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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珍寶島事件後中國極力向蘇聯解釋 這不是戰爭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極力向蘇聯解釋 這不是戰爭2009年02月28日 19:38
譯者按:俄國《遠東問題》雜誌1992年第5期刊登一篇標題為《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的會談》的文章。
文章的內容分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引文，為俄國遠東研究所曆史學副博士C·貢恰羅夫和В·烏索夫所作，簡要地概述了中蘇兩國軍事對抗的升級經過，比較了中蘇兩種會談記錄說法，並探討了會談對形勢發展的影響。後半部分是原蘇聯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讚А·埃利紮韋京對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回憶。此人在1968至1969年中蘇關係最緊張時期，曾以蘇聯駐華最高官方代表身份直接參加了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舉行的會談。他在回憶中披露了許多在兩國官方說法中所沒有的會談內容，從另一個側麵再現了會談的實際情況。這篇文章對於研究這個時期的中蘇關係史，對於評價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曆史作用，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文章很長，限於雜誌篇幅，需分兩次刊出，這裏譯載的是其引言部分。
1964年是沿蘇中邊界一線緊張局勢逐漸升級的轉折時期。這一年2至8月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實際上以失敗而告終。同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同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談話時作出一項聲明。蘇聯領導對這個聲明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所以1964年9月16日，蘇聯政府就此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專門的抗議照會。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的是，8月15日結束的邊界談判未達成任何協議，而後再沒有恢複。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廢黜，其後果之一是，最高軍事領導對製定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急劇增大。軍人對赫魯曉夫大規模裁減陸軍極為不滿，他們抓住機會，作出了加強中國戰線上的軍事實力的決定。與此同時，中方也采取了類似的步驟。
1966年，蘇聯駐華使館就向蘇共中央報告說，邊界，特別是阿穆爾河（即黑龍江—譯者）和烏蘇裏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發生軍事衝突的地點。1967年，這方麵的報告更加令人不安。雖然蘇聯代表一再說中國人不準備大打，但他們同時強調，在他們看來，中方在邊境發生小戰鬥時有一定的策略。蘇聯外交官得出結論:1964年邊界談判失敗後，中國人采取了把蘇方從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島上排擠出去的方針。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指示蘇聯邊防軍對上島的中國人進行“有節製的”反擊，認為這種方針將向中方表明，隻有通過外交途徑才能解決問題，進而保證中國代表盡快回到談判桌上來。自然，與這種方針相配合，蘇方大大加強了沿中國邊界一線的蘇聯武裝力量。
與此同時，沿蘇聯邊界一線的中國軍事實力也有所加強。據蘇聯軍事偵察機關統計，中國沿鴨綠江、烏蘇裏江和阿穆爾河部署的軍隊人數，到1967年達40萬。這些區域還恢複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區。
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蘇中對抗的升級，實際上使兩國間的對抗達到了新的水平。對中國來說，蘇聯的這個舉動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別擔心，根據“有限主權論”，現在莫斯科有可能打著“拯救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幹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的內政。第二，美國和西方容忍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實證明，它們承認同蘇聯“劃分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蘇聯對中國采取行動，它們有可能持同樣漠不關心的態度。最後，使中國人很不安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像越南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些對他們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擔心“同美帝國主義發生對抗”，明顯支持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采取的方針是，一方麵準備同莫斯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另一方麵竭盡全力引起全世界對蘇中對抗尖銳化的關注，然後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導國家拉到自己方麵。
正如不久前中國公布的材料所證實，從1969年1、2月份起，中國最高軍政領導就著手製定在烏蘇裏江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譯者）地區采取武裝行動的計劃【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頁。】。按照這個計劃，對島區要進行經常性的巡邏，而不是以前那樣的周期性巡邏。
據各種情況判斷，中國領導人不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達曼斯基島地區，А·埃利紮韋京在回憶錄中指出，根據國際法準則，通航河流上的邊界走向，要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定。中國居民很早就在這個島上從事生產活動。蘇方用以說明自己對這個小島擁有主權的理由是，在1861年條約的邊界附圖上，紅色邊界線是沿中國江岸走向的。埃利紮韋京指出，這張地圖上的河流是用淺蘭色細線標出的，所以很難用劃線筆準確地沿河流中心劃線。由於這個原因，在一些地段標出的邊界是沿著我們的江岸走向的。因此，達曼斯基島事件後，我們很難向外國外交官論證我們對這個小島擁有主權的理由。埃利紮韋京認為，總的來說，蘇方“未表現出理智”，硬要控製達曼斯基這個“不適於停靠、無人居住的”小島。
總之可以判定，中方從軍事上為達曼斯基島地區可能發生衝突做準備時，曾追求廣泛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周恩來講的很明確。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強調說，對蘇邊防鬥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鬥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鬥爭以為後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頁。】。
可見，在三月初發生流血衝突前夕，中方很明確地確定了自己的意圖。這個時期，它試圖表明自己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的正確，證明蘇聯對華政策的侵略性質，用事實證明中國不怕蘇聯的軍事壓力，不允許像對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對待中國，試圖通過采取強硬而有節製的立場，製止衝突不可預料地升級，向世界說明中蘇矛盾的尖銳、嚴重程度。
至於蘇聯方麵，當然它不能不重視烏蘇裏江地區緊張局勢的急劇升級。據蘇聯統計，1967年間，發生邊境事件兩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烏蘇裏江上的基爾欽斯基島（即七裏沁島——譯者），1968年1月26日在達曼斯基島發生了嚴重衝突。鑒於這種情況，蘇方在這個地區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加強了軍事實力和作戰準備。然而發生的事件表明，形勢發展之快終究還是搞得蘇聯邊防軍措手不及。
達曼斯基島上的第一次流血衝突發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這種情況下，敵對雙方對事件的說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蘇聯的報道同不久前中國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較，則可以判定，蘇聯邊防巡邏小分隊，執行把中國軍人從島上趕出去的任務時，突然遭到了對方從準備好的陣地上的射擊。
這個悲慘的事件，在發生衝突的兩個國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極其廣泛的反響。為了證明自己在衝突中的立場的正確，蘇聯領導人和中國領導人都堅持認為自己在衝突中取得了勝利，並準備為鞏固戰績采取進一步的堅決行動。這種加劇緊張局勢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達曼斯基島上發生第二次衝突的一個重要心理原因。這次戰鬥的性質更為嚴重，雙方都動用了常規軍，蘇方集中使用了現代火箭炮裝置。
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說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設了埋伏，那麽3月15日蘇方在達曼斯基島地區組織“報複行動”，則事先在那裏集結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W·羅賓遜著《中蘇邊界爭論:1969年衝突的背景和發展過程》聖莫尼卡1970年版。】其實，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補充一點:這次戰鬥的發生，對於我們的戰士來說是突然的。
如果講三月戰鬥的純局部性結局，那麽中方可以認為是他們取得了勝利。3月15日以後不久，中國人實際上控製了達曼斯基島，蘇方對此的反應是很克製的，開始，我們邊防軍向中國人提出了正式抗議，後來連抗議也不提了。
實際上，正如我們在上麵所試圖表明的，圍繞達曼斯基島的衝突決不是由雙方要控製這個小島的簡單意圖引起的，而是有更廣泛的戰略考慮。3月15日的戰鬥，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規軍的大規模衝突靠近了，不能不為雙方的作戰計劃帶來重大變化。雖然我們現在不擁有關於蘇中這方麵意圖的演變情況的較詳細材料，但是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材料，使我們有可能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定的看法。
關於中方的估計，可以根據周恩來在一次秘密的“經濟會議”上的講話作出判斷。這次會議是在達曼斯基島戰鬥後不久舉行的。會上，中國國務院總理首先強調指出，蘇聯在最近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行動，因為它還不能完全轉移到發展東部地區方麵，以便在那裏為這種進攻行動建立可靠的基地。周恩來還強調說，中國不應怕核打擊，因為它自己擁有核武器。此外，這種打擊的後果會因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而被淡化。他還指出，達曼斯基島事件表明，蘇聯士兵“不善於”近戰夜戰，蘇聯炮兵的轟擊“不起作用”。他指出，蘇聯在裝甲技術上的明顯優勢，可以靠大力發展反坦克武器來消除。
把周恩來的這些論斷同中國有關這個題目的其他報道作一比較，則可以說明，決非中國總理的所有論斷都可信以為真。從同當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在蘇中邊界地區供職的中國軍人的交談中，我們得知，當時中國軍人對蘇軍在常規武器方麵占有明顯優勢很不安，他們在多次觀看對方的教學記錄片後，對自己的成功希望作出了很悲觀的預測。蘇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引起了更大的不安。中國軍事領導人明白，中國擁有有限核潛力，在兩國嚴重敵對情況下，可能促使蘇聯領導人最終作出決定，對中國核設施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中止這個國家處於萌芽狀態的核計劃。因此北京對1968年出版索科洛夫斯基元帥主編的帶有指令性質的《軍事戰略》一書很不安。中國人特別指出了書中強調以下內容的段落:導彈核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在任一有核大國參加的戰爭中使用，而且是在戰爭爆發不久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有這些事實，以及限於篇幅在這裏未提及的許多其他事實，使我們可以斷定，周恩來的上述論點，即似乎中國沒有理由害怕蘇聯在常規武器和核武器方麵的優勢，未必反映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真實估計，很可能是旨在使聽眾得到一些安慰和鼓舞。關於蘇聯由於客觀原因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結論，則另當別論。正如我們在下麵所要證明的；根據各方麵情況判斷，這個結論乃是中方許多實際步驟的基礎。
當時蘇聯軍事領導人很了解中國武裝力量的潛力，因為中國武裝力量是在他們的直接參與下建立的。他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潛力總的估價不是很高。他們特別指出。從50年代後半期起，中國領導人很想得到核武器和其發射裝置，大大減少了對裝甲兵、炮兵、運輸和通訊的投資，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進攻性戰役的能力。
但是，由於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麵占有巨大優勢，由於北京的政治形勢極不穩定，蘇聯軍事領導人也很不安。蘇聯駐華使館不斷提出警告說，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下，中國某些領導人，為了加強自己在爭權鬥爭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邊界上發動大規模作戰行動。
自然，以下情況引起了蘇聯軍人的注意: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而同年10月27日又試驗了能載核彈頭的導彈。蘇聯軍事分析家認為，中國的核力量已經能夠執行一定的任務，但他們並沒有過高估計中國核武器的發展水平和可靠程度。鑒於某些蘇聯軍事專家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核反擊，而其力量又很薄弱，至少在1967年以前曾存在這樣一種看法:一旦同美國或台灣發生大的衝突，中國隻能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
然而，中國在人力方麵的明顯優勢，以及它的核力量的逐漸完善，促使蘇聯軍人把核力量作為中國戰線上的一種抑製手段。正是中國的這些因素是蘇聯直至1981年不承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義務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國人，根據十分清楚的戰略原因，在爆炸原子彈後立即承擔了這個義務。
關於是否存在對中國核設施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的實際計劃問題，我們不了解什麽具體情況，但是注意到當時的具體形勢和負責製定各種行動方案的軍事策劃者的思想邏輯，很難說不製定這種方案，把它作為諸多方案中的一種。順便說一句，在這裏指出下麵情況是適宜的:70年代，中國人一建造了洲際彈道導彈，就把它們對準了莫斯科。
另一方麵，從作者同蘇聯權威軍事專家的交談中可以得出，先發製人的打擊計劃，如果存在的話（在我們接觸的蘇聯軍人當中，沒有人坦率地承認存在這種計劃），也是向中國人施加壓力的一個基本手段。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來看，並沒有出現可以把實施對中國的這種打擊視作實際行動方案的形勢。
就是上麵從純軍事角度對形勢作出的很膚淺的分析，也表明當時的形勢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也給雙方的實際步驟造成了明顯的矛盾。
實際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領導人對業已形成的政治軍事形勢的估計，顯然在下麵一點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將來，潛在的敵人在客觀上沒有能力發動全麵的進攻行動。這種估計，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提供了一種保證。即局部衝突不一定能導致衝突的迅速升級。因此，雙方在達曼斯基島事件後，仍容許武裝衝突幾乎沿邊界全線發生，以試驗對方的反應，捍衛自己在邊界爭論中的權利，追求更廣泛的全球目標。另一方麵，兩國領導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擔心雙方采取可能造成很嚴重後果的、為始料所不及的行動。莫斯科最怕中國首都的爭權鬥爭突然發生轉折，可能促使中國領導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蘇聯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這種不確定的因素造成了這樣的局麵:在雙方肆無忌憚地互授綽號和當地居民到駐北京或駐莫斯科使館舉行抗議遊行的背景下，兩國領導同時都采取一些旨在製止衝突進一步升級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對話渠道。
在上麵指出的發展趨勢中，第一個給局部衝突造成一定條件的發展趨勢，表現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諾夫卡居民點附近的阿穆爾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區和7月8日在阿穆爾河中的戈爾金斯基島發生的衝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紮蘭阿什居民點附近進行的特別激烈的戰鬥上。1969年夏季形勢的可悲特點是，流血事件擴展到西部邊界地段，從而覆蓋了整個邊界線，這無疑給雙方都不希望和不準備進行的大規模衝突的突然爆發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也存在限製衝突規模和支持獨特對話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在1969年3月即兩國關係最緊張的時刻表現出來了。
埃利紮韋京在回憶錄中指出，3月15日達曼斯基島衝突發生後，蘇聯外交官真的擔心可能爆發新一輪實際上圍著使館進行的群眾性示威遊行。然而，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毛澤東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帥視察了邊界，在了解情況後，作出決定:“不必再試驗俄國人的忍耐力”。此後好象毛澤東作出了不再進行示威遊行的決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頻通訊機給使館打電話，他同埃利紮韋京交談時說:“我奉蘇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親自同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談判。我試圖用交頻通訊機同他們聯係，但在北京電話局坐著一個無恥之徒，他回答粗魯，拒絕給我接線，使館能幫我想什麽辦法嗎？”由於談話是公開進行的，自然中國人錄了音，把談話內容上報領導。同一天夜裏，蘇聯駐華使館得到通知，23點45分蘇歐代司長李連慶要召見埃利紮韋京。中國外交官肯定已經了解柯西金的電話內容，他聲稱，根本不能進行電話交談，一切通報均需通過外交渠道轉達。
埃利紮韋京通過電話做匯報時，知道中國人在偷聽。他強調說，在中國，人們對蘇中關係現狀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他著重強調並請求向使館集體轉告以下內容:“莫斯科密切注視著使館周圍發生的事情，我們不會讓你們受欺負，我們有辦法保護你們，……”據埃利紮韋京認為，這個聲明肯定中方知道，對使館周圍情況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給使館發來指示，要把所有婦女和兒童撤回國內。我們的外交官商量後得出結論，這個時候應表現出克製和忍耐，暫時不要急於撤退。同時以防萬一，使館要求中國外交部發給婦女和兒童出境簽證。埃利紮韋京注意到，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人明顯對我們采取這一步驟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蘇聯外交官家屬撤離北京後可能發生的事情。幾天後，使館收到莫斯科發來由葛羅米柯簽署的“建議”撤退的電報。使館回電說:不要急於這樣做。最後，中央讚成這個方針。1969年5月，葛羅米柯發來電報，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長感謝使館一些工作人員“模範地履行工作職責和在中國的複雜工作條件下表現出英勇和克製精神”。
雙方的這些談話和行動，實質上是把自己不願意使衝突發展到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想法通知給對方的間接渠道。此外，還有通過外交渠道提出的調解局勢的直接倡議。
如3月21日通過電話談判的嚐試失敗後，蘇聯政府於1969年3月29日就達曼斯基島事件發表正式聲明。這個語氣強硬的文件，詳細闡述了蘇聯在邊界領土問題上的立場，並建議“在最近”恢複1964年8月中斷的邊界談判。其中有一句話意味深長，這就是:蘇聯“堅決拒絕任何人對蘇聯的土地要求，試圖用武器的語言同蘇聯、同蘇聯人民講話，必將受到堅決的反擊。”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報告（1969年4月1日）多次號召“同蘇聯帝國主義作鬥爭”，並對莫斯科作出了最嚴厲的批評。但是在這裏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指出，他們準備答複蘇聯3月29日聲明。4月11日，蘇聯外交部給中國同事發去照會，建議4月15日“或對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時間在莫斯科恢複談判”。第二天，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聲明說:“我們要答複你們，請你們放心，不要著急。”
這個答複是以中國政府1969年5月24日聲明的形式作出的。這個聲明措辭強硬，其中的一個重要新內容是:“中國人建議雙方就維持邊界現狀問題達成協議，說他們不越過實際控製線（他們建議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線、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線為實際控製線），還說，在任何情況下，邊防軍都不向另一方開火。中方建議約定將來談判的時間和地點，並且強調中國人民不會被“核訛詐政策”嚇倒。盡管雙方用詞具有對抗性，但是這些聲明是在通向政治對話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中國作者指出，蘇聯3月29日聲明和中國5月24日聲明表明，雙方都試圖不使衝突升級。這些聲明是柯西金——周恩來會談達成一些協議的基礎。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對中國這個聲明的第一個正式反應，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國際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的講話。蘇共總書記尖銳地批評了北京在國際共運中推行的“分裂主義方針”，指責中國領導人實行備戰方針。他通報說，蘇聯收到了中國5月24日聲明，蘇聯領導總的來說是積極對待聲明中提出的在邊界上停火、避免衝突和進行談判的建議的。同時他還說，總的來看，中國的這個文件不能說是建設性的，因為它充滿“對曆史的篡改”和對蘇聯的領土要求。6月13日，蘇聯政府對中國5月24日聲明作出正式答複，建議“兩三個月後”在莫斯科恢複1964年中斷的談判。
對方未立即對蘇聯的這個建議作出積極的答複，因為這樣做，可能顯得是中方對在軍事實力上占據優勢的對手作出了讓步。
不過中國人還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譯者）舉行蘇中通航混合委員會第15次會議（6月18日至8月8日）。舉行這次會議的建議是5月3日由蘇方提出的。如果考慮到1967年的類似會議被中斷，1968年中方拒絕參加會議，那麽這次同意赴會就顯得特別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預料到的，會間，中方要求承認其在阿穆爾河上和從上斯羅帕斯料耶和卡紮克維切瓦居民點到哈巴夫斯克的阿穆爾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權利，還要求承認中國對大烏蘇裏島和哈巴羅夫附近的塔拉巴羅夫島的主權。盡管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其他問題上有很尖銳的爭論，8月8日，雙方終究還能就航行秩序問題達成協議。
所有這些接觸，雖然都很重要，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除軍事衝突的問題。如前所述，6至8月間，衝突仍在發生。衝突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次數的日益增多，最終有可能使衝突轉入不同質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蘇方采取了一些旨在開始政治對話的新步驟，同時力求掌握外交主動權。
7月10日，葛羅米柯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重申了莫斯科恢複邊界談判的建議，還宣布準備同中國討論國家關係問題。1969年7月26日，蘇聯部長會議秘密致函中國國務院，建議回到蘇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關於舉行雙方最高級會晤的建議上來。會晤中可以把意識形態分歧放在一邊，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後來，在同柯西金會談時，周恩來指出:“蘇方7月26日致函給我們，建議舉行高級會晤的信。這個建議是在我們關係最緊張的時候提出的，我們不能接待你們……”這句話證明，蘇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則上對舉行高級會晤是感興趣的，但在6月底認為，會晤的迫切必要性還不成熟，立即同意蘇聯的建議，會使中方處於弱談判對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沿邊界全線規模比較小的純軍事方麵的流血衝突的繼續，顯然對中方更有利。在這種戰爭中，蘇聯常規武器的優勢起不到決定性作用，而中方則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優勢。此外，邊界衝突不會造成很大物質損失，可以有效地用來動員和聯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種衝突容易策劃，需要控製它們的水平、發生時間和地點，使之成為內部鬥爭和對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這種局麵對蘇方是很不利的，為了結束這種局麵，蘇方打出王牌，以小規模武裝衝突的繼續會導致動用核武器的全麵衝突相威脅。紮蘭阿什湖附近發生衝突後不久，蘇方通過許多渠道廣泛宣布了這個論點，並且隨著9月13日的臨近，逐步加強了這種宣傳。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國人開始談判的三個月最大期限的結束日期。
《真理報》1969年8月28日社論是施加這種壓力的一個例子，社論批評了中國對蘇聯的態度，其中說:“如果戰爭在目前條件下爆發，使用現有技術、毀滅性武器和現代發射工具，那麽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幾天後，《消息報》發表紮哈羅夫元帥的一篇文章。紮哈羅夫在對日戰爭時期任後貝加爾方麵軍司令。這篇文篇詳細分析了紅軍在滿洲成功作戰的經驗，結尾是這樣一句話:“粉碎關東軍的曆史經驗，令人信服地和明顯地證明，任何侵犯蘇聯遠東邊界和損害它的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圖，無論來自哪一方麵，都必定遭到可恥的失敗。”【注:《消息報》1969年7月14版。】
亨利·基辛格回憶錄中的一些有趣材料，可以補充我們對蘇聯在1969年8月下半月至9月初的這方麵行動的了解。下麵就是他引述的一些事實:
——8月18日，蘇聯駐華盛頓使館代表詢問美國同事，如果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美國會采取什麽態度。
——8月底，美國偵察機關報告說，駐紮遠東的蘇聯空軍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種狀態持續到9月底。
——8月27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私下向新聞記者透露:蘇聯代表已就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的可能性問題，向其東歐盟國作出了試探。
——9月10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同美國同事交談時說，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目前的敵對方針繼續下去，衝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注:亨利·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中文版第1岫第238—240頁。】
當然，決不是所有信息都傳到了中國人那裏，但是他們顯然積累了一些很有威脅性的情報，所以急劇改變了自己對高級會晤的態度，並在莫斯科確定的舉行談判的最後期限結束前三天，同意舉行會晤。值得注意的是，據中國作者指出，北京安排兩國總理會晤，首先是指望降低沿邊界一線軍事緊張形勢的危險程度。【注:柴成文著《我們在周恩來領導下同蘇聯進行邊界談判》，載《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45—50頁。】
預先決定中國人對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建議作出積極答複的重要因素，是提出這種建議的方式和安排會談的方法。1969年9月6日至10日，以柯西金為首的蘇聯代表團訪問越南，參加該國主席胡誌明的葬禮。訪問期間，代表團成員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進行了接觸，提出了安排兩國總理會晤的可能性問題。中方未來得及在代表團訪越期間答複這個建議。9月10日，柯西金離開河內回莫斯科。10日夜間，中國外交部召見埃利紮韋京，通知他，周恩來同意在北京機場同柯西金會晤。這時蘇聯代表已飛抵塔什幹。取得莫斯科對舉行會晤的“允許”後，柯西金改變了航向，經伊爾庫茨克飛往北京，於9月11日上午抵達。
這以前蘇中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大相徑庭，彼此進行了最激烈的批評，盡管如此，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還是保持了完全一致的行動。蘇中之間還存在通過中國領土用火車向越南運輸蘇聯軍事物資的秘密協議。鑒於這種情況，蘇方試圖利用越南之行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如1965年2月，柯西金在往返河內途中，兩次在北京停留同毛澤東、周恩來會談。1966年1月，以謝列平為首的代表團去越南訪問，也提出了這種會談問題，但沒有結果。1969年中國領導人同意舉行會談，表明他們對總的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很不安。
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倡議明顯是由莫斯科提出的，這對中方是有利的。在會談中，北京從一開始就沒有處於弱的一方的地位。會談建議在機場進行，這一點突出說明了雙方關係的“冷卻”和訪問的不正常性質。看來，這是為了免遭中國領導人中的“激進分子”的攻擊，因為他們可能把會談這個事實看作是“向蘇聯修正主義者投降”。中國專家在私下談話中說，周恩來建議會談在機場舉行，是因為柯西金若出現在北京中心地區，不能排除紅衛兵的胡鬧問題。莫斯科同意這種從禮儀角度看不很體麵的談判方式，證明它對蘇中關係現狀是何等的嚴重不安。
在持續3個小時40分鍾的會談過程中，兩位領導人首先談到政治軍事形勢問題，正是通過這個問題把邊界問題提到了首位。這個情況證實了我們的看法:會談必然首先要對兩國自6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到這時已達到頂峰的軍事對抗形勢作出明確的認識。現在，我們可以複原會談的內容，比較蘇聯和中國對會談內容的說法。
首先，我們指出兩種說法相吻合的部分:
——周恩來一開始提出了關於蘇聯對中國核基地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的“傳言”問題。這表明中國領導人被這種可能性嚇壞了。他們想從柯西金嘴裏聽到關於蘇聯態度的通報。
——周恩來竭力使蘇聯總理相信，中國不存在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的打算和客觀條件，試圖使柯西金得出，沒有任何必要發動這種先發製人的打擊。
——中國總理極力為這種論點尋找依據，首先是，中國不具有發動戰爭的軍事潛力。他特別強調中國的核計劃不具有威脅蘇聯的性質。
——此外，周恩來明確暗示，中國沒有能力采取這種行動，因為它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還顧不過來”。
由此可見，無論是蘇聯對會談內容的說法還是中國的說法都清楚表明，北京領導人認為建立那怕最低限度的防止大規模衝突的保證，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弄清楚蘇中兩種說法的不同部分，可以補充說明會談的情況。在蘇聯的說法中有以下幾點是在中國說法中所沒有的:
——柯西金向周恩來保證說，蘇聯不存在同中國作戰的計劃，不會采取任何備戰措施。
——柯西金認為，中國人確實不準備打仗，因為國內“問題成堆”，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戰爭。
——周恩來在交談中兩次強調蘇聯在空軍方麵具有優勢。
——柯西金指出，“美帝國主義”竭力促使蘇中發生衝突，以便“消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周恩來同意“不能讓帝國主義高興”的意見，並強調說:“美國開動全部宣傳機器是旨在促使我們兩國發生衝突。”實際上，這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接觸已經是“大三角”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的說法中，有以下幾點是在蘇聯的說法中所沒有的:
v——周恩來聲明說，黨際意識形態論戰可以繼續“一萬年”，但不應損害國家間關係。
v——他強調說，中國對旨在獲得附加生活空間的戰爭不感興趣，因為它擁有足夠的資源和領土。
——中國總理指出，由於中國核潛力發展水平低下，它沒有能力進行核戰爭。
1966年，蘇聯駐華使館就向蘇共中央報告說，邊界，特別是阿穆爾河（即黑龍江—譯者）和烏蘇裏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發生軍事衝突的地點。1967年，這方麵的報告更加令人不安。雖然蘇聯代表一再說中國人不準備大打，但他們同時強調，在他們看來，中方在邊境發生小戰鬥時有一定的策略。蘇聯外交官得出結論:1964年邊界談判失敗後，中國人采取了把蘇方從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島上排擠出去的方針。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指示蘇聯邊防軍對上島的中國人進行“有節製的”反擊，認為這種方針將向中方表明，隻有通過外交途徑才能解決問題，進而保證中國代表盡快回到談判桌上來。自然，與這種方針相配合，蘇方大大加強了沿中國邊界一線的蘇聯武裝力量。
與此同時，沿蘇聯邊界一線的中國軍事實力也有所加強。據蘇聯軍事偵察機關統計，中國沿鴨綠江、烏蘇裏江和阿穆爾河部署的軍隊人數，到1967年達40萬。這些區域還恢複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區。
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蘇中對抗的升級，實際上使兩國間的對抗達到了新的水平。對中國來說，蘇聯的這個舉動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別擔心，根據“有限主權論”，現在莫斯科有可能打著“拯救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幹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的內政。第二，美國和西方容忍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實證明，它們承認同蘇聯“劃分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蘇聯對中國采取行動，它們有可能持同樣漠不關心的態度。最後，使中國人很不安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像越南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些對他們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擔心“同美帝國主義發生對抗”，明顯支持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采取的方針是，一方麵準備同莫斯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另一方麵竭盡全力引起全世界對蘇中對抗尖銳化的關注，然後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導國家拉到自己方麵。
中國人同意舉行柯西金——周恩來會晤，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蘇聯的壓力，怕蘇聯可能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因此在70年代，他們一直強調蘇聯對他們國家的軍事威脅，說“談判桌上懸掛著原子彈”。然而，兩位總理之間的會談、後來的協議和主要的一點——邊界上緊張局勢的明顯緩和，使北京得出結論:在防止大規模衝突方麵，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保證。這個結論使北京得以減少一些軍費，並在1974年實行了較大幅度的裁軍。
蘇聯分析家也改變了自己對中國威脅的嚴重程度的估計。現在說中國威脅已經不是直接威脅，而是與該國將來的科技和經濟實力的必然加強相聯係的長遠威脅。蘇聯在中國戰線上的軍事實力的增長速度有些減慢，雖然說仍然是相當快的。總之，建立同中國軍事對抗結構的費用，按各種估計，用掉我們兩千億到三千億盧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主要意義在於，使雙方離開了全麵衝突的邊緣，使蘇中關係從引向災難性衝突的道路轉入了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政治競爭的軌道。
（摘自《中共黨史研究》1993，04 ）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極力向蘇聯解釋 這不是戰爭2009年02月28日 19:38
譯者按:俄國《遠東問題》雜誌1992年第5期刊登一篇標題為《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的會談》的文章。
文章的內容分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引文，為俄國遠東研究所曆史學副博士C·貢恰羅夫和В·烏索夫所作，簡要地概述了中蘇兩國軍事對抗的升級經過，比較了中蘇兩種會談記錄說法，並探討了會談對形勢發展的影響。後半部分是原蘇聯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讚А·埃利紮韋京對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回憶。此人在1968至1969年中蘇關係最緊張時期，曾以蘇聯駐華最高官方代表身份直接參加了柯西金和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舉行的會談。他在回憶中披露了許多在兩國官方說法中所沒有的會談內容，從另一個側麵再現了會談的實際情況。這篇文章對於研究這個時期的中蘇關係史，對於評價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曆史作用，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文章很長，限於雜誌篇幅，需分兩次刊出，這裏譯載的是其引言部分。
1964年是沿蘇中邊界一線緊張局勢逐漸升級的轉折時期。這一年2至8月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實際上以失敗而告終。同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同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談話時作出一項聲明。蘇聯領導對這個聲明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所以1964年9月16日，蘇聯政府就此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專門的抗議照會。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的是，8月15日結束的邊界談判未達成任何協議，而後再沒有恢複。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廢黜，其後果之一是，最高軍事領導對製定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急劇增大。軍人對赫魯曉夫大規模裁減陸軍極為不滿，他們抓住機會，作出了加強中國戰線上的軍事實力的決定。與此同時，中方也采取了類似的步驟。
1966年，蘇聯駐華使館就向蘇共中央報告說，邊界，特別是阿穆爾河（即黑龍江—譯者）和烏蘇裏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發生軍事衝突的地點。1967年，這方麵的報告更加令人不安。雖然蘇聯代表一再說中國人不準備大打，但他們同時強調，在他們看來，中方在邊境發生小戰鬥時有一定的策略。蘇聯外交官得出結論:1964年邊界談判失敗後，中國人采取了把蘇方從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島上排擠出去的方針。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指示蘇聯邊防軍對上島的中國人進行“有節製的”反擊，認為這種方針將向中方表明，隻有通過外交途徑才能解決問題，進而保證中國代表盡快回到談判桌上來。自然，與這種方針相配合，蘇方大大加強了沿中國邊界一線的蘇聯武裝力量。
與此同時，沿蘇聯邊界一線的中國軍事實力也有所加強。據蘇聯軍事偵察機關統計，中國沿鴨綠江、烏蘇裏江和阿穆爾河部署的軍隊人數，到1967年達40萬。這些區域還恢複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區。
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蘇中對抗的升級，實際上使兩國間的對抗達到了新的水平。對中國來說，蘇聯的這個舉動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別擔心，根據“有限主權論”，現在莫斯科有可能打著“拯救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幹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的內政。第二，美國和西方容忍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實證明，它們承認同蘇聯“劃分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蘇聯對中國采取行動，它們有可能持同樣漠不關心的態度。最後，使中國人很不安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像越南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些對他們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擔心“同美帝國主義發生對抗”，明顯支持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采取的方針是，一方麵準備同莫斯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另一方麵竭盡全力引起全世界對蘇中對抗尖銳化的關注，然後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導國家拉到自己方麵。
正如不久前中國公布的材料所證實，從1969年1、2月份起，中國最高軍政領導就著手製定在烏蘇裏江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譯者）地區采取武裝行動的計劃【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頁。】。按照這個計劃，對島區要進行經常性的巡邏，而不是以前那樣的周期性巡邏。
據各種情況判斷，中國領導人不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達曼斯基島地區，А·埃利紮韋京在回憶錄中指出，根據國際法準則，通航河流上的邊界走向，要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定。中國居民很早就在這個島上從事生產活動。蘇方用以說明自己對這個小島擁有主權的理由是，在1861年條約的邊界附圖上，紅色邊界線是沿中國江岸走向的。埃利紮韋京指出，這張地圖上的河流是用淺蘭色細線標出的，所以很難用劃線筆準確地沿河流中心劃線。由於這個原因，在一些地段標出的邊界是沿著我們的江岸走向的。因此，達曼斯基島事件後，我們很難向外國外交官論證我們對這個小島擁有主權的理由。埃利紮韋京認為，總的來說，蘇方“未表現出理智”，硬要控製達曼斯基這個“不適於停靠、無人居住的”小島。
總之可以判定，中方從軍事上為達曼斯基島地區可能發生衝突做準備時，曾追求廣泛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周恩來講的很明確。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強調說，對蘇邊防鬥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鬥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鬥爭以為後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頁。】。
可見，在三月初發生流血衝突前夕，中方很明確地確定了自己的意圖。這個時期，它試圖表明自己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的正確，證明蘇聯對華政策的侵略性質，用事實證明中國不怕蘇聯的軍事壓力，不允許像對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對待中國，試圖通過采取強硬而有節製的立場，製止衝突不可預料地升級，向世界說明中蘇矛盾的尖銳、嚴重程度。
至於蘇聯方麵，當然它不能不重視烏蘇裏江地區緊張局勢的急劇升級。據蘇聯統計，1967年間，發生邊境事件兩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烏蘇裏江上的基爾欽斯基島（即七裏沁島——譯者），1968年1月26日在達曼斯基島發生了嚴重衝突。鑒於這種情況，蘇方在這個地區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加強了軍事實力和作戰準備。然而發生的事件表明，形勢發展之快終究還是搞得蘇聯邊防軍措手不及。
達曼斯基島上的第一次流血衝突發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這種情況下，敵對雙方對事件的說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蘇聯的報道同不久前中國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較，則可以判定，蘇聯邊防巡邏小分隊，執行把中國軍人從島上趕出去的任務時，突然遭到了對方從準備好的陣地上的射擊。
這個悲慘的事件，在發生衝突的兩個國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極其廣泛的反響。為了證明自己在衝突中的立場的正確，蘇聯領導人和中國領導人都堅持認為自己在衝突中取得了勝利，並準備為鞏固戰績采取進一步的堅決行動。這種加劇緊張局勢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達曼斯基島上發生第二次衝突的一個重要心理原因。這次戰鬥的性質更為嚴重，雙方都動用了常規軍，蘇方集中使用了現代火箭炮裝置。
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說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設了埋伏，那麽3月15日蘇方在達曼斯基島地區組織“報複行動”，則事先在那裏集結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W·羅賓遜著《中蘇邊界爭論:1969年衝突的背景和發展過程》聖莫尼卡1970年版。】其實，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補充一點:這次戰鬥的發生，對於我們的戰士來說是突然的。
如果講三月戰鬥的純局部性結局，那麽中方可以認為是他們取得了勝利。3月15日以後不久，中國人實際上控製了達曼斯基島，蘇方對此的反應是很克製的，開始，我們邊防軍向中國人提出了正式抗議，後來連抗議也不提了。
實際上，正如我們在上麵所試圖表明的，圍繞達曼斯基島的衝突決不是由雙方要控製這個小島的簡單意圖引起的，而是有更廣泛的戰略考慮。3月15日的戰鬥，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規軍的大規模衝突靠近了，不能不為雙方的作戰計劃帶來重大變化。雖然我們現在不擁有關於蘇中這方麵意圖的演變情況的較詳細材料，但是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材料，使我們有可能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定的看法。
關於中方的估計，可以根據周恩來在一次秘密的“經濟會議”上的講話作出判斷。這次會議是在達曼斯基島戰鬥後不久舉行的。會上，中國國務院總理首先強調指出，蘇聯在最近不可能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行動，因為它還不能完全轉移到發展東部地區方麵，以便在那裏為這種進攻行動建立可靠的基地。周恩來還強調說，中國不應怕核打擊，因為它自己擁有核武器。此外，這種打擊的後果會因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而被淡化。他還指出，達曼斯基島事件表明，蘇聯士兵“不善於”近戰夜戰，蘇聯炮兵的轟擊“不起作用”。他指出，蘇聯在裝甲技術上的明顯優勢，可以靠大力發展反坦克武器來消除。
把周恩來的這些論斷同中國有關這個題目的其他報道作一比較，則可以說明，決非中國總理的所有論斷都可信以為真。從同當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在蘇中邊界地區供職的中國軍人的交談中，我們得知，當時中國軍人對蘇軍在常規武器方麵占有明顯優勢很不安，他們在多次觀看對方的教學記錄片後，對自己的成功希望作出了很悲觀的預測。蘇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引起了更大的不安。中國軍事領導人明白，中國擁有有限核潛力，在兩國嚴重敵對情況下，可能促使蘇聯領導人最終作出決定，對中國核設施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中止這個國家處於萌芽狀態的核計劃。因此北京對1968年出版索科洛夫斯基元帥主編的帶有指令性質的《軍事戰略》一書很不安。中國人特別指出了書中強調以下內容的段落:導彈核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在任一有核大國參加的戰爭中使用，而且是在戰爭爆發不久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有這些事實，以及限於篇幅在這裏未提及的許多其他事實，使我們可以斷定，周恩來的上述論點，即似乎中國沒有理由害怕蘇聯在常規武器和核武器方麵的優勢，未必反映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真實估計，很可能是旨在使聽眾得到一些安慰和鼓舞。關於蘇聯由於客觀原因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結論，則另當別論。正如我們在下麵所要證明的；根據各方麵情況判斷，這個結論乃是中方許多實際步驟的基礎。
當時蘇聯軍事領導人很了解中國武裝力量的潛力，因為中國武裝力量是在他們的直接參與下建立的。他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潛力總的估價不是很高。他們特別指出。從50年代後半期起，中國領導人很想得到核武器和其發射裝置，大大減少了對裝甲兵、炮兵、運輸和通訊的投資，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進攻性戰役的能力。
但是，由於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麵占有巨大優勢，由於北京的政治形勢極不穩定，蘇聯軍事領導人也很不安。蘇聯駐華使館不斷提出警告說，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下，中國某些領導人，為了加強自己在爭權鬥爭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邊界上發動大規模作戰行動。
自然，以下情況引起了蘇聯軍人的注意: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而同年10月27日又試驗了能載核彈頭的導彈。蘇聯軍事分析家認為，中國的核力量已經能夠執行一定的任務，但他們並沒有過高估計中國核武器的發展水平和可靠程度。鑒於某些蘇聯軍事專家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核反擊，而其力量又很薄弱，至少在1967年以前曾存在這樣一種看法:一旦同美國或台灣發生大的衝突，中國隻能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
然而，中國在人力方麵的明顯優勢，以及它的核力量的逐漸完善，促使蘇聯軍人把核力量作為中國戰線上的一種抑製手段。正是中國的這些因素是蘇聯直至1981年不承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義務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國人，根據十分清楚的戰略原因，在爆炸原子彈後立即承擔了這個義務。
關於是否存在對中國核設施實施先發製人的打擊的實際計劃問題，我們不了解什麽具體情況，但是注意到當時的具體形勢和負責製定各種行動方案的軍事策劃者的思想邏輯，很難說不製定這種方案，把它作為諸多方案中的一種。順便說一句，在這裏指出下麵情況是適宜的:70年代，中國人一建造了洲際彈道導彈，就把它們對準了莫斯科。
另一方麵，從作者同蘇聯權威軍事專家的交談中可以得出，先發製人的打擊計劃，如果存在的話（在我們接觸的蘇聯軍人當中，沒有人坦率地承認存在這種計劃），也是向中國人施加壓力的一個基本手段。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來看，並沒有出現可以把實施對中國的這種打擊視作實際行動方案的形勢。
就是上麵從純軍事角度對形勢作出的很膚淺的分析，也表明當時的形勢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也給雙方的實際步驟造成了明顯的矛盾。
實際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領導人對業已形成的政治軍事形勢的估計，顯然在下麵一點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將來，潛在的敵人在客觀上沒有能力發動全麵的進攻行動。這種估計，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提供了一種保證。即局部衝突不一定能導致衝突的迅速升級。因此，雙方在達曼斯基島事件後，仍容許武裝衝突幾乎沿邊界全線發生，以試驗對方的反應，捍衛自己在邊界爭論中的權利，追求更廣泛的全球目標。另一方麵，兩國領導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擔心雙方采取可能造成很嚴重後果的、為始料所不及的行動。莫斯科最怕中國首都的爭權鬥爭突然發生轉折，可能促使中國領導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蘇聯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這種不確定的因素造成了這樣的局麵:在雙方肆無忌憚地互授綽號和當地居民到駐北京或駐莫斯科使館舉行抗議遊行的背景下，兩國領導同時都采取一些旨在製止衝突進一步升級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對話渠道。
在上麵指出的發展趨勢中，第一個給局部衝突造成一定條件的發展趨勢，表現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諾夫卡居民點附近的阿穆爾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區和7月8日在阿穆爾河中的戈爾金斯基島發生的衝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紮蘭阿什居民點附近進行的特別激烈的戰鬥上。1969年夏季形勢的可悲特點是，流血事件擴展到西部邊界地段，從而覆蓋了整個邊界線，這無疑給雙方都不希望和不準備進行的大規模衝突的突然爆發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也存在限製衝突規模和支持獨特對話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在1969年3月即兩國關係最緊張的時刻表現出來了。
埃利紮韋京在回憶錄中指出，3月15日達曼斯基島衝突發生後，蘇聯外交官真的擔心可能爆發新一輪實際上圍著使館進行的群眾性示威遊行。然而，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毛澤東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帥視察了邊界，在了解情況後，作出決定:“不必再試驗俄國人的忍耐力”。此後好象毛澤東作出了不再進行示威遊行的決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頻通訊機給使館打電話，他同埃利紮韋京交談時說:“我奉蘇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親自同毛澤東同誌和周恩來同誌談判。我試圖用交頻通訊機同他們聯係，但在北京電話局坐著一個無恥之徒，他回答粗魯，拒絕給我接線，使館能幫我想什麽辦法嗎？”由於談話是公開進行的，自然中國人錄了音，把談話內容上報領導。同一天夜裏，蘇聯駐華使館得到通知，23點45分蘇歐代司長李連慶要召見埃利紮韋京。中國外交官肯定已經了解柯西金的電話內容，他聲稱，根本不能進行電話交談，一切通報均需通過外交渠道轉達。
埃利紮韋京通過電話做匯報時，知道中國人在偷聽。他強調說，在中國，人們對蘇中關係現狀的態度是不負責任的。他著重強調並請求向使館集體轉告以下內容:“莫斯科密切注視著使館周圍發生的事情，我們不會讓你們受欺負，我們有辦法保護你們，……”據埃利紮韋京認為，這個聲明肯定中方知道，對使館周圍情況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給使館發來指示，要把所有婦女和兒童撤回國內。我們的外交官商量後得出結論，這個時候應表現出克製和忍耐，暫時不要急於撤退。同時以防萬一，使館要求中國外交部發給婦女和兒童出境簽證。埃利紮韋京注意到，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人明顯對我們采取這一步驟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蘇聯外交官家屬撤離北京後可能發生的事情。幾天後，使館收到莫斯科發來由葛羅米柯簽署的“建議”撤退的電報。使館回電說:不要急於這樣做。最後，中央讚成這個方針。1969年5月，葛羅米柯發來電報，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長感謝使館一些工作人員“模範地履行工作職責和在中國的複雜工作條件下表現出英勇和克製精神”。
雙方的這些談話和行動，實質上是把自己不願意使衝突發展到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想法通知給對方的間接渠道。此外，還有通過外交渠道提出的調解局勢的直接倡議。
如3月21日通過電話談判的嚐試失敗後，蘇聯政府於1969年3月29日就達曼斯基島事件發表正式聲明。這個語氣強硬的文件，詳細闡述了蘇聯在邊界領土問題上的立場，並建議“在最近”恢複1964年8月中斷的邊界談判。其中有一句話意味深長，這就是:蘇聯“堅決拒絕任何人對蘇聯的土地要求，試圖用武器的語言同蘇聯、同蘇聯人民講話，必將受到堅決的反擊。”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報告（1969年4月1日）多次號召“同蘇聯帝國主義作鬥爭”，並對莫斯科作出了最嚴厲的批評。但是在這裏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指出，他們準備答複蘇聯3月29日聲明。4月11日，蘇聯外交部給中國同事發去照會，建議4月15日“或對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時間在莫斯科恢複談判”。第二天，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聲明說:“我們要答複你們，請你們放心，不要著急。”
這個答複是以中國政府1969年5月24日聲明的形式作出的。這個聲明措辭強硬，其中的一個重要新內容是:“中國人建議雙方就維持邊界現狀問題達成協議，說他們不越過實際控製線（他們建議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線、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線為實際控製線），還說，在任何情況下，邊防軍都不向另一方開火。中方建議約定將來談判的時間和地點，並且強調中國人民不會被“核訛詐政策”嚇倒。盡管雙方用詞具有對抗性，但是這些聲明是在通向政治對話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中國作者指出，蘇聯3月29日聲明和中國5月24日聲明表明，雙方都試圖不使衝突升級。這些聲明是柯西金——周恩來會談達成一些協議的基礎。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對中國這個聲明的第一個正式反應，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國際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的講話。蘇共總書記尖銳地批評了北京在國際共運中推行的“分裂主義方針”，指責中國領導人實行備戰方針。他通報說，蘇聯收到了中國5月24日聲明，蘇聯領導總的來說是積極對待聲明中提出的在邊界上停火、避免衝突和進行談判的建議的。同時他還說，總的來看，中國的這個文件不能說是建設性的，因為它充滿“對曆史的篡改”和對蘇聯的領土要求。6月13日，蘇聯政府對中國5月24日聲明作出正式答複，建議“兩三個月後”在莫斯科恢複1964年中斷的談判。
對方未立即對蘇聯的這個建議作出積極的答複，因為這樣做，可能顯得是中方對在軍事實力上占據優勢的對手作出了讓步。
不過中國人還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譯者）舉行蘇中通航混合委員會第15次會議（6月18日至8月8日）。舉行這次會議的建議是5月3日由蘇方提出的。如果考慮到1967年的類似會議被中斷，1968年中方拒絕參加會議，那麽這次同意赴會就顯得特別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預料到的，會間，中方要求承認其在阿穆爾河上和從上斯羅帕斯料耶和卡紮克維切瓦居民點到哈巴夫斯克的阿穆爾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權利，還要求承認中國對大烏蘇裏島和哈巴羅夫附近的塔拉巴羅夫島的主權。盡管在這個問題上以及其他問題上有很尖銳的爭論，8月8日，雙方終究還能就航行秩序問題達成協議。
所有這些接觸，雖然都很重要，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除軍事衝突的問題。如前所述，6至8月間，衝突仍在發生。衝突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次數的日益增多，最終有可能使衝突轉入不同質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蘇方采取了一些旨在開始政治對話的新步驟，同時力求掌握外交主動權。
7月10日，葛羅米柯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重申了莫斯科恢複邊界談判的建議，還宣布準備同中國討論國家關係問題。1969年7月26日，蘇聯部長會議秘密致函中國國務院，建議回到蘇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關於舉行雙方最高級會晤的建議上來。會晤中可以把意識形態分歧放在一邊，討論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後來，在同柯西金會談時，周恩來指出:“蘇方7月26日致函給我們，建議舉行高級會晤的信。這個建議是在我們關係最緊張的時候提出的，我們不能接待你們……”這句話證明，蘇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則上對舉行高級會晤是感興趣的，但在6月底認為，會晤的迫切必要性還不成熟，立即同意蘇聯的建議，會使中方處於弱談判對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沿邊界全線規模比較小的純軍事方麵的流血衝突的繼續，顯然對中方更有利。在這種戰爭中，蘇聯常規武器的優勢起不到決定性作用，而中方則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優勢。此外，邊界衝突不會造成很大物質損失，可以有效地用來動員和聯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種衝突容易策劃，需要控製它們的水平、發生時間和地點，使之成為內部鬥爭和對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這種局麵對蘇方是很不利的，為了結束這種局麵，蘇方打出王牌，以小規模武裝衝突的繼續會導致動用核武器的全麵衝突相威脅。紮蘭阿什湖附近發生衝突後不久，蘇方通過許多渠道廣泛宣布了這個論點，並且隨著9月13日的臨近，逐步加強了這種宣傳。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國人開始談判的三個月最大期限的結束日期。
《真理報》1969年8月28日社論是施加這種壓力的一個例子，社論批評了中國對蘇聯的態度，其中說:“如果戰爭在目前條件下爆發，使用現有技術、毀滅性武器和現代發射工具，那麽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幾天後，《消息報》發表紮哈羅夫元帥的一篇文章。紮哈羅夫在對日戰爭時期任後貝加爾方麵軍司令。這篇文篇詳細分析了紅軍在滿洲成功作戰的經驗，結尾是這樣一句話:“粉碎關東軍的曆史經驗，令人信服地和明顯地證明，任何侵犯蘇聯遠東邊界和損害它的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圖，無論來自哪一方麵，都必定遭到可恥的失敗。”【注:《消息報》1969年7月14版。】
亨利·基辛格回憶錄中的一些有趣材料，可以補充我們對蘇聯在1969年8月下半月至9月初的這方麵行動的了解。下麵就是他引述的一些事實:
——8月18日，蘇聯駐華盛頓使館代表詢問美國同事，如果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美國會采取什麽態度。
——8月底，美國偵察機關報告說，駐紮遠東的蘇聯空軍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種狀態持續到9月底。
——8月27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私下向新聞記者透露:蘇聯代表已就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的可能性問題，向其東歐盟國作出了試探。
——9月10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名工作人員在同美國同事交談時說，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目前的敵對方針繼續下去，衝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注:亨利·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中文版第1岫第238—240頁。】
當然，決不是所有信息都傳到了中國人那裏，但是他們顯然積累了一些很有威脅性的情報，所以急劇改變了自己對高級會晤的態度，並在莫斯科確定的舉行談判的最後期限結束前三天，同意舉行會晤。值得注意的是，據中國作者指出，北京安排兩國總理會晤，首先是指望降低沿邊界一線軍事緊張形勢的危險程度。【注:柴成文著《我們在周恩來領導下同蘇聯進行邊界談判》，載《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45—50頁。】
預先決定中國人對兩國總理舉行會談的建議作出積極答複的重要因素，是提出這種建議的方式和安排會談的方法。1969年9月6日至10日，以柯西金為首的蘇聯代表團訪問越南，參加該國主席胡誌明的葬禮。訪問期間，代表團成員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進行了接觸，提出了安排兩國總理會晤的可能性問題。中方未來得及在代表團訪越期間答複這個建議。9月10日，柯西金離開河內回莫斯科。10日夜間，中國外交部召見埃利紮韋京，通知他，周恩來同意在北京機場同柯西金會晤。這時蘇聯代表已飛抵塔什幹。取得莫斯科對舉行會晤的“允許”後，柯西金改變了航向，經伊爾庫茨克飛往北京，於9月11日上午抵達。
這以前蘇中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大相徑庭，彼此進行了最激烈的批評，盡管如此，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還是保持了完全一致的行動。蘇中之間還存在通過中國領土用火車向越南運輸蘇聯軍事物資的秘密協議。鑒於這種情況，蘇方試圖利用越南之行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如1965年2月，柯西金在往返河內途中，兩次在北京停留同毛澤東、周恩來會談。1966年1月，以謝列平為首的代表團去越南訪問，也提出了這種會談問題，但沒有結果。1969年中國領導人同意舉行會談，表明他們對總的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很不安。
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倡議明顯是由莫斯科提出的，這對中方是有利的。在會談中，北京從一開始就沒有處於弱的一方的地位。會談建議在機場進行，這一點突出說明了雙方關係的“冷卻”和訪問的不正常性質。看來，這是為了免遭中國領導人中的“激進分子”的攻擊，因為他們可能把會談這個事實看作是“向蘇聯修正主義者投降”。中國專家在私下談話中說，周恩來建議會談在機場舉行，是因為柯西金若出現在北京中心地區，不能排除紅衛兵的胡鬧問題。莫斯科同意這種從禮儀角度看不很體麵的談判方式，證明它對蘇中關係現狀是何等的嚴重不安。
在持續3個小時40分鍾的會談過程中，兩位領導人首先談到政治軍事形勢問題，正是通過這個問題把邊界問題提到了首位。這個情況證實了我們的看法:會談必然首先要對兩國自6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到這時已達到頂峰的軍事對抗形勢作出明確的認識。現在，我們可以複原會談的內容，比較蘇聯和中國對會談內容的說法。
首先，我們指出兩種說法相吻合的部分:
——周恩來一開始提出了關於蘇聯對中國核基地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的“傳言”問題。這表明中國領導人被這種可能性嚇壞了。他們想從柯西金嘴裏聽到關於蘇聯態度的通報。
——周恩來竭力使蘇聯總理相信，中國不存在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的打算和客觀條件，試圖使柯西金得出，沒有任何必要發動這種先發製人的打擊。
——中國總理極力為這種論點尋找依據，首先是，中國不具有發動戰爭的軍事潛力。他特別強調中國的核計劃不具有威脅蘇聯的性質。
——此外，周恩來明確暗示，中國沒有能力采取這種行動，因為它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還顧不過來”。
由此可見，無論是蘇聯對會談內容的說法還是中國的說法都清楚表明，北京領導人認為建立那怕最低限度的防止大規模衝突的保證，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弄清楚蘇中兩種說法的不同部分，可以補充說明會談的情況。在蘇聯的說法中有以下幾點是在中國說法中所沒有的:
——柯西金向周恩來保證說，蘇聯不存在同中國作戰的計劃，不會采取任何備戰措施。
——柯西金認為，中國人確實不準備打仗，因為國內“問題成堆”，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戰爭。
——周恩來在交談中兩次強調蘇聯在空軍方麵具有優勢。
——柯西金指出，“美帝國主義”竭力促使蘇中發生衝突，以便“消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周恩來同意“不能讓帝國主義高興”的意見，並強調說:“美國開動全部宣傳機器是旨在促使我們兩國發生衝突。”實際上，這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接觸已經是“大三角”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的說法中，有以下幾點是在蘇聯的說法中所沒有的:
v——周恩來聲明說，黨際意識形態論戰可以繼續“一萬年”，但不應損害國家間關係。
v——他強調說，中國對旨在獲得附加生活空間的戰爭不感興趣，因為它擁有足夠的資源和領土。
——中國總理指出，由於中國核潛力發展水平低下，它沒有能力進行核戰爭。
1966年，蘇聯駐華使館就向蘇共中央報告說，邊界，特別是阿穆爾河（即黑龍江—譯者）和烏蘇裏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發生軍事衝突的地點。1967年，這方麵的報告更加令人不安。雖然蘇聯代表一再說中國人不準備大打，但他們同時強調，在他們看來，中方在邊境發生小戰鬥時有一定的策略。蘇聯外交官得出結論:1964年邊界談判失敗後，中國人采取了把蘇方從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島上排擠出去的方針。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指示蘇聯邊防軍對上島的中國人進行“有節製的”反擊，認為這種方針將向中方表明，隻有通過外交途徑才能解決問題，進而保證中國代表盡快回到談判桌上來。自然，與這種方針相配合，蘇方大大加強了沿中國邊界一線的蘇聯武裝力量。
與此同時，沿蘇聯邊界一線的中國軍事實力也有所加強。據蘇聯軍事偵察機關統計，中國沿鴨綠江、烏蘇裏江和阿穆爾河部署的軍隊人數，到1967年達40萬。這些區域還恢複了早年日本建立的老防區。
1968年8月，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蘇中對抗的升級，實際上使兩國間的對抗達到了新的水平。對中國來說，蘇聯的這個舉動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別擔心，根據“有限主權論”，現在莫斯科有可能打著“拯救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幹涉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四分五裂的中國的內政。第二，美國和西方容忍蘇聯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事實證明，它們承認同蘇聯“劃分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蘇聯對中國采取行動，它們有可能持同樣漠不關心的態度。最後，使中國人很不安的還有這樣一個事實:像越南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些對他們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擔心“同美帝國主義發生對抗”，明顯支持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采取的方針是，一方麵準備同莫斯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另一方麵竭盡全力引起全世界對蘇中對抗尖銳化的關注，然後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導國家拉到自己方麵。
中國人同意舉行柯西金——周恩來會晤，在很大程度上是迫於蘇聯的壓力，怕蘇聯可能發動先發製人的核打擊。因此在70年代，他們一直強調蘇聯對他們國家的軍事威脅，說“談判桌上懸掛著原子彈”。然而，兩位總理之間的會談、後來的協議和主要的一點——邊界上緊張局勢的明顯緩和，使北京得出結論:在防止大規模衝突方麵，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保證。這個結論使北京得以減少一些軍費，並在1974年實行了較大幅度的裁軍。
蘇聯分析家也改變了自己對中國威脅的嚴重程度的估計。現在說中國威脅已經不是直接威脅，而是與該國將來的科技和經濟實力的必然加強相聯係的長遠威脅。蘇聯在中國戰線上的軍事實力的增長速度有些減慢，雖然說仍然是相當快的。總之，建立同中國軍事對抗結構的費用，按各種估計，用掉我們兩千億到三千億盧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主要意義在於，使雙方離開了全麵衝突的邊緣，使蘇中關係從引向災難性衝突的道路轉入了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政治競爭的軌道。
（摘自《中共黨史研究》199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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