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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光明磊落：瞿秋白“三個不得不”屬實嗎？

2008年7月1日，《作家文摘》報在頭版摘登了南京《鍾山》雜誌刊登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與不得不死》（簡稱《三個不得不》），該文主要內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後被蔣介石殺害，歸罪於為革命鞠躬盡瘁、以身殉職的博古。

瞿秋白就義後，人們用多種方式來紀念他，研究他的文章，歌頌他的品質，抗議蔣介石的殘暴。在瞿秋白犧牲後，魯迅抱病把他的遺作編成《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魯迅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已殺掉了，作品是不能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魯迅就是以這種方式來紀念瞿秋白並抗議國民黨政府殺害瞿秋白的。該文作者卻把矛頭從蔣介石移開，轉向革命烈士博古。

一

所謂“不得不走”，《三個不得不》的作者王彬彬認為是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調他的目的是對他“進行監管”，並不讓他在上海養病。事實果真如此嗎？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蘇區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成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兼蘇維埃大學校長，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藝術局，還領導《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工作。早在1931年1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瞿秋白就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下設人民委員會，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隻是當時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職。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離滬赴中央蘇區的決定，可以說委以重任，中央蘇區的教育、宣傳、文藝全部由他一人統領。

瞿秋白這時在上海，物質條件比瑞金好，但處境是很危險的，他是蔣介石密令抓捕的重點人物。據楊之華回憶:在白色恐怖嚴重時，他們不得不經常更換住址，黨組織經常送來警報，一接到警報，他們馬上就得走，他們曾四次到魯迅家避難。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中央蘇區之前，要和茅盾、魯迅告別。楊之華知道敵人正在大搜捕，但還是同意他去，並再三叮囑他路上千萬小心。楊之華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從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有四屆江蘇省委書記先後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於叛徒出賣，以李竹聲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蘇黨組織工作人員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區委又遭到連續破壞，隻剩下三個區委；1935年夏秋，黨組織再次受到大破壞。此後的兩年內，上海的重要黨組織機構都未能完全恢複起來。

當瞿秋白接到臨時中央要他去中央蘇區來電後，馬上說:“想去很久了！”據楊之華回憶說:秋白這時是興奮的。瞿秋白到瑞金任職後，在教育、文藝、辦報方麵，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出色的成績。這分明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央對瞿秋白的關懷並委以重任。而該文作者卻認為把瞿秋白調到蘇區是加害於他，顯然是是非不分。

再說，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師，是他的領路人。1923年7月，瞿秋白與鄧中夏等一起受黨組織委派加入上海大學，培養革命骨幹，瞿秋白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上海大學成了革命青年的搖籃，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骨幹人才。博古在蘇州工專畢業後，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學社會學係錄取，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親自給博古他們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他們講課深入淺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學生。博古和同學不僅受到革命的啟蒙教育，而且對馬列主義理論有了濃厚的興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響下，11月博古就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國共合作，上海大學黨組織決定派博古去上海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黨部選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驅可謂是博古的老師和革命領路人，博古對他
們十分尊敬。同時，博古對瞿秋白的馬列主義水平及教學經驗、辦學能力十分了解，這正是博古請瞿秋白赴蘇區主管教育、辦報、文藝的主要原因，哪裏是要加害他呢？
二

《三個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認為瞿秋白被害原因之二是博古未讓他隨大軍長征，把他留在中央蘇區。所謂“扔下瞿秋白就有借刀殺人之意……”博古在延安整風筆記中《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之十，就中央蘇區留人問題作了說明:“中央蘇區撤退時，由於對遊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認識不足，以至於各級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幹部:中央局書記項英、組織陳潭秋、宣傳瞿秋白、軍事陳毅、政府何叔衡。”“這些幹部以後遭受犧牲，這是我要負責的。”“我要聲明的即這批人留下並無存心使他們遭受犧牲。”博古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主力紅軍長征時，中央蘇區還留下一套人馬，組成中共中央分局，瞿秋白是其中負責人之一，是中央局負責宣傳部門的領導；二是承擔責任，這些留下的同誌如果有犧牲，自己是有責任的；三是作了聲明，把一批幹部留下並非存心使他們遭受犧牲。

從當時實際情況看，走和留都麵臨很大困難和風險，都擔負艱巨的任務。從大軍長征看，要領導8萬人馬從敵人鐵桶般的圍困中突出去，衝破敵人一道道封鎖線，要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要長途跋涉、風餐露宿、日曬雨淋，要在漫漫長途中尋找一塊新的根據地，可謂前途茫茫，凶吉難卜。從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來看，中央給他們的任務也很艱巨，紅軍是在絕密情況下轉移的，為保證8萬大軍安全撤出敵人的包圍圈，中央規定:他們首先要牽製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大軍走後要保衛蘇區老百姓，並在蘇區周圍開展遊擊戰；等大軍打回來要配合野戰軍反擊，恢複被敵人占領的地方，重建蘇區。

顯然，要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沒有一批富有黨性和鬥爭經驗並與當地群眾有密切聯係的骨幹人員是辦不到的。因此，中央留下了一大批優秀幹部，用毛澤東的話說:“紅軍留下了一批最有才能的指揮員:陳毅、粟裕、譚震林、項英、方誌敏、劉曉、鄧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張鼎丞。”而且，“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都是自願留下準備犧牲自己的”。當時留和走都是革命需要，留下的各路人馬達1．8萬人。留下的幹部除工作需要外，還有走不動的老、弱和需要臥床休養的病人。瞿秋白和陳毅留下，除革命工作需要外，還有重病在身的原因。陳毅當時負了重傷，坐骨斷了，身上還有許多碎骨，正住院治療，不能隨大軍長征；瞿秋白則是身患肺病，發燒咯血；何叔衡年老體弱。他們都經不起長途跋涉，所以都留下來一邊工作，一邊治病。他們原準備在適當時機“潛入上海去治病的”。

瞿秋白留下後擔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繼續擔任《紅色中華》報編委會主任。《紅色中華》是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平時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映群眾要求、報道戰鬥中的英勇事跡、鼓舞紅軍士氣等方麵起著重要作用，在瞿秋白領導下，報紙質量有很大提高。當時，紅軍秘密轉移，報紙掩護尤為重要。瞿秋白一旦撤離，他的領導能力、文章水平，別人很難替代。瞿秋白留下後，《紅色中華》報在他精心領導下，為保守紅軍撤離蘇區的秘密，報的內容仍以報道戰爭通訊為主，刊載軍事電台收到的各蘇區的捷報，但不報道紅軍行動情況。他帶病堅持每周出二至三期，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決定轉移時止。《紅色中華》在穩定蘇區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滯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後來瞿秋白、何叔衡不幸犧牲，延安整風時，有人責怪博古不該把他們留下，還有個別人認為博古有意留下他們讓敵人殺害。《三個不得不》一文作者的觀點就是從那裏搬來的。1937年春，朱德對來訪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說:“我們留下許多最能幹的軍事、政治和群眾的領導人。司法委員何叔衡、前任黨書記當時任教育委員的瞿秋白都留下來未走。”這也表明留和走都是革命事業的需要。然而，好端端的一件事，怎麽擱到博古身上，就成了他搞宗派主義的錯誤了呢？

曆史證明:“紅軍長征時留下來不少領導幹部，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長達三年的遊擊戰爭，牽製了大量國民黨軍，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任務，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戰的幹部，保存了一支經過嚴峻考驗的骨幹隊伍，為中國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瞿秋白留下後作出了很大貢獻，後不幸在鬥爭中被捕犧牲，這是國民黨政府的罪惡，怎麽能栽到博古頭上呢？

《三個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認為瞿秋白犧牲是由於博古有意未讓他跟隨大軍長征。博古是這樣的人嗎？博古犯過錯誤，他忠實地教條地執行王明路線，即共產國際路線（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並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一個不了解中國實際的外國人，來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但博古“誠懇地接受了黨對他的批評和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為人磊落真誠、知過能改”。不能因為博古曆史上犯過錯誤，就什麽都往他頭上栽。
博古是一個有崇高理想、堅定信念的革命者，有高度黨性和原則性的人。略舉幾個例子便可證明: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當時博古才18歲，是蘇州學聯主席，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率先在學校組織全校學生召開聲討大會，並帶領20多所學校3000多名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當時他身患肺病，登台講演時，口吐鮮血，周圍同學很受感動，勸他休息，他說:“國之將亡，焉顧我身，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他以身許國，表現了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感情。

1931年4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供出許多高層領導的住址，許多共產黨人被捕，黨的組織被破壞。國民黨還發出密令:抓住周恩來、瞿秋白賞銀元兩萬塊；抓住王明、張聞天、博古賞一萬塊銀元。周恩來、王明在上海已無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來與王明一起來到博古家，告訴博古:周要去中央蘇區擔任書記，王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當時很吃驚，提出這樣不符合組織手續。周、王回答，已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再告共產國際批準即可（博古在延安整風時講述的大意）。博古就是在這樣危險情況下服從黨的安排，挑起了這副沉重的擔子，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這表明，他不考慮個人安危，把黨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博古顧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服從黨的決議，交出大權，此後一直擁護中共中央的領導，並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作鬥爭。當紅軍強渡大渡河取得勝利後，他在他主編的《前進》報上發表文章《前進！與四方麵軍匯合去！》，熱情讚揚、高度評價這一勝利。文章說:“而紅軍在數倍優勢敵人的圍追堵截下，我們飛越了石達開所不能渡過的大渡河。這是中國軍事史上開創紀錄的史跡。”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博古的氣度和胸懷，他剛從最高領導崗位上下來，沒有計較個人榮辱得失，沒有消沉，也沒有對立情緒，而是站在黨性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以黨的利益為重，盛讚大渡河的勝利，表現了博古無私的品德、高度的原則性。

在重大事件麵前，博古總是不計個人得失，始終站在黨性立場上來處理問題的。1943年5月，正是延安整風緊張進行時，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當時，蔣介石借整風和黨內曆史問題，大肆挑撥、蠱惑，甚至胡說中共也要解散等。博古當時處境並不好，黨內上層整風，他是重點，但就在此時，他寫了《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鬥！》一文，登在《解放日報》上，文中曆數2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經曆和取得的成就，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長城、國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駁了所謂“共產國際解散後，共產黨內部必將分裂”的胡言，旗幟鮮明地說:“22年來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像今天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這般堅固親密，國際解散後，中國共產黨提高了責任感，更提高了這種團結，這是鋼鐵一樣的團結……決非任何造謠能傷害其毫發的。”博古就是這樣正直無私，有高度的原則性和黨性。不必再多舉例，這些已足以說明博古不是一個在革命隊伍中搞宗派或有意暗害人的人。

革命總是有犧牲的，留下來的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不幸被敵人殺害，令人痛心，但8萬紅軍到陝北後隻剩幾千人，不也更令人歎惜嗎？

三

《三個不得不》文章開頭就下了論斷:王明、博古扳倒瞿秋白奪取最高領導權，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幫凶。這是主觀臆斷，缺乏起碼的曆史常識。特別是《博古傳》、《秦邦憲傳》先後再版已有近20年，傳中這些情況已交代十分清楚，還下這樣的論斷，是不負責任的。有關博古與米夫、王明的關係，博古早在延安整風時《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之三、六有說明:“米夫是孫大（即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我是學生，隻有師生關係。聽說米夫當時請一些人吃飯，但未被邀請過一次”，“回國後從未再見米夫一次”。與王明的關係，博古說:“與王明，在莫斯科和他是不熟悉的。”他們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是同學關係。王明比博古大，不在一個年級，比博古早回國一年，博古1930年在一次遊行活動中碰巧遇見了王明，才開始有了聯係。有什麽證據證明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幫凶呢？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會上進一步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批評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對李立三錯誤的批判作調和妥協，增補了新的領導，撤銷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政治局常委職務。此時博古隻是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他以共青團中央代表列席會議，怎麽能把共產國際的決定，強加到博古頭上呢？博古後來被推上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位置，那是在8個月以後，是臨危受命。怎麽能說博古是扳倒瞿秋白上去的呢？

《三個不得不》一文作者認為博古一直在打擊瞿秋白，這是主觀猜測。實際上，在上海博古領導的黨組織一直在暗中對瞿秋白進行保護。當時，瞿秋白處境險惡，是蔣介石密令抓捕的重點，特務四處搜尋他。每當風聲吃緊時，博古就派人親自接送。1932年瞿秋白在魯迅家中避難時，是當時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雲親自接出來轉移到別處去的。1933年2月，情況緊急，又是上海臨時中央組織部長黃文容親自送到魯迅家避難的。臨時中央令瞿秋白去中央蘇區是革命工作需要，也是因上海環境凶險，考慮他的安全；長征時，把他留下也是革命工作需要，並考慮他身體不好，經不起長途跋涉，等待適當時機再去上海治病。這怎麽能說是博古要有意加害瞿秋白呢？前麵說過瞿秋白是博古上海大學的老師、革命引路人，他們之間隻有師生情誼，沒有個人積怨，於公於私都找不出博古有意加害瞿秋白的理由。

四

瞿秋白是如何犧牲的？1935年1月，紅軍轉移已兩個多月，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的任務已完成，中央蘇區形勢卻越來越險惡。黨組織決定瞿秋白、何叔衡等突圍到上海就醫，同時決定鄧子恢到福建堅持遊擊戰爭。這兩部分人2月初從瑞金附近移至閩西，準備經廣東到香港，再赴上海。2月24日，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小逕村牛莊附近休息吃飯時，被“義勇隊”發現，突圍時瞿秋白被俘。2月26日，被押送上杭，囚在監獄。3月9日，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編造經曆，以求脫身。雖經敵人嚴刑逼供，並未暴露身份。4月，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的妻子被捕後供出了瞿秋白。4月25日左右，瞿秋白被解離上杭，5月9日被解到長汀，囚禁在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師部，在叛徒鄭大鵬指認下，隻好承認了自己的身份。瞿秋白在敵人威逼利誘下忠貞不屈。他曾說:“人愛自己的曆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曆史！”蔣介石見勸降不成，就下令就地槍決。6月18日，瞿秋白唱著《國際歌》英勇就義。臨刑前，他對監刑官說:“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榮。”表現了革命者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

從上述史實和分析中可以看出:瞿秋白被害，是由於叛徒的出賣，是蔣介石下的毒手，而並非“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不得不死”。《三個不得不》一文作者對瞿秋白離滬赴贛及未隨大軍長征的史實未作了解，對博古與瞿秋白的關係、博古的品德為人一無所知，抓住60多年前延安上層整風中，一些人毫無根據提出的、博古早已向中央澄清的問題，大做文章，集罵博古之大成，並把瞿秋白被捕犧牲的原因的矛頭不是指向殺害瞿秋白的國民黨蔣介石，而是指向為人光明磊落、對革命鞠躬盡瘁、最後以身殉職的革命先烈博古，這是十分荒謬的，是無中生有，是對博古的肆意傷害與扭曲