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一、一個在中國被忽視的課題：“文革”的世界性影響
“文革”是一個世界範圍內具曆史意義的事件。對這一判斷，無論時光怎樣流逝，無論是對“文革”抱持何種態度，大概都不會有爭議。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發動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義者那裏，這個目的並非一廂情願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判斷之上。因此，對“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須聯係中共對當時“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
二、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從中共建政開始，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共也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此特別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於是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就是中共對這一形勢判斷的公開表述。
該文強調，在堅持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具有階段性，即先實現“民族民主革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文章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麽，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在談到“輸出革命”時，該文指出：“革命的‘條件’不能輸出”，“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並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於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鬥爭。”概言之，這篇文章有三個要點：一，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二，亞非拉是發動革命的地區，是包圍西方“城市”世界的“農村”；三，中國理所當然地承擔“輸出革命”之大任。
該文的基本觀點很快成為中共“輸出革命”的路線方針。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肯定了此文的觀點，並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慶祝國際勞動節的社論標題就是“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該社論聲稱：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影響著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個舊世界以摧毀性打擊”，美帝蘇修和“一切害人蟲”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正是在這一形勢判斷下，中共調整了對外策略。
這一調整體現了毛澤東本人的主張。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澤東就對一些訪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到，中共內部在國際問題方針上存在著“三和一少”路線（對帝、修、反和氣一點，對世界革命少援助一點），這“三和一少”與國內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關聯，和“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兩全”相呼應；而毛澤東則主張“三鬥一多” (對帝、修、反要鬥爭，對世界革命多援助一點)。“文革”開始後，中共中央公開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指控此前17年劉鄧執行的是“三降一滅”路線（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於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駐外使節都必須回國參加“文革”運動，接受批判，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往來被迫中斷，連主持黨與黨關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受到衝擊。當時中共為了全力推動“輸出革命”，不惜犧牲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
其實，“文革”前為了輸出革命和支持外國共產黨，中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尤其在東南亞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較彰顯，而劉鄧為主導的黨內“務實派”始終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例如，據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換取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和平進程；於是馬共領導人被召進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與他們會談，要求他們堅持武裝鬥爭的革命路線。鄧小平說服他們的主要理由就是，東南亞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革命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馬來亞共產黨必須配合這個高潮，中共將傾全力支持他們。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馬來西亞共產黨重新投入武裝鬥爭，而陳平被認為對武裝鬥爭的信心不足，於是留滯北京，由長期在中國受教育的其他馬共領導人回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馬共的武裝鬥爭一直艱苦地堅持到1989年才終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0年鄧小平再次召見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1]。馬共的事例說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層，劉鄧為首的“務實派”對“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樣認為“世界革命”形勢“正在高漲”。
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這條總路線確定後，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宣傳方針，打破了宣傳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業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和很多“文革”時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這份“批準”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為了貫徹這一精神，□□部隨即“批準”向海外出口毛澤東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準”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著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淩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2]
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毛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1. 中國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
中共當時以支持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的對象國遍及亞非拉，尤以東南亞為最。由於東南亞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撾，後來再加上柬埔寨作為公開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前文所述中共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支持就是一例。據陳平回憶，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裏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印度尼西亞也是當時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國。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楊奎鬆的研究，毛澤東本來對印尼共產黨遲遲不願開展武裝鬥爭不滿，當印尼黨被鎮壓，數十萬黨員和左派分子被殺害後，毛澤東反而很高興，因為從他的“辨證觀點”來看這是件好事，這樣一來，印尼共產黨隻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所以他在內部明確講：不要認為印尼革命搞壞了”。此後毛“甚至不顧脆弱的外交關係，積極支持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起武裝來了。”[3]
印尼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後，在1966年8月發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聲明，從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聲明幾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並列，提出黨的“三麵旗幟”，把中共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道路。該文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把前一時期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受蘇聯路線的影響。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電賀印共成立50周年，說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與議會道路的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
盡管“文革”前泰國和緬甸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鬆的研究，“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麵。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麵，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準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老撾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老撾、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征兵麽！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麽！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讓老撾共產黨到雲南的老撾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老撾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象”，毛澤東說將來老撾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曆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大中國情結發展勢力，模仿中共的行動方式，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並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暴力，而且參加了馬來西亞共產黨控製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鎮壓。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共產黨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蕩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曆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跡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象是玄談。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四小龍”獲得經濟成功的共同曆史經驗。李光耀一直視中共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產黨的支持為威脅新加坡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訪問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諾放棄對東南亞“輸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訪華時，他堅決要求鄧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馬共電台，以換取東盟國家對紅色高棉在聯合國地位的支持。鄧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擔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產生影響，這一方麵緣於“文革”的烏托邦色彩和青年學生的“先鋒”作用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另一方麵則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華裔，很多人對北京有“祖國”或“大中華”情結。1971年中國對新加坡開展了”乒乓外交”，邀請新加坡乒乓球隊訪問，接著新加坡邀請中國球隊回訪。令李光耀感到震驚的是，在中國和新加坡球隊比賽時，球場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觀眾嘲笑自己國家的球隊，並高呼讚美毛澤東的口號。李光耀說，他後來“公開嚴厲”地批評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為新加坡的“小毛澤東”。
在菲律賓，中共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8226;馬利亞8226;西鬆（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在毛主義的影響下，西鬆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激進派當中很多成員來自左派大本營菲律賓大學。西鬆於1969年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爭取到中共的支持。為了介紹毛主義並使毛主義和菲律賓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西鬆撰寫了《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菲律賓社會與革命》、《菲律賓人民戰爭的特點》等著作。在1969年3月發表的《糾正錯誤和重建黨》中，西鬆宣稱“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已經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魯卡為代表的以及其他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左’、‘右’傾錯誤”。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
1971年，為了迎接菲律賓的“革命高潮”，西鬆製定了“中國路線”，派黨內第二號領導人裏卡多8226;馬來率領一個14人的代表團連同其家屬一起到中國受訓──這是當時派遣去中國受訓的通常做法，因為受訓者往往要在中國停留很長時間。這個代表團的具體任務是：“一、在中國代表菲律賓共產黨；二、確保從中國獲取物質援助；三、和其他共產黨在中國的代表建立聯係；四、領導在華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員；五、作為菲律賓革命在中國的人力資源；六、建立圖書館和檔案庫；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為一個組成部分而展開活動”。[6] 卡多8226;馬來在中國一直住到1981年。當鄧小平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解除軍管後，卡多8226;馬來離開中國去了荷蘭，8年後再回到菲律賓，擔任《馬尼拉紀事報》的編輯。他在采訪中說，中共當時除了提供軍火，還教他們如何使用針灸和草藥，如何在海上航行這些遊擊戰所需要的知識。他表示，自己當時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之間有重大差別，不能照搬毛主義模式。
2. 中共對南亞國家暴力革命的影響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間曾出現過“那夏裏特（Naxalite，源於地名Naxalbari）運動”，這是印度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發生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查魯8226;馬祖達（Charu Mazumdar）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是毛主義的忠實信徒，他稱頌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世界範圍全麵勝利時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凡熟悉中共“文革”語言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就是林彪宣稱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
馬祖達領導的印共（馬列）模仿毛澤東在1949年前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把印度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依靠農民，發動和激化農村階級鬥爭。馬祖達領導的印度農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後來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結合的產物。在印度大吉嶺地區的那夏巴裏（Naxalbari），印共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那夏裏特運動”的主要戰略是殘殺鄉村精英：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用馬祖達的話來說，“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在這種殺戮中，那夏裏特運動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他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就象當年中共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這種極端做法在“那夏裏特運動”內部也引起了“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疑慮和爭論。在“那夏裏特運動”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布：“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與中共如出一轍的是，馬祖達用來為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還宣布說：“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7] 值得一提的是，馬祖達本人和“那夏裏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都不是窮苦人出身，而全都來自印度種性製度裏的最高階層婆羅門。
。《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裏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裏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斯裏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早在1952年，當中共因介入朝鮮戰爭而被聯合國製裁時，斯裏蘭卡就和中共簽訂了長期條約，向中共提供橡膠，從而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滿足了中共的戰爭需要。1957年兩國建交後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斯裏蘭卡領導人班達拉奈克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讚比亞的卡翁達等人一樣，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義意識十分強烈的領導人。班達拉奈克擔任總理後，改變了親英政策，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對內實行國有化，把外國資本的橡膠園和茶園收歸國有，取消英國的軍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後，其夫人繼任總理，並積極參加“不結盟運動”，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在印度洋地區保持軍事基地；同時她也反對蘇聯，譴責蘇聯入侵捷克。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為使中共政府將其視為理想的國際統戰對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計保持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的關係，1961年還應斯裏蘭卡政府的請求，將中國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該國佛教徒瞻仰。佛牙到達之日，斯裏蘭卡舉國上下以最隆重的儀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間，斯裏蘭卡卻成為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於是中國駐斯裏蘭卡的外交官通過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當時斯裏蘭卡將毛像和毛著列為禁運品，但中共仍然設法偷運。1967年8月，一艘中國船被攔截，搜出一箱毛澤東像章，斯裏蘭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稱這是斯裏蘭卡政府兩年來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的繼續。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邀請了斯政府高級官員，但大使館門口卻掛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大幅標語，又引起斯政府強烈反應。
1971年，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斯裏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裏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據當時在科倫坡的中共外交官回憶，“斯裏蘭卡人民陣線”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館，要求麵見大使，並要求中共公開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大使在向國內緊急請示後拒絕了這一要求，同時嚴令使館人員不得私下和斯裏蘭卡的造反派接觸。不與反政府武裝發生接觸不但是駐外大使的權限和責任，更是“外交承認”的題中應有之義，大使向國內報告是可以理解的，但還要向國內“請示”就耐人尋味了。
1972年，斯裏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裏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被迫對中共大使館采取了一係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裏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為了保住和斯裏蘭卡的關係，周恩來被迫接見斯裏蘭卡大使，不但沒敢就斯政府的監控措施提出抗議，反而說班夫人很聰明，反複檢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牽連，“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嗎？”周恩來甚至還說，中國正在清查“五8226;一六分子”，如果斯裏蘭卡政府在搜查中國駐斯機構時發現有這類人物，“請坦率地告訴我們，幫我們清理階級隊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顯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語言實令人匪夷所思。
3. 對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遊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遊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遊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維亞毛派共產黨60年代中期的綱領和印尼共產黨同一時期的文獻一樣，體現了林彪文章的影響：“1、在人民戰爭中堅持政治掛帥；2、人民戰爭是群眾爭取解放的武裝的政治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群眾中尤其是工人農民中堅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裝鬥爭分不開的，政治工作必須和武裝鬥爭相始終；3、人民戰爭要經過如下階段：A.和農民暴動相聯係的遊擊戰；B.運動戰；C.陣地戰，或者以農村為依托奪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和“統一戰線理論”也充分體現在這些政黨或組織的路線中。它們強調在現階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確定主要敵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敵對勢力。當時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麵臨“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挑戰。毛派共產黨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不懂得發動農民和解決土地問題，不懂得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智利共產黨在文件中這樣總結毛派的“人民戰爭”路線和“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遊擊路線”之間的區別：“人民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遊擊戰’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遊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總統埃切維裏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遊擊隊”，此消息經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裏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裏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遊擊隊的問題。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誌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遊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調整外交路線時在拉美取得的一大勝利。為了鞏固和墨西哥的關係，周恩來迅速邀請埃切維裏亞訪華，給予極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輿論表明中共無意支持反政府遊擊隊。不但如此，毛澤東在和埃切維裏亞談話時還用開玩笑的口吻衝淡嚴肅話題，要埃切維裏亞提防熊向暉（熊是情報官出身）在他的國家“搗亂”、“搞顛覆”。當時，拉美國家對中共“顛覆”普遍表示擔心。1974年，拉美另一個大國委內瑞拉和北京建交，據黃誌良回憶，委政府宣布建交後卻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觀察了一年多，確信北京沒有“顛覆陰謀”後，兩國才互派大使。[10]
4. 為在非洲發動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Ian Greig的《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挑戰》一書介紹，中國對非洲的支持可能早於蘇聯。早在1961年，就有6個喀麥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為期10周軍事訓練的情況。除了軍事技術，這些非洲人還學習了中共革命的經驗，“訓練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在‘中國革命鬥爭’、‘人民戰爭’、‘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6個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屬非洲展開武裝鬥爭。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一個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遊擊戰。
一個阿曼遊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詳細情形：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學習中中共教員認為，在非洲傳播毛主義的一大障礙是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學習中強調要批判伊斯蘭教。中共為他們準備的教科書規定，在回答“同誌們，什麽是《可蘭經》？誰是先知？”這個問題時，標準答案是“《可蘭經》、先知和伊斯蘭教的其它表現形式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帝國主義的發明”。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及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相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參觀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麽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陪同人員告訴這些非洲人：“黑幫”是那些沒有教育好的、自以為有知識膽敢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和教師。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11]
一、一個在中國被忽視的課題：“文革”的世界性影響
“文革”是一個世界範圍內具曆史意義的事件。對這一判斷，無論時光怎樣流逝，無論是對“文革”抱持何種態度，大概都不會有爭議。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發動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義者那裏，這個目的並非一廂情願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這一判斷之上。因此，對“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須聯係中共對當時“世界革命”形勢的判斷。
二、對“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斷和“輸出文革”的國際戰略
從中共建政開始，向世界各國介紹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輸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共也致力於建立和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此特別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於是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就是中共對這一形勢判斷的公開表述。
該文強調，在堅持共產黨的革命領導權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具有階段性，即先實現“民族民主革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文章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麽，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在談到“輸出革命”時，該文指出：“革命的‘條件’不能輸出”，“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這並不排除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對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於他們自力更生地進行鬥爭。”概言之，這篇文章有三個要點：一，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二，亞非拉是發動革命的地區，是包圍西方“城市”世界的“農村”；三，中國理所當然地承擔“輸出革命”之大任。
該文的基本觀點很快成為中共“輸出革命”的路線方針。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肯定了此文的觀點，並指出當前的國際形勢“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慶祝國際勞動節的社論標題就是“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該社論聲稱：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創造科學社會主義、列寧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影響著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個舊世界以摧毀性打擊”，美帝蘇修和“一切害人蟲”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正是在這一形勢判斷下，中共調整了對外策略。
這一調整體現了毛澤東本人的主張。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澤東就對一些訪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談到，中共內部在國際問題方針上存在著“三和一少”路線（對帝、修、反和氣一點，對世界革命少援助一點），這“三和一少”與國內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關聯，和“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兩全”相呼應；而毛澤東則主張“三鬥一多” (對帝、修、反要鬥爭，對世界革命多援助一點)。“文革”開始後，中共中央公開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指控此前17年劉鄧執行的是“三降一滅”路線（向帝、修、反投降，撲滅世界人民革命）。於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駐外使節都必須回國參加“文革”運動，接受批判，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往來被迫中斷，連主持黨與黨關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受到衝擊。當時中共為了全力推動“輸出革命”，不惜犧牲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
其實，“文革”前為了輸出革命和支持外國共產黨，中共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尤其在東南亞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較彰顯，而劉鄧為主導的黨內“務實派”始終積極參與這些活動。例如，據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換取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和平進程；於是馬共領導人被召進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與他們會談，要求他們堅持武裝鬥爭的革命路線。鄧小平說服他們的主要理由就是，東南亞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革命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馬來亞共產黨必須配合這個高潮，中共將傾全力支持他們。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馬來西亞共產黨重新投入武裝鬥爭，而陳平被認為對武裝鬥爭的信心不足，於是留滯北京，由長期在中國受教育的其他馬共領導人回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馬共的武裝鬥爭一直艱苦地堅持到1989年才終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1980年鄧小平再次召見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1]。馬共的事例說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層，劉鄧為首的“務實派”對“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樣認為“世界革命”形勢“正在高漲”。
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這條總路線確定後，中共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宣傳方針，打破了宣傳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業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和很多“文革”時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這份“批準”的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為了貫徹這一精神，□□部隨即“批準”向海外出口毛澤東語錄。根據新華社統計，從1966年10月下發兩個“批準”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著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說這一宣傳攻勢“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淩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2]
從1966年10月開始，中國的外事工作貫徹宣傳毛主義和“文革”這一“主要任務”，一直延續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織、友協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與亞非拉暴力鬥爭的關係
1. 中國支持在東南亞國家發動武裝革命
中共當時以支持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的對象國遍及亞非拉，尤以東南亞為最。由於東南亞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撾，後來再加上柬埔寨作為公開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前文所述中共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支持就是一例。據陳平回憶，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裏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印度尼西亞也是當時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國。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立場，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遭到右翼軍事力量反擊，在1965年被鎮壓。據楊奎鬆的研究，毛澤東本來對印尼共產黨遲遲不願開展武裝鬥爭不滿，當印尼黨被鎮壓，數十萬黨員和左派分子被殺害後，毛澤東反而很高興，因為從他的“辨證觀點”來看這是件好事，這樣一來，印尼共產黨隻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所以他在內部明確講：不要認為印尼革命搞壞了”。此後毛“甚至不顧脆弱的外交關係，積極支持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起武裝來了。”[3]
印尼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後，在1966年8月發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聲明，從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該聲明幾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並列，提出黨的“三麵旗幟”，把中共的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作為印尼革命的道路。該文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和”路線，把前一時期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受蘇聯路線的影響。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電賀印共成立50周年，說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和平過渡與議會道路的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
盡管“文革”前泰國和緬甸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鬆的研究，“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老撾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到泰國去”。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如果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開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開場合露麵。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開露麵，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準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人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深入護送到緬甸境內，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東南亞國家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老撾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老撾、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去征兵麽！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麽！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讓老撾共產黨到雲南的老撾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老撾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象”，毛澤東說將來老撾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曆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4]
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和大中國情結發展勢力，模仿中共的行動方式，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並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因為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合法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暴力，而且參加了馬來西亞共產黨控製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鎮壓。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共產黨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蕩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曆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跡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象是玄談。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70年代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是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四小龍”獲得經濟成功的共同曆史經驗。李光耀一直視中共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產黨的支持為威脅新加坡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訪問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諾放棄對東南亞“輸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訪華時，他堅決要求鄧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馬共電台，以換取東盟國家對紅色高棉在聯合國地位的支持。鄧小平不得不立刻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60年代到70年代，李光耀非常擔心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產生影響，這一方麵緣於“文革”的烏托邦色彩和青年學生的“先鋒”作用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另一方麵則因新加坡人口中大多是華裔，很多人對北京有“祖國”或“大中華”情結。1971年中國對新加坡開展了”乒乓外交”，邀請新加坡乒乓球隊訪問，接著新加坡邀請中國球隊回訪。令李光耀感到震驚的是，在中國和新加坡球隊比賽時，球場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觀眾嘲笑自己國家的球隊，並高呼讚美毛澤東的口號。李光耀說，他後來“公開嚴厲”地批評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為新加坡的“小毛澤東”。
在菲律賓，中共支持菲律賓共產黨毛派領導人何塞8226;馬利亞8226;西鬆（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國受過至少3個月的訓練，被其追隨者稱為“菲律賓的毛澤東”。在毛主義的影響下，西鬆把菲律賓共產黨內的激進派糾集起來另立山頭，激進派當中很多成員來自左派大本營菲律賓大學。西鬆於1969年建立了菲律賓“新人民軍”（後改稱“民族解放軍”），發起武裝鬥爭，爭取到中共的支持。為了介紹毛主義並使毛主義和菲律賓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西鬆撰寫了《為民族民主革命而鬥爭》、《菲律賓社會與革命》、《菲律賓人民戰爭的特點》等著作。在1969年3月發表的《糾正錯誤和重建黨》中，西鬆宣稱“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已經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魯卡為代表的以及其他現代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左’、‘右’傾錯誤”。中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菲律賓民族解放軍的紀律。
1971年，為了迎接菲律賓的“革命高潮”，西鬆製定了“中國路線”，派黨內第二號領導人裏卡多8226;馬來率領一個14人的代表團連同其家屬一起到中國受訓──這是當時派遣去中國受訓的通常做法，因為受訓者往往要在中國停留很長時間。這個代表團的具體任務是：“一、在中國代表菲律賓共產黨；二、確保從中國獲取物質援助；三、和其他共產黨在中國的代表建立聯係；四、領導在華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員；五、作為菲律賓革命在中國的人力資源；六、建立圖書館和檔案庫；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為一個組成部分而展開活動”。[6] 卡多8226;馬來在中國一直住到1981年。當鄧小平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解除軍管後，卡多8226;馬來離開中國去了荷蘭，8年後再回到菲律賓，擔任《馬尼拉紀事報》的編輯。他在采訪中說，中共當時除了提供軍火，還教他們如何使用針灸和草藥，如何在海上航行這些遊擊戰所需要的知識。他表示，自己當時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之間有重大差別，不能照搬毛主義模式。
2. 中共對南亞國家暴力革命的影響
印度在1969年至1970年間曾出現過“那夏裏特（Naxalite，源於地名Naxalbari）運動”，這是印度共產黨在農村發動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發生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查魯8226;馬祖達（Charu Mazumdar）為首，稱“印共（馬列）”。馬祖達是毛主義的忠實信徒，他稱頌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世界範圍全麵勝利時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凡熟悉中共“文革”語言的讀者，不難看出這就是林彪宣稱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
馬祖達領導的印共（馬列）模仿毛澤東在1949年前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把印度定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依靠農民，發動和激化農村階級鬥爭。馬祖達領導的印度農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後來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相結合的產物。在印度大吉嶺地區的那夏巴裏（Naxalbari），印共組織農民建立農民協會，取消債務，燒毀地契、重分土地。“那夏裏特運動”的主要戰略是殘殺鄉村精英：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用馬祖達的話來說，“這種肉體消滅掃除的不但是個人，也是個人所代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威。”在這種殺戮中，那夏裏特運動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他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就象當年中共發動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樣，這種極端做法在“那夏裏特運動”內部也引起了“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疑慮和爭論。在“那夏裏特運動”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布：“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與中共如出一轍的是，馬祖達用來為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還宣布說：“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7] 值得一提的是，馬祖達本人和“那夏裏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都不是窮苦人出身，而全都來自印度種性製度裏的最高階層婆羅門。
。《人民日報》1967年7月發表社論，歡呼“那夏裏特運動”是“印度的驚雷”。這篇社論很快就被“那夏裏特運動”翻譯成本國文字，成為重要的學習文件。
斯裏蘭卡（1972年以前叫錫蘭）是中共長期的友好國家。早在1952年，當中共因介入朝鮮戰爭而被聯合國製裁時，斯裏蘭卡就和中共簽訂了長期條約，向中共提供橡膠，從而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滿足了中共的戰爭需要。1957年兩國建交後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斯裏蘭卡領導人班達拉奈克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讚比亞的卡翁達等人一樣，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義意識十分強烈的領導人。班達拉奈克擔任總理後，改變了親英政策，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對內實行國有化，把外國資本的橡膠園和茶園收歸國有，取消英國的軍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後，其夫人繼任總理，並積極參加“不結盟運動”，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反對美國在印度洋地區保持軍事基地；同時她也反對蘇聯，譴責蘇聯入侵捷克。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為使中共政府將其視為理想的國際統戰對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計保持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的關係，1961年還應斯裏蘭卡政府的請求，將中國珍藏的佛牙送去供該國佛教徒瞻仰。佛牙到達之日，斯裏蘭卡舉國上下以最隆重的儀式迎接。
然而，“文革”期間，斯裏蘭卡卻成為毛主義極左派的攻擊目標和輸出革命的對象。於是中國駐斯裏蘭卡的外交官通過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當時斯裏蘭卡將毛像和毛著列為禁運品，但中共仍然設法偷運。1967年8月，一艘中國船被攔截，搜出一箱毛澤東像章，斯裏蘭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稱這是斯裏蘭卡政府兩年來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的繼續。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邀請了斯政府高級官員，但大使館門口卻掛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大幅標語，又引起斯政府強烈反應。
1971年，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的“斯裏蘭卡人民陣線”發動反政府暴亂，糾結激進青年打砸搶，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並揚言這是呼應中國的“文革”，斯裏蘭卡無產階級要堅決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打下首都科倫坡，推翻現政權。據當時在科倫坡的中共外交官回憶，“斯裏蘭卡人民陣線”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館，要求麵見大使，並要求中共公開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大使在向國內緊急請示後拒絕了這一要求，同時嚴令使館人員不得私下和斯裏蘭卡的造反派接觸。不與反政府武裝發生接觸不但是駐外大使的權限和責任，更是“外交承認”的題中應有之義，大使向國內報告是可以理解的，但還要向國內“請示”就耐人尋味了。
1972年，斯裏蘭卡再度發生名為“格瓦拉叛亂”的左派軍事暴動。雖然並無證據表明中共支持這個組織，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場還是引起了斯裏蘭卡政府的懷疑。親華的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壓力，被迫對中共大使館采取了一係列監視和檢查措施，拆封全部郵件，搜查新華社和中國工人的宿舍，連中共援助斯裏蘭卡重點建設項目的物資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擔心使館會被關閉。為了保住和斯裏蘭卡的關係，周恩來被迫接見斯裏蘭卡大使，不但沒敢就斯政府的監控措施提出抗議，反而說班夫人很聰明，反複檢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牽連，“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嗎？”周恩來甚至還說，中國正在清查“五8226;一六分子”，如果斯裏蘭卡政府在搜查中國駐斯機構時發現有這類人物，“請坦率地告訴我們，幫我們清理階級隊伍”。[8] 周的用意固然是要顯示中共的清白，但使用的方式和語言實令人匪夷所思。
3. 對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遊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遊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遊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毛思想精髓。玻利維亞毛派共產黨60年代中期的綱領和印尼共產黨同一時期的文獻一樣，體現了林彪文章的影響：“1、在人民戰爭中堅持政治掛帥；2、人民戰爭是群眾爭取解放的武裝的政治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群眾中尤其是工人農民中堅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裝鬥爭分不開的，政治工作必須和武裝鬥爭相始終；3、人民戰爭要經過如下階段：A.和農民暴動相聯係的遊擊戰；B.運動戰；C.陣地戰，或者以農村為依托奪取城市。”[9]
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和“統一戰線理論”也充分體現在這些政黨或組織的路線中。它們強調在現階段，拉美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確定主要敵人，孤立或者中立其它敵對勢力。當時在拉美革命中，中共麵臨“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挑戰。毛派共產黨模仿中共的口吻，批判格瓦拉是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不懂得發動農民和解決土地問題，不懂得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智利共產黨在文件中這樣總結毛派的“人民戰爭”路線和“格瓦拉──卡斯特羅主義”的“遊擊路線”之間的區別：“人民戰爭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遊擊戰’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遊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總統埃切維裏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遊擊隊”，此消息經報刊披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裏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裏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尋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遊擊隊的問題。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誌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遊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調整外交路線時在拉美取得的一大勝利。為了鞏固和墨西哥的關係，周恩來迅速邀請埃切維裏亞訪華，給予極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輿論表明中共無意支持反政府遊擊隊。不但如此，毛澤東在和埃切維裏亞談話時還用開玩笑的口吻衝淡嚴肅話題，要埃切維裏亞提防熊向暉（熊是情報官出身）在他的國家“搗亂”、“搞顛覆”。當時，拉美國家對中共“顛覆”普遍表示擔心。1974年，拉美另一個大國委內瑞拉和北京建交，據黃誌良回憶，委政府宣布建交後卻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觀察了一年多，確信北京沒有“顛覆陰謀”後，兩國才互派大使。[10]
4. 為在非洲發動毛式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輸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獨立運動相關聯，然後是和獨立後由誰掌權以及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相關聯。據Ian Greig的《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挑戰》一書介紹，中國對非洲的支持可能早於蘇聯。早在1961年，就有6個喀麥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為期10周軍事訓練的情況。除了軍事技術，這些非洲人還學習了中共革命的經驗，“訓練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在‘中國革命鬥爭’、‘人民戰爭’、‘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6個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屬非洲展開武裝鬥爭。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一個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遊擊戰。
一個阿曼遊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詳細情形：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學習中中共教員認為，在非洲傳播毛主義的一大障礙是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學習中強調要批判伊斯蘭教。中共為他們準備的教科書規定，在回答“同誌們，什麽是《可蘭經》？誰是先知？”這個問題時，標準答案是“《可蘭經》、先知和伊斯蘭教的其它表現形式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帝國主義的發明”。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及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相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參觀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麽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陪同人員告訴這些非洲人：“黑幫”是那些沒有教育好的、自以為有知識膽敢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和教師。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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