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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不再有圍牆的日子zt

(2009-11-06 13:25:51) 下一個
柏林:不再有圍牆的日子

2009-11-5 作者:張哲 楊柳 何旭

  編者按:20年前柏林牆被推倒,成為東西德統一進程最具標誌意義的裏程碑。而如果說彼時它看起來更像西德對東德的勝利,那麽,在一代人的時間過去後,兩德統一已經充分展現出了它的複雜性。

  兩個製度完全相反、發展差距巨大、隔絕日久,卻又同根同族的國家,如何艱難融合為一?德國的經驗與教訓,或許有一天,也將為中國所借鑒。

  南方周末“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專題:統一

不必為柏林牆倒塌惋惜——專訪梅兆榮[倒下的是牆,站起來的是人 統一了,然後呢? 柏林:不再有圍牆的日子

  柏林:不再有圍牆的日子

  湧入西柏林的東柏林人,大包買回“便宜貨”,被報以充滿“等級觀念”的眼光。克拉克做了二十多年的東柏林市長,卻在柏林牆倒塌後一年,被統一的德國政府開除。整整28年被硬生生一分為二的柏林城,在圍牆倒塌的一刹那,見證了隻想在有生之年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眼淚。而在經曆了20年的合二為一後,即便依然困難重重,柏林的東西兩端已經“像植物一般”生長在一起。

  “開門!開門!”

  1989年夏秋之交,東德(民主德國)的空氣裏飄蕩著一種躁動不安的氣息。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盡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於在冒死翻越柏林牆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潛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隻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東柏林人AnneHingst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清楚記得,1989年11月9日晚上,父親打來電話說,“快看電視,重要新聞,柏林牆可以自由通行了!”她當時就大笑起來,覺得父親“簡直是在說胡話”。

  柏林牆修築於1961年8月13日淩晨——最初僅僅是鐵絲網,但經過不斷加固,它成為長達165公裏,高4米左右的堅固混凝土建築。配之以了望塔、地堡、警犬樁、電網、防汽車壕和自動射擊裝置,它成為了分隔兩個世界的獨特地標。

  在柏林牆修建以前,由於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柏林牆像現實中的鐵幕。在東德,它的正式名稱是“反法西斯防衛牆”。當時誰也不覺得28年曆史的柏林牆真的會倒。畢竟此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牆“將存在50年、100年”。

  11月9日晚,當時東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將一份本計劃次日公布的“旅行條例草案”,無心地在一場國際記者會當即宣布,並稱“立即執行”。草案允許東德公民前往西柏林和西德其他地區自由旅行。

  所以,當Hingst和男友後知後覺地走上街頭時發現,整個柏林的情緒已經被熊熊燃燒。

  很多柏林牆的守衛軍人沒有看電視也沒有聽廣播,麵對突然而來的人群,他們隻能不停地向上級請示。在人們有節奏的一陣陣“開門!開門!”聲中,檢查站的大門轟然打開。

  在勃蘭登堡,一位東德軍官起先堅守警戒線,而後卻在一位隻想在有生之年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憤怒和痛苦的眼淚下屈服了,並親自護送這位老人到了那邊。


(東德人逃向西德的地道,從柏林牆的地下穿過。圖/南方周末資料圖)

  “不可能”的事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湧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德國人——不論東德還是西德,這時都沉浸在民族和解的巨大喜悅中。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牆腳為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麵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並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於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當時隻有19歲的費杭(SebastianVotter)也是一名東德人民軍士兵。“當時最重要的感覺是‘不可能’。”費杭對本報記者說,“當時我們有這樣的笑話: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但是東德還是老樣子!”

  但“不可能”的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從11月11日起,柏林牆沿線就傳出風鎬的轟鳴聲。重型切割機撕裂水泥牆,金屬碰撞。東西德都出動了數百名邊防軍士兵,以及起重機、挖土機和載重卡車等設備。

  從第一條裂縫出現的那一刻起,柏林牆曾經的威懾力就被摧毀了。柏林的市民們抄起氣錘、洋鎬和鑿子,用力地敲打著柏林牆,直到它千瘡百孔,直到它轟然倒塌。商人們開始將柏林牆的碎片加工成紀念品賣給觀光客,直到今天。

  “我們是一個民族”

  11月12日,當時的西柏林市長沃爾特·孟魄和東柏林市長艾哈德·克拉克在波茨坦廣場附近的檢查站握手言歡。演講、音樂和香檳圍繞在這座逐漸坍塌的城牆周圍。那時,已經做東柏林市長二十多年的克拉克不會想到,一年之內,他就將如同大多數東德政府的高級官員一樣,被新的德國政府剔除出行政序列,直到2000年鬱鬱而終。


(踩在爸爸肩頭,越過柏林牆,看看東德什麽樣子。圖/CFP)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了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2月22日,西德總理科爾和東德總理莫德羅冒著傾盆大雨一起打開了勃蘭登堡門,作為在柏林的最後過境點。著名的勃蘭登堡門修建於普魯士王國時期,自1961年起成為了柏林和德國分裂的標誌。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決定國家未來。對於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黨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為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並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遊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為“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東德佬”、“西德佬”

  德國歌德學院秘書長Hans-GeorgKnopp博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德國和平統一“幾乎是二戰後首次出現的有積極意義的、關於德意誌民族的公共記憶”。

  但新的問題很快浮出水麵。“東德佬(Ossi)”和“西德佬(Wessi)”成為了1990年的流行詞匯。

  1990年,每天有數千名東德人不知疲倦地向西部跋涉。但Hingst很快發現,當越來越多的東德人在西柏林的市場上“掃蕩”便宜貨並把它們裝進大包背回東部時,西德人的眼光開始變了。

  “熱情慢慢沒了……雖然沒有什麽直接的言語抱怨。”Hingst說,“一種等級觀念慢慢建立,隔膜逐漸形成。”

  那時,柏林牆尚未完全拆除,自由出入卻早已成為常態。盡管如此,東柏林人和西柏林人還是區別明顯。連玉如教授說:“從衣著,甚至表情,我都能看出他是哪裏來的……東部人可能還是有點不自信吧。”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隻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於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征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於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製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征收截止期限為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為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產生了“排異反應”。當時隻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洶湧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為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隻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係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係統中,原東德三千餘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為東德人很少願意了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產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新柏林:脫胎換骨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接收采訪的柏林人卻都承認,這個城市的東西兩端已經“像植物一般”生長在一起。

  二戰後,蘇美英法對德國和柏林實施了分區占領。在柏林,蘇占區即東柏林,成為了東德的首都,而西德的首都設在了波恩。1991年6月,德國議會投票決定,在2000年之前將首都從波恩遷回柏林。

  為了承擔首都的功能,他們修複了舊的帝國議會大廈,並新建了聯邦總理府、總統府、內務部和交通建設部等一係列建築。在東柏林,原有的柏林牆用於隔離的“無人區”地帶也開始大興土木。波茨坦廣場已成為寸土寸金的商業區,卻也被批評“帶有太明顯的資本主義商業俗氣”。

  20年前,西柏林是資本主義嵌入東德的一塊異物,也是東德人通往西方世界的便捷之地。柏林牆建成之後,東德人一次又一次地嚐試跳樓、挖地道、遊泳、熱氣球,甚至用載重卡車衝撞,翻越柏林牆。據統計,截至1989年,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於守軍槍擊或其他事故,260人受傷。

  不過,柏林牆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誌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誌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眾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產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跡並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曆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遊行閱兵的盛況。

  人們再也無法簡單地用“窮”和“富”來區分這座城市。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並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柏林,已經從20年前那個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橋頭堡中脫胎換骨。

  社會主義的記憶

  很多西德人對東德的早年記憶都與氣味聯係在一起。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於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發型很過時。但柯瑾藝並沒有笑,因為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牆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於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醃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並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隻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為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牆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牆。“那是一個霧蒙蒙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牆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誌力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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