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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與蔣介石的恩怨
田　斌

2004年第4期 炎黃春秋雜誌176

　　在民國時期的新聞輿論方麵，蔣介石極為重視在天津辦起的《大公報》和它的總編輯張季鸞。蔣與張的十幾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識。作為政治家的蔣介石，很注意招攬賢達，來維護其統治，他又特別看得起張季鸞忠言直諫的人品，並利用一個舊式知識分子好名重節的情操，對張季鸞禮遇有加，視為“國士”，甚至不計較張對他的責難頂撞；而張季鸞對蔣介石則感恩圖報，善始善終。

一、士逢知己

　　張季鸞與蔣介石的初次見麵是1928年在河南鄭州。
　　是年6月，北伐軍已攻至京津。張季鸞於22日到河南輝縣百泉采訪民國宿將馮玉祥，得知蔣介石沿京漢路專車北上，張即偕馮於7月1日淩晨趕到鄭州迎接。在這裏，張又意外地遇見了與蔣同行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邵力子、秘書陳布雷和總參議張群。邵、陳是張在新聞界的至交，張群則是他留日時就熟識的老朋友。經馮、張、邵、陳的介紹，張季鸞與蔣介石“悅然麵悟”。
　　張季鸞與蔣介石都曾留學日本，張讀東京第一高校，蔣讀士官學校。蔣張都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見過孫中山，特別是張在日辦《夏聲報》名氣很大，蔣有所聞。辛亥革命的前夜，一大批熱血青年都回國報效，蔣張也差不多同時回來，輾轉奔波。蔣介石對張季鸞印象頗深的是張曾在辛亥革命後《民立報》、《中華新報》當記者時，為披露袁世凱出賣國家主權和段祺瑞與日本簽署出賣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約消息而兩陷囹圄，蔣很欽佩張的熱膽忠腸。但有幾件事又使蔣嚐試了張季鸞筆鋒的犀利和輿論陣地的重要。
　　其一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革命群眾。當年4月29日，張季鸞寫出《黨禍》的社評，抨擊蔣介石殺戮青年，殘害進步的反動行徑，社評說：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蔣介石曾表示過服從，現在卻大開殺戒，實屬口是心非醜惡的兩麵行為。張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極端抗議”。張季鸞寫的這篇社評，博得了社會上的稱頌，也使蔣介石名聲掃地。
　　第二件事是1927年11月4日，張季鸞在《大公報》上寫出《嗚呼領袖欲之罪惡》的社評，斥罵汪精衛“特以‘好人為上’之故，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這些話說得蔣介石怦然心動，頗有同感，後來汪精衛果然墮落為漢奸領袖。蔣佩服張季鸞的過人眼力。
　　第三件事是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的次日，張季鸞很快寫了一篇《蔣介石之人生觀》的社評，斥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兵士徇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等，還罵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文章冷嘲熱諷，可謂淋漓盡致。張季鸞與蔣介石不“罵”不相識。相識後，在他們的特殊交往中，又相處得若即若離。蔣的“文膽”陳布雷曾說過：蔣介石對張季鸞的器重，除了張的文采出眾，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外，是蔣“愛烏及屋”。蔣對陝西人印象頗好，是因為他在黃埔軍校有些學生的“卓著才幹”所形成，如關麟征、杜聿明、董釗和張耀明、劉玉章、胡璉、高吉人、張靈甫等陝籍將領，他們曾追隨他鞍前馬後，南北征戰，或統領大軍，喋血沙場，為蔣家王朝的統治盡了力盡了責，且“忠心不二”。蔣介石曾對人誇獎說：“陝人是龍不是蟲”。

二、坐在首席上的貴賓

　　蔣介石從不看《中央日報》，也不看《新華日報》，但每日必看《大公報》，在他的辦公室、公館、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以備隨時查閱。自鄭州晤麵後，蔣對張的友好，對《大公報》的寄托逐漸加深。中原大戰前夕，蔣介石想起了張季鸞，更想把《大公報》推為全國輿論權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蔣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電全國各家報館，發出求言詔書，電文的抬頭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論當時在全國報界的資格和發行量，《大公報》還不算太老太大，但蔣此電一發，確定了《大公報》輿論權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紀念《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送來親筆題寫的《收獲與耕耘》賀詞，稱該報“改組以來，賴今社中諸君之不斷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1934年夏，蔣介石在南京勵誌社大宴百官，人們當時看到，在蔣介石坐的首席桌上，緊靠蔣左邊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張季鸞，而且還看見蔣給張頻頻斟酒布菜，二人談笑風生，與宴者莫不有“韓信拜將，全軍皆驚”之感。1938年國家抗戰正酣，可蔣介石卻未忘這年農曆二月初八是張季鸞的五十壽辰，特向正在漢口的張季鸞致電祝賀，並派專人送禮慰問。自稱“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具有報恩主義的張季鸞麵對如此禮遇，對蔣還能再說什麽呢。

三、西安上空飄灑的公開信

　　張季鸞對蔣介石的圖報，不僅僅是對蔣個人友情的知恩回報。綜觀張季鸞的許多主張、觀點、評論，應是基於國家興亡、民族生存這一愛國主義立場上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軍閥割據，混戰交織，人民飽經戰亂之苦。“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踏上中國東北三省。中國再也不能一盤散沙了，沒有政權中心，群龍無首，就要挨打。張季鸞認為，當時隻有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才能承擔起領導全國抗戰的重任，隻有擁護國民黨為“政治中心”，國家的事業才可達成。這既符合當時老百姓的心理，也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在當時特定的曆史環境中，中國國內任何黨派組織(包括共產黨)都不可能把握全國的局勢，更談不上有軍事力量、物質力量來抵禦外侮，保衛國家了。張季鸞的這個主張就是“國家中心論”。
　　1936年冬，西安發生了“雙十二”事變，13日正在天津的張季鸞得知後，“在報館裏坐臥不安，來回踱步，不斷催促駐外記者回報消息。這一天他連飯都未顧上吃”。後張對記者徐鑄成說：“他們要蔣先生答應與共產黨聯合一致抗日，我是準備莊嚴地說幾句話，千萬勿破壞團結，遺人以口實，讓敵人乘虛大舉進攻，各個擊破。”張的這番話，表明了他對事變的理智之見。更具奇特的是，張當日趕寫一篇社評，題目竟是《西安事變之善後》，事變剛發生，就提出了“善後”。這表明了張已對事變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決的基本構想。張在社評中還說：“解決時局、避免分崩”，“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複蔣委員長之自由”。次日，張又寫了《再論西安事變》的社評，呼籲全國各方以大局為重，呼籲張學良、楊虎城二人“幡然回悟”，尊蔣之中心地位。張季鸞為蔣分憂，且筆耕不輟。一天寫一篇社評文章。12月18日，張季鸞又寫出了《給西安軍界的一封公開信》，寫到：“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封信快帶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為祥和”。文章一發表，蔣夫人宋美齡立即派出飛機，帶了數萬份這張報紙，飛臨西安上空散發。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創舉。12月25日晚六時，《大公報》社傳來了蔣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陽休息的消息，張季鸞“特別興奮，露出了許多天不見的笑容”。當晚，張季鸞就寫出了《國民良知的大勝利》的社評。稱這是“普天同慶、全國欣喜”的盛事。自此，張與蔣的個人關係已加深到了全國沒有幾個人能擁有、能勝過的地步。據說與蔣介石敢平起平坐，去蔣官邸事先不須通報的隻有幾個人，而張季鸞當屬其中。抗戰初期，蔣又把張召在外交事務方麵代為做事，先與德國人陶德曼進行斡旋，後又受蔣指派去香港與日本人接洽。1938年7月7日，抗日戰爭周年之際，張又為蔣起草了《抗戰周年紀念日告全國軍民書》的文告，為蔣提出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次年，張又為蔣寫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文章，陳布雷在文中添上了“意誌集中，力量集中”。另，張季鸞於《大公報》發表了許多堅持抗戰，揭露日寇、鼓舞鬥誌的好文章，且大都從維護以蔣為首的國民政府利益，團結各方抗日這一基調出發。這些使蔣介石深刻感受到了張季鸞的忠直和新聞輿論的重要。

四、並非都是和諧

　　《大公報》之所以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之所以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特別是在國共兩黨中都有許多朋友，是張季鸞獨立辦報，不盲從，不趨炎附勢，尊重客觀實際的結果。
　　30年代初，在當時國民黨的一片“剿共”聲中，張季鸞就打發記者到紅區采訪。1930年4月11日的《大公報》上刊登了“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和“吃民間飯，每人還給五百錢”等消息。此間，還報道過紅軍英勇作戰，士氣旺盛的事跡。1934年6月，《大公報》附刊《國文周報》上，連連發表蘇區紅軍的政治、組織、經濟等方麵的介紹文章，向世人告示，紅軍不是國民黨宣傳的“土匪”、“流寇”等。當時《大公報》的記者範長江就是在看了這些文章後，萌生了到陝北、西北考察的念頭。經張季鸞的首肯，範長江隻身進行西北之旅，寫出了《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從瑞金到陝北》和《陝北共魁劉誌丹》等三十餘篇通訊報道，稿件寄回後由《大公報》連載，此舉像寒夜中的一束火炬，照亮大地，像一聲春雷，震撼人心，使全國人民開始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長征，知道陝北有個毛澤東，一時《大公報》名聲大振，範長江名聲大振。1935年《大公報》又登出了範長江寫的《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訊，蔣介石看到後，把正在南京的張季鸞叫到他的官邸大罵一頓。這是張與蔣較為明顯的一次不和。
　　在抗戰期間，張季鸞還有聯蘇之想，早在1931年，他就派記者到蘇聯采訪，多次報道蘇聯經濟建設情況，希望中國有所借鑒。1940年，他又向蔣推薦邵力子擔任駐蘇大使。張的這些言行，與蔣不很和諧。
　　鮮為人知的是，早在1941年5月，張季鸞就在一篇社評中說到：“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隻要中共對於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真實成立、一致諒解，則其他小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什麽都偉大。”這個建議是張季鸞在著名的重慶談判四年前首次提出來的，應該說張季鸞是重慶和談的最早倡導者，具備著報人的敏銳和遠見卓識。張的這些話既是提給毛澤東的，也是說給蔣聽的。而且張季鸞的過人之處就是把中共當作一個政黨看待，與國民黨放在一個平等地位。

五、“握手猶溫”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張的逝世，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社會各界迅


速作出反應，整個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對此極為重視。
　　9月5日，得知張季鸞病危的消息後，蔣介石親自到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探視。蔣坐在張的病榻前，握著他的手，望著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淚，呐呐數語，眉宇重凝，一往情深。9月6日淩晨，張季鸞撒手而去，走完他53年淡泊寧靜而跌宕傳奇的人生曆程。張逝世後，蔣介石立即致《大公報》社唁函。函曰：“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的“握手猶溫”一句是說前一天蔣到醫院探望張的情景。

　　9月26日，《大公報》社暨中國新聞學會和重慶各報聯合會舉行公祭張季鸞大會，蔣介石親率孔祥熙、宋子文、張群、張治中、於右任、陳布雷等人前往吊唁。中共方麵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也前往吊唁。張的靈堂布滿鮮花挽聯，各界前往吊唁者從清晨至夜晚，達數千人，素車白馬，極盡哀榮。靈堂中央，還擺放著蔣介石題寫的挽聯：“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當天，蔣介石簽署了國民政府“褒揚令”。

　　次年4月29日，張季鸞靈柩歸陝，陝西各界3000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興善寺舉行公祭張季鸞大會，蔣介石親臨大會致祭。蔣很少出席這樣的祭奠儀式，這次特由川到陝，千裏迢迢，更說明蔣與張非同一般的關係。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張季鸞與蔣介石之間的交往，有恩有怨有始有終。張季鸞對得起蔣介石，蔣介石也對得起張季鸞。（責任編輯　吳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