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蘇共被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
1985年3月11日，無論是對於蘇聯還是對於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由於蘇共領導人契爾年科病逝，這一天，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曆史選擇了戈爾巴喬夫。然而，正是這一天，發生在兩千多萬平方公裏蘇聯領土上的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革由此開始。
應該說，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受命於危難之際。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便進入了停滯狀態，而老人政治的現實則使得危機進一步加深。再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頻繁交替使得蘇聯人民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因此，當年僅54歲的戈爾巴喬夫上台時，蘇聯各界人士無不歡欣鼓舞，對他寄予了極大期望。而戈爾巴喬夫也躍躍欲試，他向國人保證將把蘇聯帶向民主和繁榮。
然而，自斯大林以來，蘇聯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體製形態，已經積重難返。戈爾巴喬夫的日子並不好過。於是，上台伊始，他提出對社會主義要重新認識，為其改革尋找理論基礎。在1986年的蘇共27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以“完善社會主義”代替“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強調“全麵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現在“畢竟為時尚早。應該說，戈爾巴喬夫正視現實、謀取革新的理念是清醒的。他對十月革命以來蘇聯社會主義曆史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列寧的形象是崇高的，列寧的遺產是創造思想、理論財富和政治上的高瞻遠矚的取之不盡的源泉”。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越來越偏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軌道，向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靠攏。1988年6月，他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之後，在各類會議中，他不斷闡釋這一思想。美國政論家布熱津斯基非常敏感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過程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此後的實際證實了布氏的判斷。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向，對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1988年，蘇共通過決議開始實行私有製，實際上取消了公有製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戈爾巴喬夫的基本思路是削弱中央的控製權力，擴大地方和企業自身的自主權，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的完全自主經營。但是，他的經濟體製改革並未帶來預期效果，反而帶來了社會生產的嚴重衰退和經濟危機。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8%，低於號稱“停滯時代”的1981—1985年。
經濟改革受挫，戈爾巴喬夫便認為這是政治體製僵化所致。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他認為社會主義政治應該增強公開性，是多元化、民主化的新型政治。為了調動人民對國家改革的參與和支持，他強調政治“公開性”原則的重要性，這對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在1988年經濟改革失敗後，戈爾巴喬夫的思想離開了改革的軌道，開始對社會主義政治實施根本性的變革。在1988年蘇共2月全會報告中，戈爾巴喬夫明確表示“蘇共支持輿論多元化”，這意味著蘇共拋棄了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其指導思想變成了馬列主義、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基督教哲學的大雜燴。此後，蘇共分別通過決議對《憲法》和《選舉法》進行了修改，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實行總統製，並於1990年3月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實行多黨製製度。至此，蘇共徹底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不僅體現在國內層麵。在對外關係方麵，戈爾巴喬夫認為：“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更準確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因此，蘇聯的對外政策必須“由過去以階級利益為主轉變為現在以全世界人類利益為主”。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蘇聯放鬆了對東歐國家的控製。戈爾巴喬夫宣稱：“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過去一切事情都必須由蘇聯蓋章批準的做法已經結束。”1988年，他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然而，正是這一政策導致1989年東歐的劇變，並導致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終結。
勿庸置疑，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甚至整個人類曆史上，戈爾巴喬夫注定要占一席之地。不管怎樣，一個超級大國的社會主義大廈在他手裏轟然倒塌，將蘇聯帶往民主與繁榮的誓言言猶在耳，可轉眼間大批人卻陷入衣食無依的境地。然而，曆史的發展將提供越來越多的注腳，不斷為我們詮釋著戈爾巴喬夫的形象。
再看蘇共亡黨
1993年3月26日，蘇聯共產黨決定改組為“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名稱變了，地位不同了，可蘇共留給世人的思考至今依然不斷。一個曾經領導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使蘇聯與美國鼎足而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一瞬間就煙消雲散了。
蘇共的滅亡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極大關注。一個擁有1500萬黨員、有著光輝曆史的政黨，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黃葦町先生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認為：“蘇聯共產黨不僅是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所搞跨，也是被它一直宣稱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而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此話一語道破個中緣由。
自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黨內生成一個特權階層並不斷擴大。由權力過度集中引起的腐敗問題不斷腐蝕著蘇共自身的威信和執政能力，也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黨群關係日益惡化。而且，蘇共領導人除列寧外，後來的領導人對黨的建設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他們雖然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建議和主張，但多屬於政策性的而非理論性的，各個領導人之間缺乏思想上的連貫性，並未形成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這對執政黨自身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而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則宣稱：在西方社會黨人和蘇聯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基礎上，我們不僅在政治立場上而且在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這表明，蘇共最高領導層已經喪失了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失去共產主義信仰的蘇聯共產黨，分崩離析便是遲早的事。
實際上，對於蘇共的政策，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結有著一個積累的過程。隻是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政治改革的失敗使得這種不滿之火進一步蔓延。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民眾對蘇共已經不抱什麽希望了。《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社論說，“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成熟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製度並放棄與蘇共團結一致將對人民有利”。
1985年3月11日，無論是對於蘇聯還是對於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由於蘇共領導人契爾年科病逝，這一天，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曆史選擇了戈爾巴喬夫。然而，正是這一天，發生在兩千多萬平方公裏蘇聯領土上的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革由此開始。
應該說，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受命於危難之際。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便進入了停滯狀態，而老人政治的現實則使得危機進一步加深。再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頻繁交替使得蘇聯人民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因此，當年僅54歲的戈爾巴喬夫上台時，蘇聯各界人士無不歡欣鼓舞，對他寄予了極大期望。而戈爾巴喬夫也躍躍欲試，他向國人保證將把蘇聯帶向民主和繁榮。
然而，自斯大林以來，蘇聯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體製形態，已經積重難返。戈爾巴喬夫的日子並不好過。於是，上台伊始，他提出對社會主義要重新認識，為其改革尋找理論基礎。在1986年的蘇共27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以“完善社會主義”代替“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強調“全麵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現在“畢竟為時尚早。應該說，戈爾巴喬夫正視現實、謀取革新的理念是清醒的。他對十月革命以來蘇聯社會主義曆史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列寧的形象是崇高的，列寧的遺產是創造思想、理論財富和政治上的高瞻遠矚的取之不盡的源泉”。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越來越偏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軌道，向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靠攏。1988年6月，他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之後，在各類會議中，他不斷闡釋這一思想。美國政論家布熱津斯基非常敏感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過程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此後的實際證實了布氏的判斷。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向，對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1988年，蘇共通過決議開始實行私有製，實際上取消了公有製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戈爾巴喬夫的基本思路是削弱中央的控製權力，擴大地方和企業自身的自主權，使企業實現“三自一全”的完全自主經營。但是，他的經濟體製改革並未帶來預期效果，反而帶來了社會生產的嚴重衰退和經濟危機。1986—1988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2.8%，低於號稱“停滯時代”的1981—1985年。
經濟改革受挫，戈爾巴喬夫便認為這是政治體製僵化所致。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他認為社會主義政治應該增強公開性，是多元化、民主化的新型政治。為了調動人民對國家改革的參與和支持，他強調政治“公開性”原則的重要性，這對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在1988年經濟改革失敗後，戈爾巴喬夫的思想離開了改革的軌道，開始對社會主義政治實施根本性的變革。在1988年蘇共2月全會報告中，戈爾巴喬夫明確表示“蘇共支持輿論多元化”，這意味著蘇共拋棄了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政治模式，其指導思想變成了馬列主義、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基督教哲學的大雜燴。此後，蘇共分別通過決議對《憲法》和《選舉法》進行了修改，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實行總統製，並於1990年3月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實行多黨製製度。至此，蘇共徹底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戈爾巴喬夫改革“新思維”不僅體現在國內層麵。在對外關係方麵，戈爾巴喬夫認為：“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更準確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因此，蘇聯的對外政策必須“由過去以階級利益為主轉變為現在以全世界人類利益為主”。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蘇聯放鬆了對東歐國家的控製。戈爾巴喬夫宣稱：“蘇聯對盟國發號施令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過去一切事情都必須由蘇聯蓋章批準的做法已經結束。”1988年，他允許東歐國家民主化。然而，正是這一政策導致1989年東歐的劇變，並導致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終結。
勿庸置疑，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甚至整個人類曆史上，戈爾巴喬夫注定要占一席之地。不管怎樣，一個超級大國的社會主義大廈在他手裏轟然倒塌，將蘇聯帶往民主與繁榮的誓言言猶在耳，可轉眼間大批人卻陷入衣食無依的境地。然而，曆史的發展將提供越來越多的注腳，不斷為我們詮釋著戈爾巴喬夫的形象。
再看蘇共亡黨
1993年3月26日，蘇聯共產黨決定改組為“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名稱變了，地位不同了，可蘇共留給世人的思考至今依然不斷。一個曾經領導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使蘇聯與美國鼎足而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一瞬間就煙消雲散了。
蘇共的滅亡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極大關注。一個擁有1500萬黨員、有著光輝曆史的政黨，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黃葦町先生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認為：“蘇聯共產黨不僅是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所搞跨，也是被它一直宣稱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而後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此話一語道破個中緣由。
自斯大林時代以來，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黨內生成一個特權階層並不斷擴大。由權力過度集中引起的腐敗問題不斷腐蝕著蘇共自身的威信和執政能力，也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黨群關係日益惡化。而且，蘇共領導人除列寧外，後來的領導人對黨的建設未能給予充分的重視，他們雖然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建議和主張，但多屬於政策性的而非理論性的，各個領導人之間缺乏思想上的連貫性，並未形成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這對執政黨自身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而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則宣稱：在西方社會黨人和蘇聯共產黨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從前使他們分裂的鴻溝，在人道的、民主的價值觀基礎上，我們不僅在政治立場上而且在世界觀立場上都接近了。”這表明，蘇共最高領導層已經喪失了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失去共產主義信仰的蘇聯共產黨，分崩離析便是遲早的事。
實際上，對於蘇共的政策，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結有著一個積累的過程。隻是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政治改革的失敗使得這種不滿之火進一步蔓延。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民眾對蘇共已經不抱什麽希望了。《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社論說，“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成熟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製度並放棄與蘇共團結一致將對人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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