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大躍進期間湖北省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
世間已無李金玉
——關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國
荊州地區唯一沒有餓死人的縣
如果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有一個縣委書記為了保護百姓免當餓殍，大膽挺身犯上受難，這個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湖北省荊州地區隻有一個沒有餓死人的縣，這就是洪湖縣。有確鑿材料證明，有“湖北第一糧倉”之稱的荊州地區，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現大麵積餓死人的“天災”，僅京鍾荊（京山縣、鍾祥縣、荊門縣）就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
為什麽洪湖縣沒有餓死一個人？有人說因為洪湖縣境內有百裏洪湖，水產豐富，靠水吃水，餓不死人。但是，與洪湖縣共享百裏洪湖的監利縣，卻餓死了人，與洪湖縣同等自然生態的沔陽縣（洪湖縣本來就是1951年從沔陽縣劃分出來的）也餓死了人。而洪湖地區在曆史上也屢屢發生過餓死人的慘劇。
這就怪了，為什麽在周邊地區都出現餓死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惟有洪湖縣能逃脫？
洪湖百姓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洪湖有個李金玉——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敢於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實事求是，從老百姓的生計出發，大膽與上級極左政策保持距離，在洪湖縣實行了自留地可以種糧，可以大養雞鴨鵝豬，“讓百姓壇壇罐罐裝滿”的土政策。
然而，這樣深切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洪湖縣委書記李金玉，雖然50年來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無比愛戴與崇敬，卻不但沒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終受到原中共荊州地委書記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壓製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黨集團”，文革中被下放農村強製勞動，改革開放後也隻是受到降級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時21分，剛剛度過80歲生日的李金玉在荊州病故。李金玉當年的親密同誌，原洪湖縣委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原洪湖縣縣長辜呈清、副縣長孫克惕等人來到李金玉的遺體旁，聽著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詞，不禁再次失聲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徹底昭雪？
悼詞掩蓋冤情
在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為李金玉所致的悼詞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為其中隻是這樣的敘述——
李金玉，男，漢族，山東掖縣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黨員，生前係我局離休幹部。
李金玉同誌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東省掖縣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後在荊門縣、鍾祥縣任區長，荊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監利縣委、洪湖縣委任書記；一九八0年十一月調至荊州地區長江修防處（後改名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任副處長。一九八四年四月離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點二十一分因病搶救無效在醫院逝世，享年八十歲。……
李金玉同誌早年參加革命，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後任長江修防處副處長
把後半生一部獻給了堤防事業。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論知識、豐富的工作實踐和一定的改革創新能力，同時具有很強的工作責任感受認真負責的精神。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腳踏實地，能認真完成各項水利堤防事業工作。為我局廣大幹部職工樹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生活勤儉、團結同誌。
他離休後繼續堅持學習，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關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
——這份悼詞雖然用公式化的悼詞語匯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卻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寶貴的品格和貢獻——他在任中共洪湖縣委書記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製極左政策，使50萬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無一人餓死！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子，撤職降薪勞動改造16年！悼詞完全掩蓋李金玉一生最光輝的業績和曾經蒙冤受難的事實，李金玉能安息麽？——許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經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個明白說法，徹底昭雪，這到底是為什麽？！
《洪湖縣誌》中的李金玉
好在曆史並非隻由一人一家來寫。
1992年出版的《洪湖縣誌》（武漢大學出版社），在有識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記”中簡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在江陵縣舉辦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萬名幹部大集訓。這次集訓對全區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中共洪湖縣委已經‘爛掉’，對縣委書記李金玉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並當場逮捕了沙口區官港公社黨委書記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北省洪湖市組織史資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對李金玉之冤的株連表述更詳細——
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舉辦了“四清”萬人集訓會議。會上，洪湖縣被宣布為“爛掉了”的縣，縣委書記李金玉受到點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漢章為團長、馬香魁為副團長的洪湖社教工作團。……從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曆時80天的“初步四清”運動，掀出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135人，進行重點批判的幹部105人，大隊幹部306人，企業幹部303人，全縣所謂爛掉了的公社12個，占總數的22.6%，大隊49個，占總數的10.7%。
1966年2月，由荊州地委組織的有13個縣市7000多名幹部參加的、由李平任團長，楊平、陳金聲、王永祿、張紹武、王漢章為副團長的洪湖縣四清工作總團，在全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大四清”。原縣區社隊幹部，層層靠邊站，由社教工作團行使各級黨、政職權。這次運動，前縣委書記李金玉、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被錯誤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由此株連受重處分（指法辦、戴帽、開除黨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職、降職降薪）的國家幹部有341人。占總數的7%，區社領導人123人，占28%，大小隊幹部長697人，占3.9%，農村黨員602人，占15%，區社機關、公事業黨員202人，占16%。
這期間，縣委書記變動2次：1965年2月，由陳金聲接任縣書記，1965年，由王漢章接任縣委書記。
很多人對這兩段記述有意見，認為它太簡略了，沒有說清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大膽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救老百姓的的動人史實。但知情者卻明白，《洪湖縣誌》雖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關於李金玉案的評述，其實隻能代表民意，因為上級荊州地委對此始終無明白說法，李金玉至死也沒見到上級對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檔案袋裏，既無當年定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材料，更無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無痕跡，來去無蹤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背景
20多年來，李金玉一直拒絕任何傳媒采訪。我曾多次托人表達要求訪談的意願，也照樣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遠千裏闖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時的李金玉也許預感生命的火花將盡，終於忍著病痛破例接受采訪，在病床上和我斷斷續續說了兩個多小時。
於是，多年的一些疑問終於得到解答。
（“朱健國問”簡稱“朱”，“李金玉答”簡稱“李”）
朱：您是1955年從監利縣委書記調任洪湖縣委書記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為什麽在1964年10月開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麽？
李：表麵原因有許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荊州地委書記薛坦的極左觀念有矛盾。薛坦原來在省委組織部當副部長，當時的荊州地委書記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對他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謹慎態度不滿意，說荊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國，右傾保守，死不進步”，不積極向省委樹的合作化先進典型襄陽地區學習。為了扭轉荊州局麵，省委就在1955年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薛坦當荊州地委第一書記。薛坦一來，就要要把孟筱澎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調到省農委下麵農辦裏麵搞個副主任，又把幾個地委副書記、地委組織部長也放到江陵等縣去當縣委書記。
我本來在地委辦公室當主任，薛坦說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監利縣搞縣委書記，又調到洪湖當縣委書記。因為洪湖縣比監利縣小，算是又降一點。
朱：薛坦來了就緊跟上麵的極左路線？
李：對，當時的極左政策主要是省裏和中央的意思，薛坦還沒有本事發明什麽，他主要是積極貫徹中央“毛爺爺”的那一套，“毛爺爺”說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點私有地都不準要，吃飯要辦食堂，大鍋飯，吃飯不要錢，還要發工資，大辦鋼鐵……麵對這種極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頂，洪湖也搞了點，隻是搞得沒有別的地方那麽凶，我的方法是對新口號都消極一點，保持一點落後的距離。比如，薛坦叫我們洪湖到幾百裏外的長陽縣去大煉鋼鐵，要上幾萬人。我就隻派去了幾千農民，不去那麽多，拖拖拉拉的，我不爭那個先進。我覺得他那一套不行，田裏稻子熟了不收，勞動力都去辦鋼鐵，怎麽搞得好啊？吃什麽呀，去了也煉不出什麽鋼來。因為洪湖就有許多小土高爐，都隻能煉鐵碴。由於我們洪湖縣委有這種“消極態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有餓死一個人。而薛坦在全區大搞“大躍進”的極左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鍾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
朱：“京鍾荊”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富饒糧倉，怎麽會餓死近10萬人？
李：這是有文獻的，那時地委有內部通報，鍾祥縣還餓得人吃人啊。
朱：鍾祥出現過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個典型，是哪一個村我記不準了，一個農民餓得沒有辦法了才人吃人，這有文件的。鍾祥縣委就此事給地委打了報告，薛坦當時拿它沒當個事，但省裏曉得這個事情了，追查這個事，薛坦才沒得辦法，派了地委宣傳部部長張紹武去鍾祥檢查，檢查以後，事實確鑿。但還有極左分子看了內部文件後說，社會主義怎麽會餓死人啊？這是誣蔑社會主義。這文件不準在外說。
朱：那個農民是吃自家的人還是吃別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屍體。他太餓了，餓糊塗了。在檢查確有此事後，地委就搞了個內部通報，就通報到各縣，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這種通報，現在在哪裏還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荊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難”時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難”時期，荊州地區還有沒有其它縣餓死過人？
李：監利縣、沔陽也出現過這個問題，公安也發生了，江陵縣也發生了。
朱：這就是說當時隻有洪湖縣沒餓死人，而洪湖縣沒餓死人，又不是因為有個百裏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為監利縣也在百裏洪湖岸邊啊，可見關鍵還是您那個“消極政策”好。
李：當時通報一發，鍾祥等縣的縣委書記就搞不成了，後來中央也曉得了，省裏為了保薛坦，隻好派省委秘書長王玉真（音）來兼第一書記，薛坦降為第二書記，這事就這麽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複原職。
朱：為什麽不從嚴處分他？
李：據說河南那裏餓死得更多，由於“毛爺爺”的那套極左路線，所以也沒有真正追究他的責任。
我一時無法查到關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內部絕密通報，但從1996年出版的《荊州地區誌》（紅旗出版社）上，還是找到了一些佐證——
“荊州地區大事記”說：
1960年，1月，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一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一些地方提前一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躍進”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鍾祥、潛江3縣縣委書記和一些基層幹部職務。同月，地委召開全區電話會議，推廣孝感的開荒經驗，會上提出：“要狠抓開荒，擴大耕地麵積，多種、高產、廣收”。由於勞力都去開荒，造成很多農田荒草成災。……12月，本年冬，全區組織大批衛生人員到農村治療“新四病”（營養不良性浮腫、幹瘦、閉經和子宮脫垂）。（P27）
這一記述中的“浮腫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將餓死者的代稱，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躍進’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鍾祥、潛江3縣縣委書記和一些基層幹部職務”，大約就是因為出了大麵積餓死人之事故吧。而“由於勞力都去開荒，造成很多農田荒草成災”，可見當時大麵積餓死人主要是人禍——已經在餓死人了，還在大力推廣極左的形式主義，結果更加重了餓死人的悲劇。
據《荊州地區誌》“1949—1993年人口自然變動表”記述：全區人口1959年為629.19萬。1960年降為628.11萬，一年之中人口不僅未增長反而減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數高達115844人，按照荊州地區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數，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約7萬餘人，死亡率達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點八個百分點；而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增長數隻有3521人，比1958年減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9年的18%降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縣1960年人口增長7125人，人口增長率達15.52%（《洪湖縣誌》P88），分別比荊州地區的相關指標多10.7%和14.9%。如果沒有洪湖縣不但沒餓死人而且驚人的高出生率，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會出現負數。
據此，“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洪湖縣沒餓死人，“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確有其事。
救命的“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許多洪湖人回憶說，當年洪湖縣之所以沒餓死人，關鍵是以李金玉為班長的洪湖縣委創造性地實行了“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李金玉為什麽能在洪湖實行“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李金玉說，這有三個前提。第一，我不想昧著良心升官，因此不會隻管曲意迎合上級而不顧百姓。第二，我了解實際情況，我騎一輛自行車下鄉，天天在下麵跑，我知道農民吃不飽，那時隊裏分口糧，每月一分，農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糧。所以我就想了個辦法，給農民多分點自留地，要農民在自留地裏種糧食，盡管當時中央文件不許自留地裏種糧，我也隻當沒那個文件。我對農民們說，想辦法把自己家的壇子罐子裝滿，確保每月那二、三天你們有糧食吃飽，吃飽了有勁生產。我就是這麽個簡單感情，根本沒什麽理論，就是要讓農民天天吃飽。打我心裏來講，如果讓群眾吃不飽，當個什麽縣委書記？就是這麽簡單樸素的感情，讓我在洪湖出了個“壇壇罐罐招”，後來把這說成是我複辟資本主義的綱領。文化革命批我的時候，群眾都流淚水，農民們對地委派來的“極左工作隊”說，你要鬥他？不是他，早把你餓死了——1960年，洪湖縣一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
第三，我有一個團結的縣委班子。洪湖縣委的副書記、縣長，都和我一樣的追求：當官首先要讓老百姓吃飽飯。他們都為這個追求付出了慘痛代價——薛坦接說我是“反黨集團”，“帶壞一代人風”，就是指我們縣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結果，縣委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副縣長孫克惕等許多區社幹部，都受到株連。
那時洪湖縣在李金玉“壇壇罐罐招”的推動下，農村集貿市場一片火紅，農民們不僅有糧吃了，還有了零花錢。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後，洪湖縣農民又開始過緊日子了。
據《荊州地區誌》記載——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聯合調查組織對洪湖縣新提鎮集貿市場進行調查，認定為投機倒把活動猖獗，有“企圖複辟資本主義”等七大過錯。10月7日，荊州地區社教總團成立，薛坦任總團長兼黨委書記。隨後成立洪湖社教分團，全麵整頓以李金玉為首的洪湖縣委。
一個意見惹火燒身
洪湖縣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沒餓死一個人的政績，曾受到四方好評。但薛坦說，這個成績不能隻看作洪湖縣委的，因為是荊州地委領導洪湖縣委，而不是縣委領導地委。薛坦這時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壇壇罐罐招”納為自己的政績。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來，他就改變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揚，反而遭受殘酷打擊報複。
李金玉記得，在薛坦降為中共荊州地委第二書記時，曾到洪湖縣“幫助工作”。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見，李金玉直言說：你機關工作很熟悉，搞農村工作恐怕還要多聽聽下麵農民的意見，不能唯上唯書呀。沒想到，就是這句話，讓薛坦記恨在心，結果惹火燒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職查處；1965年10月，監利縣委書記王永祿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團”副團長的便利，將李金玉的“壇壇罐罐招”整了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材料，但薛坦還嫌不夠，要求再升級上綱上線，最後以莫須有的材料七拚八湊了一個“反黨集團”報告，薛坦就根據這個報告，既不經總團黨委集體研究，又不上報省委，就在洪湖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洪湖縣委有個“反黨集團”，“帶壞了一代人風”……然後開始對李金玉實行批鬥，將其工資由14級的138元降為隻發生活費26元，下放勞動。整個處理過程，始終沒有一份正式材料讓李金玉簽字，以至於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時，卻怎麽也查不到當年定李金玉為“反黨集團”的正式文件。後來的荊州地委書記胡恒山說，當時對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長張體學也說過，省委根本就沒見過“洪湖縣委反黨集團”的材料。
這樣，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時竟無據鳴冤，無反可平。其時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的年華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浪費了。
就這樣也罷了，李金玉還有一個“夕陽紅”的機會——1980年，洪湖縣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選舉李金玉為縣長，洪湖百姓忘不了當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紅派”（ “保皇派”）和“鋼派”（“造反派”）兩派都擁護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隊”批，洪湖人沒有一個人批李金玉。這在文革時幹部總要受到一派反對的形勢下是極為罕見的。但是，選舉李金玉為縣長這一人民公意被上麵以行政手段拒絕了，以種種口實堅決要把李金玉調離洪湖縣。因為此時的薛坦已貴為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後來更升官省委副書記），“口含天憲”，於是便以“調動工作”的名義安排李金玉當一個副處——讓李金玉離開洪湖到沙市的荊州地區長江修防處當第六副處長。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離開洪湖，上萬百姓幹部攔車相送，洪湖縣城一片淚光。
富貴如浮雲，民心才永遠
1981年的一天．時任湖北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的王永祿，登門看望李金玉，對自己在“四清”運動中落井下石的行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終沒有與李金玉見麵，更沒有道歉。
官場實在太無情了，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複“愛民官”的人，卻一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李金玉的一兒一女都在從事教育職業，臨終前，他再次叮屬孫兒：永遠不要進官場！但是李金玉對自己當年抗極左救百姓並不後悔，他覺得自己一生有兩件直得驕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沒有和許多“南下幹部”一樣，和老家的老婆離婚另娶新歡，一生都和一個不識字的小腳婆婆恩愛一起。雖然他也深感兩個遺憾：剛來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況不熟未能保護一些“右派”；對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史實他一直不敢對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後的關頭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會像有些人死後，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門為他祝福；當他八十歲生日時，二十幾個洪湖人竟然不約而同前來為他做壽，獻上了“金秋傲菊驅風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賀聯——
老幹部孫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賦詞，滿懷敬意地寫下了《敬賀李金玉老八十壽辰》
高山夕照彩霞絢，李公八十華誕。友好恭賀，黎民問好。豈忘齊魯鏖戰，揮刀湘楚漢，死生莫限。僻壤窮鄉，粗茶淡飯，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難犯，十五載沉冤，無悔無怨。喜看而今，胸懷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傳到洪湖後，人們紛紛自發哀悼，有人仰天長歎：百裏洪湖啊，你真是一塊沉冤之地？“洪湖赤衛隊”時期有軍長段德昌被極左派夏曦以“肅反”冤殺，文革時期有縣委書記李金玉被“大躍進”派薛坦以“反黨”冤整，洪湖水呀長又長，冤魂代代相承傳！
有人秉筆直書：《荊州地區誌》不敢據實記載1960年因極左政策造成“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發生人吃人的的史實，是李金玉始終不能徹底平反的關鍵——李金玉冤案若徹底昭雪，必然要牽出“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發生人吃人的悲劇及其責任者，而他們至今仍在當權或仍有餘威。地方誌如此文過飾非——《荊州地區誌》不知還省略了多少類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重要史實，全國不知有多少新編地方誌與《荊州地區誌》一樣在省略“人吃人”之類的悲劇——哪裏還能再出現李金玉呢？惡劣的環境變化可以使恐龍滅絕，亦可以使李金玉絕跡！
人們隻好紛紛獻詞呼喚李金玉——
一個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遺像前題詞道：
“秉性傲嚴寒，毅然鬥誌強。狂風知勁草，雪壓更軒昂。玉潔顯光澤，冰清吐異香。一生無媚骨，千古獻芬芳。”
原新四軍老戰士楊立民給李金玉獻詞——
“六十年愛民生涯，實事求是廉明新風範。八千裏征程蒙冤，大義凜然坎坷任由之。”
許多人更提議，要集資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園”為李金玉樹一座高高的銅像，上書 “救民縣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個金字，以警後來為官者——富貴如浮雲，民心才永遠。
然而，這個紀念會有實用麽？自從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職，洪湖人就一再感歎：世間已無李金玉——這麽多年來，再也沒見到如李金玉一樣的好幹部！
如果連地方誌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鍾荊”“人吃人”事件中的豐功亮節，今日有誌於“李金玉”的年輕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極怕死得不明不白。
（2002年10 月 13-19 日）
補記：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漢市采訪了八十五歲孟筱澎老人。孟筱澎是李金玉任荊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洪湖縣委任書記時的老上級，從1953年7月至1960年任中共荊州地委第一書記，離休時是中共武漢市委副書記。孟筱澎是否知道：有“湖北第一糧倉”之稱的荊州地區，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現大麵積餓死人的“天災”，僅京鍾荊（京山縣、鍾祥縣、荊門縣）就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也許是他的耳背，孟筱澎在回答我的問題時，沒有正麵說清楚。但他給我一份他親手寫的《我的主要經曆簡史》（打印稿）中，卻清清楚楚地記載著——
“1959年春，薛坦主持地委工作（王仍謙任書記），他同梁久讓在石首蹲點，抓早稻下秧，提倡越早越好，口號是‘一早百早’。當年早稻爛秧，糧食大減產，到1960年春，全區餓死人約計10萬之多。”
這說明，京鍾荊餓死10萬人的事實確實存在！
世間已無李金玉
——關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國
荊州地區唯一沒有餓死人的縣
如果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有一個縣委書記為了保護百姓免當餓殍，大膽挺身犯上受難，這個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湖北省荊州地區隻有一個沒有餓死人的縣，這就是洪湖縣。有確鑿材料證明，有“湖北第一糧倉”之稱的荊州地區，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現大麵積餓死人的“天災”，僅京鍾荊（京山縣、鍾祥縣、荊門縣）就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
為什麽洪湖縣沒有餓死一個人？有人說因為洪湖縣境內有百裏洪湖，水產豐富，靠水吃水，餓不死人。但是，與洪湖縣共享百裏洪湖的監利縣，卻餓死了人，與洪湖縣同等自然生態的沔陽縣（洪湖縣本來就是1951年從沔陽縣劃分出來的）也餓死了人。而洪湖地區在曆史上也屢屢發生過餓死人的慘劇。
這就怪了，為什麽在周邊地區都出現餓死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惟有洪湖縣能逃脫？
洪湖百姓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洪湖有個李金玉——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敢於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實事求是，從老百姓的生計出發，大膽與上級極左政策保持距離，在洪湖縣實行了自留地可以種糧，可以大養雞鴨鵝豬，“讓百姓壇壇罐罐裝滿”的土政策。
然而，這樣深切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洪湖縣委書記李金玉，雖然50年來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無比愛戴與崇敬，卻不但沒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終受到原中共荊州地委書記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壓製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黨集團”，文革中被下放農村強製勞動，改革開放後也隻是受到降級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時21分，剛剛度過80歲生日的李金玉在荊州病故。李金玉當年的親密同誌，原洪湖縣委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原洪湖縣縣長辜呈清、副縣長孫克惕等人來到李金玉的遺體旁，聽著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詞，不禁再次失聲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徹底昭雪？
悼詞掩蓋冤情
在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為李金玉所致的悼詞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為其中隻是這樣的敘述——
李金玉，男，漢族，山東掖縣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黨員，生前係我局離休幹部。
李金玉同誌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東省掖縣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後在荊門縣、鍾祥縣任區長，荊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監利縣委、洪湖縣委任書記；一九八0年十一月調至荊州地區長江修防處（後改名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任副處長。一九八四年四月離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點二十一分因病搶救無效在醫院逝世，享年八十歲。……
李金玉同誌早年參加革命，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後任長江修防處副處長
把後半生一部獻給了堤防事業。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論知識、豐富的工作實踐和一定的改革創新能力，同時具有很強的工作責任感受認真負責的精神。他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腳踏實地，能認真完成各項水利堤防事業工作。為我局廣大幹部職工樹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生活勤儉、團結同誌。
他離休後繼續堅持學習，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關心和支持我局的工作。
……
——這份悼詞雖然用公式化的悼詞語匯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卻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寶貴的品格和貢獻——他在任中共洪湖縣委書記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製極左政策，使50萬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無一人餓死！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子，撤職降薪勞動改造16年！悼詞完全掩蓋李金玉一生最光輝的業績和曾經蒙冤受難的事實，李金玉能安息麽？——許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經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個明白說法，徹底昭雪，這到底是為什麽？！
《洪湖縣誌》中的李金玉
好在曆史並非隻由一人一家來寫。
1992年出版的《洪湖縣誌》（武漢大學出版社），在有識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記”中簡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在江陵縣舉辦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萬名幹部大集訓。這次集訓對全區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中共洪湖縣委已經‘爛掉’，對縣委書記李金玉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並當場逮捕了沙口區官港公社黨委書記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湖北省洪湖市組織史資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對李金玉之冤的株連表述更詳細——
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舉辦了“四清”萬人集訓會議。會上，洪湖縣被宣布為“爛掉了”的縣，縣委書記李金玉受到點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漢章為團長、馬香魁為副團長的洪湖社教工作團。……從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曆時80天的“初步四清”運動，掀出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135人，進行重點批判的幹部105人，大隊幹部306人，企業幹部303人，全縣所謂爛掉了的公社12個，占總數的22.6%，大隊49個，占總數的10.7%。
1966年2月，由荊州地委組織的有13個縣市7000多名幹部參加的、由李平任團長，楊平、陳金聲、王永祿、張紹武、王漢章為副團長的洪湖縣四清工作總團，在全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大四清”。原縣區社隊幹部，層層靠邊站，由社教工作團行使各級黨、政職權。這次運動，前縣委書記李金玉、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被錯誤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由此株連受重處分（指法辦、戴帽、開除黨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職、降職降薪）的國家幹部有341人。占總數的7%，區社領導人123人，占28%，大小隊幹部長697人，占3.9%，農村黨員602人，占15%，區社機關、公事業黨員202人，占16%。
這期間，縣委書記變動2次：1965年2月，由陳金聲接任縣書記，1965年，由王漢章接任縣委書記。
很多人對這兩段記述有意見，認為它太簡略了，沒有說清當年以李金玉為縣委書記的洪湖縣委，大膽頂住省委、地委的“大躍進浮誇風”救老百姓的的動人史實。但知情者卻明白，《洪湖縣誌》雖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關於李金玉案的評述，其實隻能代表民意，因為上級荊州地委對此始終無明白說法，李金玉至死也沒見到上級對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檔案袋裏，既無當年定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材料，更無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無痕跡，來去無蹤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背景
20多年來，李金玉一直拒絕任何傳媒采訪。我曾多次托人表達要求訪談的意願，也照樣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遠千裏闖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時的李金玉也許預感生命的火花將盡，終於忍著病痛破例接受采訪，在病床上和我斷斷續續說了兩個多小時。
於是，多年的一些疑問終於得到解答。
（“朱健國問”簡稱“朱”，“李金玉答”簡稱“李”）
朱：您是1955年從監利縣委書記調任洪湖縣委書記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為什麽在1964年10月開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麽？
李：表麵原因有許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荊州地委書記薛坦的極左觀念有矛盾。薛坦原來在省委組織部當副部長，當時的荊州地委書記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對他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謹慎態度不滿意，說荊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國，右傾保守，死不進步”，不積極向省委樹的合作化先進典型襄陽地區學習。為了扭轉荊州局麵，省委就在1955年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薛坦當荊州地委第一書記。薛坦一來，就要要把孟筱澎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調到省農委下麵農辦裏麵搞個副主任，又把幾個地委副書記、地委組織部長也放到江陵等縣去當縣委書記。
我本來在地委辦公室當主任，薛坦說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監利縣搞縣委書記，又調到洪湖當縣委書記。因為洪湖縣比監利縣小，算是又降一點。
朱：薛坦來了就緊跟上麵的極左路線？
李：對，當時的極左政策主要是省裏和中央的意思，薛坦還沒有本事發明什麽，他主要是積極貫徹中央“毛爺爺”的那一套，“毛爺爺”說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點私有地都不準要，吃飯要辦食堂，大鍋飯，吃飯不要錢，還要發工資，大辦鋼鐵……麵對這種極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頂，洪湖也搞了點，隻是搞得沒有別的地方那麽凶，我的方法是對新口號都消極一點，保持一點落後的距離。比如，薛坦叫我們洪湖到幾百裏外的長陽縣去大煉鋼鐵，要上幾萬人。我就隻派去了幾千農民，不去那麽多，拖拖拉拉的，我不爭那個先進。我覺得他那一套不行，田裏稻子熟了不收，勞動力都去辦鋼鐵，怎麽搞得好啊？吃什麽呀，去了也煉不出什麽鋼來。因為洪湖就有許多小土高爐，都隻能煉鐵碴。由於我們洪湖縣委有這種“消極態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有餓死一個人。而薛坦在全區大搞“大躍進”的極左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鍾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
朱：“京鍾荊”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富饒糧倉，怎麽會餓死近10萬人？
李：這是有文獻的，那時地委有內部通報，鍾祥縣還餓得人吃人啊。
朱：鍾祥出現過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個典型，是哪一個村我記不準了，一個農民餓得沒有辦法了才人吃人，這有文件的。鍾祥縣委就此事給地委打了報告，薛坦當時拿它沒當個事，但省裏曉得這個事情了，追查這個事，薛坦才沒得辦法，派了地委宣傳部部長張紹武去鍾祥檢查，檢查以後，事實確鑿。但還有極左分子看了內部文件後說，社會主義怎麽會餓死人啊？這是誣蔑社會主義。這文件不準在外說。
朱：那個農民是吃自家的人還是吃別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屍體。他太餓了，餓糊塗了。在檢查確有此事後，地委就搞了個內部通報，就通報到各縣，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這種通報，現在在哪裏還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荊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難”時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難”時期，荊州地區還有沒有其它縣餓死過人？
李：監利縣、沔陽也出現過這個問題，公安也發生了，江陵縣也發生了。
朱：這就是說當時隻有洪湖縣沒餓死人，而洪湖縣沒餓死人，又不是因為有個百裏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為監利縣也在百裏洪湖岸邊啊，可見關鍵還是您那個“消極政策”好。
李：當時通報一發，鍾祥等縣的縣委書記就搞不成了，後來中央也曉得了，省裏為了保薛坦，隻好派省委秘書長王玉真（音）來兼第一書記，薛坦降為第二書記，這事就這麽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複原職。
朱：為什麽不從嚴處分他？
李：據說河南那裏餓死得更多，由於“毛爺爺”的那套極左路線，所以也沒有真正追究他的責任。
我一時無法查到關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內部絕密通報，但從1996年出版的《荊州地區誌》（紅旗出版社）上，還是找到了一些佐證——
“荊州地區大事記”說：
1960年，1月，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一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一些地方提前一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躍進”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鍾祥、潛江3縣縣委書記和一些基層幹部職務。同月，地委召開全區電話會議，推廣孝感的開荒經驗，會上提出：“要狠抓開荒，擴大耕地麵積，多種、高產、廣收”。由於勞力都去開荒，造成很多農田荒草成災。……12月，本年冬，全區組織大批衛生人員到農村治療“新四病”（營養不良性浮腫、幹瘦、閉經和子宮脫垂）。（P27）
這一記述中的“浮腫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將餓死者的代稱，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躍進’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鍾祥、潛江3縣縣委書記和一些基層幹部職務”，大約就是因為出了大麵積餓死人之事故吧。而“由於勞力都去開荒，造成很多農田荒草成災”，可見當時大麵積餓死人主要是人禍——已經在餓死人了，還在大力推廣極左的形式主義，結果更加重了餓死人的悲劇。
據《荊州地區誌》“1949—1993年人口自然變動表”記述：全區人口1959年為629.19萬。1960年降為628.11萬，一年之中人口不僅未增長反而減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數高達115844人，按照荊州地區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數，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約7萬餘人，死亡率達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點八個百分點；而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增長數隻有3521人，比1958年減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9年的18%降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縣1960年人口增長7125人，人口增長率達15.52%（《洪湖縣誌》P88），分別比荊州地區的相關指標多10.7%和14.9%。如果沒有洪湖縣不但沒餓死人而且驚人的高出生率，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會出現負數。
據此，“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洪湖縣沒餓死人，“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確有其事。
救命的“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許多洪湖人回憶說，當年洪湖縣之所以沒餓死人，關鍵是以李金玉為班長的洪湖縣委創造性地實行了“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李金玉為什麽能在洪湖實行“壇壇罐罐裝滿主義”？
李金玉說，這有三個前提。第一，我不想昧著良心升官，因此不會隻管曲意迎合上級而不顧百姓。第二，我了解實際情況，我騎一輛自行車下鄉，天天在下麵跑，我知道農民吃不飽，那時隊裏分口糧，每月一分，農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糧。所以我就想了個辦法，給農民多分點自留地，要農民在自留地裏種糧食，盡管當時中央文件不許自留地裏種糧，我也隻當沒那個文件。我對農民們說，想辦法把自己家的壇子罐子裝滿，確保每月那二、三天你們有糧食吃飽，吃飽了有勁生產。我就是這麽個簡單感情，根本沒什麽理論，就是要讓農民天天吃飽。打我心裏來講，如果讓群眾吃不飽，當個什麽縣委書記？就是這麽簡單樸素的感情，讓我在洪湖出了個“壇壇罐罐招”，後來把這說成是我複辟資本主義的綱領。文化革命批我的時候，群眾都流淚水，農民們對地委派來的“極左工作隊”說，你要鬥他？不是他，早把你餓死了——1960年，洪湖縣一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
第三，我有一個團結的縣委班子。洪湖縣委的副書記、縣長，都和我一樣的追求：當官首先要讓老百姓吃飽飯。他們都為這個追求付出了慘痛代價——薛坦接說我是“反黨集團”，“帶壞一代人風”，就是指我們縣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結果，縣委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副縣長孫克惕等許多區社幹部，都受到株連。
那時洪湖縣在李金玉“壇壇罐罐招”的推動下，農村集貿市場一片火紅，農民們不僅有糧吃了，還有了零花錢。然而，好景不長，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後，洪湖縣農民又開始過緊日子了。
據《荊州地區誌》記載——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聯合調查組織對洪湖縣新提鎮集貿市場進行調查，認定為投機倒把活動猖獗，有“企圖複辟資本主義”等七大過錯。10月7日，荊州地區社教總團成立，薛坦任總團長兼黨委書記。隨後成立洪湖社教分團，全麵整頓以李金玉為首的洪湖縣委。
一個意見惹火燒身
洪湖縣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沒餓死一個人的政績，曾受到四方好評。但薛坦說，這個成績不能隻看作洪湖縣委的，因為是荊州地委領導洪湖縣委，而不是縣委領導地委。薛坦這時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壇壇罐罐招”納為自己的政績。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來，他就改變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揚，反而遭受殘酷打擊報複。
李金玉記得，在薛坦降為中共荊州地委第二書記時，曾到洪湖縣“幫助工作”。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見，李金玉直言說：你機關工作很熟悉，搞農村工作恐怕還要多聽聽下麵農民的意見，不能唯上唯書呀。沒想到，就是這句話，讓薛坦記恨在心，結果惹火燒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職查處；1965年10月，監利縣委書記王永祿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團”副團長的便利，將李金玉的“壇壇罐罐招”整了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材料，但薛坦還嫌不夠，要求再升級上綱上線，最後以莫須有的材料七拚八湊了一個“反黨集團”報告，薛坦就根據這個報告，既不經總團黨委集體研究，又不上報省委，就在洪湖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洪湖縣委有個“反黨集團”，“帶壞了一代人風”……然後開始對李金玉實行批鬥，將其工資由14級的138元降為隻發生活費26元，下放勞動。整個處理過程，始終沒有一份正式材料讓李金玉簽字，以至於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時，卻怎麽也查不到當年定李金玉為“反黨集團”的正式文件。後來的荊州地委書記胡恒山說，當時對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長張體學也說過，省委根本就沒見過“洪湖縣委反黨集團”的材料。
這樣，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時竟無據鳴冤，無反可平。其時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的年華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浪費了。
就這樣也罷了，李金玉還有一個“夕陽紅”的機會——1980年，洪湖縣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選舉李金玉為縣長，洪湖百姓忘不了當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紅派”（ “保皇派”）和“鋼派”（“造反派”）兩派都擁護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隊”批，洪湖人沒有一個人批李金玉。這在文革時幹部總要受到一派反對的形勢下是極為罕見的。但是，選舉李金玉為縣長這一人民公意被上麵以行政手段拒絕了，以種種口實堅決要把李金玉調離洪湖縣。因為此時的薛坦已貴為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後來更升官省委副書記），“口含天憲”，於是便以“調動工作”的名義安排李金玉當一個副處——讓李金玉離開洪湖到沙市的荊州地區長江修防處當第六副處長。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離開洪湖，上萬百姓幹部攔車相送，洪湖縣城一片淚光。
富貴如浮雲，民心才永遠
1981年的一天．時任湖北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的王永祿，登門看望李金玉，對自己在“四清”運動中落井下石的行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終沒有與李金玉見麵，更沒有道歉。
官場實在太無情了，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複“愛民官”的人，卻一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李金玉的一兒一女都在從事教育職業，臨終前，他再次叮屬孫兒：永遠不要進官場！但是李金玉對自己當年抗極左救百姓並不後悔，他覺得自己一生有兩件直得驕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沒有和許多“南下幹部”一樣，和老家的老婆離婚另娶新歡，一生都和一個不識字的小腳婆婆恩愛一起。雖然他也深感兩個遺憾：剛來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況不熟未能保護一些“右派”；對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史實他一直不敢對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後的關頭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會像有些人死後，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門為他祝福；當他八十歲生日時，二十幾個洪湖人竟然不約而同前來為他做壽，獻上了“金秋傲菊驅風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賀聯——
老幹部孫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賦詞，滿懷敬意地寫下了《敬賀李金玉老八十壽辰》
高山夕照彩霞絢，李公八十華誕。友好恭賀，黎民問好。豈忘齊魯鏖戰，揮刀湘楚漢，死生莫限。僻壤窮鄉，粗茶淡飯，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難犯，十五載沉冤，無悔無怨。喜看而今，胸懷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傳到洪湖後，人們紛紛自發哀悼，有人仰天長歎：百裏洪湖啊，你真是一塊沉冤之地？“洪湖赤衛隊”時期有軍長段德昌被極左派夏曦以“肅反”冤殺，文革時期有縣委書記李金玉被“大躍進”派薛坦以“反黨”冤整，洪湖水呀長又長，冤魂代代相承傳！
有人秉筆直書：《荊州地區誌》不敢據實記載1960年因極左政策造成“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發生人吃人的的史實，是李金玉始終不能徹底平反的關鍵——李金玉冤案若徹底昭雪，必然要牽出“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發生人吃人的悲劇及其責任者，而他們至今仍在當權或仍有餘威。地方誌如此文過飾非——《荊州地區誌》不知還省略了多少類似“京鍾荊”餓死近10萬人的重要史實，全國不知有多少新編地方誌與《荊州地區誌》一樣在省略“人吃人”之類的悲劇——哪裏還能再出現李金玉呢？惡劣的環境變化可以使恐龍滅絕，亦可以使李金玉絕跡！
人們隻好紛紛獻詞呼喚李金玉——
一個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遺像前題詞道：
“秉性傲嚴寒，毅然鬥誌強。狂風知勁草，雪壓更軒昂。玉潔顯光澤，冰清吐異香。一生無媚骨，千古獻芬芳。”
原新四軍老戰士楊立民給李金玉獻詞——
“六十年愛民生涯，實事求是廉明新風範。八千裏征程蒙冤，大義凜然坎坷任由之。”
許多人更提議，要集資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園”為李金玉樹一座高高的銅像，上書 “救民縣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個金字，以警後來為官者——富貴如浮雲，民心才永遠。
然而，這個紀念會有實用麽？自從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職，洪湖人就一再感歎：世間已無李金玉——這麽多年來，再也沒見到如李金玉一樣的好幹部！
如果連地方誌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鍾荊”“人吃人”事件中的豐功亮節，今日有誌於“李金玉”的年輕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極怕死得不明不白。
（2002年10 月 13-19 日）
補記：2002年11月8日上午，我在武漢市采訪了八十五歲孟筱澎老人。孟筱澎是李金玉任荊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洪湖縣委任書記時的老上級，從1953年7月至1960年任中共荊州地委第一書記，離休時是中共武漢市委副書記。孟筱澎是否知道：有“湖北第一糧倉”之稱的荊州地區，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現大麵積餓死人的“天災”，僅京鍾荊（京山縣、鍾祥縣、荊門縣）就餓死近10萬人，鍾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也許是他的耳背，孟筱澎在回答我的問題時，沒有正麵說清楚。但他給我一份他親手寫的《我的主要經曆簡史》（打印稿）中，卻清清楚楚地記載著——
“1959年春，薛坦主持地委工作（王仍謙任書記），他同梁久讓在石首蹲點，抓早稻下秧，提倡越早越好，口號是‘一早百早’。當年早稻爛秧，糧食大減產，到1960年春，全區餓死人約計10萬之多。”
這說明，京鍾荊餓死10萬人的事實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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