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德國家庭在華遭滅門 友人資助當地教育寬恕凶手
在南京東郊的國際學校裏有一棵特殊的“聖誕樹”。每年臨近聖誕節，樹上就會掛出上百個圓形的小卡片，上麵寫著一些蘇北農村孩子的名字、性別和年齡。
每位經過這裏的外籍學生，都會輕輕地把這些五顏六色的卡片摘下來，塞進書包裏，然後回家與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籌備他們的禮物。一個月之後，蘇北的孩子們就會收到這份來自異國同齡人的新年祝福。
這樣的交往已經延續了好些年。隻是兩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這項活動始於何時，又是為了什麽。
大人們有意不讓孩子了解太多，因為這源自一個悲傷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4個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時任中德合資揚州亞星——奔馳公司外方副總經理）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案發後，4名18歲~21歲的凶手隨即被捕，後被法院判處死刑。
這起當時轟動全國的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但故事並沒有結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自此致力於改變江蘇貧困地區兒童的生活狀況。協會用募集到的捐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希望他們能完成中國法律規定的9年製義務教育，為他們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創造機會。
這一舉動默默延續了9年，雖然已有超過500名的中國貧困學生因此圓了求學夢，但它至今鮮為人知。
寬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還在世，那麽普方家肯定是第一個參與的家庭。”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總經理朱利婭確定地說。她是普方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鄉。她覺得這是紀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個熱心腸，在南京生活期間一直都是樂善好施。曾經有一對從非洲來的年輕夫婦在南京上大學，後來因為妻子懷孕，無力負擔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都自發組織活動去幫助他們。朱利婭記得，在參與此事的學生中，普方家的女兒桑德拉是最積極的。
賀傑克在南京經營德國餐廳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數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國家庭。他也記得，9年前，4月2日的那個早上，當他聽到有關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時，是多麽的憤怒。
“你怎麽能開這樣惡毒的玩笑？”他衝著電話裏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這該死的愚人節”。
時年51歲的於爾根·普方為人謙和，行事嚴謹，循規蹈矩。亞星奔馳公司遠在揚州，因為孩子在南京讀書，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驅車100多公裏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歲，是一位和善的全職太太。他們的一雙兒女，15歲的女兒桑德拉和13歲的兒子托斯騰，都是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
在賀傑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來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總是喜歡騎著自行車出行。普方先生喜歡運動，尤其愛打網球。小男孩托斯騰愛玩，每次到餐廳來都牢牢地捧著他的GAMEBOY（一種掌上遊戲機）。
那天早上，賀傑克實在無法接受那個讓人心痛的消息。他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當確認“這是真的”之後，他又寧願“這一切隻是一個很壞的玩笑”。他一向認為，在這座治安一直較好的城市裏，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獨自在街上走。“你可以問每一個在南京生活的外國人，”他說，“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覺得這座城市比自己的國家還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親友們見到了那4個剛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們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種“看起來很強壯、很凶悍的人”，可實際上，“跟你在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沒有區別”。
這4個男青年並非有預謀要殺人。他們一開始隻是想偷摩托車，但換來的錢並不多。後來他們看到一個廣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禦花園是南京最高檔的別墅區。那晚，他們潛入小區，也隻是想去洗劫一間不亮燈的空宅，結果那套正在裝修的別墅沒有東西可偷。最終他們選擇了隔壁的普方家。盜竊的行動被普方一家查覺，因為言語不通，驚懼之中，他們選擇了殺人滅口。
據說案發後，普方先生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後，老人作出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
“德國沒有死刑。”賀傑克解釋說，“我們會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
在當時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有德國記者轉達了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願望。外交部方麵回應“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來審理此案的”。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的判決。
與此同時，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經開始尋求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紀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變人生
9年前，當這些創始者們決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紀念普方一家之後，他們很快便確定，把幫助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作為最初的使命。
因為庭審中的一個細節給他們觸動很深：那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做過短暫的廚師，有一個擺攤配過鑰匙。
“如果你自己有個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來和機會。”普方協會現任執行主席萬多明努力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教育的理解，“有機會的話，人就不會想去做壞事，他會做好事，這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萬多明是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的項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國的農村長大的，隻是在德國不需要付費，就可以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來考上大學，自己才有了比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費的話，我的父母也沒有辦法送我到學校去，可能我在德國還找不到工作，沒辦法選擇我想要的生活。”
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打算用業餘時間做慈善的外國人，當年並沒有得到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批準，於是他們改稱為普方協會，與南京本地的愛德基金會合作，資助蘇北地區的貧困中小學生完成9年義務教育。隨著中國逐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他們把資助對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資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資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協會提出的動議，紮根於江蘇本土的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也不會想到，一向以富庶聞名的江蘇也會有那樣貧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協會的要求，孤兒、單親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為優先資助的對象。據一位曾經在愛德基金會工作的人士介紹，他9年前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曾經去淮安市的漣水縣走訪過很多這樣的家庭：
有一個鎮裏的幹部，住在鎮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連10平方米都沒有，幾乎每頓都在喝粥。
還有一個光棍討不起老婆，收養了一個孩子。家裏隻有一塊沒腿的木板當床，上麵鋪著黑乎乎的棉絮。
當地的教育工作者聽說有人願意資助孩子上學都很高興，表示“一定要推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然而這並不是普方協會設立助學金的初衷。他們隻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權利”。
眼看著南京這樣的城市已經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階段，普方協會的會員們也希望被資助的孩子能夠繼續升學。但是在貧困的鄉村，還是很少有學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愛德基金會教育與國際交流部的周新曾經專門做過調研，2009年被資助的學生中應該有21個初三學生麵臨中考，但調查下來，最終隻有3個學生上了普通高中，2個學生上了職業學校。
張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學的學生，他從6年級開始接受普方協會的資助。起初人們並沒有特別注意他家的情況。當他升入初中以後，有老師反映“這孩子很要強，成績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學。”
於是，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特意找出那份填寫於2003年5月的申請表，在那上麵，張磊一筆一畫地寫道：“父親病逝4年，母親務農種著3畝地。哥哥沒上完小學就輟學打工，我很想讀書……”
如今，張磊已經是淮陰師範學院的大一學生，他立誌做一名合格的英語老師，因為他發現家鄉的老師發音都不夠標準。盡管他並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樣篤信“教育改變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夠改變家鄉的麵貌。
“我們不是要傳達這樣的信息。”萬多明強調說，“不是說一個德國人被殺，我們就會給凶手的家鄉提供獎學金。”事實上，連受助的學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協會的背景。萬多明堅持，提供獎學金隻是因為他們貧窮上不起學。
9年來，隨著最初的創立者們因為工作調動等原因離開中國，普方協會也逐漸淡化了早期成立時的背景。“現在在南京還認識普方一家的德國人已為數不多。”賀傑克掐著手指頭算道。因此，他們與受助學生交流時都是以愛德基金會的名義，像賀傑克這些普方協會的會員們，通常被介紹為一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
慈善的細節
12月2日18時，這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召開了2009年的最後一次例會，饑腸轆轆的人們從南京城的各個角落匯聚到城東的一家甜品店，還沒顧上吃，就開始了熱切地討論。
當天到場的9位會員分別來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英國、哥倫比亞這7個國家。
朱利婭接替患感冒的協會主席萬多明主持了會議，她首先通報了2009年的重要活動和發現的問題。
——3月的普方之旅有點兒讓人失望，因為協會的目的是幫助窮人，但是這次去淮安，發現這個地區明顯變得富裕了。或許下一步要擴大到更需要幫助的孩子，比如在鹽城的某些地區。
——在與蘇北學生交流的過程中，會員們發現他們同樣渴望精神上的交流。很多孩子會問，“我應不應該上大學？”“你的工作和就讀的專業有關係嗎？如果沒有上大學還有意義嗎？”國際學校的老師能不能安排11年級、12年級的學生去當地跟他們作些交流？
——4月舉行的普方晚宴，共有200人參加，算上當晚的玩具義賣，共籌集了近16萬元人民幣。這是今年籌集到的最大的一筆善款。
朱利婭的發言結束後，例會基本上就變成“神仙會”了，需要通過自由交談、討論和辯論來統一思想。
來自國際學校的一位女士說，今年的“givingtree”（給予樹），要給151個受助學生準備禮物，為了杜絕攀比，她斟酌了一份禮物單。她掏出幾張豆腐塊大小的紙，上麵密密麻麻地寫著“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鉛筆、彩筆、橡皮、卷筆刀和一袋糖果。”
旁邊一位會員看後立刻提出異議，因為今年資助的對象中已經沒有小學生。他認為現在的中學生根本不需要鉛筆、橡皮和卷筆刀，應該換一些更用得著的禮物。
來自美國的女孩嬌西插話說，最近美國政府資助4個學生到南京河海大學進行為期12周的學習。他們來自非洲裔家庭，聽說普方協會的項目很激動，願意每周抽出6小時幫助普方做一些事情。眾人討論的結果是，“當然很歡迎”，具體事務就交給嬌西負責。
一位負責外聯的會員通報，本周五晚在蘇州的某個酒吧有音樂節，將專門組織為普方協會籌款，感興趣的會員可以去捧場。另外明天（12月3日）這家甜品店裏也有珠寶義賣活動，一部分收入將捐給普方協會。
來自意大利的一位女士對此質疑道，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捐給普方必須明確，如果隻是象征性地給一些，以普方協會的名義搞拍賣，那是很危險的。
後來，會員們一致認為，關於比例的問題將在下次的會議中提交討論。
同樣要討論的議題是，現在有些被資助的學生已經從高中畢業升入大學，是不是還要繼續資助？因為上大學比上中學貴，大家需要考慮清楚，究竟是有始有終地幫助一個人完成學業還是應該幫助更多的人？
參加這樣一場曆時兩個小時的會議，你會發現西方人做慈善，絕不隻是掏點錢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樣簡單，這裏麵全是細節和瑣碎的事務，需要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
問題是，9年過去了，在場的普方會員中，隻有朱利婭是德國人且認識普方一家，為什麽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都願意把業餘時間投入到這個沒有任何報酬的協會中？
“有時間去我們學校看看吧。”一直幫忙做翻譯的南京國際學校澳大利亞籍教師羅賓對記者說，“你會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幼兒園時攢的錢去哪了？
兩天後，記者走進南京國際學校，很自然地直奔傳說中的“giving tree”。
臨近聖誕節，那棵接近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上，已經綴滿了五彩斑斕的飾品和寫著受助學生信息的卡片。此時，樹下也堆滿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禮品袋，裏麵裝著“佳潔士牙膏”、“中華牌鉛筆”、“德芙巧克力”……據說，剩下的禮物將在3天內籌備完成。
這項倡導“給予”的活動已經延續了3年。每張卡片上還附有蘇北學生的照片。國際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就拿著這些照片，為那些學生精心挑選帽子、圍巾和手套。“這裏大部分學生的生活條件都比較好，”羅賓介紹說，“我們要讓他們從小就明白，必須學會關心別人。”
在這所學校裏，從幼兒園到高中，老師一直在灌輸“giving is betterthanreceiving（給予比接受好）”。
孩子們並不懂這句話的含義，但很多人會問，“這麽大的一棵樹，幹嘛的？”
“這是聖誕樹。”
“那為什麽要掛著名字呢？”
這時候老師和家長就會告訴他，在離他們生活的城市不遠的地方，還有許多需要幫助的同齡人。
“給你講個最“勢利”的吧。”羅賓笑著說，國際學校也像《哈利波特》裏的那個魔法學院一樣，學生一進校就被分為3個隊：“五台山隊”，“太平隊”，“玄武隊”。之後從學習到生活，任何時候都在競爭，包括每個隊籌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國小孩也像中國小孩那樣有存錢罐。有時候，他們會把錢嘩啦啦地倒進去，然後為本隊在募捐中取得的勝利歡呼。盡管他們並不知道投這些錢是幹嘛的。
等到三四年級，他們會問，“幼兒園的時候攢的錢去哪了？”別人會告訴他，這錢給了普方協會。等到11、12年級，他們會去蘇北農村，看望那些自己幫助過的人，自然會明白打破那些存錢罐的意義。
實際上，這些國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過從小耳濡目染，把幫助別人變得習以為常。
來自美國的卡倫謝老師也是普方協會的會員。在她的記憶裏，人們從小接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萬聖節，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戶要糖果，收集起來捐給基金會。到大一點兒之後，就要學會如何籌錢，去醫院看望老人。上大學的時候，她們甚至要花兩周的時間，去別的國家幫窮人蓋房子。
來自英國的保羅老師在當天（12月4日）的晨會上，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這位40歲的單身漢，在亞洲某國家的孤兒院領養了兩個孩子。如今他還時常回到那個孤兒院，帶著那裏的75個孩子去看牙醫，上英文課和學電腦。
會後，一位教師的孩子告訴父親：“今年的生日我不要禮物了，你把錢交給保羅老師。”這個孩子看了保羅拍的幾張孤兒院的照片之後，他便決心幫助照片裏的那個男孩，“讓他也能騎上自行車”。
卡倫謝曾經是普方家兩個孩子的老師，但她覺得，“已經不需要再過多地強調這個家庭了”，因為，“如今普方協會的主要目的，就是幫助中國那些貧困的無法完成學業的孩子”。
“我們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生活得都比較好，那些蘇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鄰居，我應該幫他們。”卡倫謝說。
沒想到會影響一批中國人
圍繞著那些聖誕樹下的禮物，還曾有過這樣的插曲：第一年的100多份“帽子圍巾手套”被委托當地派發之後，普方協會的會員們無意中問了一些孩子，結果有些孩子說，“沒見過禮物”。
於是從第二年開始，普方協會的會員們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輛車，委托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把禮物親手交給學生。
“實在是不值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女士這樣評價說，她常年和這些被資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車要花多少錢啊？有這些錢還不如多資助幾個學生或者委托當地的工作人員代買。”
可國際學校的老師們不大能接受這種中國式的實用主義，他們覺得孩子們精心準備的聖誕節禮物就像是中國春節的壓歲錢一樣，都是最珍貴的祝福。
“這就是文化差異。”愛德基金會原副秘書長張利偉評價道。
張利偉至今仍然記得，當年朱利婭帶著律師來跟自己商談資助項目時，有很多中國人不能理解，“人被殺了，還來做好事”？
長期從事對外交流工作的張利偉發現，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將追求和解與寬恕作為一個重要主題。而且最初這些外國人成立普方基金會，隻是為了紀念被殺害的普方一家。後來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種力量起作用了，開始講究慈善，講究回報社會。
最近幾年，張利偉都會獲邀參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普方晚宴可能更像是追思會，隨著認識普方家的外國人逐漸離開中國，這項活動逐漸變成了純粹的慈善活動，甚至把西方好的傳統轉移到中國來了。
紀念普方一家的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點設在國際學校的禮堂，菜肴和德國啤酒都是由賀傑克的餐廳免費提供的。來賓隻要買一張200元的門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
這個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協會，把一朵兒童手繪的粉色小花作為logo，上麵寫著，“教育，是獻給生命的禮物”。
據一位去年參加了普方晚宴的媒體人描述，當晚，舞台上擺放著一塊大展板，展板上貼滿了被資助的貧困學生的黑白照片。每當有人願意資助其中的某個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張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開的時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顯現出來。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溫馨。其中的寓意很明顯：隻要人們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們走出困境，讓他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和歡樂。
除了門票和認捐之外，拍賣也是晚宴的重要環節。當晚，一幅由外國攝影師拍攝的貧困學生的照片，經過多番競拍，最終被一位女士以1400元買下。一款並不名貴的手表，最終也叫價到2500元。在短短4個小時的時間裏，晚宴籌集了20多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包括愛德基金會的另一名工作人員周新，在接手這個項目之後，也“深受觸動”。
周新現在經常跟朋友宣傳，“捐些錢或者給孩子寫幾封信，對你們來說也很簡單，離你們也很近。”他總是說，“如果兩個人同時落水，我肯定先救近的。可以的話，從能看到的開始。”
這一切已經超出了張利偉當初答應與普方協會合作時的預期了，他完全沒有想到，現在這個項目已經影響了一批中國人，去回報社會，關心弱勢群體。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國老板從拍賣家具的錢裏拿出10萬元，捐給普方協會。又比如，一位在普方運動會上受聘幫孩子畫彩繪的中國老師，聽說是這樣一個活動，就不肯收錢了。
在這個熱心公益事業的中年人看來，慈善最基本的層次是幫助別人，比如具體到幫助蘇北的貧困孩子完成學業，更進一步的作用，則是“把人們心中善的力量激發出來，成為社會的矯正器”。
所以他企盼著，有朝一日，“慈善也會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在南京東郊的國際學校裏有一棵特殊的“聖誕樹”。每年臨近聖誕節，樹上就會掛出上百個圓形的小卡片，上麵寫著一些蘇北農村孩子的名字、性別和年齡。
每位經過這裏的外籍學生，都會輕輕地把這些五顏六色的卡片摘下來，塞進書包裏，然後回家與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籌備他們的禮物。一個月之後，蘇北的孩子們就會收到這份來自異國同齡人的新年祝福。
這樣的交往已經延續了好些年。隻是兩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這項活動始於何時，又是為了什麽。
大人們有意不讓孩子了解太多，因為這源自一個悲傷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來自江蘇北部沭陽縣的4個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人普方（時任中德合資揚州亞星——奔馳公司外方副總經理）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案發後，4名18歲~21歲的凶手隨即被捕，後被法院判處死刑。
這起當時轟動全國的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但故事並沒有結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國人及其他外國僑民設立了紀念普方一家的協會，自此致力於改變江蘇貧困地區兒童的生活狀況。協會用募集到的捐款為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學費，希望他們能完成中國法律規定的9年製義務教育，為他們走上“自主而充實”的人生道路創造機會。
這一舉動默默延續了9年，雖然已有超過500名的中國貧困學生因此圓了求學夢，但它至今鮮為人知。
寬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還在世，那麽普方家肯定是第一個參與的家庭。”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總經理朱利婭確定地說。她是普方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鄉。她覺得這是紀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個熱心腸，在南京生活期間一直都是樂善好施。曾經有一對從非洲來的年輕夫婦在南京上大學，後來因為妻子懷孕，無力負擔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都自發組織活動去幫助他們。朱利婭記得，在參與此事的學生中，普方家的女兒桑德拉是最積極的。
賀傑克在南京經營德國餐廳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數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國家庭。他也記得，9年前，4月2日的那個早上，當他聽到有關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時，是多麽的憤怒。
“你怎麽能開這樣惡毒的玩笑？”他衝著電話裏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這該死的愚人節”。
時年51歲的於爾根·普方為人謙和，行事嚴謹，循規蹈矩。亞星奔馳公司遠在揚州，因為孩子在南京讀書，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驅車100多公裏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歲，是一位和善的全職太太。他們的一雙兒女，15歲的女兒桑德拉和13歲的兒子托斯騰，都是南京國際學校的學生。
在賀傑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來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總是喜歡騎著自行車出行。普方先生喜歡運動，尤其愛打網球。小男孩托斯騰愛玩，每次到餐廳來都牢牢地捧著他的GAMEBOY（一種掌上遊戲機）。
那天早上，賀傑克實在無法接受那個讓人心痛的消息。他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當確認“這是真的”之後，他又寧願“這一切隻是一個很壞的玩笑”。他一向認為，在這座治安一直較好的城市裏，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獨自在街上走。“你可以問每一個在南京生活的外國人，”他說，“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覺得這座城市比自己的國家還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親友們見到了那4個剛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們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種“看起來很強壯、很凶悍的人”，可實際上，“跟你在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沒有區別”。
這4個男青年並非有預謀要殺人。他們一開始隻是想偷摩托車，但換來的錢並不多。後來他們看到一個廣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禦花園是南京最高檔的別墅區。那晚，他們潛入小區，也隻是想去洗劫一間不亮燈的空宅，結果那套正在裝修的別墅沒有東西可偷。最終他們選擇了隔壁的普方家。盜竊的行動被普方一家查覺，因為言語不通，驚懼之中，他們選擇了殺人滅口。
據說案發後，普方先生的母親從德國趕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後，老人作出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
“德國沒有死刑。”賀傑克解釋說，“我們會覺得，他們的死不能改變現實。”
在當時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有德國記者轉達了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願望。外交部方麵回應“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根據中國的有關法律來審理此案的”。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的判決。
與此同時，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經開始尋求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紀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變人生
9年前，當這些創始者們決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紀念普方一家之後，他們很快便確定，把幫助蘇北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作為最初的使命。
因為庭審中的一個細節給他們觸動很深：那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做過短暫的廚師，有一個擺攤配過鑰匙。
“如果你自己有個比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來和機會。”普方協會現任執行主席萬多明努力用中文表達自己對教育的理解，“有機會的話，人就不會想去做壞事，他會做好事，這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萬多明是德國巴符州駐南京代表處的項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國的農村長大的，隻是在德國不需要付費，就可以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來考上大學，自己才有了比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費的話，我的父母也沒有辦法送我到學校去，可能我在德國還找不到工作，沒辦法選擇我想要的生活。”
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打算用業餘時間做慈善的外國人，當年並沒有得到在中國成立基金會的批準，於是他們改稱為普方協會，與南京本地的愛德基金會合作，資助蘇北地區的貧困中小學生完成9年義務教育。隨著中國逐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他們把資助對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資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資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協會提出的動議，紮根於江蘇本土的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也不會想到，一向以富庶聞名的江蘇也會有那樣貧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協會的要求，孤兒、單親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為優先資助的對象。據一位曾經在愛德基金會工作的人士介紹，他9年前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曾經去淮安市的漣水縣走訪過很多這樣的家庭：
有一個鎮裏的幹部，住在鎮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連10平方米都沒有，幾乎每頓都在喝粥。
還有一個光棍討不起老婆，收養了一個孩子。家裏隻有一塊沒腿的木板當床，上麵鋪著黑乎乎的棉絮。
當地的教育工作者聽說有人願意資助孩子上學都很高興，表示“一定要推選品學兼優的學生”。然而這並不是普方協會設立助學金的初衷。他們隻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權利”。
眼看著南京這樣的城市已經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階段，普方協會的會員們也希望被資助的孩子能夠繼續升學。但是在貧困的鄉村，還是很少有學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愛德基金會教育與國際交流部的周新曾經專門做過調研，2009年被資助的學生中應該有21個初三學生麵臨中考，但調查下來，最終隻有3個學生上了普通高中，2個學生上了職業學校。
張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學的學生，他從6年級開始接受普方協會的資助。起初人們並沒有特別注意他家的情況。當他升入初中以後，有老師反映“這孩子很要強，成績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學。”
於是，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特意找出那份填寫於2003年5月的申請表，在那上麵，張磊一筆一畫地寫道：“父親病逝4年，母親務農種著3畝地。哥哥沒上完小學就輟學打工，我很想讀書……”
如今，張磊已經是淮陰師範學院的大一學生，他立誌做一名合格的英語老師，因為他發現家鄉的老師發音都不夠標準。盡管他並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樣篤信“教育改變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夠改變家鄉的麵貌。
“我們不是要傳達這樣的信息。”萬多明強調說，“不是說一個德國人被殺，我們就會給凶手的家鄉提供獎學金。”事實上，連受助的學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協會的背景。萬多明堅持，提供獎學金隻是因為他們貧窮上不起學。
9年來，隨著最初的創立者們因為工作調動等原因離開中國，普方協會也逐漸淡化了早期成立時的背景。“現在在南京還認識普方一家的德國人已為數不多。”賀傑克掐著手指頭算道。因此，他們與受助學生交流時都是以愛德基金會的名義，像賀傑克這些普方協會的會員們，通常被介紹為一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
慈善的細節
12月2日18時，這群“很有愛心的國際友人”，召開了2009年的最後一次例會，饑腸轆轆的人們從南京城的各個角落匯聚到城東的一家甜品店，還沒顧上吃，就開始了熱切地討論。
當天到場的9位會員分別來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英國、哥倫比亞這7個國家。
朱利婭接替患感冒的協會主席萬多明主持了會議，她首先通報了2009年的重要活動和發現的問題。
——3月的普方之旅有點兒讓人失望，因為協會的目的是幫助窮人，但是這次去淮安，發現這個地區明顯變得富裕了。或許下一步要擴大到更需要幫助的孩子，比如在鹽城的某些地區。
——在與蘇北學生交流的過程中，會員們發現他們同樣渴望精神上的交流。很多孩子會問，“我應不應該上大學？”“你的工作和就讀的專業有關係嗎？如果沒有上大學還有意義嗎？”國際學校的老師能不能安排11年級、12年級的學生去當地跟他們作些交流？
——4月舉行的普方晚宴，共有200人參加，算上當晚的玩具義賣，共籌集了近16萬元人民幣。這是今年籌集到的最大的一筆善款。
朱利婭的發言結束後，例會基本上就變成“神仙會”了，需要通過自由交談、討論和辯論來統一思想。
來自國際學校的一位女士說，今年的“givingtree”（給予樹），要給151個受助學生準備禮物，為了杜絕攀比，她斟酌了一份禮物單。她掏出幾張豆腐塊大小的紙，上麵密密麻麻地寫著“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鉛筆、彩筆、橡皮、卷筆刀和一袋糖果。”
旁邊一位會員看後立刻提出異議，因為今年資助的對象中已經沒有小學生。他認為現在的中學生根本不需要鉛筆、橡皮和卷筆刀，應該換一些更用得著的禮物。
來自美國的女孩嬌西插話說，最近美國政府資助4個學生到南京河海大學進行為期12周的學習。他們來自非洲裔家庭，聽說普方協會的項目很激動，願意每周抽出6小時幫助普方做一些事情。眾人討論的結果是，“當然很歡迎”，具體事務就交給嬌西負責。
一位負責外聯的會員通報，本周五晚在蘇州的某個酒吧有音樂節，將專門組織為普方協會籌款，感興趣的會員可以去捧場。另外明天（12月3日）這家甜品店裏也有珠寶義賣活動，一部分收入將捐給普方協會。
來自意大利的一位女士對此質疑道，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捐給普方必須明確，如果隻是象征性地給一些，以普方協會的名義搞拍賣，那是很危險的。
後來，會員們一致認為，關於比例的問題將在下次的會議中提交討論。
同樣要討論的議題是，現在有些被資助的學生已經從高中畢業升入大學，是不是還要繼續資助？因為上大學比上中學貴，大家需要考慮清楚，究竟是有始有終地幫助一個人完成學業還是應該幫助更多的人？
參加這樣一場曆時兩個小時的會議，你會發現西方人做慈善，絕不隻是掏點錢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樣簡單，這裏麵全是細節和瑣碎的事務，需要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
問題是，9年過去了，在場的普方會員中，隻有朱利婭是德國人且認識普方一家，為什麽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都願意把業餘時間投入到這個沒有任何報酬的協會中？
“有時間去我們學校看看吧。”一直幫忙做翻譯的南京國際學校澳大利亞籍教師羅賓對記者說，“你會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幼兒園時攢的錢去哪了？
兩天後，記者走進南京國際學校，很自然地直奔傳說中的“giving tree”。
臨近聖誕節，那棵接近兩層樓高的聖誕樹上，已經綴滿了五彩斑斕的飾品和寫著受助學生信息的卡片。此時，樹下也堆滿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禮品袋，裏麵裝著“佳潔士牙膏”、“中華牌鉛筆”、“德芙巧克力”……據說，剩下的禮物將在3天內籌備完成。
這項倡導“給予”的活動已經延續了3年。每張卡片上還附有蘇北學生的照片。國際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就拿著這些照片，為那些學生精心挑選帽子、圍巾和手套。“這裏大部分學生的生活條件都比較好，”羅賓介紹說，“我們要讓他們從小就明白，必須學會關心別人。”
在這所學校裏，從幼兒園到高中，老師一直在灌輸“giving is betterthanreceiving（給予比接受好）”。
孩子們並不懂這句話的含義，但很多人會問，“這麽大的一棵樹，幹嘛的？”
“這是聖誕樹。”
“那為什麽要掛著名字呢？”
這時候老師和家長就會告訴他，在離他們生活的城市不遠的地方，還有許多需要幫助的同齡人。
“給你講個最“勢利”的吧。”羅賓笑著說，國際學校也像《哈利波特》裏的那個魔法學院一樣，學生一進校就被分為3個隊：“五台山隊”，“太平隊”，“玄武隊”。之後從學習到生活，任何時候都在競爭，包括每個隊籌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國小孩也像中國小孩那樣有存錢罐。有時候，他們會把錢嘩啦啦地倒進去，然後為本隊在募捐中取得的勝利歡呼。盡管他們並不知道投這些錢是幹嘛的。
等到三四年級，他們會問，“幼兒園的時候攢的錢去哪了？”別人會告訴他，這錢給了普方協會。等到11、12年級，他們會去蘇北農村，看望那些自己幫助過的人，自然會明白打破那些存錢罐的意義。
實際上，這些國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過從小耳濡目染，把幫助別人變得習以為常。
來自美國的卡倫謝老師也是普方協會的會員。在她的記憶裏，人們從小接受的都是這樣的教育。萬聖節，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戶要糖果，收集起來捐給基金會。到大一點兒之後，就要學會如何籌錢，去醫院看望老人。上大學的時候，她們甚至要花兩周的時間，去別的國家幫窮人蓋房子。
來自英國的保羅老師在當天（12月4日）的晨會上，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這位40歲的單身漢，在亞洲某國家的孤兒院領養了兩個孩子。如今他還時常回到那個孤兒院，帶著那裏的75個孩子去看牙醫，上英文課和學電腦。
會後，一位教師的孩子告訴父親：“今年的生日我不要禮物了，你把錢交給保羅老師。”這個孩子看了保羅拍的幾張孤兒院的照片之後，他便決心幫助照片裏的那個男孩，“讓他也能騎上自行車”。
卡倫謝曾經是普方家兩個孩子的老師，但她覺得，“已經不需要再過多地強調這個家庭了”，因為，“如今普方協會的主要目的，就是幫助中國那些貧困的無法完成學業的孩子”。
“我們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生活得都比較好，那些蘇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鄰居，我應該幫他們。”卡倫謝說。
沒想到會影響一批中國人
圍繞著那些聖誕樹下的禮物，還曾有過這樣的插曲：第一年的100多份“帽子圍巾手套”被委托當地派發之後，普方協會的會員們無意中問了一些孩子，結果有些孩子說，“沒見過禮物”。
於是從第二年開始，普方協會的會員們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輛車，委托愛德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把禮物親手交給學生。
“實在是不值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女士這樣評價說，她常年和這些被資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車要花多少錢啊？有這些錢還不如多資助幾個學生或者委托當地的工作人員代買。”
可國際學校的老師們不大能接受這種中國式的實用主義，他們覺得孩子們精心準備的聖誕節禮物就像是中國春節的壓歲錢一樣，都是最珍貴的祝福。
“這就是文化差異。”愛德基金會原副秘書長張利偉評價道。
張利偉至今仍然記得，當年朱利婭帶著律師來跟自己商談資助項目時，有很多中國人不能理解，“人被殺了，還來做好事”？
長期從事對外交流工作的張利偉發現，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將追求和解與寬恕作為一個重要主題。而且最初這些外國人成立普方基金會，隻是為了紀念被殺害的普方一家。後來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種力量起作用了，開始講究慈善，講究回報社會。
最近幾年，張利偉都會獲邀參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普方晚宴可能更像是追思會，隨著認識普方家的外國人逐漸離開中國，這項活動逐漸變成了純粹的慈善活動，甚至把西方好的傳統轉移到中國來了。
紀念普方一家的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點設在國際學校的禮堂，菜肴和德國啤酒都是由賀傑克的餐廳免費提供的。來賓隻要買一張200元的門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
這個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協會，把一朵兒童手繪的粉色小花作為logo，上麵寫著，“教育，是獻給生命的禮物”。
據一位去年參加了普方晚宴的媒體人描述，當晚，舞台上擺放著一塊大展板，展板上貼滿了被資助的貧困學生的黑白照片。每當有人願意資助其中的某個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張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開的時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顯現出來。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溫馨。其中的寓意很明顯：隻要人們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們走出困境，讓他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和歡樂。
除了門票和認捐之外，拍賣也是晚宴的重要環節。當晚，一幅由外國攝影師拍攝的貧困學生的照片，經過多番競拍，最終被一位女士以1400元買下。一款並不名貴的手表，最終也叫價到2500元。在短短4個小時的時間裏，晚宴籌集了20多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包括愛德基金會的另一名工作人員周新，在接手這個項目之後，也“深受觸動”。
周新現在經常跟朋友宣傳，“捐些錢或者給孩子寫幾封信，對你們來說也很簡單，離你們也很近。”他總是說，“如果兩個人同時落水，我肯定先救近的。可以的話，從能看到的開始。”
這一切已經超出了張利偉當初答應與普方協會合作時的預期了，他完全沒有想到，現在這個項目已經影響了一批中國人，去回報社會，關心弱勢群體。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國老板從拍賣家具的錢裏拿出10萬元，捐給普方協會。又比如，一位在普方運動會上受聘幫孩子畫彩繪的中國老師，聽說是這樣一個活動，就不肯收錢了。
在這個熱心公益事業的中年人看來，慈善最基本的層次是幫助別人，比如具體到幫助蘇北的貧困孩子完成學業，更進一步的作用，則是“把人們心中善的力量激發出來，成為社會的矯正器”。
所以他企盼著，有朝一日，“慈善也會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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