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沈誌華: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
對日和約與朝鮮戰爭一樣，都是亞洲冷戰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課題之一，它不僅涉及到美、蘇、中等戰勝國對日政策的變化及其與日本的關係，而且標誌著東亞冷戰格局的最後形成。各國學者曆來都很重視對日和約問題，不過，研究的角度大多是從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同盟國政策變化及政治思考出發的。 [1]從鐵幕的另一邊——社會主義陣營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較少，原因主要在於缺乏相應的史料。冷戰結束後，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和公布，關於蘇聯、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政策已經漸漸露出全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開始湧現。 [2]
與此同時，冷戰國際史學界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也有了進一步發展。隨著史料的發掘，在原有課題——如戰爭起源、國際背景、核威懾以及戰役進程等繼續深入的基礎上，學者們開始對另一個重要問題——停戰談判越來越感興趣。 [3]的確，朝鮮戰爭曆時3年多，其中大約2/3的時間是在停戰談判中度過的，這種現象在國際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4]於是，許多研究者都在考慮同一個問題：既然交戰雙方認識到戰爭已經無法繼續，而尋求以和談方式結束衝突的途徑，那麽為什麽又都遲遲不願意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達成和解？
至於對日和約與朝鮮戰爭的關係，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朝鮮戰爭的爆發促使美國最終下決心改變了對日和約的方針， [5]這個結論無疑是成立的。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和約與戰爭之間還有一層關係，即美國改變對日和約方針以及對日媾和實現後，朝鮮戰爭雙方相應地修改了自己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立場和對策。也就是說，對日和約簽訂的方式和結果，成為朝鮮停戰談判一再拖延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朝鮮戰局變化與美蘇媾和方針的對抗
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大舉越過三八線的行動不僅促使美國全麵改變了其亞洲政策，而且掃除了美國決策層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的最後障礙。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N. Bradley）於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向杜魯門（H. Truman）總統提出：“韓國、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和東南亞，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它們的地位“相互依賴”，美國“急需一個互相配合的全麵的遠東政策”。 [6]於是，美國海空軍和陸軍在戰爭爆發3天後陸續參戰；杜魯門一紙宣言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借機侵入中國台灣海峽。
與此同時，日本問題也凸現出來。戰爭使日本的地位驟然上升，美國在遠東軍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裝日本顯得更加急迫。7月8日，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 MacArthur）授權日本政府組建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並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隊成員。幾天後，他的專門委員會又提出計劃，要求把警察預備隊盡快編成4個步兵師，並裝備美製武器。 [7]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F. Dulles）從東京回國不久便催促國務院加緊和約的準備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議說：“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對日和約變得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並主張從“更深遠的角度”來考慮媾和問題，第二天又強調了早日媾和與重新武裝日本的不可分割性。 [8]此時，美國軍人同外交官的立場已經完全取得一致。在隨後的幾個星期內，國務院和國防部不斷商談，對和約的先決條件達成協議，並簽署了聯合備忘錄，於9月7日遞交總統。就程序而言，備忘錄已經撇開蘇聯，隻是通過外交途徑與遠東委員會中友好國家進行秘密的預備性談判。就內容來看，備忘錄強調美國應享有外國軍隊在日本駐留的批準權和指揮權，不否定日本擁有自衛權和保持必要規模軍隊的權利。該備忘錄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0／1號文件得到杜魯門的批準，隻待朝鮮戰場處於有利情況便可實施媾和。 [9]
9月15日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對日媾和問題立刻在華盛頓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一番秘密的串聯和準備，10月26日晚杜勒斯約見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Ia.A.Malik），向他轉交了被稱為“對日和約七原則”的美國備忘錄。 [10]在會談中，杜勒斯強調了三點：如果蘇聯參加締結對日和約，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將割讓給蘇聯；即使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中某國不參加締結對日和約，美國也要進行對日媾和談判；台灣地位問題暫時凍結，建議由聯合國重新加以考慮。馬立克對美國的媾和方案本身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隻是表示反對凍結台灣地位，更不同意將這一問題交付聯合國，而是主張恪守有關的戰時國際協議。馬立克強調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11]
此時的朝鮮局勢極其微妙，在斯大林（J. V. Stalin）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請求和催促下，毛澤東毅然決定派兵參戰。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秘密跨過鴨綠江。求勝心切的美國人隻管埋頭北進，直到10月底與中國軍隊交火後仍然不相信中國已經介入戰爭，而躲在幕後的斯大林卻是心中暗喜。對於美國提出的媾和建議，莫斯科沒有急於答複，一方麵是等待戰局出現明顯的轉化，一方麵也是為了聽取北京的意見。
毛澤東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挽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於危難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中蘇的同盟關係此時顯得尤為緊密。開放不久的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了此期中蘇雙方關於對日和約問題往來的大量文件，可以證實蘇聯駐華使館一秘賈丕才（M. C. Kapitsa）在回憶錄中所說：作為盟國，當時中蘇就與對日媾和有關的問題保持著密切聯係與合作。 [12]例如，1950年3月麥克阿瑟宣布提前釋放正在日本執刑的主要戰犯，蘇聯在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前通知了中國。周恩來於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起草一份聲明表示支持，並於蘇聯聲明發表的第二天見報。 [13]又如，同年9月1日中國人向莫斯科通報了關於麥克阿瑟同蔣介石在台灣談判的可靠情報。據情報說，美蔣就台灣在締結對日和約前應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軍司令部指揮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島上將長期駐紮美軍，由第七艦隊負責封鎖台灣海峽。 [14]這次美國正式提出對日和約建議，蘇聯自然要與中國進行協商。
美蘇代表會談後，蘇聯即以備忘錄的形式向中國通報了美國建議的內容，同時送來蘇聯的答複草案。在蘇聯備忘錄中譯本文件上有周恩來的批示：“下夜羅申（N. Roshchin）送來此件，係美政府交與蘇聯的。蘇聯尚未置答。請即加以研究並提出意見”。蘇聯的備忘錄措辭委婉，口氣緩和，沒有直接針對美國的建議表示任何反對意見，而隻是提出了6個問題“希望得到解釋”。備忘錄最後提出，“蘇聯政府希望知道，將采取何種方法以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問題的觀點”。 [15]對於蘇聯的答複，中國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16]
11月20日，馬立克就是本著上述態度去會見杜勒斯的。按照美國人的記述，馬立克一開始就“談笑風生，講敘蘇美兩國間的友誼和理解”，與上次會談公事公辦的姿態不同，這次蘇聯人似乎是要營造一種友好氣氛。例如當馬立克問到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政府參加對日和約討論持何立場時，杜勒斯回答說，“迄今的會談是外交會談，因此美國是與本國承認的政府——國民黨政府舉行討論的”。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本來是很明確的，但馬立克對此未作反應，而是轉移了話題。以致杜勒斯在會晤後感到，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的代表權問題上，不必過於顧忌蘇聯。 [17]按照賈丕才的說法，莫斯科這是有意對媾和問題不發表具體意見。 [18]究其原因，顯然與當時朝鮮戰局的變化有關。斯大林不想過早地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在馬立克微笑的背後，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鮮戰場傳來進一步令人振奮的報告。
此時，中國軍隊已經取得了初戰勝利。毛澤東對戰爭進程顯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會見金日成時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 [19]這與斯大林的主張不謀而合。12月4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A. Gromyko）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現在的機會，並建議中國軍隊“趁熱打鐵”，越過三八線，繼續乘勝追擊。 [20]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表了題為《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麵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聲明指出，北京“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製與簽訂”；關於台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21]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的立場，隻是莫斯科不願直接出麵而已。
中國當然也考慮到利用朝鮮戰爭促進台灣和對日和約問題的解決。就在國際社會要求停戰的一片呼籲聲中，12月7日北京時間3時，周恩來召見蘇聯大使羅申並告知：近來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等國不斷問中國在什麽條件下可能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願處於不利地位，並意在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時又表現出積極性，打算提出以下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蘇聯政府的看法。在當天的回電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停戰條件，而且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麵，蘇聯政府又不讓中國馬上宣布這些條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漢城之後，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 [22]
看來，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鮮戰場的主動權後，才肯認真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因此，對於12月27日美國國務院的答複，莫斯科隻是轉抄了一份給北京，而沒有做出任何公開反應。 [23]1950年11-12月誌願軍發動的第二戰役把美國人打得潰不成軍，五角大樓和白宮都沉浸在日益陰鬱的氣氛中，甚至討論了全麵撤退的問題。 [24]隨後誌願軍便打過三八線，並攻占了漢城。此時，聯合國關於停戰談判的呼聲更加強烈，而且提出的條件也更加有利於中國。如果中國（得到蘇聯的同意後）接受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提案，進行停戰談判，不僅能夠穩定住朝鮮戰場的有利局麵，也將對日本問題的處理產生極大影響。然而，在台前的中國和在幕後的蘇聯都沒有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良機。當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不久，美軍即發起全麵反攻，已是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不得不敗退三八線以北。 [25]朝鮮戰局再次出現逆轉，對日媾和問題的解決自然也就朝著與中蘇願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下去。
美國為實現對日媾和而拖延停戰談判
戰場上的優勢地位使美國在媾和問題上的態度強硬起來。3月12日英國大使館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指出：根據雅爾塔協定，“日本應當將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讓給蘇聯”。華盛頓的回答是：“美國認為準確地界定千島群島的邊界應當是日本政府和蘇聯政府之間的雙邊協議的議題或者應當由國際法庭來作出法律裁定”。 [26]在3月30日美國再次遞交給蘇聯大使館的照書中，不僅重複了有關托管日本幾個島嶼及承認日本享有單獨或集體自衛權等條款，而且強調，不參加本條約的國家，將不給予任何法律基礎上的權力和利益。特別是關於領土問題的條款，美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規定，隻提日本放棄這些領土，但未提其歸屬。盡管對於雅爾塔協議所規定給予蘇聯的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表麵上仍采取承認的立場，但條件是“這一規定隻有在蘇聯簽訂和批準條約的情況下才會生效”。 [27]有學者認為，這表明美國曾努力促使蘇聯參加對日和約的談判進程，因為這符合西方國家在遠東地區的長遠利益。 [28]這種觀點是缺乏說服力的。還在遞交照會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國務院討論和約時就指出：“如果蘇聯拒絕條約的規定，我們考慮從和約中完全刪除有關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條款”。對此，4月24日杜勒斯與蔣介石的駐美大使顧維鈞談話時說得更加透徹：條約草案中關於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條款“套用了雅爾塔協定的字句”，是因為美國“知道蘇聯不會參加對日媾和條約，所以不想改變雅爾塔協定的原文，給蘇聯以拒絕參加對日媾和條約的借口”。 [29]由此看出，美國實際上知道蘇聯不願就範，甚至希望如此。
蘇聯確實不願意在這種狀況下簽署對日和約。朝鮮戰局的再次變化使斯大林頗為失望，隨即對美國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對和阻撓的明確立場。不過，此時莫斯科能夠指望的隻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產黨堅決抵製美國在日本的占領和駐軍政策，並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線。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國的德田秋一（Kyuichi Tokuda）和野板參三（Sanzo Nozaka）等日共領導人被召到莫斯科。 [30]在斯大林的幫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張，檢討了過去的看法，承認“通過和平方式實現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並製定了新的革命綱領。 [31]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議，為日共的新計劃提供1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並委托蘇聯情報委員會轉交日本共產黨。 [32]
同時，蘇聯開始與中國磋商如何抵製美國的媾和方案。5月6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表示了蘇聯對媾和問題的立場：指責美國單獨準備和約草案的做法，要求條約草案中應明確中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反對把琉球群島及日本其他島嶼交給美國托管，必須限製日本武裝力量的規模。蘇聯政府建議在7-8月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起草對日和約，其內容應規定：日本不得結盟以反對曾參加對日作戰的國家；和約簽訂後所有占領軍均應在一年以內撤出日本領土；任何國家均不得在日本擁有軍隊和軍事基地等。毛澤東當天回電表示完全讚同。 [33]5月7日，蘇聯外交部將“蘇聯關於美國對日和約草案的意見書”交給美國駐蘇大使。5月22日，周恩來正式向羅申遞交了一份照會，表示中國政府完全支持蘇聯政府關於對日和約的具體建議。 [34]5月24日蘇聯全文發表了一個措辭強硬的文件。 [35]6月10日，蘇聯政府再次照會美國，指責美國和約草案的目的是為了恢複日本的軍國主義，並重申必須於1951年7月或8月召開包括所有參加對日作戰國家代表出席的和會。 [36]6月25日，朝鮮外務省也向蘇聯遞交了照會，聲稱“無論是在準備條約的程序方麵，還是在條約的目的和實質方麵”，朝鮮“完全讚同和支持蘇聯政府對日和約的立場”。 [37]
就在華盛頓急於實現媾和而蘇聯明確表示抵製美國方案的時候，朝鮮戰場的形勢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而陷入了僵局，雙方都表現出和談的意願。 [38]6月5日，重返國務院擔任顧問的凱南（G. Kennan）與馬立克討論了停戰談判的可能性，蘇聯表示了急切進行停戰談判的意圖。引起凱南注意的是，馬立克在會麵時根本沒有提到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遠東國際事務問題。凱南判斷，這也許表明蘇聯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決這些更為廣泛的遠東問題。 [39]美國人猜測的不錯，蘇聯確實希望先實現朝鮮停戰，再解決對日和約問題，這樣會對中蘇一方更為有利。而美國的策略則是針鋒相對——先實現對日媾和，再談朝鮮停戰問題。
軍事上占有優勢，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動權。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軍事優勢，美國不僅迫使日本政府承諾不與新中國締約，而且逼迫英國政府接受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不參加多邊和會”的立場，從而結束了英美圍繞中國簽約權的紛爭。 [40]7月3日美英製定出對日和約的共同草案。不過，在敦促盡快召開和會的同時，美國還必須采取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拖延停戰談判。顯然，如果此時朝鮮停戰達成協議，遠東地區出現和平局麵，而中國和蘇聯成為“和平功臣”，美國就很難拒絕北京參加對日媾和，也無法說服其盟國同意繼續在日本駐軍和重新武裝日本。 [41]於是，7月10日開城談判開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斷為和談製造難題。盡管中朝方麵步步退讓，在確定談判程序和劃分停火線等問題上都大體接受了對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國仍然不斷製造事端，如8月18日聯合國軍發動夏季攻勢，8月19日停戰談判中朝方軍警遭到武裝襲擊，8月22日美軍飛機轟炸來鳳莊中朝代表團駐地等等。 [42]結果，開城談判不得不於23日中斷，而這正是美國要達到的目的。如此，當美國以近乎最後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給蘇聯代表時，莫斯科已經被逼到了進退維穀的境地。
美國政府於7月6日遞交給蘇聯的（共同草案）備忘錄以不容商量的口氣指出，這個經過修改的草案已經“體現了參加簽署對日和約的盟國基本上能夠接受的條件”，並將於7月20日左右分發給所有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蘇聯政府的意見。更使莫斯科感到氣憤的是新草案在領土條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還提到日本應該向蘇聯歸還南庫頁島及其毗鄰島嶼，移交千島群島，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隻談日本放棄對這些領土的權利和要求，卻絲毫沒有提到其歸屬問題。不等蘇聯答複，7月20日，美英兩國大使同時拜訪蘇聯外交部，遞交了美英聯合照會、關於參加1951年9月4日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代表會議的邀請函、和約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關文件。照會指出，這次會議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礎上召開的，美英政府請求告知，蘇聯政府是否接受這個邀請。盡管在照會中建議對和約草案提出意見，但同時又聲稱，不管有何意見，最終文本都將在8月13日予以公布。美國大使柯克（A. G. Kirk）還在口頭聲明中強調，召開國際會議不是為了製定條約，而隻是為了簽署8月13日公布的草案。 [43]
斯大林確實為難了：參加會議無疑意味著向美國低頭，拒絕出席又將處於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麵對這個難題，蘇聯政府顯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羅米柯向斯大林建議蘇聯應該出席舊金山會議，但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會中，又說明了蘇聯不能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經過反複考慮，8月10日聯共（布）中央做出了決定。與1947年出席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的方針如出一轍，蘇聯的立場是：出席舊金山國際代表會議，同時批評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別是要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參加會議，爭取通過這些修改意見，否則將拒絕簽署條約。隨後，蘇聯於8月12日向中國通報了這一立場，並解釋說，蘇聯很難拒絕參加上述會議，但保證將在會議上提出必須邀請中國代表的問題。 [44]不久，蘇聯又向中國政府通報了關於日本賠償和限製其武器規模的建議。 [45]對於蘇聯決定，中國顯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對日和約的準備、擬製和簽訂，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無論其內容和結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同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K.M. Panikkar）說，印度政府是否出席舊金山會議，當然由印度自己決定。如果印度參加會議而能始終堅持原來主張，這種做法也是合理的。 [46]
舊金山和約與中蘇在停戰談判中的強硬立場
舊金山會議的過程十分簡單，正像預想的那樣，蘇聯代表葛羅米柯首先發表了關於對日和約建議的演說，提出沒有中國代表參加就不能討論對日和約。遭到拒絕後，蘇聯代表又提出了關於修改和約草案的建議，美國同樣不予討論。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波蘭、捷克等國代表表示隻能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47]中國人似乎早已預見到和會的結果，並事先準備了關於舊金山和約的聲明。9月3日舊金山會議尚未召開，周恩來就在一次報告中宣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會議。 [48]差不多與舊金山簽約儀式同時，北京時間9月7日晚，中國外交部就把拒絕承認舊金山和約的聲明文本交給了蘇聯使館。 [49]
就在舊金山和約締結5個小時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 Acheson）和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 Shigero）在舊金山軍人俱樂部簽署了已經準備就緒的日美安全條約。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壓力下致函蔣介石，建議締結和約。此後經過反複討價還價，雙方於1952年4月28日，即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個半小時，簽訂了“日華和約”。 [50]至此，美國人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其東亞集體安全體係的構想，接下來便要著手解決朝鮮停戰的問題了。然而，在遠東外交舞台完全處於被動狀態的蘇聯和中國，卻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表現出異常強硬的立場。
由於拒絕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蘇聯的對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首先麵臨的就是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的問題。還在和約生效前，蘇聯外交部已經估計到這方麵可能出現麻煩，但沒有可以采取的積極措施，隻能等待。1952年2月21日葛羅米柯向斯大林報告說：對日和約在各國相繼獲得批準後，美國將公開宣布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為此，蘇聯駐東京的代表建議，“我方應主動聲明停止對日本的占領，撤銷一切與占領有關的機構”，“同時要求盡快從日本領土上撤走一切占領軍隊，將所有主權交還給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認為現在發表這樣一個正式聲明是不適宜的，“因為難以對社會輿論說清，為什麽不承認單獨對日和平條約的蘇聯，現在卻建議撤銷1945年12月由盟國決定成立的盟國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因此，蘇聯隻能在美國采取行動後，發表一個譴責性聲明。葛羅米柯還提出，由於“現在尚無可能建立蘇日正常的外交關係”，蘇聯應“力爭同日本政府達成協議，使蘇聯駐日本代表處能以貿易代表團的形式存在”。又建議，應事先向中國通報此事，說明這並不改變蘇聯政府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立場。 [51]但即使在建立貿易代表團的問題上，從策略考慮，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現得過於積極，而要等待日本方麵采取主動。 [52]
1952年4月23日，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在東京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布停止活動。美國駐遠東委員會代表也致函秘書長，提出在和約生效後解散遠東委員會。無可奈何的蘇聯代表除了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聲明譴責美國外，沒有任何舉動。 [53]同日，日本政府代表發表聲明聲稱，“由於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解散，蘇聯代表處喪失了外交官的特權，目前正在研究關於如何處理的問題”。駐日美軍司令部則通告蘇聯代表處，自和約生效時起，蘇聯外交使團即喪失了使用無線電台的權利。為此，蘇聯外交部認為必須趕快停止使用無線電台，“以避免日本當局可能的挑釁活動”。在此之前，為防止可能的意外蘇聯外交部和軍事部已經指示代表處銷毀機密文件和密碼。 [54]後來蘇聯人發現，“日本當局並沒有采取旨在驅逐蘇聯在東京代表處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實業界都希望“妥善地解決日本與蘇聯的關係”。日本政府一方麵暗示，在解決日蘇關係問題方麵，期待著蘇方的倡議，一方麵通過日本實業界進行了非正式探測。蘇聯外交部感到有機可乘，便提出蘇聯代表基斯連科（Kislenko）不應急於回國，而必須保持與日方的接觸。 [55]5月20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56]然而，蘇聯的意圖再次受挫。或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蘇聯代表團：由於和約生效，代表團已經喪失其合法地位。盡管提出了抗議，麵對如此難堪的局麵，6月27日，基斯連科及其大多數隨員不得不離開東京。 [57]
更令莫斯科頭疼的是日本為美軍生產武器的問題。隨著對日和約生效，盟軍總司令部將原定用於戰爭賠償的850座工廠正式交還日本，其中有飛機製造廠314座、軍火工廠131座、武器研究所25個。朝鮮戰爭期間，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的“兵工廠”為美軍提供了大量武器彈藥，價值1.1億美元。 [58]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但蘇聯對此卻無能為力。3月20日蘇聯外交部報告，盟軍司令部3月12日批準日本政府可以生產武器彈藥及軍艦和飛機。為此，基斯連科認為應對上述行為提出抗議。但外交部認為，基於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議。第一，蘇聯曾聲明日本可以擁有僅限於自我防禦的陸、海、空軍部隊，並生產一定數量的武器；第二，針對美國人提出的抗議，非但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還可能被利用攻擊蘇聯企圖禁止日本擁有武裝力量。 [59]兩天後，聯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見批準了給基斯連科的指示。 [60]
至此，除了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蘇聯對遠東問題的影響力已經徹底喪失。在9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以十票對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為會員國的申請後，馬立克使用了否決權。 [61]對於台灣問題，中蘇所能做的也隻是延長蘇軍撤出旅順港的期限。 [62]在外交上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的蘇聯和中國決定奮起反擊，而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隻有朝鮮戰場。在那裏，中國和美國畢竟還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談，維持不戰不和的局麵，以便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
舊金山會議結束後，美國立即轉而推動朝鮮的和談，1951年10月5日美國大使柯克約見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Ia.Vyshinskii），在遞交的聲明中華盛頓強調，“朝鮮問題是當前需要立刻解決的最尖銳和最危險的國際問題”，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改善美蘇關係而言，“朝鮮停戰談判具有重大的意義”。 [63]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啟，並且很快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以致毛澤東和金日成樂觀地給談判代表團發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 [64]但此後不久，中方的立場便發生了明顯變化。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坐鎮板門店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不要怕拖，要準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隻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就無所施其技了。 [65]過了幾天，周恩來在致李克農、喬冠華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了不怕拖的思想。 [66]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澤東又指示李克農，一定要“堅持既定方針，不稍動搖猶豫”，並“主動積極反擊敵人”。 [67]當談判雙方在第三項議程中爭執不休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準備在是否允許中方修複機場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並提議與中朝方麵進行高層會談。 [68]而中方的態度卻更加強硬。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李克農：“在目前的談判中，我方在限製機場的修建、自願遣返和蘇聯參加中立國監察機構三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如果對方仍堅持其不轉彎的立場，我們寧可讓它僵持下去。” [69]
中國的談判立場從急於達成協議到不怕拖延的轉變，前後不到兩個月，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軍事實力由於部隊輪換及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到位而得到加強，或許完全是出於談判策略的考慮，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待於中國檔案的進一步開放。不過，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種強硬立場得到了在遠東外交舞台處於被動地位的莫斯科的鼓勵和支持。當蘇聯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V.H.Razuvaev）詳細地向莫斯科報告了中方的強硬態度和拖延策略時， [70]斯大林頗為讚賞，他2月3日致電毛澤東說，“您所采取的堅定立場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結果，應能迫使敵方進一步做出讓步。” [71]
4月28日，即對日和約生效的當天，停戰談判雙方舉行了“秘密”會議。美方在會上提出：以中朝方麵在戰俘問題上接受美方“自願遣返”主張和不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為條件，美方放棄對修建機場的限製。在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後，中朝方麵應同意撤回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麵對應地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以全部遣返戰俘和在機場修建問題上美方放棄幹涉朝鮮內政為條件，同意隻提雙方均能接受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為中立國。至此，使第三項議程談判拖延不決的最後兩點分歧實際上已得到解決。由於在此之前進行第五項議程談判的小組已經就政治會議問題達成協議，所以，隻要第四項議程，即戰俘問題得到解決，朝鮮和談就可以結束了。 [72]然而，就在雙方起初認為最容易達成協議的戰俘問題上，停戰談判卻進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談判開始後，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麵，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於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於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的被動局麵。
美國倚仗其軍事優勢，試圖通過狂轟濫炸及核訛詐逼迫中朝方麵讓步。麵對強大的軍事壓力，金日成傾向於接受美國的條件，因為在朝鮮看來，通過談判爭回的戰俘人數，遠遠不及美國空軍轟炸造成的傷亡人數。為此，金日成在1952年春指示朝鮮談判代表南日（Nam Il）提出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了“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 [73]毛澤東則竭力勸說金日成，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戰爭也將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使其不斷蒙受損失，這保證了蘇聯的建設和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並“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 [74]毛澤東的這番話自然表達了斯大林的心聲，在對日和約問題失利以後，鼓動和支持中國人在朝鮮戰場堅持下去，是蘇聯在遠東唯一可以對抗美國的手段。
8月20日，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滿口答應給予中國全麵的經濟、軍事援助。在戰俘問題上，斯大林也支持中國的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立場，而且，他非常讚同毛澤東看法：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還極力主張，“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誌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麽中國永遠也收複不了台灣。” [75]在9月4日與金日成和彭德懷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強調：不要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也不應該提出任何新的建議。 [76]在此期間，美國參聯會與新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M. Clark）之間電報來往頻繁，商討試圖解決戰俘問題的種種方案。 [77]但是，無論美國人想出什麽花樣，隻要不放棄自願遣返原則，全部釋放戰俘，特別是誌願軍戰俘，那麽，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 [78]克拉克以及白宮和五角大樓再也無法忍受中國的僵硬立場，決定采取斷然措施，以表現出“聯合國和美國立場的堅定性和尊嚴”。 [79]10月8日聯合國代表團宣布，板門店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 [80]
朝鮮戰爭的爆發迫使美國最終確定了單獨媾和的對日和約新方針，並且期待戰局好轉而實現對日媾和；盡管已經感到必須結束戰爭，而且中方也一再做出讓步，但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采取了拖延談判的策略；舊金山會議後美國急於停戰，這時因對日和約在遠東陷入困境和被動局麵的蘇聯和中國卻決心在停戰談判中堅持強硬的和不妥協的立場，以便在朝鮮戰場吸引和消耗美國的力量。這就是在冷戰大背景下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之間的微妙關係。
對日和約與朝鮮戰爭一樣，都是亞洲冷戰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課題之一，它不僅涉及到美、蘇、中等戰勝國對日政策的變化及其與日本的關係，而且標誌著東亞冷戰格局的最後形成。各國學者曆來都很重視對日和約問題，不過，研究的角度大多是從美國、英國、日本等西方同盟國政策變化及政治思考出發的。 [1]從鐵幕的另一邊——社會主義陣營角度進行研究的學者較少，原因主要在於缺乏相應的史料。冷戰結束後，隨著俄國檔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和公布，關於蘇聯、中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的政策已經漸漸露出全貌，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開始湧現。 [2]
與此同時，冷戰國際史學界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也有了進一步發展。隨著史料的發掘，在原有課題——如戰爭起源、國際背景、核威懾以及戰役進程等繼續深入的基礎上，學者們開始對另一個重要問題——停戰談判越來越感興趣。 [3]的確，朝鮮戰爭曆時3年多，其中大約2/3的時間是在停戰談判中度過的，這種現象在國際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4]於是，許多研究者都在考慮同一個問題：既然交戰雙方認識到戰爭已經無法繼續，而尋求以和談方式結束衝突的途徑，那麽為什麽又都遲遲不願意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達成和解？
至於對日和約與朝鮮戰爭的關係，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朝鮮戰爭的爆發促使美國最終下決心改變了對日和約的方針， [5]這個結論無疑是成立的。而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和約與戰爭之間還有一層關係，即美國改變對日和約方針以及對日媾和實現後，朝鮮戰爭雙方相應地修改了自己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立場和對策。也就是說，對日和約簽訂的方式和結果，成為朝鮮停戰談判一再拖延諸多原因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朝鮮戰局變化與美蘇媾和方針的對抗
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大舉越過三八線的行動不僅促使美國全麵改變了其亞洲政策，而且掃除了美國決策層在對日媾和問題上的最後障礙。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N. Bradley）於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向杜魯門（H. Truman）總統提出：“韓國、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和東南亞，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部分”，它們的地位“相互依賴”，美國“急需一個互相配合的全麵的遠東政策”。 [6]於是，美國海空軍和陸軍在戰爭爆發3天後陸續參戰；杜魯門一紙宣言拋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借機侵入中國台灣海峽。
與此同時，日本問題也凸現出來。戰爭使日本的地位驟然上升，美國在遠東軍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裝日本顯得更加急迫。7月8日，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 MacArthur）授權日本政府組建7.5萬人的國家警察預備隊，並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隊成員。幾天後，他的專門委員會又提出計劃，要求把警察預備隊盡快編成4個步兵師，並裝備美製武器。 [7]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F. Dulles）從東京回國不久便催促國務院加緊和約的準備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議說：“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對日和約變得更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並主張從“更深遠的角度”來考慮媾和問題，第二天又強調了早日媾和與重新武裝日本的不可分割性。 [8]此時，美國軍人同外交官的立場已經完全取得一致。在隨後的幾個星期內，國務院和國防部不斷商談，對和約的先決條件達成協議，並簽署了聯合備忘錄，於9月7日遞交總統。就程序而言，備忘錄已經撇開蘇聯，隻是通過外交途徑與遠東委員會中友好國家進行秘密的預備性談判。就內容來看，備忘錄強調美國應享有外國軍隊在日本駐留的批準權和指揮權，不否定日本擁有自衛權和保持必要規模軍隊的權利。該備忘錄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0／1號文件得到杜魯門的批準，隻待朝鮮戰場處於有利情況便可實施媾和。 [9]
9月15日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對日媾和問題立刻在華盛頓提上了議事日程。經過一番秘密的串聯和準備，10月26日晚杜勒斯約見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Ia.A.Malik），向他轉交了被稱為“對日和約七原則”的美國備忘錄。 [10]在會談中，杜勒斯強調了三點：如果蘇聯參加締結對日和約，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將割讓給蘇聯；即使遠東委員會成員國中某國不參加締結對日和約，美國也要進行對日媾和談判；台灣地位問題暫時凍結，建議由聯合國重新加以考慮。馬立克對美國的媾和方案本身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隻是表示反對凍結台灣地位，更不同意將這一問題交付聯合國，而是主張恪守有關的戰時國際協議。馬立克強調說，“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11]
此時的朝鮮局勢極其微妙，在斯大林（J. V. Stalin）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請求和催促下，毛澤東毅然決定派兵參戰。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秘密跨過鴨綠江。求勝心切的美國人隻管埋頭北進，直到10月底與中國軍隊交火後仍然不相信中國已經介入戰爭，而躲在幕後的斯大林卻是心中暗喜。對於美國提出的媾和建議，莫斯科沒有急於答複，一方麵是等待戰局出現明顯的轉化，一方麵也是為了聽取北京的意見。
毛澤東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挽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於危難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中蘇的同盟關係此時顯得尤為緊密。開放不久的中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了此期中蘇雙方關於對日和約問題往來的大量文件，可以證實蘇聯駐華使館一秘賈丕才（M. C. Kapitsa）在回憶錄中所說：作為盟國，當時中蘇就與對日媾和有關的問題保持著密切聯係與合作。 [12]例如，1950年3月麥克阿瑟宣布提前釋放正在日本執刑的主要戰犯，蘇聯在發表聲明表示抗議前通知了中國。周恩來於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起草一份聲明表示支持，並於蘇聯聲明發表的第二天見報。 [13]又如，同年9月1日中國人向莫斯科通報了關於麥克阿瑟同蔣介石在台灣談判的可靠情報。據情報說，美蔣就台灣在締結對日和約前應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軍司令部指揮的問題達成了協議。島上將長期駐紮美軍，由第七艦隊負責封鎖台灣海峽。 [14]這次美國正式提出對日和約建議，蘇聯自然要與中國進行協商。
美蘇代表會談後，蘇聯即以備忘錄的形式向中國通報了美國建議的內容，同時送來蘇聯的答複草案。在蘇聯備忘錄中譯本文件上有周恩來的批示：“下夜羅申（N. Roshchin）送來此件，係美政府交與蘇聯的。蘇聯尚未置答。請即加以研究並提出意見”。蘇聯的備忘錄措辭委婉，口氣緩和，沒有直接針對美國的建議表示任何反對意見，而隻是提出了6個問題“希望得到解釋”。備忘錄最後提出，“蘇聯政府希望知道，將采取何種方法以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問題的觀點”。 [15]對於蘇聯的答複，中國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16]
11月20日，馬立克就是本著上述態度去會見杜勒斯的。按照美國人的記述，馬立克一開始就“談笑風生，講敘蘇美兩國間的友誼和理解”，與上次會談公事公辦的姿態不同，這次蘇聯人似乎是要營造一種友好氣氛。例如當馬立克問到美國政府對新中國政府參加對日和約討論持何立場時，杜勒斯回答說，“迄今的會談是外交會談，因此美國是與本國承認的政府——國民黨政府舉行討論的”。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本來是很明確的，但馬立克對此未作反應，而是轉移了話題。以致杜勒斯在會晤後感到，在中國參加對日和約的代表權問題上，不必過於顧忌蘇聯。 [17]按照賈丕才的說法，莫斯科這是有意對媾和問題不發表具體意見。 [18]究其原因，顯然與當時朝鮮戰局的變化有關。斯大林不想過早地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在馬立克微笑的背後，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鮮戰場傳來進一步令人振奮的報告。
此時，中國軍隊已經取得了初戰勝利。毛澤東對戰爭進程顯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會見金日成時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 [19]這與斯大林的主張不謀而合。12月4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A. Gromyko）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現在的機會，並建議中國軍隊“趁熱打鐵”，越過三八線，繼續乘勝追擊。 [20]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表了題為《關於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麵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聲明指出，北京“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製與簽訂”；關於台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21]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的立場，隻是莫斯科不願直接出麵而已。
中國當然也考慮到利用朝鮮戰爭促進台灣和對日和約問題的解決。就在國際社會要求停戰的一片呼籲聲中，12月7日北京時間3時，周恩來召見蘇聯大使羅申並告知：近來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等國不斷問中國在什麽條件下可能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願處於不利地位，並意在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時又表現出積極性，打算提出以下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蘇聯政府的看法。在當天的回電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停戰條件，而且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麵，蘇聯政府又不讓中國馬上宣布這些條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漢城之後，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 [22]
看來，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鮮戰場的主動權後，才肯認真與美國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因此，對於12月27日美國國務院的答複，莫斯科隻是轉抄了一份給北京，而沒有做出任何公開反應。 [23]1950年11-12月誌願軍發動的第二戰役把美國人打得潰不成軍，五角大樓和白宮都沉浸在日益陰鬱的氣氛中，甚至討論了全麵撤退的問題。 [24]隨後誌願軍便打過三八線，並攻占了漢城。此時，聯合國關於停戰談判的呼聲更加強烈，而且提出的條件也更加有利於中國。如果中國（得到蘇聯的同意後）接受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提案，進行停戰談判，不僅能夠穩定住朝鮮戰場的有利局麵，也將對日本問題的處理產生極大影響。然而，在台前的中國和在幕後的蘇聯都沒有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良機。當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不久，美軍即發起全麵反攻，已是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不得不敗退三八線以北。 [25]朝鮮戰局再次出現逆轉，對日媾和問題的解決自然也就朝著與中蘇願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下去。
美國為實現對日媾和而拖延停戰談判
戰場上的優勢地位使美國在媾和問題上的態度強硬起來。3月12日英國大使館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指出：根據雅爾塔協定，“日本應當將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讓給蘇聯”。華盛頓的回答是：“美國認為準確地界定千島群島的邊界應當是日本政府和蘇聯政府之間的雙邊協議的議題或者應當由國際法庭來作出法律裁定”。 [26]在3月30日美國再次遞交給蘇聯大使館的照書中，不僅重複了有關托管日本幾個島嶼及承認日本享有單獨或集體自衛權等條款，而且強調，不參加本條約的國家，將不給予任何法律基礎上的權力和利益。特別是關於領土問題的條款，美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規定，隻提日本放棄這些領土，但未提其歸屬。盡管對於雅爾塔協議所規定給予蘇聯的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表麵上仍采取承認的立場，但條件是“這一規定隻有在蘇聯簽訂和批準條約的情況下才會生效”。 [27]有學者認為，這表明美國曾努力促使蘇聯參加對日和約的談判進程，因為這符合西方國家在遠東地區的長遠利益。 [28]這種觀點是缺乏說服力的。還在遞交照會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國務院討論和約時就指出：“如果蘇聯拒絕條約的規定，我們考慮從和約中完全刪除有關庫頁島和千島群島的條款”。對此，4月24日杜勒斯與蔣介石的駐美大使顧維鈞談話時說得更加透徹：條約草案中關於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條款“套用了雅爾塔協定的字句”，是因為美國“知道蘇聯不會參加對日媾和條約，所以不想改變雅爾塔協定的原文，給蘇聯以拒絕參加對日媾和條約的借口”。 [29]由此看出，美國實際上知道蘇聯不願就範，甚至希望如此。
蘇聯確實不願意在這種狀況下簽署對日和約。朝鮮戰局的再次變化使斯大林頗為失望，隨即對美國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對和阻撓的明確立場。不過，此時莫斯科能夠指望的隻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產黨堅決抵製美國在日本的占領和駐軍政策，並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線。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國的德田秋一（Kyuichi Tokuda）和野板參三（Sanzo Nozaka）等日共領導人被召到莫斯科。 [30]在斯大林的幫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張，檢討了過去的看法，承認“通過和平方式實現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並製定了新的革命綱領。 [31]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議，為日共的新計劃提供1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並委托蘇聯情報委員會轉交日本共產黨。 [32]
同時，蘇聯開始與中國磋商如何抵製美國的媾和方案。5月6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表示了蘇聯對媾和問題的立場：指責美國單獨準備和約草案的做法，要求條約草案中應明確中國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反對把琉球群島及日本其他島嶼交給美國托管，必須限製日本武裝力量的規模。蘇聯政府建議在7-8月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起草對日和約，其內容應規定：日本不得結盟以反對曾參加對日作戰的國家；和約簽訂後所有占領軍均應在一年以內撤出日本領土；任何國家均不得在日本擁有軍隊和軍事基地等。毛澤東當天回電表示完全讚同。 [33]5月7日，蘇聯外交部將“蘇聯關於美國對日和約草案的意見書”交給美國駐蘇大使。5月22日，周恩來正式向羅申遞交了一份照會，表示中國政府完全支持蘇聯政府關於對日和約的具體建議。 [34]5月24日蘇聯全文發表了一個措辭強硬的文件。 [35]6月10日，蘇聯政府再次照會美國，指責美國和約草案的目的是為了恢複日本的軍國主義，並重申必須於1951年7月或8月召開包括所有參加對日作戰國家代表出席的和會。 [36]6月25日，朝鮮外務省也向蘇聯遞交了照會，聲稱“無論是在準備條約的程序方麵，還是在條約的目的和實質方麵”，朝鮮“完全讚同和支持蘇聯政府對日和約的立場”。 [37]
就在華盛頓急於實現媾和而蘇聯明確表示抵製美國方案的時候，朝鮮戰場的形勢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而陷入了僵局，雙方都表現出和談的意願。 [38]6月5日，重返國務院擔任顧問的凱南（G. Kennan）與馬立克討論了停戰談判的可能性，蘇聯表示了急切進行停戰談判的意圖。引起凱南注意的是，馬立克在會麵時根本沒有提到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遠東國際事務問題。凱南判斷，這也許表明蘇聯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決這些更為廣泛的遠東問題。 [39]美國人猜測的不錯，蘇聯確實希望先實現朝鮮停戰，再解決對日和約問題，這樣會對中蘇一方更為有利。而美國的策略則是針鋒相對——先實現對日媾和，再談朝鮮停戰問題。
軍事上占有優勢，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動權。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軍事優勢，美國不僅迫使日本政府承諾不與新中國締約，而且逼迫英國政府接受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不參加多邊和會”的立場，從而結束了英美圍繞中國簽約權的紛爭。 [40]7月3日美英製定出對日和約的共同草案。不過，在敦促盡快召開和會的同時，美國還必須采取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拖延停戰談判。顯然，如果此時朝鮮停戰達成協議，遠東地區出現和平局麵，而中國和蘇聯成為“和平功臣”，美國就很難拒絕北京參加對日媾和，也無法說服其盟國同意繼續在日本駐軍和重新武裝日本。 [41]於是，7月10日開城談判開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斷為和談製造難題。盡管中朝方麵步步退讓，在確定談判程序和劃分停火線等問題上都大體接受了對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國仍然不斷製造事端，如8月18日聯合國軍發動夏季攻勢，8月19日停戰談判中朝方軍警遭到武裝襲擊，8月22日美軍飛機轟炸來鳳莊中朝代表團駐地等等。 [42]結果，開城談判不得不於23日中斷，而這正是美國要達到的目的。如此，當美國以近乎最後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給蘇聯代表時，莫斯科已經被逼到了進退維穀的境地。
美國政府於7月6日遞交給蘇聯的（共同草案）備忘錄以不容商量的口氣指出，這個經過修改的草案已經“體現了參加簽署對日和約的盟國基本上能夠接受的條件”，並將於7月20日左右分發給所有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蘇聯政府的意見。更使莫斯科感到氣憤的是新草案在領土條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還提到日本應該向蘇聯歸還南庫頁島及其毗鄰島嶼，移交千島群島，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隻談日本放棄對這些領土的權利和要求，卻絲毫沒有提到其歸屬問題。不等蘇聯答複，7月20日，美英兩國大使同時拜訪蘇聯外交部，遞交了美英聯合照會、關於參加1951年9月4日舊金山對日和約國際代表會議的邀請函、和約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關文件。照會指出，這次會議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礎上召開的，美英政府請求告知，蘇聯政府是否接受這個邀請。盡管在照會中建議對和約草案提出意見，但同時又聲稱，不管有何意見，最終文本都將在8月13日予以公布。美國大使柯克（A. G. Kirk）還在口頭聲明中強調，召開國際會議不是為了製定條約，而隻是為了簽署8月13日公布的草案。 [43]
斯大林確實為難了：參加會議無疑意味著向美國低頭，拒絕出席又將處於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麵對這個難題，蘇聯政府顯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羅米柯向斯大林建議蘇聯應該出席舊金山會議，但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會中，又說明了蘇聯不能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經過反複考慮，8月10日聯共（布）中央做出了決定。與1947年出席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的方針如出一轍，蘇聯的立場是：出席舊金山國際代表會議，同時批評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別是要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參加會議，爭取通過這些修改意見，否則將拒絕簽署條約。隨後，蘇聯於8月12日向中國通報了這一立場，並解釋說，蘇聯很難拒絕參加上述會議，但保證將在會議上提出必須邀請中國代表的問題。 [44]不久，蘇聯又向中國政府通報了關於日本賠償和限製其武器規模的建議。 [45]對於蘇聯決定，中國顯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對日和約的準備、擬製和簽訂，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無論其內容和結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同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K.M. Panikkar）說，印度政府是否出席舊金山會議，當然由印度自己決定。如果印度參加會議而能始終堅持原來主張，這種做法也是合理的。 [46]
舊金山和約與中蘇在停戰談判中的強硬立場
舊金山會議的過程十分簡單，正像預想的那樣，蘇聯代表葛羅米柯首先發表了關於對日和約建議的演說，提出沒有中國代表參加就不能討論對日和約。遭到拒絕後，蘇聯代表又提出了關於修改和約草案的建議，美國同樣不予討論。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波蘭、捷克等國代表表示隻能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47]中國人似乎早已預見到和會的結果，並事先準備了關於舊金山和約的聲明。9月3日舊金山會議尚未召開，周恩來就在一次報告中宣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會議。 [48]差不多與舊金山簽約儀式同時，北京時間9月7日晚，中國外交部就把拒絕承認舊金山和約的聲明文本交給了蘇聯使館。 [49]
就在舊金山和約締結5個小時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 Acheson）和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 Shigero）在舊金山軍人俱樂部簽署了已經準備就緒的日美安全條約。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壓力下致函蔣介石，建議締結和約。此後經過反複討價還價，雙方於1952年4月28日，即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個半小時，簽訂了“日華和約”。 [50]至此，美國人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其東亞集體安全體係的構想，接下來便要著手解決朝鮮停戰的問題了。然而，在遠東外交舞台完全處於被動狀態的蘇聯和中國，卻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表現出異常強硬的立場。
由於拒絕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蘇聯的對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首先麵臨的就是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的問題。還在和約生效前，蘇聯外交部已經估計到這方麵可能出現麻煩，但沒有可以采取的積極措施，隻能等待。1952年2月21日葛羅米柯向斯大林報告說：對日和約在各國相繼獲得批準後，美國將公開宣布撤消遠東委員會和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為此，蘇聯駐東京的代表建議，“我方應主動聲明停止對日本的占領，撤銷一切與占領有關的機構”，“同時要求盡快從日本領土上撤走一切占領軍隊，將所有主權交還給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認為現在發表這樣一個正式聲明是不適宜的，“因為難以對社會輿論說清，為什麽不承認單獨對日和平條約的蘇聯，現在卻建議撤銷1945年12月由盟國決定成立的盟國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因此，蘇聯隻能在美國采取行動後，發表一個譴責性聲明。葛羅米柯還提出，由於“現在尚無可能建立蘇日正常的外交關係”，蘇聯應“力爭同日本政府達成協議，使蘇聯駐日本代表處能以貿易代表團的形式存在”。又建議，應事先向中國通報此事，說明這並不改變蘇聯政府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立場。 [51]但即使在建立貿易代表團的問題上，從策略考慮，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現得過於積極，而要等待日本方麵采取主動。 [52]
1952年4月23日，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在東京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布停止活動。美國駐遠東委員會代表也致函秘書長，提出在和約生效後解散遠東委員會。無可奈何的蘇聯代表除了宣讀事先準備好的聲明譴責美國外，沒有任何舉動。 [53]同日，日本政府代表發表聲明聲稱，“由於盟國對日管製委員會解散，蘇聯代表處喪失了外交官的特權，目前正在研究關於如何處理的問題”。駐日美軍司令部則通告蘇聯代表處，自和約生效時起，蘇聯外交使團即喪失了使用無線電台的權利。為此，蘇聯外交部認為必須趕快停止使用無線電台，“以避免日本當局可能的挑釁活動”。在此之前，為防止可能的意外蘇聯外交部和軍事部已經指示代表處銷毀機密文件和密碼。 [54]後來蘇聯人發現，“日本當局並沒有采取旨在驅逐蘇聯在東京代表處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實業界都希望“妥善地解決日本與蘇聯的關係”。日本政府一方麵暗示，在解決日蘇關係問題方麵，期待著蘇方的倡議，一方麵通過日本實業界進行了非正式探測。蘇聯外交部感到有機可乘，便提出蘇聯代表基斯連科（Kislenko）不應急於回國，而必須保持與日方的接觸。 [55]5月20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56]然而，蘇聯的意圖再次受挫。或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蘇聯代表團：由於和約生效，代表團已經喪失其合法地位。盡管提出了抗議，麵對如此難堪的局麵，6月27日，基斯連科及其大多數隨員不得不離開東京。 [57]
更令莫斯科頭疼的是日本為美軍生產武器的問題。隨著對日和約生效，盟軍總司令部將原定用於戰爭賠償的850座工廠正式交還日本，其中有飛機製造廠314座、軍火工廠131座、武器研究所25個。朝鮮戰爭期間，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的“兵工廠”為美軍提供了大量武器彈藥，價值1.1億美元。 [58]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塊心病，但蘇聯對此卻無能為力。3月20日蘇聯外交部報告，盟軍司令部3月12日批準日本政府可以生產武器彈藥及軍艦和飛機。為此，基斯連科認為應對上述行為提出抗議。但外交部認為，基於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議。第一，蘇聯曾聲明日本可以擁有僅限於自我防禦的陸、海、空軍部隊，並生產一定數量的武器；第二，針對美國人提出的抗議，非但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還可能被利用攻擊蘇聯企圖禁止日本擁有武裝力量。 [59]兩天後，聯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見批準了給基斯連科的指示。 [60]
至此，除了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蘇聯對遠東問題的影響力已經徹底喪失。在9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以十票對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為會員國的申請後，馬立克使用了否決權。 [61]對於台灣問題，中蘇所能做的也隻是延長蘇軍撤出旅順港的期限。 [62]在外交上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的蘇聯和中國決定奮起反擊，而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隻有朝鮮戰場。在那裏，中國和美國畢竟還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談，維持不戰不和的局麵，以便把美國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遠東。
舊金山會議結束後，美國立即轉而推動朝鮮的和談，1951年10月5日美國大使柯克約見蘇聯外長維辛斯基（A.Ia.Vyshinskii），在遞交的聲明中華盛頓強調，“朝鮮問題是當前需要立刻解決的最尖銳和最危險的國際問題”，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改善美蘇關係而言，“朝鮮停戰談判具有重大的意義”。 [63]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啟，並且很快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以致毛澤東和金日成樂觀地給談判代表團發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 [64]但此後不久，中方的立場便發生了明顯變化。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坐鎮板門店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不要怕拖，要準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隻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就無所施其技了。 [65]過了幾天，周恩來在致李克農、喬冠華的電報中再次強調了不怕拖的思想。 [66]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澤東又指示李克農，一定要“堅持既定方針，不稍動搖猶豫”，並“主動積極反擊敵人”。 [67]當談判雙方在第三項議程中爭執不休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準備在是否允許中方修複機場的問題上作出讓步，並提議與中朝方麵進行高層會談。 [68]而中方的態度卻更加強硬。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李克農：“在目前的談判中，我方在限製機場的修建、自願遣返和蘇聯參加中立國監察機構三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如果對方仍堅持其不轉彎的立場，我們寧可讓它僵持下去。” [69]
中國的談判立場從急於達成協議到不怕拖延的轉變，前後不到兩個月，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軍事實力由於部隊輪換及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到位而得到加強，或許完全是出於談判策略的考慮，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待於中國檔案的進一步開放。不過，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這種強硬立場得到了在遠東外交舞台處於被動地位的莫斯科的鼓勵和支持。當蘇聯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V.H.Razuvaev）詳細地向莫斯科報告了中方的強硬態度和拖延策略時， [70]斯大林頗為讚賞，他2月3日致電毛澤東說，“您所采取的堅定立場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結果，應能迫使敵方進一步做出讓步。” [71]
4月28日，即對日和約生效的當天，停戰談判雙方舉行了“秘密”會議。美方在會上提出：以中朝方麵在戰俘問題上接受美方“自願遣返”主張和不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為條件，美方放棄對修建機場的限製。在美方做出實質性讓步後，中朝方麵應同意撤回提名蘇聯為中立國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麵對應地提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以全部遣返戰俘和在機場修建問題上美方放棄幹涉朝鮮內政為條件，同意隻提雙方均能接受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為中立國。至此，使第三項議程談判拖延不決的最後兩點分歧實際上已得到解決。由於在此之前進行第五項議程談判的小組已經就政治會議問題達成協議，所以，隻要第四項議程，即戰俘問題得到解決，朝鮮和談就可以結束了。 [72]然而，就在雙方起初認為最容易達成協議的戰俘問題上，停戰談判卻進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的談判開始後，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麵，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於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於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的被動局麵。
美國倚仗其軍事優勢，試圖通過狂轟濫炸及核訛詐逼迫中朝方麵讓步。麵對強大的軍事壓力，金日成傾向於接受美國的條件，因為在朝鮮看來，通過談判爭回的戰俘人數，遠遠不及美國空軍轟炸造成的傷亡人數。為此，金日成在1952年春指示朝鮮談判代表南日（Nam Il）提出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了“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 [73]毛澤東則竭力勸說金日成，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麵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麵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誌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戰爭也將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使其不斷蒙受損失，這保證了蘇聯的建設和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並“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 [74]毛澤東的這番話自然表達了斯大林的心聲，在對日和約問題失利以後，鼓動和支持中國人在朝鮮戰場堅持下去，是蘇聯在遠東唯一可以對抗美國的手段。
8月20日，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滿口答應給予中國全麵的經濟、軍事援助。在戰俘問題上，斯大林也支持中國的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立場，而且，他非常讚同毛澤東看法：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還極力主張，“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誌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麽中國永遠也收複不了台灣。” [75]在9月4日與金日成和彭德懷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強調：不要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也不應該提出任何新的建議。 [76]在此期間，美國參聯會與新任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M. Clark）之間電報來往頻繁，商討試圖解決戰俘問題的種種方案。 [77]但是，無論美國人想出什麽花樣，隻要不放棄自願遣返原則，全部釋放戰俘，特別是誌願軍戰俘，那麽，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 [78]克拉克以及白宮和五角大樓再也無法忍受中國的僵硬立場，決定采取斷然措施，以表現出“聯合國和美國立場的堅定性和尊嚴”。 [79]10月8日聯合國代表團宣布，板門店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 [80]
朝鮮戰爭的爆發迫使美國最終確定了單獨媾和的對日和約新方針，並且期待戰局好轉而實現對日媾和；盡管已經感到必須結束戰爭，而且中方也一再做出讓步，但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采取了拖延談判的策略；舊金山會議後美國急於停戰，這時因對日和約在遠東陷入困境和被動局麵的蘇聯和中國卻決心在停戰談判中堅持強硬的和不妥協的立場，以便在朝鮮戰場吸引和消耗美國的力量。這就是在冷戰大背景下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之間的微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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