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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不是你的敵人

丁一夫


當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如果知道有一個人叫達賴喇嘛的，那麽對達賴喇嘛持有怎樣的看法，基本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線分成兩類：在國境線以外的人，包括港台和東南亞的華人，都知道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是一個慈悲為懷的得道高僧，是藏民族的精神領袖，是一個具有生命智慧的智者，也是一個主張非暴力，為保存藏民族文明，為藏人謀求福利，為藏地現代化而畢生努力的人，是當今國際政治舞台上為世界各國領袖推崇的偉大政治人物；在國境線以內的十幾億人，扣除六百萬藏人，如果問起達賴喇嘛是怎樣的人，就會回答說是“分裂集團頭子”，是“叛國分子”，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畢生沒有看到過達賴喇嘛的一張照片，沒有讀過達賴喇嘛幾十本著作中的任何一本書，沒有聽過達賴喇嘛無數次講經中的任何一句話，沒有聽說過達賴喇嘛那不平凡生平的一個故事，隻讀到聽到官方人物表態和中國媒體對達賴喇嘛不斷重複的抹黑。中國人固執地視達賴喇嘛為敵，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了。中國人應該知道，達賴喇嘛不是你的敵人。






從親政到出走





達賴喇嘛少年時期接受的是封閉式的嚴格僧侶教育。1950年底，解放軍大軍壓境，封閉的西藏將被外力占領的前景指日可待，十四世達賴喇嘛被推到了執掌西藏政府的地位，那時他年僅16歲，還在緊張進行宗教學習。這時的西藏上下，對於解放軍到來以後將發生什麽，主要不是參照40年前清末駐藏大臣時期的記憶，而是參照蒙古在共產黨掌權以後佛教遭到慘烈的毀滅性打擊。拉薩僧俗的人心惶惶，可想而知。於是，在昌都戰役藏軍失利，解放軍入藏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達賴喇嘛隨西藏噶廈政府前往印度邊境附近的亞東，以便必要時進入印度避難。





這時的達賴喇嘛雖然沒有政治經驗，他的僧侶教育卻使得他具備一個民族領袖的責任感。他沒有失去對中國中央政府的希望。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很了解漢地和漢人，告誡他共產黨到來後，情況將非常艱難。他仍然答應了中央政府指定的要求，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他給代表團的指令是，不帶西藏政府的官方印鑒，隻談判不簽約。可是，代表團在北京遭遇巨大壓力，違反達賴喇嘛給他們的指令，簽下了十七條協議。





這是達賴喇嘛親政後遭遇的第一個重大打擊。這時候，在亞東的他的家人，以及其他一些他可以信賴的官員，都強烈建議他前往印度尋求庇護，不要回拉薩，以免不測。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些人，也通過非正式途徑傳遞信息，表示如果他出走流亡，美國願意負擔他在國外的生活費用。但是，他卻希望和中央政府達成諒解與合作，決定返回拉薩，等待解放軍到來。而這個時候，中央派出的特使張經武正在經過印度趕往亞東的路上。達賴喇嘛在張經武到達亞東以前就做出了返回拉薩的決定。達賴喇嘛回拉薩的決定，讓中央政府在國際上擺脫了“入侵西藏”的困境，對內可以宣傳“和平解放”，對外則表明解放軍進藏是得到西藏政府認可的。盡管解放軍有武力進藏的實力，但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和平解放”而不是“武力解放”，可以說是讓中央政府如釋重負。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央對西藏政策持謹慎態度，中央政府需要西藏政府和上層僧俗階層的合作。中央一再說，西藏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暫時不搞土改，不搞民主改革。當下麵的地方官員土改心切的時候，中央下令把西藏問題上的一切決定權收歸中央，防止共產黨的基層官員走極端。（《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1949-1961》）





可是，大量解放軍和內地官員來到拉薩以後，已經對拉薩藏人的供給造成困難，藏人中漸漸產生了對解放軍的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達賴喇嘛總是利用講經和接見民眾的機會，勸說藏人以和為貴。藏人的文化是十分講究禮儀的，這和一些解放軍與共產黨官員的傲慢無禮恰成對比。麵對一些漢族幹部的粗暴幹涉，達賴喇嘛一直采取一忍再忍的態度。解放軍方麵對反映藏人意願的人民會議非常不滿，達賴喇嘛為避免衝突，應他們的要求解散了人民會議。張經武對噶廈政府的兩位首席噶倫魯康娃和洛桑紮西極為不滿，為了平息張經武的怒氣，達賴喇嘛要求這兩位他信任的主要官員辭職。（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由》）





1954年，19歲的達賴喇嘛應中央政府邀請訪問了北京，並在內地其他地方參觀訪問。訪問期間，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都和達賴喇嘛多次談話。毛澤東一再承諾，共產黨到西藏是來幫助藏人發展經濟和社會，在西藏暫時不搞內地的土改，什麽時候搞，要讓藏人自己同意，自己願意搞才搞。那個時代，西藏有自己的旗幟，毛澤東對達賴喇嘛說，以後西藏可以保留這麵旗幟。（毛澤東對達賴喇嘛的談話，見M. Goldstein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達賴喇嘛對科學昌明與物質進步一直抱著熱情和好奇。他的前任，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外力逼迫下，曾兩次出走流亡，看到了外界的物質進步和技術強大，已經意識到西藏不可能繼續封閉下去。現代化是藏文明生存下去的必由之路。而十四世達賴喇嘛更是認識到科學技術進步的意義，也認識到藏地社會改革的必要性。他親政以後就不顧貴族僧侶的反對，廢除了藏地延續千年的債務繼承製度，為負債而不能擺脫的窮人解除了終身負擔。他還在西藏政府中成立了改革辦公室，研究逐步進行經濟和社會製度改革的途徑。





但是，達賴喇嘛心目中的改革理想，和共產黨官員躍躍欲試在藏地實行的“民主改革”有一個巨大的不同：達賴喇嘛的改革建立在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的佛教理念基礎上，而共產黨的改革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上。雖然在以拉薩為中心的西藏中心地區，共產黨官員受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土改，但是在超過一半藏人生活的周邊四省藏區，地方官員不願受中央對西藏采取克製政策的約束，紛紛開始了土改等“民主改革”，在藏區發動階級鬥爭，一開始就禍及寺廟。





在藏人社會，藏人視為珍貴的佛法僧三寶集中體現在寺廟，寺廟集中了藏人的精英，通常擁有土地和大量珍寶。共產黨的土改向大家族和寺廟開刀，用共產黨在漢地搞革命的方式發動階級鬥爭，和藏人社會產生強烈衝突。特別是四川，甘肅，和青海藏區，藏人反抗，共產黨無情鎮壓。康定事件，巴塘事件，理塘事件，循化事件，用解放軍正規軍的大炮機槍鎮壓藏族平民，甚至出動飛機轟炸寺廟。慘絕人寰的鎮壓把藏人逼上梁山，藏人武裝在受到軍隊清剿之下，隻能攜兒帶女退往西藏中心地區。於是，把本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艱難問題放到了一直在爭取和中央政府合作的年輕達賴喇嘛麵前。





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內地，處於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勝利幻覺之中，左傾思潮占了上風。共產黨將按照自己的理論，自己的意誌來管理這個國家，那時候還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後來持續很多年的災難。但是，對於藏人來說，立足於佛教和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他們和漢人不同，清楚地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災難。對他們來說，事情非常簡單，他們以前聽說的，發生在共產黨蒙古的滅佛運動，現在降臨到他們頭上了。





1956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受到邀請，前往印度參加佛祖釋迦摩尼誕辰2500年慶典，對於佛教僧侶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朝聖機會。從拉薩前往印度，有曆史上的商道。但是，中央政府拒絕讓達賴喇嘛前往印度。達賴喇嘛不願和中央發生衝突，不得不決定放棄這次久盼的機會。後來，中央政府突然又同意達賴喇嘛前往訪問，於是達賴喇嘛得以在印度朝聖和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





就是在達賴喇嘛1954年訪問北京和1956年訪問印度的兩年裏，四川甘肅和青海等省對藏區的強行土改，把藏人逼到了生存的邊緣。麵對這樣的困境，達賴喇嘛再次產生了出走的念頭。這是藏民族在麵臨民族危機時候的應因方式：當藏民族的生活方式遭遇外界打擊的時候，達賴喇嘛的出走就保住了藏人的佛教核心和精神，那就是藏民族的未來希望。所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外敵大軍壓境的時候兩次出走流亡，或許被不了解藏文化的外人視作怯弱，卻被藏人視作理所當然的英明之舉而擁護之。達賴喇嘛出走，不會因為權力真空而造成更多的衝突，對於藏人來說，保住了達賴喇嘛，就有了未來複興的希望。





達賴喇嘛在印度對尼赫魯表示，他想留在印度，因為作為一個佛教僧侶，他麵對藏地土改而引發的暴力，已經非常困難。可是，尼赫魯表示反對，勸他回西藏，繼續和中國共產黨人尋求合作。尼赫魯還讓出訪在印度的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元帥來勸說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周恩來闡述了在四川等藏區發生的暴力土改事件，訴說藏人僧俗民眾在共產黨土改政策下的苦難狀況。周恩來承認有些地方的官員犯下了錯誤，答應將這些情況報告中央，承諾改正錯誤。周恩來還再次保證，在西藏六年之內不搞改革，如果六年不夠，可以繼續延後。





在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期間，周恩來在出訪多國和歸國途中兩次停留印度，約見達賴喇嘛，勸說達賴喇嘛回西藏，一再保證糾正土改中的錯誤，不在西藏強行搞改革。中央政府仍然需要達賴喇嘛的合作，來保障西藏地區的穩定。達賴喇嘛再次決定回到拉薩。盡管這個時候的達賴喇嘛對於周恩來的承諾已經沒有信心，他知道這種承諾很可能隻是一個策略，目的隻是要他回到西藏，維持表麵上的和平，但是他還是決定再一次做出妥協，回到了拉薩。





可是，事實證明，中央政府隻能在計劃中的西藏自治區內暫緩民主改革，卻沒有采取實質性的措施來糾正周邊四川甘肅和青海等省藏區的階級鬥爭。這些藏區的康巴人和安多人和共產黨土改政策的衝突愈演愈烈。著名的循化事件中，解放軍正規部隊用機槍掃射被包圍的“叛亂分子”，一直到發現藏人根本沒有還擊能力才止手，被打死的五百多人都是沒有武器的男女老少。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





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以後，試圖安撫藏民，再次和中央政府合作。那時，拉薩的漢藏關係已經非常緊張，一方麵是解放軍和共產黨幹部和藏民的利益與文化衝突日益顯示，藏人的風俗習慣，比如不狩獵不吃魚，被解放軍和共產黨幹部視為落後；另一方麵，是四川等地大量康巴人反抗力量，在遭到解放軍圍剿的壓力下，逃到拉薩和周邊地區，形成了康巴人的難民潮。





此時的達賴喇嘛正在準備一生中最緊張最困難的佛教考試。他除了利用一些機會安撫藏民以外，多次向張經武等中央代表和共產黨幹部反映下麵的問題，為藏民遭遇的不公正和暴力提出抗議。在達賴喇嘛的勸說下，拉薩的藏族上層僧俗還懷著和共產黨相安處事的希望，指望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至於全盤崩潰，但是，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藏區，藏民的處境沒有得到改善，底層藏民和解放軍及共產黨幹部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最終導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





1959年3月事件





導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的1959年3月拉薩事件，源於拉薩的底層藏民，即拉薩的市民和來到拉薩避難的康巴難民發起的抗議活動。





那時，拉薩藏人和解放軍和共產黨幹部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藏人和解放軍之間互相完全不信任。藏人不再相信解放軍來到拉薩是懷著好意，為了幫助藏人，而漢族幹部也不敢相信藏人，不敢單獨外出。3月初傳言解放軍邀請達賴喇嘛去軍區觀看演出，並有不能帶武裝衛士等異常規定，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藏人相信解放軍要把達賴喇嘛挾持到北京去，於是日夜包圍達賴喇嘛住的夏宮羅布林卡，打死了一個親近解放軍的藏人官員。底層藏民，噶廈政府和解放軍，形成對峙局麵。





這些底層藏民並沒有嚴密組織和明確的長期目標。雖然他們集合在羅布林卡門口和圍牆外的時候，也像世界各地的廣場集會人群一樣選出了自己的代表，負責分配任務，輪流守衛，但是他們隻是要達到保護達賴喇嘛，阻止別人把達賴喇嘛帶到軍區去的目的。這些集會的藏民，和四水六崗等康巴反抗武裝沒有關係。事實上，四水六崗等反抗武裝有自己的規矩，不在聖城拉薩發生武力衝突，他們遠在拉薩之外的山南。





麵對幾年來拉薩藏民和解放軍的緊張局麵，達賴喇嘛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作為藏民族的精神領袖和佛教高僧，他不可能對黎民百姓的苦難困境無動於衷，可是他秉承慈悲和智慧的原則，深知藏人的武裝反抗會引來更強烈的報複，導致更多無辜平民的死傷。他隻能盡其所能在解放軍和藏民之間斡旋調解。





他隻要有機會就向解放軍一方反映藏民所受的不公待遇，向他們提出抗議，要求他們恪守十七條協議和中央的承諾，不要實施違背藏人自己意願的政策。他寫了兩封親筆信，通過在拉薩的中央代表呈交毛澤東，向他直接報告西藏的緊張局麵，但始終沒有收到回音。而麵對藏人，他要求他們忍耐，不要放棄和漢人和解的希望，不要動用武力反抗和報複。他總是明確表示，他不會支持任何動武的做法。他要求藏人耐心等待等待他向中央反映，等待中央出手糾正地方官員的極端冒進政策，等待情況改善。





就在3月事件前，青海玉樹結古地方的邊倩寺活佛青美央東（Chime Youngdong）經過艱難長途跋涉來到拉薩，求見達賴喇嘛，目的是尋求幫助。青美央東仁波切是玉樹地區的一個著名高僧，他率手下僧侶反抗土改，遭到鎮壓後，帶領追隨者退入西藏中心地區。1959年2月中旬他在拉薩見到了達賴喇嘛，向達賴喇嘛講述了他們的不幸遭遇和受到的殘酷對待。他認為，噶廈政府沒有把下麵的真實情況都告訴達賴喇嘛，他要讓達賴喇嘛知道，底層藏民是這樣想怎樣說的。他要達賴喇嘛支持他們的反抗鬥爭。





達賴喇嘛聽到藏民苦難，表情十分痛苦。他表示，他欽佩青美央東仁波切等的反抗，但是明確表示，他認為這樣的反抗，會引來更劇烈的報複鎮壓，最終受傷害最多的，仍然是藏人。以暴製暴不是出路。達賴喇嘛說：“我堅決反對任何動用武器的做法”。這使青美央東仁波切很失望。青美央東仁波切提出，要在青海玉樹地區組織一支地方武裝，認為這支武裝可以維持地方上的安定，防止衝突擴散，希望達賴喇嘛支持。達賴喇嘛當即予以拒絕，認為這樣的做法隻會引起更大災難。達賴喇嘛勸說，中央政府正在讓解放軍表現得更理智，這個時候去組織地方武裝，增加敵意，是不明智的。青美央東告訴達賴喇嘛，有上萬康巴人跟隨他離開家鄉，已經逃到西藏中心地區，當解放軍在殺死我們的婦女兒童，在摧毀寺廟的時候，不可能指望康巴人無所作為。達賴喇嘛堅持反對動武，要求他們更耐心一些，更容忍一些。（Noel Barber, 《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 Dalai Lama’s fight for Tibet》）





事實上，一直到3月拉薩事件爆發，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一直想勉為其難地維持拉薩的和平局麵。很多康巴人和拉薩市民希望噶廈政府把他們組織起來，希望給他們發放西藏政府武器庫裏的槍支彈藥，但是遭到了拒絕。





而與此同時，西藏和周邊省份的解放軍卻在中央的直接指揮下調兵遣將，部署平叛（中共西藏黨史資料叢書《平息西藏叛亂》）。解放軍部署平叛的對象，不是在山南的四水六崗等遊擊隊，而是集合在羅布林卡門口的示威平民。最後，從解放軍軍區送來的阿沛阿旺晉美的信，要求達賴喇嘛在羅布林卡地圖上標出自己居住的房子，以便解放軍炮轟時避開這房子，預示著中央和解放軍武力鎮壓的決心，已經把話說得非常明確。達賴喇嘛看到，拉薩民眾和解放軍以及噶廈政府對峙的起因是民眾不願讓達賴喇嘛前往軍區，以免被挾持。如果這種對峙持續下去，流血衝突迫在眉睫。避免這種對峙持續下去的唯一可能是解除這一對峙的原因，那就是他離開羅布林卡，離開拉薩。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直到最後一分鍾都希望和解放軍合作達成拉薩安定局麵的達賴喇嘛，不得不出走，踏上了前輩走過的流亡道路。達賴喇嘛一行渡過拉薩河以後，他還派出信使返回拉薩，要求留在拉薩的噶廈政府成員，盡量和解放軍談判，避免流血衝突。





在他秘密出走以後僅僅一天，外界對他的出走還一無所知，解放軍和中央政府也不知道他已經出走的時候，解放軍於3月19日淩晨炮轟羅布林卡，開始“平叛”。解放軍的炮火一開始就擊中了達賴喇嘛原來居住的房子。在解放軍強大火力包圍下的藏民，手裏沒有武器，到這個時候才有機會衝進噶廈政府的倉庫，拿到倉庫裏從來沒有用過的槍支，然而已經無濟於事。一些反抗的市民，怨恨噶廈政府長期來拒絕幫助武裝群眾，甚至氣得要毆打留下來的噶廈政府官員。這些反抗者，沒有死於鎮壓的，大多以後在監獄裏度過將近二十年，包括那位返回拉薩以圖和解放軍談判和平的信使和大多數官員。（《The Momo Gun: Tenpa Soepa’s Story》）





從1951年到1959年，達賴喇嘛忍辱負重，試圖和中央政府和平相處的努力，曆經八年，終於失敗，被迫流亡。這八年，不是達賴喇嘛背棄了中央政府，而是中央政府背棄了達賴喇嘛。





流亡中的自由





中央政府在獲悉達賴喇嘛出走後，宣布解散了西藏噶廈政府。達賴喇嘛進入印度以前，在靠近邊境的隆子宗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廢除十七條協議，爭取西藏獨立。這一轉變，幾乎重複了半個世紀前，十三世達賴喇嘛走過的同樣的路。





上世紀初，當英國軍隊在榮赫鵬率領下入侵西藏的時候，晚清政府無力保護西藏，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北流亡，駐藏大臣有泰反而一味指責藏人，向朝廷進言貶斥達賴喇嘛。以後，清廷又企圖在藏地“收歸政權”，令川軍入藏，逼得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南再次流亡，清廷還宣布剝奪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辛亥革命以後，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袁世凱政府要恢複達賴喇嘛名號的時候，遭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拒絕，被史家評為西藏的第一個獨立宣言，開始了此後西藏“事實上”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的四十年。而這種獨立局麵，就是由清廷無理的單邊行為引出來的。著名藏學家吳豐培先生評“川軍入藏為藏人離叛中土之根源”，可謂一語中的。（《記清光緒三十一年巴塘之亂》，見《藏學研究論叢-吳豐培專輯》）





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流亡印度，卻呈現了比起十三世的流亡更為慘烈的景象，那就是隨後有近十萬藏民翻越喜馬拉雅山，追隨達賴喇嘛來到濕熱的印度次大陸。十三世的兩次出走並沒有引起底層藏民的流亡，因為無論是英軍的入侵還是川軍入藏，都沒有嚴重影響普通藏民百姓的生存。而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是在整個藏地底層藏民的生活和佛教寺廟已經“雞犬不寧”的形勢下發生的，隨之而來的是土改推向西藏，緊接著是公社化和文革，藏地經曆了曆史上最為黑暗的二十年。藏傳佛教各派幸存的高僧大德，幾乎全部出走流亡。對於這些年裏藏人的生活和遭遇，過來人發表了一些回憶錄，但是相關的漢語出版物幾乎是鳳毛麟角。





而達賴喇嘛帶領的流亡藏人，被迫和家鄉藏人完全隔絕，他們在陌生而氣候嚴酷的印度次大陸經曆了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很多人死於疾病和逃亡路上的磨難。年僅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肩負著十萬同胞在異國他鄉的存亡，還肩負著保護藏民族宗教，語言，文化傳統的重任。





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流亡藏人在印度次大陸的幾十個地方定居下來，陸陸續續地蓋起了寺廟，辦起了學校，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為組織良好的政治難民群體，也是最為和平，最受所在國人民和全世界尊重的難民群體。藏傳佛教在流亡的困境下，打破了持續千年的神秘封閉狀態，走向了世界。佛教提倡的慈悲和智慧，讓西方世界耳目一新。同時，達賴喇嘛堅持說服流亡藏人，藏民族一定要走向現代化，流亡政府和社區要學習民主，逐步建立憲政民主製度。（蘇嘉宏著《流亡中的民主》）





文革結束後，中國引來了撥亂反正的年代。1978年11月，中國政府公開釋放了34名西藏高級政治犯，他們大多是噶廈政府的官員，已經在監獄裏度過了將近20年。1979年，鄧小平派出密使，通過私人渠道向達賴喇嘛傳遞對話信息，歡迎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回國看看”。於是，達賴喇嘛迎來了又一次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機會，以後派出了由他的哥哥，妹妹和其他人帶領的四個代表團，前往北京和西藏及周邊四川甘肅青海等省地藏區考察。鄧小平向達賴喇嘛發出了“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的信息。





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懷著巨大的熱情歡迎這次對話機會，他們希望能夠和中央政府達成協議，能夠結束流亡，回歸故鄉。而此時的中央政府，在文革中受盡冤屈，飽受磨難的老一代革命家重新執掌了政權，吃過了自己一手造成的極端政策的苦頭，有些甚至家破人亡，此時將心比心，惻隱之心自然而生，在中國紅色革命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自我反省和懺悔的氛圍。胡耀邦等領導人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深知過去造成了多少人間冤屈和苦難。在考察藏區的時候，他們自己也為藏人生活之貧困與艱苦而震驚。中央主動向達賴喇嘛示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這一代領導人，是親自參與“解放西藏”和“平叛”的，回過頭來看，他們比任何人都明白，達賴喇嘛從16歲親政起就沒有幹過對不起中央政府的事情，相反，是中央政府的領導人一再食言，背棄了達賴喇嘛，把達賴喇嘛逼上了流亡之路。這一代領導人也了解中央在50年代初進藏時的思路，“讓藏人把自己的旗幟打起來”，達到讓藏人治藏的自治局麵。他們知道，中國政府如果要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問題，那就還需要達賴喇嘛的合作。





達賴喇嘛派出的代表團，在藏區受到底層藏民的歡迎，其狂熱程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也讓中國的藏區地方幹部看到了藏民在他們統治幾十年後積累的怨恨和悲情。而來自自由的流亡社區的代表團，被藏區所受到的嚴重破壞，特別是幾千所佛教寺廟的毀滅深深震驚，被藏民同胞承受的貧窮和不自由而深感悲哀。有一個由青年組成的代表團，在會見藏民群眾的時候，情不自禁表達了自己的意見，而這種表達，是當地幹部不習慣不允許的。他們被命令提前結束考察，返回印度。





流亡藏人對藏區同胞困苦狀態的反應，其實很好理解。那些年裏藏人所受的苦難，尤其是公社化對藏人的人身約束和大饑荒，“鬥爭會”對藏民社會倫理的破壞，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中國人都能想象。從土改到文革，中國內地有什麽地方能逃脫這種種災難？在當代世界史上，隻有紅色高棉時期的柬埔寨能夠和這一時期的中國相比。但是，和中國內地其他地方相比，藏人的苦難更深了一層。漢人的遭遇，以中國近代史近百年的演變為背景，共產黨的政策植根於漢民族內部，是漢民族內部一點一點產生出來的，是漢人自己的選擇。不管這一選擇是不是“失算”，你隻能怪自己民族的共產黨，你不能怪其他民族的人。而藏民族的遭遇完全不同，是穿著不同的衣服，說著不一樣的語言的外族人，把這一切從外部強行加到他們頭上。如果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那麽西藏的變遷，隻是外界強迫他們革命，外來的主義和西藏社會一點沒有關係。事實上，50年代以前屈指可數的藏族共產黨人是在漢地和漢人一起搞革命。藏民族是完全被動地承受了外族給與他們的苦難。所以說，在那些年裏，盡管漢藏人民都在受著極端路線造成的惡果，可不同的是，漢民族的遭遇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藏民族的遭遇還是民族問題。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





流亡藏人曾經對這次漢藏對話懷著極大的希望。當中央政府透露說，藏區發展教育缺乏藏語教師，歡迎境外藏人支援的時候，流亡社區立即響應，甚至擬定了回藏支援教育的教師名單。可惜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內部有關路線的政治鬥爭仍然在繼續。八十年代後期，政治走向又一次轉向保守。在漢藏關係上，中央政府又一次食言，對話中斷。標誌性的88，89年的拉薩事件，和天安門事件一起，開始了又一個20年的政治保守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