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沈誌華：共運史研究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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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運史研究再出發
——專訪著名冷戰史專家沈誌華

　　59歲的沈誌華是史學界的傳奇人物，他以經商賺來的錢設立基金資助學術出版，親自帶隊到俄羅斯和美國搜集解密的蘇聯檔案，並在中蘇關係史和朝鮮戰爭史領域取得與國際對話的資本。由於他涉獵廣泛，且卓然有成，筆者日前就中國學界對共運史研究的脈絡及對現實的解釋力問計於他，聽現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一抒胸臆。

　　國際共運的演變脈絡

　　《南風窗》：國際共運史上，從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到列寧開創的“共產國際”，其間經曆了怎樣的組織和思想變遷？如今還有這樣的左翼國際聯合組織嗎？

　　沈誌華：國際共運史學界一直有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的說法，你說的兩個就分別屬於第一和第三國際。如今前三個國際都已不複存在，而第四國際是托洛茨基派於1938年在巴黎成立的，本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曾經影響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但組織上早已四分五裂。現在影響最大的是“社會黨國際”，遵循的主要是第二國際晚期的傳統，用左派的話說，就是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因此不被納入正統國際共運史研究的範疇。

　　關於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的曆史變遷，應當說，這種變遷與不同曆史階段的革命需要和戰爭形勢緊密相關。第一國際於1864年在倫敦創建，僅僅存續了12年，其間見證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馬克思讚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讚成贏得內戰所必須的“專政”措施，但他反對革命成功後“優秀分子的專政”。馬克思所讚賞的巴黎公社體製，盡管並非規範的憲政民主政體，但絕不排斥競爭性選舉，這一點與後來的斯大林體製有著根本的區別。

　　第二國際於1889年在巴黎組建，由恩格斯擔任主席。恩格斯基本繼承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憲政理念，但比馬克思更強調內戰和“專政”的不可避免，也嚴厲批判所謂“革命成功後的革命專政”。等第二國際發展到第三代領導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時候，麵對山雨欲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內部擁護各國政府的“改良派”占了上風，致使第二國際在一戰期間停止了運作。戰後，重建的第二國際（又稱伯爾尼國際）於1923年在德國漢堡與第二半國際合並，重組為工黨及社會黨國際，成為今天社會黨國際的直接前身。

　　第二國際後來總體走上了改良道路，但其內部以列寧為代表的“革命派”卻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翻身，兩年後成立了統領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支部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號召、支援並組織世界革命，中共也於1922年7月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不過，第三國際在斯大林時期放棄了世界革命旗幟，轉而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為綱領，使其成為蘇聯的外交工具，最終在二戰後期（1943年5月）被解散。後來出於冷戰的需要，斯大林又於1947年10月主導成立了歐洲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複活了第三國際的某些功能。1956年4月共產黨情報局宣布解散，後來各國共產黨的國際活動，按照毛澤東的建議，采取“開會”的方式解決問題。總體看來，自從中蘇分裂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已經處於低潮了，而之後的東歐劇變以及蘇聯解體，則標誌著這一波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結束。

　　《南風窗》：國際共運已經基本結束？不是在許多國家還有共產黨，有的還方興未艾嗎？

　　沈誌華：關於國際共運的現狀，我想首先涉及一個大背景，即一戰之後國際共運的主要推動力是蘇聯，而以公有製、計劃經濟、一黨專政為特征的蘇聯體製早在1990年代就被宣告徹底破產，如今前蘇聯各加盟國均朝私有製、市場經濟、多黨競爭式選舉方向實現了轉軌。即便是仍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大多也進行了大幅改革，引入市場經濟製度，減少國家政權對經濟與社會的控製，中國就是這方麵的典型。而迄今尚未進行根本變革的國家如朝鮮，其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人民生活的窘迫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相信進一步的改革也隻是時間問題。

　　拯救瀕危的“顯學”

　　《南風窗》：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際共運史可謂長期是“顯學”之一，可否談談相關研究情況？

　　沈誌華：這方麵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1949年到“文革”結束前這段時間，由於對大多數曆史事件及曆史人物，官方早有“定論”，比如列寧與斯大林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導師，是英明而正確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修正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都是反革命分子，是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的，因此此時的共運史研究往往淪為對某個政治觀點的佐證或解釋，或者幹脆就被定位為一種政治教材、政治教育；另一方麵，當時學界擁有的史料也極其有限，且往往是蘇聯“老大哥”的官方材料，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通史》、《斯大林傳略》等經過“處理”的二手材料，這就限製了學界對曆史事實作進一步的探究，遑論提出不同的觀點。

　　“文革”之後到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段時期，尤其是整個1980年代，共運史研究開始擺脫政治框框的束縛，嚐試多角度闡述曆史，很多原來的“曆史定論”也逐步被新的觀點取代，比如對布哈林這個人，對蘇聯新經濟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等都有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對第三國際的評論，也出現了不同意見。但是這種活躍的學術研究並沒能進一步深入下去，這裏麵除了1980年代末政治風波的影響外，另一個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當時共運史研究遇到了一個巨大的瓶頸，那就是第一手史料的嚴重匱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曆史研究不是換個角度、改變一下觀點就可以取得成就的，尤其在很多曆史過程描述本身就存在嚴重錯誤的情況下。

　　到了1990年代初，俄羅斯及東歐各國的曆史檔案紛紛解密，為曆史研究的突破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條件。一批研究蘇聯史的中國學者包括我在內當時主張，學界可以暫時放棄對於那些抽象與宏觀問題的爭論，而把主要精力用來收集、整理和解讀已經呈現在世人麵前的浩如煙海的檔案文獻上，並在此基礎上從事個案的、專題的、實證的研究。沿著這個思路進行的曆史研究一直延續至今，已取得一些階段性成果。比如，我們從1995年開始，花費7年時間收集、整理、翻譯並出版了34卷本的《蘇聯曆史檔案選編》；另外，我也於2005年底承接了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托付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研究課題——“蘇俄史研究”，並組織了一批有誌於此的中國學者，開始了這一工程。

　　這個階段的研究由於重視對解密檔案的利用，某種意義上是在“重寫曆史”。當然，新的階段仍然麵臨嚴峻的挑戰。一方麵，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逐漸趨向於功利主義，像曆史研究這樣的基礎學科很難吸引到青年人才，在老一輩的學者已經逐漸逝去或退休的情況下，這個學科的新老交替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另一方麵，也和我們科研體製改革的滯後以及語境對於研究的限製有關，原有的那種重觀點不重史料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擁有一定的市場，如果體製不對其相應的評價標準作出適應時代的調整與改變，要求體製內的青年學者去主動轉變自己的研究方法及思維模式是不現實的。

　　《南風窗》：中國學界有沒有針對周邊國家的共運現狀開展專門研究？學界的研究能否對各國共產黨現今的處境提供相應的曆史解釋？

　　沈誌華：正如前麵提到的，國際共運的整體趨勢是日漸式微，因此就我所知，學界並沒有專門研究中國周邊國家共運的著名專家或機構。如今學界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國家現實利益的角度出發，去研究各國朝野政黨（也包括共產黨）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從而為我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製定提供相應的依據。從曆史研究的角度看，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正在出現，這就是冷戰史研究，在這個領域，學者利用大量檔案文獻，不斷講述著鐵幕另一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對於曆史研究，我想強調的是，中國學界對於國際共運史的研究還很不夠，而目前研究的進展緩慢甚至在某些領域的停滯狀態都非常堪憂。這裏舉一個例子，最近我們接到一個研究課題任務，就是研究朝鮮勞動黨的曆史，從而為我國政府製定對朝外交政策以及核問題談判提供決策依據和借鑒。但是，曆史研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工程，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急功近利的曆史研究究竟能具有怎樣的厚度，又能為理解與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多少有效的幫助？如果我們沒有把各個前共產黨國家的曆史進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製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沒有對大部分基本史實取得一致的認識和理解，我們又怎能真正汲取曆史所提供給我們的經驗與教訓，又有什麽資格坐在一起討論和回答現實提出的那些重大問題呢？

　　中國作為一個日益崛起的大國，既具有對國際共運史等基礎學科進行研究的實力，更具有進行相關研究的必要，尤為重要的一點，中國仍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麵看，中國都應加強對共運史及冷戰史的重視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