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饑荒時的李先念
李先念嘔心賑糧荒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糧食危機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麵臨嚴重的糧食危機。無論城鄉，人們口糧都很緊張。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發生浮腫病，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人口死亡率急劇上升，各地紛紛告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不顧自己剛剛受到錯誤的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情況，參與作出並組織實施一些重要決策，為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
直陳糧食危機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顯。廬山會議後，又錯誤地在全黨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左”的錯誤思想和政策繼續發展。加之從這年起，全國大麵積農田連續幾年遭受自然災害，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從1959年到1961年，全國糧食產量年平均實際為1536．5億公斤，比1957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糧食為216．5公斤，比1957年減少85公斤。一些幹部怕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不敢講真話、實話，高指標、浮誇風卷土重來，虛假的糧食高產數字降不下來，1960年糧食產量指標仍定為3000億公斤。這樣就使中央原來確定的糧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壞，帶來了糧食的高征購。1959年到1961年3年糧食平均征購數占糧食產量的34．4％。其中1959年糧食征購數占糧食產量的39．6％。
而在正常年景，糧食征購數僅占糧食產量的20％。大量征購過頭糧不僅征購了農民的一部分口糧，甚至征購了來年的種子和飼料糧。1960年、1961年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不足0．5公斤，重災區隻有幾百克。國家確定的糧食征購數量過高，征購指標根本無法完成，城市和工礦所需口糧也難以正常供應。無論城鄉，人們口糧都很緊張。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發生浮腫病，人們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樹葉、挖觀音土充饑。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人口死亡率急劇上升。據後來的統計，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就比上年減少1000萬。最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為正常年份的幾倍。1960年初，各地糧食部門紛紛告急，糧食征購不上來，國家糧食庫存下降，麵臨青黃不接。麵對這種糧食危機的嚴重局麵，李先念不顧自己剛剛遭到錯誤的批判，及時地把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報告說，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約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糧。4月16日，他又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高潮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258．5億公斤，比上年同期減少6．5億公斤，而銷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他在報告中著重說明糧食管理方麵發生的重大變化和完成糧食購銷任務的艱巨性：“過去，國家主要是管理糧食的購銷，負責城市人民和農村一部分缺糧人民的糧食供應；現在已經發展到，國家必須把六億幾千萬人民的糧食消費都要更加具體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來，國家對於人民群眾的吃糧夠不夠吃、吃飽吃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這一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其後的一天，毛澤東約李先念到住處談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豐澤園肘，毛澤東正靠在床上看書。毛澤東笑著對李先念說：“杞國人來了，請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是杞人憂天。毛澤東接著說：“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澤東並無嚴曆批語之意，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平和而又認真地對毛澤東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經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毛澤東聽到李先念這些話，感到吃驚，便讓李先念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峻情況。李先念實事求是地匯報了全國糧食購銷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僅耐心地聽，而且不時地提出問題，李先念一一做答。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毛澤東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了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李先念從毛澤東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調查研究
當時，李先念還親自到農村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河南省的一些地區在“大躍進”中搞浮誇風十分曆害，因而招致的禍害也大。1960年6月7日，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省信陽地區調查。他發現，餓死人比較多的光山縣是信陽地區的一個重災區，搞浮誇最嚴重，縣裏幹部竟然宣稱畝產高達萬斤。許多社員的口糧、喂牲口的飼料糧都被征購去了，社員們隻好捋樹葉、扒榆樹皮充饑。他看到這裏一些農民骨瘦如柴，許多人得了浮腫病，甚至有一些人因無東西吃而餓死，心情非常沉痛，流了淚。他堅定地表示，幹部如此嚴重的不正之風和由此引起的餓死人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他反複地向廣大幹部和群眾講解中央的政策，鼓勵幹部和廣大農民群眾同苦共苦，一起渡過災荒。
李先念又到鄭州，聽取了河南省主要負責人的匯報。這位負責人仍然不能麵對現實，還滔滔不絕地說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聽得不耐煩，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李先念回京後，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了河南信陽的情況。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問題。李先念參加了會議。會議還討論了“共產風”嚴重而暴露較早的河南、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這位負責人進行了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懷下，中共信陽地委積極開展了整風和生產救災工作，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閱後，於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兩次批示，將此報告發給在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隨即中央將此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引起各地重視，不再發生類似問題。1960年秋，李先念來到家鄉湖北省紅安縣調查研究。他請來十幾位農民和縣領導幹部一起座談時，感到農民當著縣領導幹部的麵，沒有把心裏話講出來。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到農民在縣裏的臨時住處，把他們喊起來，農民們才講了實話，反映大煉鋼鐵砍了大家許多樹；興修水利使壞了大家的手推車和其他工具；吃食堂，不給農民分口糧，食堂吃得不好，老人、病人想吃點東西，家裏也沒有糧食做。他還了解到有的地區因缺糧而餓倒了一些人。他立即向有關部門建議，調進了一些糧食，及時解決丁缺糧戶的困難。
四項應急措施
安排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已躍居事關全國政治、經濟大局的第一位問題。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糧食問題先後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6個報告，在10次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有2篇報告和2次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指出了糧食購銷和調運的緊急狀況，提出了應急的方針政策的措施，並且嘔心瀝血地組織實施，使全國人民能夠吃上飯。
第一項應急措施：采取非常手段調運糧食。
從1960年初開始，糧食缺口大已經顯現，食油、棉花也十分緊缺，特別是糧食調運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調出和調入。為保證完成糧食緊急調運任務，李先念提議，經中共中央於2月21日批準，成立了中央糧棉油調運指揮部，並決定由李先念負責，規定鐵路、汽車的貨運要服從糧食的緊急調運任務。
李先念早晨起床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閱糧食部呈報的購、銷、調、存5日(1旬)進度表，了解糧食動態。當時的糧食部部長陳國棟、副部長楊少橋、趙發生等人，幾乎每天都要到李先念那裏匯報糧食情況，有時甚至一天二三次。
由於原來的產糧省因受災和浮誇風等因素的影響，安排本省吃糧也頗緊張，因此紛紛叫苦，糧食調撥任務一時難以完成。李先念為此心急如焚。
1960年6月，京、津、滬三大城市和遼寧省的10個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緊張問題，未解決。7月5日，李先念和譚震林向毛澤東、中共中央提交報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糧食調運情況不好，6月份應調出10．6億公斤，實際隻完成7．27億公斤。京、津、滬和遼寧等省、市隻能隨調隨銷，天天過年三十，再這樣緊下去，局部地區很可能出現亂子。”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來報送了最近糧食調運情況不好的緊急報告。報告說，7月份應調出糧食10億公斤，但到10日止，隻調運出1．1億公斤。“現在的糧食庫存，北京、天津隻夠銷4天；上海隻夠銷2天；遼寧隻夠銷6天。如果不加速調運補充庫存，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周恩來看到報告後，十分焦急，為引起各省負責人的嚴重關切，立即批示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把報告印發給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由於各地糧食供應不斷告急，時銷時斷，有些糧店已沒有存糧。情況萬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於7月25日給毛澤東、鄧小平、中央寫報告。報告說：“今年5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麵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1個月內，李先念3次向中央報告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這說明了他對完成糧食調運任務的焦急心情，也反映了他對人民疾苦的高度責任感。他經常接到各地省委負責人打來的告急電話。有一次，湖北省長張體學以湖北省委名義給李先念打來電話，哭訴道：“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連湖北這個產糧大省都嚴重缺糧，李先念聽後心情非常難過。
當產糧省調不出糧食，而缺糧地區又向李先念告急時，李先念不得不讓糧食部同鐵道部協商，把原定調往某地區的糧食在運輸途中轉向，限時調往糧食脫銷地區。例如：1961年中央決定調給糧荒嚴重的河南1．5億公斤糧食，這時，李先念接到鄧小平從遼寧打來電話，說遼寧糧食供應緊張，需調入1。5億公斤糧食。李先念找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商量決定，從給河南的1．5億公斤糧食中，擠出1億公斤給遼寧。對此，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深表滿意。李先念還從中國南北地區糧食收獲季節不同的實際出發，在調運糧食方麵采取了“早濟晚”和“晚濟早”的辦法，即把南方夏季收獲的小麥、早稻等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把東北秋天收獲的糧食運往關內缺糧地區，以便渡過舂荒。楊少橋回憶說：“為了安排好糧食調撥，
往往是先由糧食部黨組同誌打前站，同地方協商，然後由先念同誌出麵商談，最後由周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計劃也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執行。這些計劃，都在先念同誌那裏研究好了後，才報請中央審定下達。”
李先念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裏了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1960年9月，李先念到湖南省，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省黨政領導人匯報糧食問題。省委書記華國鋒說，由於春寒和旱災，1960年全省糧食產量隻能達到95億多公斤至101億公斤，扣去農民口糧、飼料、種子、城市居民消費的糧食、工業用糧等，隻能往外省調出7億公斤到7．25億公斤。中央要求湖南調出7．75億公斤的任務，實在完不成。李先念聽完匯報，表示湖南少調出0．5億多公斤糧食，他作不了主，立即請示了周恩來。第二天上午，他宣布周恩來同意湖南省調出糧食定為7億公斤。
第二項應急措施：統籌安排糧食消費標準，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以確保城鄉居民的基本口糧供應。
1960年9月5日，為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討論城鄉糧食消費標準和糧食購銷情況。他在會上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比北戴河工作會議時候預計的要低，不但農村消費標準要比北戴河工作會議計算的更低，而且城市消費標準也要同時低下來。”
農村口糧標準，怎麽製定，這是關係到農民生活的大問題。中國地域廣闊，東西南北各地區自然氣候、水利、耕地等農業生產條件不同，人們的勞動強度、生活習慣、生活水平也不相同。同時，由於口糧標準是按原糧計算的，南方是稻穀產區，華北是雜糧產區，東北是生長期短的農作物產區，原糧加工所得的成品糧(大米、麵粉、玉米、小米、高梁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農村口糧標準不能一刀切，要依據不同情況製定，做到盡可能合理。李先念經過反複研究，提出安排農村口糧的設想：第一種類型：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13個省區，按照180公斤到190公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200公斤；第二種類型：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江蘇北部、安徽北部、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1個省區，按照140公斤到150公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160公斤；第三種類型：吉林、黑龍江、內蒙東部3省區，按照200公斤左右原糧安排；遼寧省按照160斤安排。
城市居民糧食銷量，要從上年度295億公斤減少到275億公斤，減少20億公斤，但對降低城市居民糧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糧每人每月降低0．5公斤到1公斤；但是高空高溫、井下作業工人和其他重體力勞動工人的口糧標準不能降低，必須保證；城市郊區的口糧標準向一般農村看齊，近郊區的菜農可以適當照顧，但要與遠郊區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壓縮城鄉居民口糧標準，是當時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能保障城鄉廣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據中央指示，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低標準’，‘瓜菜代’，要下決心至少搞3年再說。”當時，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以身作則，帶頭執行糧食定量供應製度，並且主動提出不吃或少吃肉。李先念也帶頭吃代食品。
第三項應急措施：從國外進口糧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寫信，正式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此前，陳雲曾向糧食部提出進口糧食的意見。李先念在信中說：“麵臨著明年春荒的困難，必須堅決克服這個困難。克服這個臨時困難的辦法，除中央一係列方針政策之外，考慮進口6億公斤糧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糧食是必要的。拿到這批刀口上的糧食，對爭取國內糧食局勢的基本穩定，渡過災荒大有好處。”他在信的末尾，焦急地說：“以上意見，如果同意，要立即著手辦理進口；太遲了，運輸來不及，就不能及時起到作用。”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都在信上批示同意進口糧食。
周恩來於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審閱了全信，用毛筆批示：“已告先念同誌照辦。”毛澤東於12月12日晨用鉛筆批示：“退先念同誌。完全同意。能進口20億公斤，更好。”
進口糧食的具體工作，由李先念親自抓。中央同意進口糧食以後，究竟進口多少合適，經過反複研究，開始周恩來同意進口50萬噸。1960年12月，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商議，進口150萬噸。1961年1月19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在同外商談判中已有把握簽訂進口200萬噸的合同，如能進口400萬噸糧食，那麽我們今年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一些了。經李先念、葉季壯反複研究，報請中共中央批準，在外匯有保證的條件下，決定進口400萬噸糧食。
按計劃，外貿部從澳大利亞訂購的第一批小麥，1961年2月份就要到達中國天津港。進口糧食數量大，裝卸運輸任務重，時間緊迫，缺乏經驗，困難不少。1月27日，李先念召集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進行專門研究。他在會上說：“糧食運到了港口，如果運不到急需的地方，發生糧食脫銷，那就成為政治問題。”“糧食體大、笨重，不及時運出碼頭，就會堵塞，造成整個碼頭癱瘓，這是很危險的。所以今天開個動員會，把力量組織起來，一定要做到進口糧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裝、快轉運。”會議提出成立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由李先念任組長，辦公地點設在財貿辦公室。會後，立即派糧食部副部長周康民、財政部副部長李樹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江東平等7人，分別率領工作組赴大連、天津、上海等7個主要港口坐鎮。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辦公室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那段時間，每天清晨六七點鍾，糧食部的陳國棟、楊少橋等，就已經在李先念那裏討論進口糧食的安排問題了。
2月份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李先念在這批糧食抵達港口前夕，委派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長於眉、機械部副部長沈鴻、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先到達天津。李先念叮囑他們，要定期召開港口接運糧食的經驗交流會，不斷改進糧食的裝卸和轉運工作。當時，把船上的散裝糧食卸到火車廂裏，開始是用鐵抓鬥，但撒漏多，造成糧食浪費，後由沈鴻和糧食部科研所負責人傅立民研製出真空吸糧機，把糧食從輪船中吸出來，解決了裝卸糧食遇到的這一難題。
由於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搶運進口糧食21．5億公斤，首先調運給京、津、滬、遼和重災區，避免了糧食脫銷的危險。從1961年到1965年，共進口糧食273．5億公斤，年平均進口54．7億公斤；出口糧食63．5億公斤，年平均出口12．7億公斤。進出口相抵，淨進口糧食210億公斤，年平均淨進口42億公斤。這對於解決當時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保證市場穩定，休養生息，恢複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項應急措施：減少城鎮人口。
進口糧食絕大部分用於供應1．3億城市居民。光靠進口糧食、壓低城鄉居民口糧標準，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陳雲、李先念經過認真調查研究，認為必須減少城鎮人口。
陳雲從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減少城鎮人口是克服糧食和市場緊張的好辦法。他於1961年4月提議，把1000萬到1200萬職工下放到農村。
李先念同陳雲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發現，1961年到1962年全國糧食的收支盤子虧空75億公斤左右，即使進口糧食50億公斤，還有25億公斤的缺口。怎麽解決缺少的25億公斤糧食呢?他帶著這個問題，去河北省石家莊農村進行調查。經過調查研究，他於1961年5月17日就糧食問題給毛澤東寫信，並附有陳國棟關於河北省石家莊地區槁城縣糧食問題的調查材料。他在信中寫道：為解決25億公斤的糧食缺口，他認為可以有兩個方案供選擇。第一個方案就是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所決定的糧食征購440億公斤不減，地方上調糧食60億公斤到65億公斤任務不變，城市人口維持現狀；第二個方案是：糧食征購任務減少到420億公斤左右，地方上調任務減少到50億公斤，減少相當數量的城市人口。“反複考慮，還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把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個方案可能好一些。”他提出，為減輕國家對城鎮糧食供應的負擔，增加農村勞動力，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改善城鄉關係，必須減少城鎮人口。“這樣做，工業的發展速度暫時會慢一些，但從長期看，對國民經濟的全麵發展是有利的。把農業搞上去，有了糧食，有了原料，工業就比較容易上去。隻要農業這著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采納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議，決定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談到兩年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績時指出：“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是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環節。過去兩年中，在這方麵進行了艱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60年底，全國由國家支付工資的職工人數共有五千零四十三萬八千人，全國城鎮人口共有一億三千零七十三萬人。1961年和1962年，共減少職工一千八百零七萬人，減少城鎮人口二千二百萬人。”
（作者：蔣冠莊高敬增來源：《浙江糧食經濟》2008/02）
李先念嘔心賑糧荒 ——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糧食危機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麵臨嚴重的糧食危機。無論城鄉，人們口糧都很緊張。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發生浮腫病，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人口死亡率急劇上升，各地紛紛告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不顧自己剛剛受到錯誤的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情況，參與作出並組織實施一些重要決策，為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
直陳糧食危機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顯。廬山會議後，又錯誤地在全黨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左”的錯誤思想和政策繼續發展。加之從這年起，全國大麵積農田連續幾年遭受自然災害，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從1959年到1961年，全國糧食產量年平均實際為1536．5億公斤，比1957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糧食為216．5公斤，比1957年減少85公斤。一些幹部怕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不敢講真話、實話，高指標、浮誇風卷土重來，虛假的糧食高產數字降不下來，1960年糧食產量指標仍定為3000億公斤。這樣就使中央原來確定的糧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壞，帶來了糧食的高征購。1959年到1961年3年糧食平均征購數占糧食產量的34．4％。其中1959年糧食征購數占糧食產量的39．6％。
而在正常年景，糧食征購數僅占糧食產量的20％。大量征購過頭糧不僅征購了農民的一部分口糧，甚至征購了來年的種子和飼料糧。1960年、1961年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不足0．5公斤，重災區隻有幾百克。國家確定的糧食征購數量過高，征購指標根本無法完成，城市和工礦所需口糧也難以正常供應。無論城鄉，人們口糧都很緊張。許多人因營養不良而發生浮腫病，人們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樹葉、挖觀音土充饑。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人口死亡率急劇上升。據後來的統計，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就比上年減少1000萬。最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為正常年份的幾倍。1960年初，各地糧食部門紛紛告急，糧食征購不上來，國家糧食庫存下降，麵臨青黃不接。麵對這種糧食危機的嚴重局麵，李先念不顧自己剛剛遭到錯誤的批判，及時地把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報告說，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約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糧。4月16日，他又給毛澤東寫報告說，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高潮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258．5億公斤，比上年同期減少6．5億公斤，而銷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他在報告中著重說明糧食管理方麵發生的重大變化和完成糧食購銷任務的艱巨性：“過去，國家主要是管理糧食的購銷，負責城市人民和農村一部分缺糧人民的糧食供應；現在已經發展到，國家必須把六億幾千萬人民的糧食消費都要更加具體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來，國家對於人民群眾的吃糧夠不夠吃、吃飽吃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這一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其後的一天，毛澤東約李先念到住處談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豐澤園肘，毛澤東正靠在床上看書。毛澤東笑著對李先念說：“杞國人來了，請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是杞人憂天。毛澤東接著說：“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澤東並無嚴曆批語之意，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平和而又認真地對毛澤東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經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毛澤東聽到李先念這些話，感到吃驚，便讓李先念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峻情況。李先念實事求是地匯報了全國糧食購銷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僅耐心地聽，而且不時地提出問題，李先念一一做答。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毛澤東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了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李先念從毛澤東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調查研究
當時，李先念還親自到農村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河南省的一些地區在“大躍進”中搞浮誇風十分曆害，因而招致的禍害也大。1960年6月7日，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省信陽地區調查。他發現，餓死人比較多的光山縣是信陽地區的一個重災區，搞浮誇最嚴重，縣裏幹部竟然宣稱畝產高達萬斤。許多社員的口糧、喂牲口的飼料糧都被征購去了，社員們隻好捋樹葉、扒榆樹皮充饑。他看到這裏一些農民骨瘦如柴，許多人得了浮腫病，甚至有一些人因無東西吃而餓死，心情非常沉痛，流了淚。他堅定地表示，幹部如此嚴重的不正之風和由此引起的餓死人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他反複地向廣大幹部和群眾講解中央的政策，鼓勵幹部和廣大農民群眾同苦共苦，一起渡過災荒。
李先念又到鄭州，聽取了河南省主要負責人的匯報。這位負責人仍然不能麵對現實，還滔滔不絕地說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聽得不耐煩，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李先念回京後，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了河南信陽的情況。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北4個大區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問題。李先念參加了會議。會議還討論了“共產風”嚴重而暴露較早的河南、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了信陽事件，大家十分震驚。會議對這位負責人進行了批評，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懷下，中共信陽地委積極開展了整風和生產救災工作，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閱後，於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兩次批示，將此報告發給在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隨即中央將此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引起各地重視，不再發生類似問題。1960年秋，李先念來到家鄉湖北省紅安縣調查研究。他請來十幾位農民和縣領導幹部一起座談時，感到農民當著縣領導幹部的麵，沒有把心裏話講出來。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到農民在縣裏的臨時住處，把他們喊起來，農民們才講了實話，反映大煉鋼鐵砍了大家許多樹；興修水利使壞了大家的手推車和其他工具；吃食堂，不給農民分口糧，食堂吃得不好，老人、病人想吃點東西，家裏也沒有糧食做。他還了解到有的地區因缺糧而餓倒了一些人。他立即向有關部門建議，調進了一些糧食，及時解決丁缺糧戶的困難。
四項應急措施
安排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已躍居事關全國政治、經濟大局的第一位問題。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糧食問題先後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6個報告，在10次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有2篇報告和2次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指出了糧食購銷和調運的緊急狀況，提出了應急的方針政策的措施，並且嘔心瀝血地組織實施，使全國人民能夠吃上飯。
第一項應急措施：采取非常手段調運糧食。
從1960年初開始，糧食缺口大已經顯現，食油、棉花也十分緊缺，特別是糧食調運工作遇到很大困難，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調出和調入。為保證完成糧食緊急調運任務，李先念提議，經中共中央於2月21日批準，成立了中央糧棉油調運指揮部，並決定由李先念負責，規定鐵路、汽車的貨運要服從糧食的緊急調運任務。
李先念早晨起床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閱糧食部呈報的購、銷、調、存5日(1旬)進度表，了解糧食動態。當時的糧食部部長陳國棟、副部長楊少橋、趙發生等人，幾乎每天都要到李先念那裏匯報糧食情況，有時甚至一天二三次。
由於原來的產糧省因受災和浮誇風等因素的影響，安排本省吃糧也頗緊張，因此紛紛叫苦，糧食調撥任務一時難以完成。李先念為此心急如焚。
1960年6月，京、津、滬三大城市和遼寧省的10個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緊張問題，未解決。7月5日，李先念和譚震林向毛澤東、中共中央提交報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糧食調運情況不好，6月份應調出10．6億公斤，實際隻完成7．27億公斤。京、津、滬和遼寧等省、市隻能隨調隨銷，天天過年三十，再這樣緊下去，局部地區很可能出現亂子。”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來報送了最近糧食調運情況不好的緊急報告。報告說，7月份應調出糧食10億公斤，但到10日止，隻調運出1．1億公斤。“現在的糧食庫存，北京、天津隻夠銷4天；上海隻夠銷2天；遼寧隻夠銷6天。如果不加速調運補充庫存，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周恩來看到報告後，十分焦急，為引起各省負責人的嚴重關切，立即批示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把報告印發給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由於各地糧食供應不斷告急，時銷時斷，有些糧店已沒有存糧。情況萬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於7月25日給毛澤東、鄧小平、中央寫報告。報告說：“今年5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麵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1個月內，李先念3次向中央報告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這說明了他對完成糧食調運任務的焦急心情，也反映了他對人民疾苦的高度責任感。他經常接到各地省委負責人打來的告急電話。有一次，湖北省長張體學以湖北省委名義給李先念打來電話，哭訴道：“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連湖北這個產糧大省都嚴重缺糧，李先念聽後心情非常難過。
當產糧省調不出糧食，而缺糧地區又向李先念告急時，李先念不得不讓糧食部同鐵道部協商，把原定調往某地區的糧食在運輸途中轉向，限時調往糧食脫銷地區。例如：1961年中央決定調給糧荒嚴重的河南1．5億公斤糧食，這時，李先念接到鄧小平從遼寧打來電話，說遼寧糧食供應緊張，需調入1。5億公斤糧食。李先念找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商量決定，從給河南的1．5億公斤糧食中，擠出1億公斤給遼寧。對此，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深表滿意。李先念還從中國南北地區糧食收獲季節不同的實際出發，在調運糧食方麵采取了“早濟晚”和“晚濟早”的辦法，即把南方夏季收獲的小麥、早稻等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把東北秋天收獲的糧食運往關內缺糧地區，以便渡過舂荒。楊少橋回憶說：“為了安排好糧食調撥，
往往是先由糧食部黨組同誌打前站，同地方協商，然後由先念同誌出麵商談，最後由周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計劃也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執行。這些計劃，都在先念同誌那裏研究好了後，才報請中央審定下達。”
李先念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裏了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1960年9月，李先念到湖南省，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省黨政領導人匯報糧食問題。省委書記華國鋒說，由於春寒和旱災，1960年全省糧食產量隻能達到95億多公斤至101億公斤，扣去農民口糧、飼料、種子、城市居民消費的糧食、工業用糧等，隻能往外省調出7億公斤到7．25億公斤。中央要求湖南調出7．75億公斤的任務，實在完不成。李先念聽完匯報，表示湖南少調出0．5億多公斤糧食，他作不了主，立即請示了周恩來。第二天上午，他宣布周恩來同意湖南省調出糧食定為7億公斤。
第二項應急措施：統籌安排糧食消費標準，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以確保城鄉居民的基本口糧供應。
1960年9月5日，為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討論城鄉糧食消費標準和糧食購銷情況。他在會上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比北戴河工作會議時候預計的要低，不但農村消費標準要比北戴河工作會議計算的更低，而且城市消費標準也要同時低下來。”
農村口糧標準，怎麽製定，這是關係到農民生活的大問題。中國地域廣闊，東西南北各地區自然氣候、水利、耕地等農業生產條件不同，人們的勞動強度、生活習慣、生活水平也不相同。同時，由於口糧標準是按原糧計算的，南方是稻穀產區，華北是雜糧產區，東北是生長期短的農作物產區，原糧加工所得的成品糧(大米、麵粉、玉米、小米、高梁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農村口糧標準不能一刀切，要依據不同情況製定，做到盡可能合理。李先念經過反複研究，提出安排農村口糧的設想：第一種類型：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13個省區，按照180公斤到190公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200公斤；第二種類型：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江蘇北部、安徽北部、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1個省區，按照140公斤到150公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160公斤；第三種類型：吉林、黑龍江、內蒙東部3省區，按照200公斤左右原糧安排；遼寧省按照160斤安排。
城市居民糧食銷量，要從上年度295億公斤減少到275億公斤，減少20億公斤，但對降低城市居民糧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糧每人每月降低0．5公斤到1公斤；但是高空高溫、井下作業工人和其他重體力勞動工人的口糧標準不能降低，必須保證；城市郊區的口糧標準向一般農村看齊，近郊區的菜農可以適當照顧，但要與遠郊區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壓縮城鄉居民口糧標準，是當時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能保障城鄉廣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據中央指示，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低標準’，‘瓜菜代’，要下決心至少搞3年再說。”當時，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以身作則，帶頭執行糧食定量供應製度，並且主動提出不吃或少吃肉。李先念也帶頭吃代食品。
第三項應急措施：從國外進口糧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給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寫信，正式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此前，陳雲曾向糧食部提出進口糧食的意見。李先念在信中說：“麵臨著明年春荒的困難，必須堅決克服這個困難。克服這個臨時困難的辦法，除中央一係列方針政策之外，考慮進口6億公斤糧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糧食是必要的。拿到這批刀口上的糧食，對爭取國內糧食局勢的基本穩定，渡過災荒大有好處。”他在信的末尾，焦急地說：“以上意見，如果同意，要立即著手辦理進口；太遲了，運輸來不及，就不能及時起到作用。”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都在信上批示同意進口糧食。
周恩來於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審閱了全信，用毛筆批示：“已告先念同誌照辦。”毛澤東於12月12日晨用鉛筆批示：“退先念同誌。完全同意。能進口20億公斤，更好。”
進口糧食的具體工作，由李先念親自抓。中央同意進口糧食以後，究竟進口多少合適，經過反複研究，開始周恩來同意進口50萬噸。1960年12月，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商議，進口150萬噸。1961年1月19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在同外商談判中已有把握簽訂進口200萬噸的合同，如能進口400萬噸糧食，那麽我們今年的日子就比較好過一些了。經李先念、葉季壯反複研究，報請中共中央批準，在外匯有保證的條件下，決定進口400萬噸糧食。
按計劃，外貿部從澳大利亞訂購的第一批小麥，1961年2月份就要到達中國天津港。進口糧食數量大，裝卸運輸任務重，時間緊迫，缺乏經驗，困難不少。1月27日，李先念召集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進行專門研究。他在會上說：“糧食運到了港口，如果運不到急需的地方，發生糧食脫銷，那就成為政治問題。”“糧食體大、笨重，不及時運出碼頭，就會堵塞，造成整個碼頭癱瘓，這是很危險的。所以今天開個動員會，把力量組織起來，一定要做到進口糧食一到港口就快卸、快裝、快轉運。”會議提出成立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由李先念任組長，辦公地點設在財貿辦公室。會後，立即派糧食部副部長周康民、財政部副部長李樹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江東平等7人，分別率領工作組赴大連、天津、上海等7個主要港口坐鎮。中央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辦公室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那段時間，每天清晨六七點鍾，糧食部的陳國棟、楊少橋等，就已經在李先念那裏討論進口糧食的安排問題了。
2月份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李先念在這批糧食抵達港口前夕，委派財貿辦公室副主任牛佩琮、交通部副部長於眉、機械部副部長沈鴻、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先到達天津。李先念叮囑他們，要定期召開港口接運糧食的經驗交流會，不斷改進糧食的裝卸和轉運工作。當時，把船上的散裝糧食卸到火車廂裏，開始是用鐵抓鬥，但撒漏多，造成糧食浪費，後由沈鴻和糧食部科研所負責人傅立民研製出真空吸糧機，把糧食從輪船中吸出來，解決了裝卸糧食遇到的這一難題。
由於各有關部門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搶運進口糧食21．5億公斤，首先調運給京、津、滬、遼和重災區，避免了糧食脫銷的危險。從1961年到1965年，共進口糧食273．5億公斤，年平均進口54．7億公斤；出口糧食63．5億公斤，年平均出口12．7億公斤。進出口相抵，淨進口糧食210億公斤，年平均淨進口42億公斤。這對於解決當時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保證市場穩定，休養生息，恢複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項應急措施：減少城鎮人口。
進口糧食絕大部分用於供應1．3億城市居民。光靠進口糧食、壓低城鄉居民口糧標準，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陳雲、李先念經過認真調查研究，認為必須減少城鎮人口。
陳雲從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減少城鎮人口是克服糧食和市場緊張的好辦法。他於1961年4月提議，把1000萬到1200萬職工下放到農村。
李先念同陳雲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發現，1961年到1962年全國糧食的收支盤子虧空75億公斤左右，即使進口糧食50億公斤，還有25億公斤的缺口。怎麽解決缺少的25億公斤糧食呢?他帶著這個問題，去河北省石家莊農村進行調查。經過調查研究，他於1961年5月17日就糧食問題給毛澤東寫信，並附有陳國棟關於河北省石家莊地區槁城縣糧食問題的調查材料。他在信中寫道：為解決25億公斤的糧食缺口，他認為可以有兩個方案供選擇。第一個方案就是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所決定的糧食征購440億公斤不減，地方上調糧食60億公斤到65億公斤任務不變，城市人口維持現狀；第二個方案是：糧食征購任務減少到420億公斤左右，地方上調任務減少到50億公斤，減少相當數量的城市人口。“反複考慮，還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把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個方案可能好一些。”他提出，為減輕國家對城鎮糧食供應的負擔，增加農村勞動力，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改善城鄉關係，必須減少城鎮人口。“這樣做，工業的發展速度暫時會慢一些，但從長期看，對國民經濟的全麵發展是有利的。把農業搞上去，有了糧食，有了原料，工業就比較容易上去。隻要農業這著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采納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議，決定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談到兩年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績時指出：“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是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環節。過去兩年中，在這方麵進行了艱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60年底，全國由國家支付工資的職工人數共有五千零四十三萬八千人，全國城鎮人口共有一億三千零七十三萬人。1961年和1962年，共減少職工一千八百零七萬人，減少城鎮人口二千二百萬人。”
（作者：蔣冠莊高敬增來源：《浙江糧食經濟》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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