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在包天，敢稱毛澤東“老毛”的陳伯鈞上將

膽在包天，敢稱毛澤東“老毛”的陳伯鈞上將

　　陳伯鈞在我心中還是個謎，做為上將的他解放後當的是軍事科學院的閑差，一直沒有在大軍區或軍種擔任過主要領導。要知道，遵義會議後，陳伯鈞傷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我們熟知的《長征組歌》中的“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比昆明”，其中有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後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終將追敵擊潰。在長征中，五軍團功勳卓著，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後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抗日戰爭時期，120師師長是賀龍，下轄的359旅旅長是陳伯鈞，副旅長是王震，可見陳伯鈞的資曆。

　　但解放後，做為上將的陳伯鈞沒有擔任過大軍區和軍種的司令，也沒有當過副總長或國防部副部長這類上將經常擔任的職務，隻是待到劉伯承等老帥們退居二線和葉劍英元帥另有安排後，陳伯鈞才當上了軍事科學院的院長。

　　“少將芝麻醬”與“老毛”說明他的率真與書生氣陳伯鈞在我心中還是個謎，做為上將的他解放後當的是軍事科學院的閑差，一直沒有在大軍區或軍種擔任過主要領導。要知道，遵義會議後，陳伯鈞傷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我們熟知的《長征組歌》中的“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比昆明”，其中有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後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終將追敵擊潰。在長征中，五軍團功勳卓著，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後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抗日戰爭時期，120師師長是賀龍，下轄的359旅旅長是陳伯鈞，副旅長是王震，可見陳伯鈞的資曆。但解放後，做為上將的陳伯鈞沒有擔任過大軍區和軍種的司令，也沒有當過副總長或國防部副部長這類上將經常擔任的職務，隻是待到劉伯承等老帥們退居二線和葉劍英元帥另有安排後，陳伯鈞才當上了軍事科學院的院長。在軍事科學院被列為教條主義典型，把劉伯承，蕭克拿出來批判時，我父親和陳伯鈞也曾在被點名的行列裏，那算是解放初期軍隊內的一次“過火”行為。不過，不曾當司令員的陳伯鈞在文革的波濤襲來時也因禍得福。陳伯鈞所在的軍事科學院雖然也有造反派，可畢竟不像在大軍區和軍種當司令那樣激烈，陳伯鈞上將也就沒有被打倒，以前被俘的事也沒被上綱為叛徒。　1969年，距離八大十三年後的第九次全國黨代會召開，那些沒有被打倒的或者已經解放的高級將領一般都能當上中央委員，父親就是中央委員，可是同為上將的陳伯鈞卻未入中央委員之列，我一直感到蹊蹺。70年代初父親成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相當於現在的中央軍委常委，可是陳伯鈞基本上無聲無息。我感到，研究我軍曆史的人應該揭開很多軍隊之謎，也包括陳伯鈞上將。我問過父親，並點出是否因為他與張國濤合作過，盡管後來決裂了，但畢竟曾經與張國濤合作過，不少高級幹部也的確因是張國濤部下而成為另類，但向來維護毛澤東的父親沒有認同我的看法。父親還說，在上將中陳伯鈞算是有文化的，他小時候讀過私塾，後來學校合來合去，他的私塾已經成為中學，父親因此被算作中學生，但父親自己也說沒有上過正式的中學，自己是被拔高的中學生。而陳伯鈞考入過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還曾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這同高級將領中大多是農民起義性質也不同。有文化的人難免高傲些，毛澤東曾經批評過他脾氣不好。有文化的人也喜歡標新立異，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已經是旅長的陳伯鈞印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知道後不高興，教育大家搞統一戰線不能統到國民黨那裏去，不能學國民黨那個派頭。毛澤東還風趣而嚴厲地諷刺：“什麽少將芝麻醬！”後來也有人反映，陳伯鈞在回憶井岡山歲月的時候依然沿用當時對毛澤東的稱呼――老毛，而且被反映上去。他也過於書生氣了，井岡山的時候叫老毛，那時是武裝鬥爭初期，而十多年過去毛澤東已經是一個大黨的領袖了，那樣稱呼顯然是不適宜的。

父親在軍事科學院被列為教條主義典型，把劉伯承，蕭克拿出來批判時，我父親和陳伯鈞也曾在被點名的行列裏，那算是解放初期軍隊內的一次“過火”行為。不過，不曾當司令員的陳伯鈞在文革的波濤襲來時也因禍得福。陳伯鈞所在的軍事科學院雖然也有造反派，可畢竟不像在大軍區和軍種當司令那樣激烈，陳伯鈞上將也就沒有被打倒，以前被俘的事也沒被上綱為叛徒。


不管怎麽說，陳伯鈞作戰英勇，屢立戰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不可多得的高級軍事指揮人才，解放後長期擔任解放軍軍事學院教育長、副院長、院長，1955年陳伯鈞被授予上將軍銜。

　　父親和陳伯鈞上將在革命戰爭年代建立了友誼，但是他們解放後來往並不多，可能與高級將領之間少交往串聯的意識有關。父親曾經多次向我們講起陳伯鈞在張國燾分裂中央時所表現出顧全大局的品質。

　　父親還說，陳伯鈞還有我軍高級幹部中絕無僅有的習慣，就是不管戰鬥多激烈，每天必寫日記，父親說當時奇怪戰事如此慘烈，誰都不知道哪一天會去見馬克思，陳伯鈞還有這個閑心。但是現在才知道陳伯鈞真是個有心人，因為他給軍隊留下了彌足珍貴和不可再生的珍貴史料。

　　父親去世後，我一直想追尋父親對我講述過的戰友，我翻閱了已經出版的陳伯鈞日記，風格樸實無華，就象一塊未經雕琢的石頭，是那樣真實和擲地有聲。他對經曆的大事都做了“寫真”；從1933年的反“圍剿”鬥爭、慘烈的湘江突圍，到舉世聞名的長征、與張國燾分裂路線麵對麵的鬥爭，以及親自率領千軍萬馬參加著名的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湘西剿匪的傳奇式經曆。

　　日記中還有對日常生活、同誌間的關係、個人感情世界的描述，可以說，陳伯鈞日記為我們研究那段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盡管很多沿著長征路去描繪紅軍的中外文人不少，但是沒有一本書會有如此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我曾被他的日記所吸引，並且感到我心中的軍隊和陳伯鈞筆下的軍隊並不完全一樣，甚至有不少出入，當然我深信他的日記更準確也更接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