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徐賁：東德的“黨宣傳”為何不能成功
2009-12-1
在1989年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之前，東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共產黨）政府的政治宣傳是在東歐國家中最有效的，匈亞利出現過1956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過77憲章，波蘭有過團結工會，但東德人民的思想卻很穩定，1953年出現的動亂被很快平息以後的36年間，東德的政權一直沒有放鬆對人民的宣傳教育和思想統治，人民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抗。似乎誰也不懷疑東德政權政局的穩定，而且會一直如此，長治久安。
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連學者們都一直在預言， 統一社會黨極權會在東德長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東德政權卻一下子崩潰了。在這政權存在的時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擁護，但在它垮台的時候，卻很少有人為它惋惜，更不要說挺身而出，拚死保衛了。這樣出人意料的突變到底源於何種原因？是純屬偶然，是出於統治者的一時疏忽？還是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必然原因？
一、龐大的宣傳機器
東德的思想宣傳和納粹思想宣傳都發生在德國，都是典型的“黨宣傳”。東德的“黨宣傳”比納粹更體現黨的絕對領導。納粹宣傳體製有政出多門的特點，因為即使象戈培爾這樣的黨棍，還是會顧慮到政黨和國家的不同“法律權威”問題。在他的心目中，“黨”和“國”還是有所區別的。1931年至1945年戈培爾擔任納粹黨的“帝國宣傳首腦” 。納粹取得政權後，他同時兼任黨的“帝國人民啟蒙和教育部長”和國家的“帝國文化部長”。他掌管的宣傳、審查、督導範圍包括報紙、雜誌、電影、書籍、公共集會和慶典、對外宣傳、戲劇、藝術、國內電台和黨的教育。
戈培爾於1935年這樣規定納粹的宣傳係統：納粹必須控製報紙，但是必須通過國家而不是由黨來直接控製，“因為黨不能這麽做，黨既沒有手段，也沒有法律權威來控製報紙。報紙因為我是（國家政府）部長才聽我的。如果我要以帝國宣傳領導(黨)來控製報紙，他們就會說，你沒有那個法律權威。……如果我們需要用集會的方式，通過宣傳動員人民，那是黨的責任。如果我們要用報紙來影響人民，那就是“帝國文化部”的事情。無論是國是黨，影響民意的事全掌握在我們手裏。”
戈培爾並不是納粹德國宣傳的唯一掌管人，例如， 迪特裏希(Otto Dietrich)是“帝國人民啟蒙和教育部”副部長，在黨內與戈培爾同等級別，自1937年擔任希特勒的新聞秘書，戰爭期間比戈培爾更經常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對戈培爾形成製肘的作用。
與納粹宣傳體製相比，東德具有更直接的“黨宣傳”特征，德國統一社會黨控製宣傳，國家部委的作用要小得多。宣傳政策一直由黨的最高首腦直接掌管、決定，從1950至1973年是烏布利希，從1973年到1989年是昂立克，政治局委員參與決策意見。”東德“黨宣傳”的一元化體製使得黨對宣傳和思想控製擁有當然的“法律權威”，通過國家有關的“部委”來傳達黨的旨意，也就不過是形式而已，而這些部委的領導在政治權威和級別上遠遠低於黨的意識形態主管。
東德的統一社會黨政權的宣傳體製模仿蘇聯模式，分為“宣傳”和“鼓動”(或動員)兩個部分，宣傳著重在馬列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建設，以曆史的必然發展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共產黨的先進性為內容對人民進行長期的教育，而“鼓動”則是直接動員群眾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實際的工作行動。
從事宣傳工作人員包括各種專職的宣傳官員、幹部、工作人員，人數相當龐大，東德的全部人口為一千六百五十萬，而宣傳工作者就有八十多萬，占人口的5%。（相當於中國的6500萬）德國統一社會黨有一個稱作為“黨員年訓”(parteilehrjahr)的訓練課程，是所有的黨員都必須完成的，光是1988年(垮台前一年)，參加這個課程的宣傳工作者就有11萬人之多。據一項來自萊比錫的報告，黨宣傳工作者中，約有一半參加領導“黨員年訓”，大約有20萬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都兼有部分的宣傳任務。
在東德，黨員是“先進分子”，即使他們不是全職的宣傳工作者，由他們來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引導群眾正確思想，緊跟黨的路線，自然是應盡的份內責任。這些有關宣傳工作者的數字還不包括“記者”(他們的新聞媒體單位是由黨直接控製的)、“自由德國青年團”(共青團)、四個行業的“政黨”(如基督教人士、農民，相當於中國的民主黨派)中擔任宣傳任務的人員。其它許多組織也都擔負著宣傳的任務，如德蘇友協、自由德國貿易聯合會、對外友好協會，等等。
“鼓動”工作者人數就更可觀了。一項1976年的估計認為，當時東德的統一社會黨黨員有200萬，其中10-15%都有鼓動群眾的任務。行業政黨和各種政府組織中的許多成員也擔負這項任務。東德有一份專門為鼓動員出版的周刊，叫《什麽與如何》，1979年的發行量是45萬份，也就是當時東德人口的3%。盡管訂閱這份雜誌的並非都是“鼓動員”，但這麽大的發行量也還是反映了鼓動員的隊伍非常龐大。
德國統一社會黨非常重視宣傳工作者培養，成績也相當顯著。1945年二戰後共產黨東德建立，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幹部。德國的共產黨在希特勒12年的納粹統治下，幾乎已經被消滅幹淨。1950年，德國統一社會黨決定運用蘇聯的教育製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地區的政府機關中都開辦了黨校。到1989年政權崩潰時，主持“黨員年訓”的宣傳工作者中有一半曾在黨校至少學習過一年，其中8%有研究生學曆。其他的人員也都在黨校短期學習過。到1980年代，黨中央所有領導幹部都擁有黨員大學的正式學位。以學曆證明來看，黨的宣傳領導幹部的知識化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與“宣傳工作者”不同的是，“鼓動工作者”都是一些在單位裏發揮作用的黨員，學曆和效率都不如宣傳工作者。來自萊比錫的一項報告，在當地的一家百貨公司調查發現，“挑選出來當鼓動員的大多是紙上人數，他們沒有接到上級黨領導的指示，因此無法有效地做同事的工作。”鼓動員雖然擔負著做同事們思想工作的任務，但實際上往往是有人無責，有責無能，做做樣子而已。沒有熱忱的宣傳成為後極權和新極權的特征。
黨的宣傳工作者人員龐大，有熱情工作的，有的純粹是端一個黨宣傳的飯碗，也有的是以此謀取個人的實惠(升遷較快、孩子上大學有優先)。黨的領導對此也有所了解，1961年8月，在布萊頓堡召開的一次宣傳會議上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這些會議的準備工作還是相當好的，嚴重的問題是，192名受邀參加會議的宣傳工作者，隻有52人出席了會議。”許多宣傳工作者都說工作太忙，顧不過來，他們從來不買書，不讀書。1961年的一份報告說，許多宣傳工作者連必備的36卷《馬恩全集》和40卷《列寧全集》都沒有買過。就是買了的人也很少有人真正讀過。這些人當中，一大部分都是因個人實惠、好處、功利而吃黨的宣傳飯的。
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不管黨多麽努力地在黨校裏為宣傳工作者提供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統治的40多年中，宣傳工作者的素質和效能一直是一個問題。這裏麵有個人素質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製度本身的因素。1957年德國統一社會黨“鼓動部”的一件報告認為，宣傳工作者自己對問題了解不夠：“要取得群眾的信任，黨的幹部應當比一般報紙讀者對政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黨的書記們一樣隻能從報紙上得知消息，與共和國的公民沒有什麽不同。”報告建議，為黨的基層書記多提供一些“內部消息”，結果不了了之。
基層黨幹部在許多事情上與老百姓一樣蒙在鼓裏，這種情況在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存在的整個40多年中沒有什麽變化。供黨員幹部閱讀的《什麽與如何》和《新路》(Neuer Weg)的發行量很大，根本不可能登載“內參消息”。黨最害怕的就是把壞消息走漏給西德，為了防止“泄密”，許多事情連自己的基層幹部都不能讓他們知道。再說，有的情況(如高層的意見分歧)如果泄露出來，還會在國內造成思想混亂，影響社會穩定，因此也是不能讓基層幹部們知道的。
東德宣傳沉悶單調，翻來複去地重複同樣或類似的話，高層主管想盡辦法，也還是沒有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例如，東德的官方報紙《德國新聞》雖然發行量高達一百萬份，但內容單調，1955年一份黨內報告批評道，“總的來說，這是一種無趣、沉悶、勉強可讀的報紙，至少它的重要文章都是味同嚼臘。……報紙刊載過多的長文、領導長篇講話，就連黨員幹部都不愛讀，不要說一般黨員了。”一年以後，一份給黨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德國新聞》對本國各經濟部門的發展的報道，還不如資產階級報紙”。1977年，黨中央認為，“民主德國的報道應當有更多的信息，更活潑、更生動有趣”。官方語言是不能用“缺乏信息”、“不活潑”、“不生動”這樣的負麵說法的，說要“更”如何如何，表明情況已經相當糟糕。
許多東德人都從西德媒體獲取新聞信息。德國猶太作家Stephan Heym對東德新聞的結論是，“用字越冠冕堂皇，說辭越空洞無物。”黨的鼓動部的一個幹部不慎對一位記者說：“Stephan說的沒錯，就是這個樣子，”把那個記者嚇了一大跳。官方新聞要麽是報道領導的講話、活動，要麽是幹巴巴的說教，大大小小的報紙都是一個腔調，要改變這種情況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媒體報道要求統一口徑，要求用不同的嘴巴說同樣的話，就連一點點小事，出現了口徑不一的情況，也可能引起當事人一陣緊張和驚慌。1980年，柏林就出了一件“銀餐具事件”。在“鼓動部”檔案中有一份文件是這樣說的：“百貨公司隻有昂貴的銀餐具出售，進貨員說別的貨物全銷到西德去換外匯了。經理不能把這個實情告知售貨員，售貨員對顧客也不知該說什麽。因此，各個商店有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應該至少在每個城市有一個統一解釋！”這樣的小事都能把維護“統一解釋”的鼓動部弄得這麽緊張，更何況是關係到政治性的大事。
三、一個製造焦慮和謊言的體製
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保險做法是“引述”，高層領導引述馬列主義或相互引述，下麵一級一級的領導就引述黨領導的種種報告和黨的文件。有一次，昂立克給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一份備忘錄中，對黨內印發的文件表示不滿。昂立克說，“我發現，這件報告中一處也沒有提到，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書記的領導下努力貫徹第五屆黨代會的決議。” 烏布利希在備忘錄上打了兩個驚歎號，強調這是重點。上自黨內高層領導，下到各級官員，報告、公文、講話、指示中引述黨的文件，以示貫徹黨的精神，有冠冕堂皇的官話才能證明思想正確、立場堅定。政治立場的明確和正確需要用正確的語言、說法、口號來表現，所以反來複去地說，反來複去地領會、解釋，大家牢記熟背、使用起來習慣成為自然，結果人雲亦雲，有口無心。在中國，這樣的語言被嘲笑為假大空，在德國，這種語言被嘲笑為“黨版中國話”。
黨內主管宣傳的官員和媒體工作者一樣，總是害怕報刊語言會發生什麽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用套話、官話是最安全的。評論家Renate Schubert稱此為“一個製造焦慮的製度”。下麵被管的怕上麵怪罪下來，覺得老是被人掐著脖子過日子，上麵管事的唯恐下麵出了紕漏，又有更上麵的要怪罪下來，所以不得不戰戰兢兢。遇到模棱兩可的事情，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此形成了一種焦慮型的自我審查。這種歇斯底裏的自我審查不但減輕不了焦慮，反而是在添加更多的焦慮。
黨宣傳對新聞報道的管製尤為嚴格。社會學家埃呂（Jacques Ellul）說過，一般民眾對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並沒有太長的記性，而隻是對眼下發生的事件才會有強烈的反應。黨的宣傳要求新聞從“正麵報道”，所以總是盡量不讓壞消息曝光。它認為，壞消息不利於穩定人心，也可能被西方利用，所以，壞消息也成為一種不能泄露的“國家機密”。即使在有壞消息不能不見諸報刊的時候，也一定要從正麵來報道，例如出現了大災害，就應強調救災的成績，強調多難興邦。而且必須永遠把不良事件地區化，當作一個不影響大好全局的地區特殊問題，當作一個已經得到解決，或至少已經在有效解決的問題。
宣傳工作很多流於形式，1963年東德發起了一場聯係群眾，報刊登載“人民來信”的運動。運動熱過一陣就冷了下來，每個報紙都有一長串寫信者的名單，但真正寫信的卻寥寥無幾。這個長名單是為了向上級呈報用的，為了顯示工作的成績。
象“人民來信”這樣可以顯示親民和教育成果的，具有“東德特色”的宣傳活動還有不少，如“開會”、“討論”、“傳達文件”、“交流學習心得體會”、“信息發布會”，等等，這些活動是在每個基層單位和居民委員會進行的。這些活動強調深入領會和思想認識，是思想教育，看起來是相當理性的，與納粹德國時的情緒型群眾集會、領導演說、宣誓效忠的喚發激情和立即行動有所不同。
東德的宣傳和思想控製始終是完全由“黨”來掌控，與納粹將此任務部分交給國家有所不同。正如研究者Randall L. Bytwerk指出的，“東德宣傳的權威(指揮鏈)直接來自黨中央，中央委員會鼓動部每星期二有一次記者會，在會上作出本周的指示。指示是口頭的，不準做筆記，”對具體的事情都有統一的口徑。例如，關於抵製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1984年5月10日指示是，“我們要求你們避免做任何評論。在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除非有事先許可，不得發表任何意見。不要自作主張！”又例如，同年，東德建國35周年，1984年8月13日的指示是：“人民應當把自己當成國家的建設者。充分正麵報道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一期間，任何人不得報道他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如柏林東郊的建房事件。……那些有過抱怨的人對我們集體與個人取得的偉大成就是缺乏認識的。”許多做宣傳工作的都不過是傳聲筒，上層權力既需要鼓勵他們的士氣，提供他們一些信息和說法，但又不能真正什麽都向他們交底，或者真正給他們什麽權力。
四、 “黨宣傳”為何難以成功？
東德的宣傳麵臨一個由它自己製造，因此也就格外難以消除的悖論困境：它想要得到的，並沒有得到，而它得到的，卻又未必是它想要得到，有論者對此寫道，“盡管在宣傳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政權的(宣傳)政策……卻收效甚微。也就是說，國家並未能成功地把(正統思想)‘灌輸’給國民，或者……以此將他們‘社會化’，宣傳得到的隻是人們的表麵順從。”不能成功地將民眾“社會化”，也就是不能按統治者的意願，將他們改造成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人”。
正因為如此，當這個政權發生動搖時，國民以前的表麵順從一下子煙消雲散。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宣傳後麵必須要有利劍。不能得到人心的宣傳都是以暴力脅迫的利劍為後盾的。東德40年的宣傳以不得人心的結果收場，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宣傳官僚其實自己早就意識到黨宣傳機器出了毛病，但他們看到的總是技術性的原因，例如，某些環節出了問題；對某問題宣傳力度不夠，弦繃得還不夠緊；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和人力，加強“軟實力”等等。宣傳官僚不可能從極權體製本身去找原因，因為這樣做，無疑會成為一種自殺行為。對失敗的真正原因，他們會下意識地拒絕承認。
技術的問題總是可以有對策的，但如果是極權宣傳體製自身的問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恰恰是一些製度原因使得極權宣傳的自我完善能力受到致命的限製。不僅如此，任何的技術性改良隻會加深這些內在缺陷，使得極權宣傳越來越不得不依靠宣傳之外的武力壓製和暴力威脅。極權宣傳體製本身就三種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是任何技術性的改良都無法克服的。
極權宣傳的第一個內在缺陷是為自己設置了不切實際的目標。不切實際的目標注定隻能有自欺欺人的結果。極權宣傳自稱代表絕對真理，並企圖統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須證明極權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絕對正確， 證明其領袖的絕對英明，製度的絕對優越，政策的絕對正確，等等，以此要求所有人的絕對服從。絕對的正確必然需要絕對的權力來支撐，而絕對的權力又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
絕對正確的宣傳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獨立的想法，而代之以由宣傳武斷規定的“正確思想”。宣傳還必須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願，變來變去。實際上是在為它自己製造一個逆水行舟式的困境。試想，宣傳想要改變的思想是“自發”的，而它自己卻是需要“灌輸”的。以不自然對抗自然，這是多麽辛苦、多麽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這就象那個老赫胥黎所說的“園丁”困境：園丁要改造自然，以他的武斷設計來重新規劃自然。園丁可以成功於一時，但隻要他停止經營他的花園，自然就會立即恢複原貌。東德的情況是如此，文革後的中國，情況也是如此。
極權宣傳與別的種類的宣傳都有質的區別。例如，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那裏的宣傳是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不可能以代言唯一真理、實現統一思想為己任。美國競選總統時，參選者及其團隊都會全力使出宣傳招數，如果誰以60%的選票當選，那已經算是“壓倒性優勢”。極權政治宣傳稱自己絕對正確，60%的支持率不但不是絕對優勢，而且是“非常失敗”。宣傳如果說80%的人支持現政權，可信度會比說98%的人支持要來得高，但它決不能這麽說，因為這麽一說，就等於承認有20%的反對者，這是對絕對真理的重大打擊。而且極權統治下的社會，思想“純潔”，處在一種“無菌”狀態下，不要說有20%的反對者，就算隻有5%，隻要讓民眾知道這些人的存在，就會出大麻煩。不滿的情緒是會傳染的，隻要有人公開表示不滿，就可能鼓勵其他人加入反叛、到處傳染異端思想。極權宣傳從一開始就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成功目標”，看起來非常強悍，但這卻一種非常脆弱的強悍，因為它連5%的對立麵都經受不起。
極權宣傳的第二個內在缺陷是自我評估機製的失靈。極權宣傳表麵越成功，就越無法評估自己實質是多麽失敗。極權宣傳是一種典型的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的宣傳。它的有效性可以從人們沒有公開的不正確行為來評估，卻無法從人們沒有不正確思想來評估。極權宣傳深知這一點，由於無法評估它對人們思想的控製效能和程度，它處在一種持續不安、提防、焦慮、戒備的狀態之下，事無巨細，絲毫不敢馬虎，它的審查和管製因此也必須延伸到所有的思想、出版、新聞、言論、文藝、娛樂領域，任何一點疏漏都可能對整體控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也就是埃呂所說的，成功的宣傳必須是無一遺漏的“整體宣傳”（total propaganda）。
但是，管製得越細，未必就等於管製得越有效，防不勝防的狀況還是會隨時出現。宣傳的效能隻是強迫人們把自然的想法從公開轉為隱蔽，人們的公開行為與真實想法之間不再對應，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的是一個樣，公開行為又是一個樣，這就形成了一種“在謊言中的生活”。人們知道在公開的場合下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該怎麽做，不該怎麽做。如此集體行動的人越多，願意或膽敢有不同行動的人就越少，假麵社會的特點就是，每一個生活於其中的都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樣的假麵。不隻是受宣傳的群眾，就連做宣傳工作的幹部也都是戴著假麵。這些宣傳幹部不象那些經過出生入死的信仰考驗的老幹部，他們是從官場裏混出來的，憑的就是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該做的做，不該做的不做的那套本領。他們自己就未必相信自己所宣傳的。加上極權官場報喜不報憂的積習，由這些宣傳幹部所做的評估根本就難以做到真實可靠。
宣傳幹部們從事沒有創意的機械工作，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工作不過是端一個飯碗，既不需要他們真正相信自己所宣傳的，也不需要能夠使他們的受眾真正相信。但是，他們的工作又不能沒有成果，所以隻能宣傳那些無法做效率評估的空洞無物的口號。“科學發展觀”
官場上不能說真話和在社會中不能說真話是共生的現象。下級向上級所作的呈報會一級級過濾掉不好的消息。研究德國曆史的曆史學家Mary Fulbrook對東德的觀察是：“對民眾對政權和統治者的支持，從地方向中央的報告一層層地越來越好聽。……東德的地區黨委書記人向柏林的報告總是陳述一連串的成績，在提到現實問題時謹小慎微，……這形成了一種黨內的虛假風氣，”大家都知道真話常常會有害無益，“沒有人批評，也就沒有真實。當領導對自己的偉大深信不疑的時候，拍馬溜須的人也就自然多了起來。”
極權宣傳的第三個內在缺陷是，黨邏輯的意識形態無法控製人對經驗世界的感受。為什麽連宣傳幹部都難以相信自己所宣傳的東西呢？這是因為他們也是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老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埃呂說，宣傳必須與事實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體的事實不符，就再難相信。”東德宣傳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必然在曆史上取代資本主義，但經不起東德人與西德的比較。東德宣傳總是說“社會主義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們的經驗事實是，公民並不能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東德宣傳總是說東德的社會比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光明道德，但人們在這個社會中看到的卻是普遍的虛偽、謊言、陰謀、暴力和非正義。
用一黨意識形態來解釋一切現實經驗，它的基本條件是將國家與外界徹底隔絕。這在當時的東德已經很難做到，這樣做必須付出太高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在無法用意識形態進行思想控製的情況下，隻能越來越借助於武力壓製的手段，如國家安全秘密警察或“武警”。不得不動用武力鎮壓，這等於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經失去了民心，承認老百姓已經成了它必須時時防範的對象。這樣的政府權力實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得不到老百姓民心支持的統治。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在東德存在了40年，在這40年裏，它一直對宣傳加強了再加強，但宣傳還是成了一件越做越棘手，越做越事與願違的事情。東德的宣傳既不是無效的，也不是無用的，它是德國統一社會黨40年政權的主要支撐之一，沒有它，這個政權也許早就垮台了。但是，盡管這個政權在宣傳上投入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宣傳的成效卻一直不能令它的主子滿意。
就“有效性”而言，它所取得的效能未必就是它想要取得的，而它想取得的效能，它一直到最後都無法取得。真正成功的宣傳是塑造“新人”，形成“新思想”，讓受宣傳者心服口服地追隨宣傳，誠心誠意地接受宣傳的立場和想法。東德40年的宣傳沒有能取得這種“有效性”。就此而言，它是失敗的。但是，它卻在另一種意義上相當有效，那就是，它確實消除了異端的聲音，維持了一種至少是表麵上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由於宣傳的力量， 人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得不充分“自覺”、積極配合，在公開場合有正確的表現和正確的行為。“黨宣傳”實現了埃呂所說的那種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的有效控製。這種表層效用並不是宣傳以前所能滿足的，也許至今仍然不是它所最理想的，但是，即便是退而求其次，對維持極權統治，這樣的宣傳也是絕對必不可少的。（原載《隨筆》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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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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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的思想宣傳和納粹思想宣傳都發生在德國，都是典型的“黨宣傳”。東德的“黨宣傳”比納粹更體現黨的絕對領導。納粹宣傳體製有政出多門的特點，因為即使象戈培爾這樣的黨棍，還是會顧慮到政黨和國家的不同“法律權威”問題。在他的心目中，“黨”和“國”還是有所區別的。1931年至1945年戈培爾擔任納粹黨的“帝國宣傳首腦” 。納粹取得政權後，他同時兼任黨的“帝國人民啟蒙和教育部長”和國家的“帝國文化部長”。他掌管的宣傳、審查、督導範圍包括報紙、雜誌、電影、書籍、公共集會和慶典、對外宣傳、戲劇、藝術、國內電台和黨的教育。
戈培爾於1935年這樣規定納粹的宣傳係統：納粹必須控製報紙，但是必須通過國家而不是由黨來直接控製，“因為黨不能這麽做，黨既沒有手段，也沒有法律權威來控製報紙。報紙因為我是（國家政府）部長才聽我的。如果我要以帝國宣傳領導(黨)來控製報紙，他們就會說，你沒有那個法律權威。……如果我們需要用集會的方式，通過宣傳動員人民，那是黨的責任。如果我們要用報紙來影響人民，那就是“帝國文化部”的事情。無論是國是黨，影響民意的事全掌握在我們手裏。”
戈培爾並不是納粹德國宣傳的唯一掌管人，例如， 迪特裏希(Otto Dietrich)是“帝國人民啟蒙和教育部”副部長，在黨內與戈培爾同等級別，自1937年擔任希特勒的新聞秘書，戰爭期間比戈培爾更經常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對戈培爾形成製肘的作用。
與納粹宣傳體製相比，東德具有更直接的“黨宣傳”特征，德國統一社會黨控製宣傳，國家部委的作用要小得多。宣傳政策一直由黨的最高首腦直接掌管、決定，從1950至1973年是烏布利希，從1973年到1989年是昂立克，政治局委員參與決策意見。”東德“黨宣傳”的一元化體製使得黨對宣傳和思想控製擁有當然的“法律權威”，通過國家有關的“部委”來傳達黨的旨意，也就不過是形式而已，而這些部委的領導在政治權威和級別上遠遠低於黨的意識形態主管。
東德的統一社會黨政權的宣傳體製模仿蘇聯模式，分為“宣傳”和“鼓動”(或動員)兩個部分，宣傳著重在馬列和共產主義的理論建設，以曆史的必然發展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共產黨的先進性為內容對人民進行長期的教育，而“鼓動”則是直接動員群眾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政策，投入實際的工作行動。
從事宣傳工作人員包括各種專職的宣傳官員、幹部、工作人員，人數相當龐大，東德的全部人口為一千六百五十萬，而宣傳工作者就有八十多萬，占人口的5%。（相當於中國的6500萬）德國統一社會黨有一個稱作為“黨員年訓”(parteilehrjahr)的訓練課程，是所有的黨員都必須完成的，光是1988年(垮台前一年)，參加這個課程的宣傳工作者就有11萬人之多。據一項來自萊比錫的報告，黨宣傳工作者中，約有一半參加領導“黨員年訓”，大約有20萬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都兼有部分的宣傳任務。
在東德，黨員是“先進分子”，即使他們不是全職的宣傳工作者，由他們來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引導群眾正確思想，緊跟黨的路線，自然是應盡的份內責任。這些有關宣傳工作者的數字還不包括“記者”(他們的新聞媒體單位是由黨直接控製的)、“自由德國青年團”(共青團)、四個行業的“政黨”(如基督教人士、農民，相當於中國的民主黨派)中擔任宣傳任務的人員。其它許多組織也都擔負著宣傳的任務，如德蘇友協、自由德國貿易聯合會、對外友好協會，等等。
“鼓動”工作者人數就更可觀了。一項1976年的估計認為，當時東德的統一社會黨黨員有200萬，其中10-15%都有鼓動群眾的任務。行業政黨和各種政府組織中的許多成員也擔負這項任務。東德有一份專門為鼓動員出版的周刊，叫《什麽與如何》，1979年的發行量是45萬份，也就是當時東德人口的3%。盡管訂閱這份雜誌的並非都是“鼓動員”，但這麽大的發行量也還是反映了鼓動員的隊伍非常龐大。
德國統一社會黨非常重視宣傳工作者培養，成績也相當顯著。1945年二戰後共產黨東德建立，麵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幹部。德國的共產黨在希特勒12年的納粹統治下，幾乎已經被消滅幹淨。1950年，德國統一社會黨決定運用蘇聯的教育製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地區的政府機關中都開辦了黨校。到1989年政權崩潰時，主持“黨員年訓”的宣傳工作者中有一半曾在黨校至少學習過一年，其中8%有研究生學曆。其他的人員也都在黨校短期學習過。到1980年代，黨中央所有領導幹部都擁有黨員大學的正式學位。以學曆證明來看，黨的宣傳領導幹部的知識化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與“宣傳工作者”不同的是，“鼓動工作者”都是一些在單位裏發揮作用的黨員，學曆和效率都不如宣傳工作者。來自萊比錫的一項報告，在當地的一家百貨公司調查發現，“挑選出來當鼓動員的大多是紙上人數，他們沒有接到上級黨領導的指示，因此無法有效地做同事的工作。”鼓動員雖然擔負著做同事們思想工作的任務，但實際上往往是有人無責，有責無能，做做樣子而已。沒有熱忱的宣傳成為後極權和新極權的特征。
黨的宣傳工作者人員龐大，有熱情工作的，有的純粹是端一個黨宣傳的飯碗，也有的是以此謀取個人的實惠(升遷較快、孩子上大學有優先)。黨的領導對此也有所了解，1961年8月，在布萊頓堡召開的一次宣傳會議上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這些會議的準備工作還是相當好的，嚴重的問題是，192名受邀參加會議的宣傳工作者，隻有52人出席了會議。”許多宣傳工作者都說工作太忙，顧不過來，他們從來不買書，不讀書。1961年的一份報告說，許多宣傳工作者連必備的36卷《馬恩全集》和40卷《列寧全集》都沒有買過。就是買了的人也很少有人真正讀過。這些人當中，一大部分都是因個人實惠、好處、功利而吃黨的宣傳飯的。
二、缺乏特色是最大的特色
不管黨多麽努力地在黨校裏為宣傳工作者提供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統治的40多年中，宣傳工作者的素質和效能一直是一個問題。這裏麵有個人素質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製度本身的因素。1957年德國統一社會黨“鼓動部”的一件報告認為，宣傳工作者自己對問題了解不夠：“要取得群眾的信任，黨的幹部應當比一般報紙讀者對政治有更多的了解。但是，黨的書記們一樣隻能從報紙上得知消息，與共和國的公民沒有什麽不同。”報告建議，為黨的基層書記多提供一些“內部消息”，結果不了了之。
基層黨幹部在許多事情上與老百姓一樣蒙在鼓裏，這種情況在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存在的整個40多年中沒有什麽變化。供黨員幹部閱讀的《什麽與如何》和《新路》(Neuer Weg)的發行量很大，根本不可能登載“內參消息”。黨最害怕的就是把壞消息走漏給西德，為了防止“泄密”，許多事情連自己的基層幹部都不能讓他們知道。再說，有的情況(如高層的意見分歧)如果泄露出來，還會在國內造成思想混亂，影響社會穩定，因此也是不能讓基層幹部們知道的。
東德宣傳沉悶單調，翻來複去地重複同樣或類似的話，高層主管想盡辦法，也還是沒有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例如，東德的官方報紙《德國新聞》雖然發行量高達一百萬份，但內容單調，1955年一份黨內報告批評道，“總的來說，這是一種無趣、沉悶、勉強可讀的報紙，至少它的重要文章都是味同嚼臘。……報紙刊載過多的長文、領導長篇講話，就連黨員幹部都不愛讀，不要說一般黨員了。”一年以後，一份給黨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說：“《德國新聞》對本國各經濟部門的發展的報道，還不如資產階級報紙”。1977年，黨中央認為，“民主德國的報道應當有更多的信息，更活潑、更生動有趣”。官方語言是不能用“缺乏信息”、“不活潑”、“不生動”這樣的負麵說法的，說要“更”如何如何，表明情況已經相當糟糕。
許多東德人都從西德媒體獲取新聞信息。德國猶太作家Stephan Heym對東德新聞的結論是，“用字越冠冕堂皇，說辭越空洞無物。”黨的鼓動部的一個幹部不慎對一位記者說：“Stephan說的沒錯，就是這個樣子，”把那個記者嚇了一大跳。官方新聞要麽是報道領導的講話、活動，要麽是幹巴巴的說教，大大小小的報紙都是一個腔調，要改變這種情況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媒體報道要求統一口徑，要求用不同的嘴巴說同樣的話，就連一點點小事，出現了口徑不一的情況，也可能引起當事人一陣緊張和驚慌。1980年，柏林就出了一件“銀餐具事件”。在“鼓動部”檔案中有一份文件是這樣說的：“百貨公司隻有昂貴的銀餐具出售，進貨員說別的貨物全銷到西德去換外匯了。經理不能把這個實情告知售貨員，售貨員對顧客也不知該說什麽。因此，各個商店有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應該至少在每個城市有一個統一解釋！”這樣的小事都能把維護“統一解釋”的鼓動部弄得這麽緊張，更何況是關係到政治性的大事。
三、一個製造焦慮和謊言的體製
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保險做法是“引述”，高層領導引述馬列主義或相互引述，下麵一級一級的領導就引述黨領導的種種報告和黨的文件。有一次，昂立克給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一份備忘錄中，對黨內印發的文件表示不滿。昂立克說，“我發現，這件報告中一處也沒有提到，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書記的領導下努力貫徹第五屆黨代會的決議。” 烏布利希在備忘錄上打了兩個驚歎號，強調這是重點。上自黨內高層領導，下到各級官員，報告、公文、講話、指示中引述黨的文件，以示貫徹黨的精神，有冠冕堂皇的官話才能證明思想正確、立場堅定。政治立場的明確和正確需要用正確的語言、說法、口號來表現，所以反來複去地說，反來複去地領會、解釋，大家牢記熟背、使用起來習慣成為自然，結果人雲亦雲，有口無心。在中國，這樣的語言被嘲笑為假大空，在德國，這種語言被嘲笑為“黨版中國話”。
黨內主管宣傳的官員和媒體工作者一樣，總是害怕報刊語言會發生什麽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用套話、官話是最安全的。評論家Renate Schubert稱此為“一個製造焦慮的製度”。下麵被管的怕上麵怪罪下來，覺得老是被人掐著脖子過日子，上麵管事的唯恐下麵出了紕漏，又有更上麵的要怪罪下來，所以不得不戰戰兢兢。遇到模棱兩可的事情，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由此形成了一種焦慮型的自我審查。這種歇斯底裏的自我審查不但減輕不了焦慮，反而是在添加更多的焦慮。
黨宣傳對新聞報道的管製尤為嚴格。社會學家埃呂（Jacques Ellul）說過，一般民眾對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並沒有太長的記性，而隻是對眼下發生的事件才會有強烈的反應。黨的宣傳要求新聞從“正麵報道”，所以總是盡量不讓壞消息曝光。它認為，壞消息不利於穩定人心，也可能被西方利用，所以，壞消息也成為一種不能泄露的“國家機密”。即使在有壞消息不能不見諸報刊的時候，也一定要從正麵來報道，例如出現了大災害，就應強調救災的成績，強調多難興邦。而且必須永遠把不良事件地區化，當作一個不影響大好全局的地區特殊問題，當作一個已經得到解決，或至少已經在有效解決的問題。
宣傳工作很多流於形式，1963年東德發起了一場聯係群眾，報刊登載“人民來信”的運動。運動熱過一陣就冷了下來，每個報紙都有一長串寫信者的名單，但真正寫信的卻寥寥無幾。這個長名單是為了向上級呈報用的，為了顯示工作的成績。
象“人民來信”這樣可以顯示親民和教育成果的，具有“東德特色”的宣傳活動還有不少，如“開會”、“討論”、“傳達文件”、“交流學習心得體會”、“信息發布會”，等等，這些活動是在每個基層單位和居民委員會進行的。這些活動強調深入領會和思想認識，是思想教育，看起來是相當理性的，與納粹德國時的情緒型群眾集會、領導演說、宣誓效忠的喚發激情和立即行動有所不同。
東德的宣傳和思想控製始終是完全由“黨”來掌控，與納粹將此任務部分交給國家有所不同。正如研究者Randall L. Bytwerk指出的，“東德宣傳的權威(指揮鏈)直接來自黨中央，中央委員會鼓動部每星期二有一次記者會，在會上作出本周的指示。指示是口頭的，不準做筆記，”對具體的事情都有統一的口徑。例如，關於抵製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1984年5月10日指示是，“我們要求你們避免做任何評論。在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除非有事先許可，不得發表任何意見。不要自作主張！”又例如，同年，東德建國35周年，1984年8月13日的指示是：“人民應當把自己當成國家的建設者。充分正麵報道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一期間，任何人不得報道他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如柏林東郊的建房事件。……那些有過抱怨的人對我們集體與個人取得的偉大成就是缺乏認識的。”許多做宣傳工作的都不過是傳聲筒，上層權力既需要鼓勵他們的士氣，提供他們一些信息和說法，但又不能真正什麽都向他們交底，或者真正給他們什麽權力。
四、 “黨宣傳”為何難以成功？
東德的宣傳麵臨一個由它自己製造，因此也就格外難以消除的悖論困境：它想要得到的，並沒有得到，而它得到的，卻又未必是它想要得到，有論者對此寫道，“盡管在宣傳中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政權的(宣傳)政策……卻收效甚微。也就是說，國家並未能成功地把(正統思想)‘灌輸’給國民，或者……以此將他們‘社會化’，宣傳得到的隻是人們的表麵順從。”不能成功地將民眾“社會化”，也就是不能按統治者的意願，將他們改造成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人”。
正因為如此，當這個政權發生動搖時，國民以前的表麵順從一下子煙消雲散。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宣傳後麵必須要有利劍。不能得到人心的宣傳都是以暴力脅迫的利劍為後盾的。東德40年的宣傳以不得人心的結果收場，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宣傳官僚其實自己早就意識到黨宣傳機器出了毛病，但他們看到的總是技術性的原因，例如，某些環節出了問題；對某問題宣傳力度不夠，弦繃得還不夠緊；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和人力，加強“軟實力”等等。宣傳官僚不可能從極權體製本身去找原因，因為這樣做，無疑會成為一種自殺行為。對失敗的真正原因，他們會下意識地拒絕承認。
技術的問題總是可以有對策的，但如果是極權宣傳體製自身的問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恰恰是一些製度原因使得極權宣傳的自我完善能力受到致命的限製。不僅如此，任何的技術性改良隻會加深這些內在缺陷，使得極權宣傳越來越不得不依靠宣傳之外的武力壓製和暴力威脅。極權宣傳體製本身就三種不可克服的內在缺陷，是任何技術性的改良都無法克服的。
極權宣傳的第一個內在缺陷是為自己設置了不切實際的目標。不切實際的目標注定隻能有自欺欺人的結果。極權宣傳自稱代表絕對真理，並企圖統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須證明極權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絕對正確， 證明其領袖的絕對英明，製度的絕對優越，政策的絕對正確，等等，以此要求所有人的絕對服從。絕對的正確必然需要絕對的權力來支撐，而絕對的權力又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
絕對正確的宣傳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獨立的想法，而代之以由宣傳武斷規定的“正確思想”。宣傳還必須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意願，變來變去。實際上是在為它自己製造一個逆水行舟式的困境。試想，宣傳想要改變的思想是“自發”的，而它自己卻是需要“灌輸”的。以不自然對抗自然，這是多麽辛苦、多麽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這就象那個老赫胥黎所說的“園丁”困境：園丁要改造自然，以他的武斷設計來重新規劃自然。園丁可以成功於一時，但隻要他停止經營他的花園，自然就會立即恢複原貌。東德的情況是如此，文革後的中國，情況也是如此。
極權宣傳與別的種類的宣傳都有質的區別。例如，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那裏的宣傳是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不可能以代言唯一真理、實現統一思想為己任。美國競選總統時，參選者及其團隊都會全力使出宣傳招數，如果誰以60%的選票當選，那已經算是“壓倒性優勢”。極權政治宣傳稱自己絕對正確，60%的支持率不但不是絕對優勢，而且是“非常失敗”。宣傳如果說80%的人支持現政權，可信度會比說98%的人支持要來得高，但它決不能這麽說，因為這麽一說，就等於承認有20%的反對者，這是對絕對真理的重大打擊。而且極權統治下的社會，思想“純潔”，處在一種“無菌”狀態下，不要說有20%的反對者，就算隻有5%，隻要讓民眾知道這些人的存在，就會出大麻煩。不滿的情緒是會傳染的，隻要有人公開表示不滿，就可能鼓勵其他人加入反叛、到處傳染異端思想。極權宣傳從一開始就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成功目標”，看起來非常強悍，但這卻一種非常脆弱的強悍，因為它連5%的對立麵都經受不起。
極權宣傳的第二個內在缺陷是自我評估機製的失靈。極權宣傳表麵越成功，就越無法評估自己實質是多麽失敗。極權宣傳是一種典型的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的宣傳。它的有效性可以從人們沒有公開的不正確行為來評估，卻無法從人們沒有不正確思想來評估。極權宣傳深知這一點，由於無法評估它對人們思想的控製效能和程度，它處在一種持續不安、提防、焦慮、戒備的狀態之下，事無巨細，絲毫不敢馬虎，它的審查和管製因此也必須延伸到所有的思想、出版、新聞、言論、文藝、娛樂領域，任何一點疏漏都可能對整體控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也就是埃呂所說的，成功的宣傳必須是無一遺漏的“整體宣傳”（total propaganda）。
但是，管製得越細，未必就等於管製得越有效，防不勝防的狀況還是會隨時出現。宣傳的效能隻是強迫人們把自然的想法從公開轉為隱蔽，人們的公開行為與真實想法之間不再對應，甚至完全相反。思想的是一個樣，公開行為又是一個樣，這就形成了一種“在謊言中的生活”。人們知道在公開的場合下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該怎麽做，不該怎麽做。如此集體行動的人越多，願意或膽敢有不同行動的人就越少，假麵社會的特點就是，每一個生活於其中的都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樣的假麵。不隻是受宣傳的群眾，就連做宣傳工作的幹部也都是戴著假麵。這些宣傳幹部不象那些經過出生入死的信仰考驗的老幹部，他們是從官場裏混出來的，憑的就是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該做的做，不該做的不做的那套本領。他們自己就未必相信自己所宣傳的。加上極權官場報喜不報憂的積習，由這些宣傳幹部所做的評估根本就難以做到真實可靠。
宣傳幹部們從事沒有創意的機械工作，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工作不過是端一個飯碗，既不需要他們真正相信自己所宣傳的，也不需要能夠使他們的受眾真正相信。但是，他們的工作又不能沒有成果，所以隻能宣傳那些無法做效率評估的空洞無物的口號。“科學發展觀”
官場上不能說真話和在社會中不能說真話是共生的現象。下級向上級所作的呈報會一級級過濾掉不好的消息。研究德國曆史的曆史學家Mary Fulbrook對東德的觀察是：“對民眾對政權和統治者的支持，從地方向中央的報告一層層地越來越好聽。……東德的地區黨委書記人向柏林的報告總是陳述一連串的成績，在提到現實問題時謹小慎微，……這形成了一種黨內的虛假風氣，”大家都知道真話常常會有害無益，“沒有人批評，也就沒有真實。當領導對自己的偉大深信不疑的時候，拍馬溜須的人也就自然多了起來。”
極權宣傳的第三個內在缺陷是，黨邏輯的意識形態無法控製人對經驗世界的感受。為什麽連宣傳幹部都難以相信自己所宣傳的東西呢？這是因為他們也是生活在經驗世界中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老百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埃呂說，宣傳必須與事實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體的事實不符，就再難相信。”東德宣傳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必然在曆史上取代資本主義，但經不起東德人與西德的比較。東德宣傳總是說“社會主義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民主，但人們的經驗事實是，公民並不能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東德宣傳總是說東德的社會比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光明道德，但人們在這個社會中看到的卻是普遍的虛偽、謊言、陰謀、暴力和非正義。
用一黨意識形態來解釋一切現實經驗，它的基本條件是將國家與外界徹底隔絕。這在當時的東德已經很難做到，這樣做必須付出太高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在無法用意識形態進行思想控製的情況下，隻能越來越借助於武力壓製的手段，如國家安全秘密警察或“武警”。不得不動用武力鎮壓，這等於政府自己在宣布已經失去了民心，承認老百姓已經成了它必須時時防範的對象。這樣的政府權力實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得不到老百姓民心支持的統治。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在東德存在了40年，在這40年裏，它一直對宣傳加強了再加強，但宣傳還是成了一件越做越棘手，越做越事與願違的事情。東德的宣傳既不是無效的，也不是無用的，它是德國統一社會黨40年政權的主要支撐之一，沒有它，這個政權也許早就垮台了。但是，盡管這個政權在宣傳上投入了極大的人力物力，宣傳的成效卻一直不能令它的主子滿意。
就“有效性”而言，它所取得的效能未必就是它想要取得的，而它想取得的效能，它一直到最後都無法取得。真正成功的宣傳是塑造“新人”，形成“新思想”，讓受宣傳者心服口服地追隨宣傳，誠心誠意地接受宣傳的立場和想法。東德40年的宣傳沒有能取得這種“有效性”。就此而言，它是失敗的。但是，它卻在另一種意義上相當有效，那就是，它確實消除了異端的聲音，維持了一種至少是表麵上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由於宣傳的力量， 人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得不充分“自覺”、積極配合，在公開場合有正確的表現和正確的行為。“黨宣傳”實現了埃呂所說的那種以“正確行為”代替“正確思想”的有效控製。這種表層效用並不是宣傳以前所能滿足的，也許至今仍然不是它所最理想的，但是，即便是退而求其次，對維持極權統治，這樣的宣傳也是絕對必不可少的。（原載《隨筆》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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