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毛澤東 借李秀成抓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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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22日夜，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抵擋不住清軍的猛烈攻打，保護著幼天王從天京的倒蹋的城牆缺口中衝出。亂軍之中又被衝散，隻身一人逃到天京城東南麵的荒山上。第二天天明，被在山上砍柴的村民認出。因李秀成隨身帶著許多珍寶，村民要他分一些作為不去舉報的報酬，李秀成不肯，於是，他與村民之間發生了爭執；虎落平陽被犬欺，兩個小百姓居然把他拿下，解送清營請賞。28日，曾國藩從安慶來到金陵，審問後，令李秀成書寫供詞。李秀成在囚籠裏寫下3萬多字的《李秀成自述》。1864年8月7日，李秀成在天京被殺。

後來，上世紀五十年代，史學界對李秀成的《自述》又展開了爭論。一派意見是，《自述》被曾國藩篡改刪削了，有的人幹脆說《自述》是偽造的，李秀成這樣忠勇的人民英雄，根本不會寫什麽《自述》，一定是保持氣節、慷慨就義的，曾國藩改《自述》的目的，是為了掩蓋戰略和戰鬥中的失誤。
另一派則認為《自述》應該是真的，曾國藩沒有必要篡改和造假。
其實，關於《自述》的爭論，還是文人們為了使學術為“人民服務”而搞起來的折騰。因為太平天國被定為“農民起義”，是革命運動，是曆史的動力，所以，它的領袖（除了混進革命隊伍的地主分子韋昌輝）都是人民英雄，人民英雄對敵人，是不會卑顏屈膝的。因此，李秀成還是作為革命英雄的形象占領著曆史文化舞台。

再後來，1963年，一場慘絕人寰的自然災害剛剛過去，著名的“七千人大會”開過後，經濟政策作了調整，農業生產正在恢複微弱的生機。這時，學術期刊《曆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作者戚本禹，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的一名工作人員。《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評定《李秀成自述》是“一篇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首書”；李秀成是“認賊作父”的“革命的叛徒”。

這時，中央文化部門正在排演一部話劇《李秀成》。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同時，中先部副部長周揚對《李秀成》一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讚揚李秀成忠勇。戚本禹的文章調子完全與周揚相反，評價十分懸殊。周揚是當時掌管意識形態，是文化部門的老大，正在主持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怎樣來配合“反修”，見到與他觀點相反的文章，就指示中先部科學處，召集會議討論戚本禹的文章。史學界的文人們，得到文藝界領導人的指示後，在一些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都是針對戚本禹進行批評的。

麵對史學界的批評，又有ZX部領導挺李秀成的講話，戚本禹感到壓力大了，準備更改觀點，作出檢討，應付過關。他檢討還沒寫完，好運就降臨了，有貴人出現，文化部電影處處長、主席的生活秘書藍萍同誌，與他談話說，“……主席看了，很滿意你的文章，說你給黨立了一功。因為你的文章裏提到了叛徒問題；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戚本禹一陣狂喜，得到了最高方麵的支持，多麽光榮和幸福啊！不久，傳出了十六字的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保，不足為訓。”
有了巨大的關懷和鼓勵，戚本禹抖擻精神，1964年3月寫出續篇《怎樣看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

戚本禹後來因為“王、關、戚”一案被關進秦城，1979年他在一次詢問中承認，他寫的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是影射彭德懷的，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上書是反對主席的，這就是晚節不忠。要擁護一輩子、擁護到死才是保持晚節。他還說出了主席當年的指示：“要保持晚節，晚節不好，一筆勾銷”。
就在這個同時，中央高層正在討論瞿秋白的問題。瞿秋白是陳獨秀以後的第二任領導人，他被國民黨逮捕後殺害，臨死寫下供詞《多餘的話》。
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帶領公安部第13局，從1954年發現《多餘的話》開始，調查了10年，對瞿秋白的被俘和被殺的經過，都做了慎密的審訊和調查，在1964年10月19日寫出了《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報告中對瞿秋白尊稱為“烈士”。但在11月，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曆史博物館兩家先後將瞿秋白的圖片文件資料從展品中拆下。看來，高層不認可這個經多年偵審調查得來的報告，不理會這份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報告》，而是把《多餘的話》當作《李秀成自述》一樣的“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保，不足為訓”的投降書了。

戚本禹當年寫李秀成來影射彭德懷，真有點使人摸不著頭腦。彭德懷一生征戰無數，從沒有被敵人俘虜過，他的經曆與李秀成截然不同，沒有絲毫可比性，怎麽會是影射他的呢？
仔細揣摩，原來，問題是在“要保持晚節，晚節不保，一筆勾銷”這段指示上。彭德懷在廬山一通表現，就是對主上不忠，就是晚節不保，以往的功勞也應一筆勾銷。更加重要的是，彭德懷一直對廬山會議給他的處理耿耿於懷，不服氣。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他奮筆寫出8萬字的《生平自述》，並上書中央，據理力爭，抗議說他“裏通外國”。
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把彭德懷的行為定性為“右傾翻案”。並要在9月召開的8屆10中全會上“又一次揭露彭德懷的反黨活動”，並說，“彭的罪惡實在是太大了”。
為了配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示意戚本禹在這時寫這類文章，這就怎麽想都不奇怪了。
可能戚本禹也想不到，寫的這個關於“保持晚節”的文章，還有更大更深一層的意義。

其實，主席要下一盤大棋。他說過，“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那就是要通過這一類文章，解決“黨內叛徒”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國家主席要出事了，按標準，他早已沒有保持“晚節”了。
要說劉主席，可從來都是緊跟主席的。尤其是延安整風，那時主席可沒有多少擁護者，以後的革命戰友們那時要麽捉摸不定，要麽人微言輕，挑不起大梁。而王明、博古他們，正如日中天，主席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在這時，劉主席力挽狂瀾，力挺主席，寫了不少雄文，奠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也奠定了主席在中央的領袖地位。後來的土改、鎮反、反高崗、批胡風、打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一係列的運動，立場堅定、旗幟分明地支持主席。
可是，在七千人大會上，這老劉竟然說出三年來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來，著實嚇人一跳。還說什麽彭德懷除了裏通外國不允許的錯誤，在廬山說的不少是事實，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在中央會議上發表不同意見應該是允許的。說到興起，還說“對‘三麵紅旗’（公社、大躍進、總路線）我們現在不取消”，明顯地是說，時機到了還是要取消的。
老劉這就是已經背叛了既定的方針路線，沒有繼續跟著幹革命、繼續保持晚節了。更加使人生氣的是，有一大幫領導同誌，與老劉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紛紛聲討起正確的路線來了。也許從這時起，主席就下決心，要解決黨內的“叛徒”問題了。

1963年，就是戚本禹發表評論李秀成文章，稱李秀成是“認罪作父”的革命“叛徒”的時候，曆史學家呂振羽被秘密拘捕。原來，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當時任中央北方局一把手的老劉，經中央批準，與國民黨南京政府舉行了國共合作的談判。呂振羽當時是老劉的手下，拘捕他的目的，就是要他曝出關於老劉與國民黨勾結的猛料。呂振羽關押至1966年被正式逮捕，1979年平反釋放，這期間，遭受審訊約800次（呂振羽：《少奇同誌與南京談判》），其中有700多次是審問關於國共南京談判的事。意在脅迫呂振羽提供偽證，誣陷老劉借談判之名“配合蔣介石消滅紅軍”，充當“內奸”。
戚本禹當然不知就裏，這個時候，當然不方便指名道姓地公開搞老劉的材料，隻能是迂回曲折地從曆史事件下手，搜尋所謂的“叛徒”一類的“證據”，一旦時機成熟，曬出猛料，置目標於死地。抓叛徒的靈感，也許就是戚本禹批判李秀成而得來，所以，戚本禹筆伐李秀成“為黨立了一功”。

1965年12月，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上麵說文化部是封建帝王、才子佳人部，到處在轟轟烈烈批“封、資、修”，全國人民都蒙在鼔裏，而目標早已經鎖定。這時，主席與陳伯達等人談話又再一次稱讚戚本禹，說他“發表在《紅旗》雜誌上麵的那一篇《為革命而研究曆史》的文章寫的好”，“缺點是沒有點名。”
點名，點誰的名？戚本禹做夢也想不到要他點的是老劉的名，隻把矛頭對準北京市委，在1966年5月發表了大塊文章，指名道姓地誣陷市委書記鄧拓是“叛徒”，直接導致了鄧拓的含冤自殺。一直到了1967年3月，看來不直接說來不行了，不然，戚本禹這傻瓜不會清醒，在藍萍同誌的指點下，戚本禹寫出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經主席親自審定後發表。
在此之前，1966年3月，經主席多次修改才定稿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要教育我們的同誌，讀一輩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的書，革一輩子命，特別要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可以看到，抓“叛徒”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老戰友們，晚節重要，別忘了緊跟。整肅老劉，使那些功高震主的人們懂得自律收斂。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名曰“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上麵提了八問：要置老劉於死地。八問的開頭，就說：“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言‘堅決反共’”？
這篇文章提出的就是文革前期聳人聽聞的“六十一人叛變自首案”。

果然先聲奪人，一箭封喉，這文章來勢洶洶，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紅衛兵組織，掀起了“揪叛徒”的革命競賽，誰家揪出來的“叛徒”多，誰家揪出的“叛徒”大，誰家就更忠更革命。一時間“老革命”們人人自危，恐怖陰雲籠罩全國。因為對“叛徒”沒有精確的定義，“老革命”們既是從與國民黨鬥爭中走過來的，誰都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這“六十一人”的叛徒問題，本是被國民黨抓捕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中共黨員骨幹分子，國民黨的監獄管理鬆弛，拖遝散漫，這些人在監獄中居然成立黨支部，開展組織活動。後來說他們與國民黨作堅決鬥爭啦，大義凜然啦，都是溢美之詞了，要是監獄方麵將人分隔看管，戴上刑具，不給放風，看這些人怎麽堅強怎麽不屈。所以，本來國民黨沒拿他們當多大的事，老劉他們一去交涉，說些日本人就要打來了，咱們都是中國人，與其把這些人關著，不如把他們放出去也是打日本的一份力量嘛之類的話，國民黨當局一想也對啊，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日本人才是死敵，於是同意放人。
釋放出獄當然不是劫獄一樣，打開大門任你跑，得在出獄的時候辦理個出門手續吧。於是以薄一波為首的61名黨員簽字畫押後獲得釋放，隨即投入了反蔣抗日的革命鬥爭當中。老劉與國民黨交涉釋放這一批人，是得到當時總書記張聞天批準的，這一批人放出來也確實為黨增加了骨幹力量，許多人後來都當上了相當級別的負責幹部。
現在要拿出獄簽了“自首書”來說事，六十一人遭了殃不說，主要卻是要整倒老劉.

紅衛兵深揭猛批“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央卻對準了主要目標，1967年3月，正式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伍豪同誌任主要負責人。在這裏，我們隻能佩服主席的領導藝術了。“集中兵力先殲敵一部”在政治上也用的鮮活鮮活的。老劉這時已經是籠中虎、網中魚，隻能聽天由命了。雖然，他也曾手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紅衛兵力爭自己的權利，可是，這部憲法，早已被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大員們糟蹋得一文不值，成了一張廢紙。

老劉落得如此下場，應該有許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比如，說那三分天災吧，你就說成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不就得了，再說，開調查會是主席一貫的工作方法，你要另搞一套，要求大家下去“蹲點”。這就不對了嘛，蹲點與開會有本質的不同了嘛。蹲點，就要到現場，現場就有很多敏感的事情被發現；開會，指定幾個信得過的來，按要求匯報一通，皆大歡喜，形勢大好，這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嘛。
還說什麽不下去蹲點的不能當中央委員，說這話大大的越過了底線，當不當中央委員不是你老劉說了能算的麽！藍萍同誌聽到這話，到主席那裏哭了一鼻子：“人家赫魯曉夫還等斯大林死了才作報告，可你都沒有死，人家就作報告了……”
在那困難時期，餓死幾個人也屬正常。你卻多次要求下麵的幹部如實上報死人的數字，多次斥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就是不說實話！”，“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現在不揭，將來要揭；活著不揭，死了要揭！”這些話多麽的傷感情啊，最使人無法容忍的，竟敢當麵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
種種跡象都表明，老劉的“晚節”早就不保了，不是四五十年代的那個“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老劉啦。

“專案組”的內查外調緊張的審訊工作中，像呂振羽那樣的拒不交待的死硬分子不多，多數人經不住“考驗”，大都招供了老劉的犯罪事實。有了這些以口供組成的證據，1968年10月，8屆擴大的12中全會，通過了專案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審查報告》，據此將老劉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專案組組長原是批上要槍斃老劉的，但主席以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沒有同意。認為留著一個活的反麵教員、可以教育人民保持晚節；如果痛快死了，起不到改造反動思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