985年恐怕就十億人口了，他立即表態說:人口非控製不可。
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是到二十世紀末達到十億人口。據此認為，從六億人口控製一個時期，到八億人口就要大抓節育工作，人口的峰值是十億。
二、人類自身的生產也要有計劃
（一）毛澤東是否主張計劃生育
什麽叫計劃生育？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製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有些時候增加一點，有些時候停頓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毛澤東的這個設想，揭示了計劃生育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國人口發展現狀，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新思想，折射出他深遠的世界曆史眼光。
能不能計劃生育，從理論上講，這是可行的。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從實踐上講，這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說: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因此，他強調指出，要研究計劃生育的問題。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國人口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麵，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此後，毛澤東多次批評人口方麵的無政府主義。
毛澤東一貫主張節育。他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積極倡導者和主要決策人。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毛澤東一直都是明確表示要提倡節育的。從現有的文獻看，至少講過19次。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這裏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麽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澤東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當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萬時，嚴肅地說道:恐怕要提倡一下節育，多印一點避孕的書，製造避孕的藥品和器具。1975 年2月，毛澤東再次強調:人口非控製不行。
從這裏可以看出，建國後，毛澤東是一直提倡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愈到後來，這個思想愈堅定。
（二）為什麽要搞計劃生育？
1.人口增加的嚴峻形勢，人民的要求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從1949年到1952年各年淨增人口為1千萬左右。1956年全國總人口為6.2億。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約在一千二百萬以上。” “在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要求節製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我們應當根據人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節製生育的措施。這個工作的推行，應當得到人民的自願合作。”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2.人口多帶來吃飯、穿衣、住房問題，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
建國後，就人口多帶來吃飯等一係列問題，毛澤東談了20次，其中與外賓談了15次。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人口如果繼續按現在的速度增長，那麽，全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要降低，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就要延遲，這是很明顯的。
1963年5月3日，毛澤東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麽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 兩天後，即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裏文化代表團時說:中國大是大，但人太多，難辦，這麽多人要吃飯、穿衣、住房子。
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時說:中國人多，他們怕。我們也怕，因為人多要吃飯，要穿衣，那個問題可多了。
3.四個重要的國際因素
第一個國際因素:人均概念
當年提出人均概念，這是很寶貴的，折射出毛澤東的世界眼光。關於人均概念，毛澤東一共講了14次。
1956年2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時說:我們永遠不要這個什麽“中國第一”。你人口這麽多，按人口比例一算（係指按人口計算生產水平，如一個人擁有多少噸鋼），荷蘭、挪威都比我們多，總不要吹中國第一。
1968年11月10日，毛澤東會見葉海亞?汗總統率領的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時說:我們現在比蔣介石時候有些進步，但是和別的工業國比較，還差得很，在許多方麵，還不行。更不要說工業水平按人口比例與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國、加拿大和蘇聯比了。
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始終清醒地堅持用人均思想來考慮中國的發展問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後來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就是考慮了人均因素。
第二個國際因素: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
麵對“中國人多，將來出路成為問題”的質疑，我們從理論上回答了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從實踐上踐行了中國永遠不稱霸的諾言。但是，中國人口多的現實引起的國際關注，也是我們推行節育政策的一個外部因素。
毛澤東認為，靠發展經濟來解決人口吃穿問題。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說:“我們人口多的問題，可以用發展生產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反對過去希特勒說過的話，他說，人口多就應該向國外擴張，在國外取得東西。”
關於這個問題，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就十分坦誠地說道:“大力宣傳節育，可以使鄰國安心。有人擔心我們人口多了是否會侵占別人國土。中國不會走羅馬帝國的道路，也不會侵犯別的國家。”
可見，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也是對國際輿論的正確回應。
第三個國際因素:關注外國人口、國土比例
1961年12月5日，毛澤東會見委內瑞拉加拉斯加市議會代表團時說:你們是七百萬人口住在九十一萬二千平方公裏土地上，所以你們國家的前途是大有可為的。你們事業的環境是很好的，人口、國土比例是很好的，有發展餘地。革命之後，這麽大的國土，豐富的資源，解決七百萬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們完全不一樣了。還舉例說，我國浙江省二千六百萬人口住在十幾萬平方公裏麵積上。
1963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裏文化代表團時詢問馬裏的人口和麵積。當得知馬裏450萬人口居住在124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上，毛澤東稱讚說:你們國家大有發展前途。還拿江蘇、上海來作比較。他說，馬裏有中國的十二個江蘇省那麽大，江蘇省是十萬平方公裏，人口太多了，有四千八百萬。上海市區和郊區共一千萬人，隻有不到六千平方公裏的土地麵積。
毛澤東會見外賓時，經常讚賞他們國家地廣人稀、人口和國土的比例很好，並與中國做比較。可見，他是始終在思考著中國人口問題的。
第四個國際因素:外國的節育實踐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英國、法國、日本已經控製了人口的增長。1月28日，他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像日本人一樣能控製，像英國一樣能控製。
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副主席約多一行時說:要像日本、法國一樣來一個計劃生育。在法國、日本，可能還有德國、英國，都有控製，我問過日本人。他們說，他們一般不超過九千萬。法國幾年中都控製在四千多萬以內。就在這次會見結束時，毛澤東揮起大手，突然加重了語氣說道:資產階級能控製人口的發展，難道馬列主義者的我們不能做到嗎？這顯示了他對堅持搞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心。
可見，外國卓有成效的節育工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影響著他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思考和決策。
（三）、怎麽樣搞好計劃生育
1.從人本的視角看節育
節育要從使用上方便人民。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最好能製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
節育要從經濟上關心人民，提倡免費，實行少收費、不收費。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在對醫務人員的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製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製，城市各方麵工作都容易安排了，這是賠錢還是賺錢？他還說，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動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錢還是賠錢？這些都是從政治家的視角看問題的。
2.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爭取群眾支持
要做好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首先要做好青年學生的宣傳教育工作。1957年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學生談戀愛的風氣應當加以扭轉。婚姻法有關結婚年齡的規定不必修改，但要勸青年晚點結婚。” 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麽樣生孩子，怎麽樣養孩子，怎麽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毛澤東提出計劃生育要從中學抓起，這是很有遠見的。
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說:計劃生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要來個大辯論，要公開作教育。他強調指出:“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幾個同誌的談話時主張把計劃生育的內容編成小冊子，挨家送。這種做法，就是把宣傳教育工作做到千家萬戶。
3.強調規劃，分步驟進行，先城市後農村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他認為，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
當時，中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就業的壓力主要來自城市。農村中的農民都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無所謂就業問題。這些都促使毛澤東把節育的重點放在城市。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減任務的決定》指出:現在有必要在全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國家裏，要想真正取得控製人口的實效，除城市外，還必須把農村的計劃生育普遍搞起來。
毛澤東在把節育的重點放在城市的同時，也很關注農村的節育工作。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還說，他對中國的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不滿意，因為在農村還沒有推廣。城市人口從1964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包括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到1974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河北等五個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規劃指標。當時人口增長率控製在1.5%以下的有七、八個省市。應當說，這是很有成績的。
4.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有利於節育工作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我們現在還無法控製人口的增長，大概到這個問題的威脅更大時，情況會好些。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關。1958年3月23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說: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製了。毛澤東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會自覺控製生育。他的這種人口素質提高反過來有助於控製人口數量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升，較易克服傳統觀念，這樣又會反過來促進節育工作的開展。
5.設立專門機構，為落實計劃生育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
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後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
6.少數民族要發展人口
節育要分具體情況，不搞一刀切，這是符合計劃生育精神的。所謂計劃生育，不是一味地增加，也不是一味地減少，而是根據實際需要有計劃地增減。這體現了人口總體控製過程中的辯證法。
毛澤東十分關心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時說:“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發展，從現在二三百萬發展到五六百萬，然後再增至千幾百萬就好。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還說:你們那個民族（壯族）人口要增加些才好。
三、提高人口素質
建國伊始，毛澤東就關注人口的素質問題。提高人民的素質，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說:“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建國後，黨和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全國開展掃盲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一為‘窮’，
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文化落後的狀況，提高人民的整體素質，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全局考慮，確立一條正確的教育方針，從青少年抓起。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這個方針也是提高公民素質的根本方針。
1958年8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所主張的全麵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
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勞動者，也是提高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目標。
四、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與曆史啟示
（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
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已經不是通常估計的4.5億，僅大陸地區的人口就已達到5.9億。人口過快增長，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多方麵的不利影響越來越明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此深感憂慮並高度關注。中央主要領導人都明確表態支持節育和開展計劃生育工作。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數農村推行，七十年代逐步在全國推行。回顧這一段走過的曆程，是很有意義的。
1953年8月，鄧小平指示衛生部改變節製生育的態度和做法，幫助群眾節育，並且批準了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所作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那麽十年就是一萬萬。中國農民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
1954年5月28日，鄧小平再一次明確指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召集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聯席座談會，並在總結時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讚成節育的。” 1955年2月，衛生部根據劉少奇講話的精神，寫了一份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指出:“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曆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讚成適當地節製生育的。” 第一次把節製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製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係。” 這次會議決定，由陳雲兼中央節育委員會主任。一個月後，陳雲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發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農業增產外，“還要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點。”1957年10月國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製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製生育，適當控製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為了抓好全國的人口控製，毛澤東還建議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1971年，在他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國務院專門批發文件，提出了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人口增長規劃。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牽動億萬個家庭的計劃生育活動便在全國開展起來了。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全國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淨增人口數由2321萬降至1285萬，自然增長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倡導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之後，再來看看所謂“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之說，還站得住腳嗎？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由來。“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樣注意控製人口增長，那麽中國人口就不會增加3億”，這是“誤增三億”的基本根據。對馬寅初的批判始於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年中，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69億。22年間，總共增加3.1億。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寅初提出控製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
建國後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時中央已經明確表示支持節育，與“批馬寅初”浪潮無關；對人口增長直接施加影響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論，當時的人口政策並沒有因“批馬寅初”而改變，更沒有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增長有慣性，將22年人口增長3億定性為“誤增”是不科學的。如果這期間嚴格執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點的。這說明我們對計劃生育問題的認識和執行力都不夠。
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實行計劃生育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厲，可謂前所未有。也是來源於對過去這一教訓的總結。
（二）曆史啟示
1.必須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轉衛生部黨組關於節製生育問題的報告時指出:“節製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 第一次把節製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製生育，適當控製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口問題始終是極為重要的問題。正如陳雲指出:“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因此，我們必須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第一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此後，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繼續重申這一基本國策。
2.必須使計劃生育走上法製化軌道
1979年3月23日，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人口增長要控製。爭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這個水平不行，國家負擔不起。在這方麵，應該立些法，限製人口增長。陳雲和李先念也都主張法製。
1978年3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把計劃生育納入國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實行有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憲法、婚姻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有關計劃生育的規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製定的地方計劃生育法規，對於穩定計劃生育政策，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法製軌道，逐步建立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的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一個時期，一些地方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做法。這就說明了在強調依法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同時，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3.必須提高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
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主要是圍繞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婦女總和生育率兩個方麵來展開。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很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問題。
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在對醫務人員的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製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製，城市各方麵工作都容易安排了。
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要求上海市在五年內應把人口純增率降到1%。11月1日，他在接見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婦產科學術會議代表時說:要使全社會都能夠按照計劃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紀以內把人口年純增率控製在1%。
在六十年代，提出人口自然增長率1%的目標，是有現實意義的。
1971年國務院51號文件提出了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人口控製指標，要求在“四五”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上述指標，在1973年6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此後，曆次國家計劃均包括有人口指標，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名實相符。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仍然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1981年6月12日，鄧小平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我們把計劃生育問題當作一個戰略問題，試圖在較短的時期內使人口年增長率不超過千分之五至六。我們必須定這個目標，否則，經濟的增長就被人口的增長抵消了。
200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5.2‰，鄧小平的設想終於實現了。要真正控製住人口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必須為零，甚至一段時間為負數。
在人口統計中有一個關鍵指標叫做人口總和生育率，即全社會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子女數。從控製論關於係統穩定性的觀點出發，容易證明，對每一個國家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存在一個極限值，即“雙向生育率極限”。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臨界生育率是2.16。
一般維持人口不增不減平均生育率在2.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如果以後一直保持1975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3 胎），100年後我國人口將達到42.64億；如果保持1978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2.3胎），100年後我國人口將約為21.19億。
當時我們選擇的是，全國育齡婦女盡快實現“一胎化”，那麽到本世紀末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總人口又不超過11億，隨後由於人口的慣性發展將出現人口減少的趨向。這可能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比較理想的一個方案。
早在20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就提倡過生育兩個孩子就夠了。
到了80年代，根據人口壓力增大的狀況，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製在十二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用公開信的形式向黨團員發出號召，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表明中共中央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視。
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的人口控製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1978年的2.3下降到了1997年的1.8，已低於臨界值。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下降到了10‰以下。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人口環境。
同時，中國的人口控製也為減緩世界人口的快速發展態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外國一些人士認為，中國控製人口、節製生育是不人道的。對此，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控製人口，使國家發展起來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下降到2008年的5.2‰；總人口由1978年末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末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的年均增速下降0.9個百分點，進入平穩增長期。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什麽水平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專家曆時兩年研究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生育率應穩定在1.8，就是現在這個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後十幾年，我國總人口每年仍將淨增800萬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15億人，人口數量仍然是長期製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控製人口數量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