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康生對我國情報工作的貢獻

[轉貼]康生對我國情報工作的貢獻

國民黨突然發動皖南事變，再次提醒中共必須預防突然襲擊。為了預先掌握敵情，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親任局長的中央調查研究局，全麵負責對敵我友的調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中央情報部，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以往都是一個機構兼管情報和保衛工作，現在第一次成立專門負責戰略情報工作的機構。這標誌中共情報工作的重大戰略轉變，開始由“防”轉“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報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行調查情報工作的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中央情報部是在原中央社會部的基礎上，與軍委總參謀部的一部分合並而成的，仍由中央調查研究局領導。1942年5月日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展開大掃蕩，軍委任務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軍事部門大多分回軍委總部工作。
中情部與中社部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要任務是軍政戰略情報的獲取與研究，也保留較小的機構指導各根據地的保衛工作，指導情報工作用中情部的名義，指導保衛工作用中社部的名義。
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長，副部長3人：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中社部副部長李克農。部長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運動，王稼祥因病沒有到職，葉劍英來得不多，部裏的常務工作實際由副部長李克農主持。當年中央特科的“龍潭三傑”，錢壯飛在長征途中遭到敵機轟炸離散犧牲，胡底在長征中被肅反錯殺，隻剩李克農一人，被公認為黨內的情報專家。李克農主政，立即對中共的情報工作展開全麵部署。①
根據中央指示，中情部樹立調查研究和情報工作密切相關的觀點，明確情報工作為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服務。中情部以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改進情報工作的通知》為情報工作的理論武器。明確情報工作的任務：一方麵進行一般的調查工作，係統地搜集有戰略意義的公開半公開材料；另方麵進行秘密的情報工作，采集敵人各方麵的軍政機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務會議上，朱德講話：材料很多，問題在於研究不夠，過去同誌中的主觀主義來自於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這意味中共的情報工作明確路線和方針，重視提高到應有的理論層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偽、國民黨、歐美三方麵為主要對象，調研其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會情況。將全國分為幾個地區：陝甘寧地區，晉察冀地區，香港、上海地區，晉綏地區，華中地區，重慶地區，西安地區。各地區建立情報電台、情報交通站、交通線等聯絡指揮係統。
中社部與中情部還派出重要幹部，加強各地工作。晉察冀邊區是陝甘寧邊區以外最大的根據地，杜理卿改名許建國，帶領工作組前往指導工作。潘漢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區，就地隱蔽，秘密開展工作。譚政文調到晉綏地區主持工作。
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開活動。於是，中共老將紛紛出馬，分別駐紮國統區要地。
周恩來駐紮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負責與國民黨中央聯絡，同時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葉劍英、王若飛、博古、吳玉章、鄧穎超等不時往來重慶。林伯渠在陝西省會西安，謝覺哉在甘肅省會蘭州，公開職務是八辦代表，同時也領導西北的地下工作。
設點、連線、結網，中共的情報工作很快形成覆蓋全國的網絡。中央確定的地下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國民黨中統專門負責**特務工作，局長徐恩曾敏銳地看到中共已經“實現180度大轉變”，立即派人潛入延安，從抗大得到一本張浩所著教材《黨的策略路線》。徐恩曾從中分析共產黨的新戰略：“共產黨懂得在國共再次‘合作’之後，必須及時組織自己的軍隊，必須及時在‘友軍’中進行工作，必須盡量保持公開活動的機會，必須穩紮穩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豐滿以前，隱忍退讓，避免與國民黨分裂。”徐恩曾又判斷共產黨的新戰術：“歸納起來，就是要每一個地下工作人員，人人都有正當的職業，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樣，讓別人絲毫看不出他是共產黨員，這就是共產黨新地下戰術的特色——長期隱蔽。”
徐恩曾自詡為**專家，自稱“在抗戰以前，共產黨的任何最高機密，我們都清清楚楚”。那時，中統的偵破常常令對方防不勝防。可是，此時的徐恩曾卻陷入困惑之中，“共產黨這一套新的戰術，帶給國民政府無窮的困擾，我更是首當其衝。”
轉入進攻的中共情報工作，令得國民黨防不勝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